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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篱牛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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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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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记忆

                                                        一

定西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地区,以干旱和贫穷而闻名。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山梁起伏,黄褐色的山上除了一些求生欲极强的低矮灌木以外,似乎再也看不到绿色的生命。左宗棠说“陇中苦瘠甲天下”,联合国官员考察后断言“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被奶奶带到定西的时候应该是1980年或是1981年,那会我只有三四岁。当时的定西还是行署地区,并没有后来的市和区的划分。行署地区包括定西县和周围的几个县。

那会定西县城很小,就数得清的那几条街。永定河里清澈潺潺的流水静静的穿城而过。城里好多民房都是平房,县医院大楼、百货大楼、政府大楼和星星点点的居民楼点缀着这个西北的小城。

地处黄土高原的定西天特别蓝,也特别高;太阳特别有光,还有一圈光晕围绕在旁边。映衬得云彩也好像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云朵特别白、特别大。夏天下雨打雷的时候惊天动地,轰隆隆的,在空旷的天空和原野之间传得很远很远。

这里的房子结构和别处也不太一样,别处的房子屋顶是“▲”型,而定西的房子屋顶是“⊿”型。据说是因为下雨少,“⊿”型的房顶能让雨水往一面流,好把雨水收集储存起来使用。

定西的吃食很有西北特色。牛肉面是最常见的,满大街都是牛肉面馆子。面的名字不叫“牛肉拉面”,就叫“牛肉面”。如同现在大家所熟悉的,牛肉面有“韭叶子”、“毛细”、“二细”等好多种可供选择。来上满满一碗清汤白萝卜、加上辣子和香菜的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痛痛快快出上一身汗,舒展地很。

还有一种小吃叫“酿皮子”(读rang,四声),类似于米皮或面皮。定西的“酿皮子”比其他地方的米皮或面皮厚且软,酸辣爽口,夏天来上一碗,是消夏解暑饱肚子的必备良品。

家里常吃的有“浆水面”。浆水是用白菜发酵的酸酸的汁水,跟北京的豆汁酸味有点像。面通常是荞麦擀的面条,还可以是荞面糊糊,浇上浆水,加上辣子和韭菜做的咸菜,真是美味得很。

定西的土豆——都叫洋芋,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因为干旱,淀粉含量很高,因此洋芋可以煮着吃或烤着吃。尤其是烤熟了拿在手里,一分两半,热气腾腾,很面的感觉,跟吃炒栗子一样。

后来有一次我回定西,小姑带大家在饭店吃饭。点菜的时候服务员建议辣炒土豆丝可以再来一个。小姑不屑地说:“把个洋芋天天吃着哩,还吃瑟土豆丝哩。”

定西的老汉喜欢喝罐罐茶。就是把花茶或别的茶叶加水用罐罐放在炉子上煮啊煮,最后变成了黑乎乎的浓稠的汤汁。我尝过一口,苦涩没法下咽。可老汉们却离不了,每天早上不喝上几杯,一整天都头疼难受。有一次在县医院门口,一个老汉从乡下来看病,看另外一个老汉在喝罐罐茶,走不动了,给人下了话,最后挤在人家边上喝了几口,脸上的神情才满意起来。

定西有很多回族人,年龄大的不管男女,都喜欢戴着医生一样的白帽子,有些老汉还喜欢戴着太阳镜。

回汉两个民族的人在一起生活得非常融洽,没有一点违和感。“老回回”这个称呼是有点戏谑的,如果关系熟悉,当面叫他“老回回”,对方觉得就是在叫他,没有任何不自在。如果关系不熟,这样叫人家,对方怕是要恼的。

在定西方言里,“美美地吃”叫“咥”;“我们”叫“曹”;“逛”叫“浪”;“拿”叫“捍”;“漂亮”叫“心疼”;“答应”叫“喘”;“求情”叫“下话”,等等等等,发音语调都和普通话有天壤之别。

童年的记忆真是深刻,定西话我现在都能张嘴就来。后来我回到定西,买菜吃饭逛街跟他们交流,没有一个人能听出来我是外地来的。

                                                         二

我和奶奶还有小姑到定西的时候,爷爷已经只身一人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二十多年。爷爷工作的地方是城关镇公社,刚开始,我们一家四口人就住在爷爷单位里的一间屋子里。

我从老家离开的时候,穿的是村里自己织的土布做的衣服,土布的蓝色是大姑找隔壁村给染的。奶奶说染得非常不好,深一块浅一块的。二叔看见了觉得太寒碜,就给我买了一身当时很时髦的童装。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穿这一身衣服,晚上奶奶给洗了,在炉子旁边烤着或是在外面凉着,白天再穿上。

二叔还给我买了一辆红色的玩具小汽车,无比精美。汽车是带发条的,往后一拉,松手后汽车可以跑很远。汽车的门是可以打开的,我还能摸到车里面软软的方向盘。我对它爱不释手,这辆红色的小汽车陪伴了我好多年。

我出生的时候爷爷才四十五岁,当爷爷带着我在马路上碰到熟人,对方时常会问:“这是后人哇孙子?”爷爷很得意地说:“孙子么。”

爷爷那会老下乡。爷爷告诉我,因为干旱缺水,农村人生活很苦,有些人家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冬天烧炕用晒干的牛粪,味道很大;没有棉被,盖的是毡子。政府时常用汽车和拖拉机拉水送到各个村里,保障基本的人和牲口喝水需求。

村里人都是淳朴善良勤劳的人。有一次爷爷下乡带着我,在一个农民家里,家里的男人蹲在地上吃旱烟,女人坐在炕沿上拾掇东西。男的说,种洋芋卖不上钱,他打算借点钱买几只羊。“婆娘娃娃要吃饭哩么”,他吐着烟说。

爷爷一个人挣工资养活全家人,生活过得比较拮据。每次赶集的时候,我都拽着奶奶的衣角说要吃这个,吃那个。奶奶都一无例外地告诉我:“淖(nao)哩!”(四声,有毒的意思)。我仰着头疑问,怎么都淖啊?

奶奶起初在县肉联厂上了一阵子班。肉联厂是在汽车站附近的一个火车桥旁边。从那附近经过,浓郁的煮肉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闻一下味道就令人垂涎。一天我和小姑去找奶奶,奶奶偷偷拿了两根棒骨肉给我俩吃。哇,那种扑鼻而来醇厚缠绵的香味,深深地刻在脑子深处,历经多少年都再也没有那么令人醉心的肉味了。

小姑大我九岁,从年龄上来说,这不是两代人的差距,更像是姐姐和弟弟。公社院子里有个果园,小姑带我在园子里玩。果子还没熟的时候吃起来太涩了,我们就把果子在地上轻轻摔摔,摔过的地方吃起来就不怎么涩了。

曾经有一张我和小姑在果园里的照片:小姑扎个马尾辫,穿着碎花衬衫搂着我;我圆圆的小脸戴个太阳帽,嘟嘟着小嘴看着眼前的相机。在快门按下的那一刻,幸福被定格,瞬间变成了永恒。

小姑有一天带我去她同学家玩。她同学家的院子还是不错的,有花有草有树,不爽的是那条大黑狗一直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终于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这个黑色的家伙冲向了我,我吓得吱哇乱叫。黑狗立刻被呵斥灰溜溜夹着尾巴跑开,我哭了几声就不哭了,因为没有理想的观众。

奶奶焦急地在公社大门口等我们吃饭。我看见奶奶,像小狗一样扑过去,抱着奶奶嚎啕哭诉我的遭遇。小姑被奶奶结结实实教育了一通,我的委屈好像才减轻了一点。

1911年政府就宣布妇女裹小脚是非法的,可是1932年出生的奶奶还是在风俗的裹挟下缠了一段时间的脚才停止。她的脚有些变形,脚趾头和脚后跟畸形地往一起缩,终生没有恢复。

有一天我把一个玻璃瓶子打碎了仍在门口,奶奶晚上洗完脚去倒水,不小心踩到碎玻璃上,脚被扎破了,鲜血直流。我看见了有点害怕,也很内疚。这个片段深深刻在我记忆里,怎么都无法抹去。

时光在日出月落中流逝。有一天,爷爷给我拿回一个书包,告诉我明天带去上幼儿园。

                                                             三

我上的幼儿园叫定西地区幼儿园,园长是一位常戴着鸭舌帽的和蔼的中年男人。幼儿园里有一座两层的教学楼,教学楼前面是一个操场,有滑梯和别的一些设施,操场左边是男生和女生的厕所。

我没有像现在有些小朋友那样哭着不去幼儿园的情况,相反,我很喜欢去,因为我喜欢和很多小朋友一起玩的感觉;我还喜欢奶奶送我时偶尔给我买的八分钱的面包,那面包香甜的味道现在都令我回味无穷;我还喜欢爷爷一大早骑自行车,把我放在在前梁上送我的感觉;还有可能是我生活的环境总在变化,外界的变化促使我快速地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班的阿姨有四个:仁阿姨、张阿姨、大王阿姨和小王阿姨。仁阿姨是个快50岁的胖胖的妇人,很和蔼。有一次来我家家访,我和小姑躲在里屋没出来,还大声地互相傻笑。后来在上课的时候仁老师没有点名地批评说:“老师去家访,有的小朋友都不出来给老师问好。”其实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只是小孩做事的方法大人难以理解罢了。

张阿姨40岁左右吧,瘦瘦的。冬天的时候天冷,她的鼻子里竟然有时能吹出泡泡来。大王阿姨30岁左右,凶巴巴的,小王阿姨20多岁,很漂亮,脾气也好,我们都喜欢她。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被要求把手绢叠成长条用别针别在胸前,用它来擦鼻涕或是口水,免得一着急就用袖子去抹,把袖口弄得亮晶晶硬邦邦。

幼儿园的活动不外乎是读书认字,做游戏,比如阿姨带着大家读故事、丢手绢、玩滑梯什么的。课间休息的时候阿姨让我们喝白开水,吃自己从家里带的食物。我用的是一个白色的小小的搪瓷缸子。我有一天吃馒头觉得无味,就在水里蘸了一下,没想到更加难吃了。我就非常忐忑地偷偷把馒头藏到小书包里,乘中午放学的时候在没人的地方才把馒头扔掉。

有一次上课做游戏,应该是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游戏。老师讲表现好的小朋友演小白兔,表现不好的演大灰狼。小白兔我老选不上,但我又不愿意干坐着,于是我故意表现不好,老师果然让我演了大灰狼。

一天中午放学,有个同班同学跑过来,说有个小班的胖子打他(我们是中班),让我保护他。我在打架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和技术可言。但他这么可怜、这么相信我,我毫不犹豫地把他藏在了我身后。结果那个小胖子上来就给我鼻子上一拳,我流鼻血了,哭着去找阿姨。

一次我中午刚从别人那里刚学了一个用纸折猪八戒的手艺,还没捂热,就给一个同学说我会叠什么什么。在同学的再三请求下我弄了半天,却没有弄成,粗心大意的我把关键的步骤给忘了。

幼儿园学了很多儿歌,但大部分都忘了。只有我们的毕业歌不知何故还如此清晰地保留在脑海里,甚至现在我都能一字不差地唱下来:

“时间时间像飞鸟,滴答滴答向前跑,今天我们毕业了,明天就要上学校,忘不了忘不了,园长老师的辛勤教导,当我们戴上红领巾,再向你们来问好”。

一天上课的时候我看见小姑在窗户外面向我招手,我腼腆地给老师请假后出去。小姑说奶奶叫我回去,我又腼腆地给阿姨请假跟小姑回了家(幼儿园教育还是很正规的,知道凡是都要请假)。

回家后才知道,奶奶见跟我同岁的孩子都上小学了,怕耽误我,就指派爷爷托人,让我插班上小学。在同一天下午,我换了个书包,被爷爷带到东方红小学的一间教室门口,和一个瘦瘦的女老师交谈了几句,爷爷就骑车走了。那位女老师把我带进教室,让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四

其实在我上幼儿园的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搬到汽车站附近,时间很短。第二次是搬到东大街37号,这是一个大杂院。当时没有商品房,房子都是政府建好然后廉价租给大家。在这个院子里我有了童年连续的记忆,留下了我所有童年的欢喜和苦恼,度过了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一生都将铭记这段时光。

大杂院里起先住着四户人家。东向的两家依次是王家和我家、南向一家是杨家、西向一家是刘家、北向那两间房子还是杨家。西南角有一个侧门,里面是公共厕所。

院子的大门是朝南开的,是个木头门。进了大门,是一个昏暗的通道,左边就是王家,他们家没有和我这么大的孩子,所以他们家我就没怎么去过。她们家的女儿和我小姑年龄相仿,戴个厚厚的眼睛,梳着马尾辫,白净且文静。

杨家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叫杨白燕,年龄我小姑相仿,大儿子叫杨新平,小儿子叫杨喜平(大概和平反有关系吧),后来改名叫杨鹏。喜平和我同岁,是我主要的伙伴。他们家租了南向的房子还租了大门通道旁的房子,还在那里开了个卖瓷器的小店。这叫我奶奶很不平衡,说我爷爷没本事,说我们的房子是东向,夏天下午太阳直晒,要热死人。而杨家能租来两套房子。

杨白燕很勤快,每到星期天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洗很多衣服。奶奶总是很羡慕,给小姑说,你看人白燕多好,一早上就洗那么多衣服。小姑淡淡地说,白燕好你怎么不去白燕家?奶奶听了大怒,恨不得上去揪小姑的脸。

新平比我大好几岁,我们一块玩得就少,我和喜平玩的多。小孩总是爱翻脸,动不动就掰了,还互相到对方家长那里去告状。结果没过几天又跑到一起玩了。

刘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我小姑年龄差不多,喜欢练武,运气后能用手掌劈断青砖(红砖太硬,不行)。夏天晚上的时候他经常在院子里打拳和练棍,还让我们三四个小孩吊在他的胳膊上,他能双臂展开驮着我们走很久。我们都很崇拜他,让他教我们武术。刘家阿姨是他后妈,对他不是很好。

二儿子刘永红比我大两岁,衣服整天脏兮兮的,还老流鼻涕,学习也很不让老师家长满意,老留级,后来我都小学毕业了他还在小学。

三儿子刘军红的小名叫“尕蛋”,结果这哥们果然不长个,只比我小两岁却比我矮了整整一个头,也很瘦。学习成绩和他二哥有一拼,也是老留级。

刘家阿姨好像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时不时能听到她在屋子里叫唤。刘家叔叔就把一种带字的不知什么颜色的纸烧了,把灰放到水里让刘家阿姨喝,也不知道能不能治病。但我时常看到永红的大哥在偷偷抹眼泪。我时常在想,他后妈对他不好,他还能这样真是不容易啊!

等到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刘家搬走了,据说是搬到了西岩山脚下自己盖的房子里,搬来了一家姓蔺的和一家姓李的。

蔺家叔叔当时三十岁出头,阿姨叫董桂英,他们的小孩叫蔺杰。蔺杰当时才刚一两岁,我们经常在院子里哄他玩。他的脑袋大大的,整天坐在童车里,一逗就乐,很好玩。

蔺家阿姨是从乡下来的,没有工作,有段时间她和奶奶一起当清洁工扫过马路。院子里放了好些扫马路用的竹子扫帚。后来,蔺家叔叔的妹妹来定西上学,在蔺家里住,她很勤快,但蔺家阿姨不喜欢她,老给她脸色看。

蔺家人不讲究,夏天的时候每家都开着门,吃饭时间蔺家人常常用很响的声音在院子里擤鼻涕,搞得我们很膈应。

李家奶奶六十多岁了,他和他儿子儿媳一块住。她孙女出生后取名叫李龙霞,因为是龙年生的。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和一种海里的动物太相近,改名叫李霞了。

李家奶奶很消瘦,好像还裹过脚,称呼我爷爷奶奶就叫“X家爷,X家奶”。她的耳朵好像有点背,人家有一次说现在结婚要“席梦诗床”,她给我们说要“西红柿汤”。

院子里每家每户都盖厨房,还用竹竿围一个个鸡窝养鸡。每天收几个鸡蛋就够家里吃了,省得再花钱去外面买。

老有一个拾粪的老汉用铁锹挑着篮子穿过院子去厕所拾粪。院子里的阿姨和奶奶们都很紧张,生怕装粪的篮子蹭到院子里晒的衣服。

马路对面有个叫李辉荣(小名叫小龙)的是我同学。他爸爸在工商局上班,瘦瘦高高的,戴个眼镜。他家里条件本来还可以,但天有不测风云,他爸爸有腰疾,有一次上我们大杂院的厕所,腰疼犯了,一头扎进粪坑,再也没起来。他爸爸去世后,他们家就可怜了。他妈妈是农村来的,没有工作。她还有个姐姐,顶多十五六岁。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很艰辛。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玩,他妈妈和姐姐都出去干活了,他拉开饭桌的抽屉,拿出上顿剩的炒土豆丝就着馍馍吃晚饭。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吃剩下的菜也可以不用热,我奶奶从来没让我吃过没热过的菜。他的学习也不怎么好,在一年级的时候我和他一个班,后来他留了一级。有一年我去定西的时候看见他了,也不知怎么地竟然没上去打个招呼。

东大街两侧都是类似的大杂院,马路也很窄,感觉只能通过两辆车。路边也没有杨树或柳树,也没有花花草草,

时常有犯人被车拉着游街示众,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犯罪事实和判决结果。剃了光头的犯人被五花大绑捆起来站在解放牌卡车上,目光呆滞,有两个解放军押着。解放军都背着长枪,最后一辆车上一个战士架着一挺机关枪。听说游街完了死刑犯就直接被拉到城边上枪决了。

还有一个疯女人,经常能看到她满脸乌黑、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地坐在马路边上,吃着不知道哪里来的东西。据说她还有大学文凭,她男人欺骗了她,让她精神失常。有人从她旁边经过的时候,她总是喃喃地冲路人说着什么,但路人听不懂也懒得听便匆匆而过了。

                                                          五

我们住的房子一共是四间屋子,进门是客厅,客厅左手是小姑的屋子,客厅右手是卧室,再里面是厨房。房子的质量不是很好,有时候雨下得太大,厨房还有点漏雨,就得在地上放几个盆盆罐罐接雨。

奶奶是家里的核心,一切行动都要以奶奶的指令为准,要不然就有麻烦。她在家里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劳动,也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清贫,但不局促。

时常是我和爷爷小姑几个在炕上有说有笑,奶奶在厨房里做饭。有一次奶奶也过来跟我们说笑,忘了锅里还有红烧肉,结果“红烧肉”变成了“黑烧肉”。

奶奶对照顾我们的吃食很用心,每顿饭都变化花样。吃米饭的时候总会弄好几个菜,在不断的条件反射的刺激下,我在潜意识里把米饭和好吃的菜联系起来,此后在有米饭的时候绝不选择吃馒头和面条。她还学会了当地的鸡肉粉汤、浆水面、炸油饼啥的做给我们吃。

还有一年春节前爷爷单位发福利发了一只羊,那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们全家人在院子里好一通忙。奶奶把羊肉分成便于保存的大块,我和小姑负责洗内脏。当天晚上我们就吃到了热腾腾、香喷喷的手抓羊肉。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还有羊肉汤或者羊肉面吃。

奶奶还讲究细水长流,不让我们一顿就吃完下顿没得吃。过年奶奶经常准备的一个食物是先煎鸡蛋薄饼,再卷上肉馅,蒸熟了切成小段放起来,过年烩菜的时候加几块进去。炸的带鱼、丸子,煮的肉啥的都放进一个篮子里,挂在厨房里慢慢吃。有一次我晚上偷偷摸摸去厨房偷吃带鱼,奶奶以为进了贼,喊了一声。我惊慌失措,关灯的时候把灯绳都拉断了。

奶奶内心是个很要强的人,为补贴家用,她还扫过马路、当过放水管理员。有好多次晚上,我们一家人在炕上,我写完作业帮奶奶整理放水收来的水票。一沓一沓弄得整整齐齐,用皮筋套起来装进塑料袋,等奶奶第二天交给自来水公司报账。那种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唠家常的场景至今回想起来都无比的温馨和难忘。

那会没有煤气,做饭取暖都得烧炭。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买一架子车炭回来。可是架子车进不了院子,炭只能卸在院子门口。我和爷爷小姑负责用篮子往回提,奶奶负责分类。奶奶把大块的、小块的捡出来,再用筛子把剩下的筛一遍,留下一大堆炭末。回头和上一点黄土,做成块状的煤饼晒干备用。整个活干完,我们都满脸满身的炭黑。奶奶总会对我的表现给与表扬,我觉得能和家人一起劳动,心里美滋滋的。

年三十的时候,院子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的吃食,煮肉和煮瓜子的香味在空气中飘荡。家家户户也在扫舍,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奶奶把我们的外套都洗了。我觉得没有穿外套不能出门,就在家里赖一天,等着第二天早上直接穿过年的新衣服。

有段时间文化宫里有个叫“花瓶姑娘”的魔术表演,就是一个姑娘能钻进花瓶里。奶奶拉着我去看,人太多,把奶奶挤倒,膝盖都蹭破了。我记得奶奶始终都没有松开我的手。

爷爷对我这个长孙的溺爱表现得有点明显。那次爷爷从青岛出差回来,都半夜了,非要把我叫醒给我试试新买的黑皮鞋。我穿上正好,耍人地很。可出差之前小姑再三给爷爷叮嘱,要给她买一双白皮鞋。但对孙子的溺爱让爷爷冲昏了头,光想着我忘了给小姑买。她又嫉妒又绝望,又哭又闹,大白天的睡在床上不起来。

有一天小姑在午睡,我发神经拿根竹竿戳她。妈呀,怎么戳到眼睛上了。小姑发疯一样从床上跳起来,我丢了竹竿撒腿就跑。正好爷爷在前面,我赶紧躲到爷爷身后。爷爷护住我对小姑说:“娃娃和你耍着哩,你要做甚哩?”小姑又生气又委屈,眼泪都留下来了。

大杂院的厕所晚上阴森森的,我不敢去,每次都叫爷爷陪着我。我在里面,爷爷在门口等。

“爷爷”,我问,是怕爷爷走了。

“在哩”,爷爷回答。

“好了没”?爷爷问。

“没”,我回答。

要有这样反复的问答,才能让我战战兢兢的小心脏平复下来不那么害怕。

那年我十二岁了,一天晚上奶奶让我洗脚,我扭扭捏捏不想去,爷爷自告奋勇给我洗。刚洗的时候,不巧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他的同事,看到我坐在小板凳上,爷爷蹲在地上给我洗脚,惊讶地给我说:“你都这么大了,还让你爷爷给你洗脚啊”?我当时羞愧难当,很突兀地坐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有一天下午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爷爷骑车拉着我回家,回家要经过一段水很深的路。那是个低洼的地方,水到了自行车轮子一半的高度。爷爷艰难但又坚定地站着蹬车,旁边的路人有人喊:“老汉,小心点别倒了。”我们终于冲过去了,我坐在后面紧紧抱住爷爷的腰,感觉无比的踏实。

家里当时有一台录音机,挺大的那种。星期天早上的时候,爷爷喜欢开很大的声音听《苏三起解》啦、《辕门斩子》啦一些戏曲,还跟着哼几句,很惬意的样子。在记忆里,这些温馨的场景都发生在晴朗的早上,可实际上,肯定不是。可能是多年的回忆片段自动地把温馨的场面归类到一起。

过年的时候全家人在一起打牌,玩十点半,要来钱的。我赢了钱总是很开心,但输了钱情绪就很低落,这个时候爷爷总会摸着我的头把钱还给我。看到钱失而复得,我的情绪马上高涨了起来。

爷爷他们这一辈人喜欢喝白酒,有很多次喝醉了乱作一团,还有爷爷的同事喝醉了吐在家里。更有甚者,有一次有人跑来告诉奶奶,说爷爷喝醉了骑车回家倒在马路上。奶奶听了慌了神,感觉天要塌了,借了个平板车找别人一起把爷爷拉回来。

那会家里没钱让爷爷吃卷烟。他每次都是在永定桥集市上买晒烟,回家弄碎了撒一点白酒,装一个塑料袋放在左边的口袋。我把用过的作业本撕成长方形的纸条,叠成一沓装进爷爷右边的口袋。爷爷用的时候拿一张纸条,再拿一点烟叶,自己做卷烟吃。

记忆中一年四季爷爷都穿同一套中山装,那时生活真是清贫。现在生活好了,可爷爷已经离开我们了。

大杂院对面的胡同里有一个老头做烧鸡的,味道很香。一个鸡腿是八毛钱,我和小姑经常凑钱,去黑布隆冬的老头家里买两个鸡腿,两人头对着头啃鸡腿,感觉无比的幸福。

小姑初中毕业就去敬东厂上班,时间大概是1985年左右。她上班后经常给我买衣服和好吃的,还亲手给我和家里人织毛衣。那些年的毛衣买来太贵,全家人的毛衣都是小姑一针一线给织起来的。小姑和小姑父谈恋爱的时候还喜欢带上我,去看电影、吃毛栗子啥的,我当时傻乎乎的,也不觉得别扭。

小姑还带我去厂里看打篮球,喝两毛钱一瓶的汽水。这个汽水像极了现在的北冰洋。浓浓的橘子皮味道,喝一口下去,一股气冲上喉咙,打个令人震惊的嗝,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88年春晚,毛阿敏穿着高高的垫肩时装唱了《思念》。当天晚上,小姑用录音机从电视上把这首歌录了下来,接下来几天反复学反复唱。没过两天,满大街都放着这首歌。那会就是用这种方式学习流行歌曲的。

小姑父的爸爸是县委常委,小姑父也算是“官二代”。可他并没有沾染官家的不好的习气,非常勤快善良。小姑父的父辈那一代人也没有以权谋私的想法,小姑父也就是工厂的工人。

小姑父经常给我钱买冰淇淋吃,几乎天天来家里劳动,替家里担水,干几乎所有的体力活,后来还在厨房挖了一个地窖,用来放洋芋和白菜。爷爷奶奶对小姑父很满意。

妹妹是一岁半来的定西,她的脸蛋红扑扑的,像个苹果。她身体不太好,小时候每到冬天总要得一次肺炎住院。出院的时候,我有时候抱着她回家。我对妹妹有特殊的感情,感觉哥哥总要保护妹妹。有一次,院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欺负她,妹妹喊了我一下,我冲出去二话不说就把那个男孩按倒在地上,因为我觉得我有做哥哥的责任。

儿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得很开心,一家人其乐融融,家里总是欢声笑语,很温暖。后来逢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说不完的话,总是聊天到半夜才肯去睡。

童年就这样一去不返,爷爷奶奶也和我阴阳两隔。再也不会有爷爷进了院子就喊我给我掏点心了,再也不会有爷爷骑车带我去单位玩了;再也不会有奶奶在后面拿着杯子追我让我喝水了,也再也不会有奶奶攥着我的小手带我去逛市场了。我很怀念逝去的童年,更怀念我的爷爷奶奶。

工作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回定西一趟。一下火车,看到仅剩的熟悉的东山,一颗心便活跃激动起来,那是回家的感觉,那是一种基督徒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心情。在面目全非的新街道里游荡,看着全新的房子,寻找着一点过去的回忆。但心里,还是有莫名的宁静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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