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每次抚摸腰上长长的刀疤,总会不由地想起一个人——新主任。随之,刻骨铭心的往事也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是家中独子,小时候因体弱多病,母亲从不让我干重活,也很少让我出门,生怕一不小心就断了家里的“香火”。我生长在一个考上大、中专院校就意味着捧上“铁饭碗”的年代。16岁那年,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母亲一咬牙,允许我独自到外地读书。不过,她也很担忧性格木讷且从不经事的我,在外面能否“活”得下去?
我中专毕业时,分配到桂西南一个小县城,在“西电东送”的一个基层单位线路工区当工人。报到那天,我见到了新主任。他30出头,个子矮小,面容清秀,戴近视眼镜,笑眯眯的。
新主任是线路工区的主任。其实,他不姓新,也不是新来的主任。因他常有新花样给人惊喜,大家索性叫他“新主任”。他是大学毕业,还拿了双学位,这在当时算是凤毛麟角。他为何愿来这偏僻的小县城工作,领三四百元的月工资,没人知道。
二
欢迎新员工大会那天,新主任讲话:“人,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不然,理想可能就变成幻想……”
接下来,他给新员工当培训师,教我们用经纬仪、打绳扣。我们操作,他指导,不厌其烦。课余时间,他给我们讲故事,表演“八极拳”。他讲了个“世界比长大赛”故事,笑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
有时候,我觉得新主任不像领导,更像是一个家里面的大哥。平日里和蔼可亲,但一生气起来也挺可怕。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新员工在宿舍里打扑克,被他“抓”住了,他很气愤:“我观察很久了,你们一下班就玩扑克,简直是浪费时间!”见我们面面相觑、无动于衷,他抓起扑克往地上砸,吼道:“走!练绳扣去,以后你们不想在这个单位干,杀猪宰羊养家糊口也用得着!年纪轻轻,学点有用的好不好?”
他的震怒让我们猝不及防,心里直哆嗦。缓过神来,我们赶忙照着他说的去做,直到天黑才敢收工。
三
紧张的上岗前培训结束那天,我仰望蓝蓝的天空,云彩仿佛触手可及。蓦然发觉,秋天已经到来。
深秋时节,500千伏天平一回线迎来竣工验收。新主任带着新员工加入到验收队伍行列,由此,也开启了我的一段啼笑皆非之旅。
验收开始的头几天,我们几个“新兵蛋”懵懵懂懂,有时还不懂装懂。施工单位一位东北师傅说我们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猛”。我们不时闹出笑话,也遭来了一些小“戏弄”。
有一天,我测量铁塔接地电阻,不管怎么测,电阻值都很小,与“验收规范”不符。施工单位的杨师傅站在旁边,笑嘻嘻的。晚上,我告诉新主任这事。他琢磨了一会,说道:“测接地电阻,铁塔两根接地引下线都是断开的。可能有人偷偷回接其中一根,这样,电阻哪能不小?”
听新主任这么一说,我如梦初醒,那“笑嘻嘻的面孔”浮上脑海。我心里轰的一热,竟请求他去骂施工单位的杨师傅一顿。他斜了我一眼,拒绝了。他说:“谁挨骂都不好受。如果关系闹僵了,我们以后和施工单位怎么相处?”见我闷闷不乐,他又说:“这也怪你平时学技不精。明天你多留个‘心眼’就行了。嗯?”
“嗯,试试看。”我低着头嘟囔。
第二天,我密切注意杨师傅的举动,他“故伎重演”时被我“逮”个正着,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很尴尬。很多年后,我和他再碰面,重提旧事,两人不约而同“哈哈”大笑起来。
四
500千伏天平一回线终于建成。阳光下,送电线路闪着银光,翻山越岭,蜿蜒东去。
这条线路横跨桂西南五个县(市),经过处大都山高路远。每次去巡线,我们天微亮就出发,天黑透才回到住地。碰到紧急抢修,为赶时间,我们就近借宿,睡过乡镇卫生院里闲置的病床,在沿路一些单位的会议室里打过地铺……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潜伏在路上的凶险,才让我们感到恐惧。
在云贵高原余脉有个地方叫“米花岭”,是我们去红水河二级电站附近维护线路的必经之地。那里山高林密,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不知什么时候,那里突然冒出一伙车匪路霸,专劫过往车辆,不满意时,就刀砍车主手脚,非常残忍。每当公安人员闻讯赶到,他们就消失在茫茫林海中。
每次过米花岭,我们至少有两部车和8个人同行。我们掀开军绿色吉普车顶篷,头缠红绸子,紧握大砍刀(清理线路通道树木用的工具),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俨然“敢死队”模样。——这是新主任出的主意,说是为了震慑躲藏在暗处阴森的眼睛。他发话:“碰上拦路的,如果只图财,就把身上的钱给他们,想办法脱身后再说;如果是要害命,那就一起豁出去,打!”
很幸运,我们没碰过车匪路霸。每次过米花岭,我都想着法子坐到新主任开的那辆车。在他身边,我心里有一种稳稳的踏实,这种踏实一直延续到后来,公安机关在一次“打黑”行动中,将车匪路霸一网打尽。
五
在我印象中,新主任不但人机智,也很热心。他经常自己掏钱买作业本等学习用具,送给家庭贫困的护线员(帮我们看护线路的当地农民)的小孩。起初,我觉得这很寻常,后来发生一件事,我才懂得什么是“雪中送炭”。
工作后第二年,我突然腰痛,到县医院检查,发现左肾有个鸡蛋般大的肿瘤,怀疑是癌。那天,走出医院大门,我仿佛听到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种生离死别的情绪,让我无以复加地感觉害怕。我的腿脚酥软得几乎站立不稳,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筋骨乃至灵魂。
我的病需转到省城医院治疗。动身的前一天,我去单位财务借钱(我当时月工资是120元,每个月都花个精光),半路上,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新主任,他叫我跟着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你是伤到腰了吧,近段时间都是干重活……不会是癌的,还没确诊呢!”在办公室里,新主任一个劲地安慰我。他从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道:“你拿这个去找我的朋友杨志,他是省城医院骨科医生,跟《水浒传》的大刀杨志同名。你让他帮想办法尽快办住院。”过了一会,他从裤兜掏出一把钱(73张5元面钞)塞到我手里,说道:“你的医药费是由单位垫支的,这个给你买营养品,不够的话,你先跟杨志借。”
“嗯……”我哽咽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在杨志的帮助下,6天后,我躺在省城医院的手术台上。锋利的手术刀割开了我的左侧腰,我在惶恐中等待命运的安排。半个多小时后,病理分析结果出来了。当听到“主刀”医生说肿瘤是“良性”的,刹那间,劫后重生的感觉向我袭来,我的眼泪如溃堤之水滚滚而下。当护士用手推车将我送回到病房时,窗外,已是万家灯火,繁星满天。
六
动手术后,我身体很虚弱,回家乡静养了大半年。返回单位上班时,没见到新主任,问同事,才知道他调到外省工作去了。
从那以后,我很少见到他。偶尔见一次,即便心存感激,性格木讷的我也没勇气跟他说声“谢谢”。很多年后有了手机,偶尔用短信问候他,也是云淡风轻的。后来,我通过大学法律专业自学考试,离开了线路工区,一直觉得自己没什么“像样的成绩”,很惭愧,就干脆不再和他联系了。
转眼间,25年过去了。热爱摄影的我,常去红水河边拍摄火红的木棉花,有更多的时间和角度,去俯视或张望自己的青春。因为西电东送,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的记忆里充塞着他的影子。
我想,当初离开了母亲的庇护,如果没碰到他,我不知道今天的我会是怎样的我。也许我就体会不到得到别人帮助,以及后来自己也尝试去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我想,一切的困苦、矛盾、纠结,在“爱”的面前都渺如尘土,随风而散。他言行举止如静水深流,引我向善,正像在20多年前,他教我打绳扣,扔掉我手中的扑克,以及助我逃过了“一劫”那样!
他就是“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