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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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母亲逝世时，我身心交瘁，简直要垮掉，我几乎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这是英国前首相希思，在母亲去世时写下的心灵感受。
当我母亲逝世时，我是如此地感同身受，那一刻，我的精神世界几乎崩塌。这些年，当别人提起母亲，甚至在街上看见与母亲相似的老太太，我会突然想起母亲来，情不自禁地落泪，很多年过去，我也没能走出失去母亲的悲伤。多少次我坐在电脑旁，想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录，手指还没落到键盘上，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直至泣不成声，奈何情难自禁，只得搁下。
今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是母亲诞生100周年。时光飞逝，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就有十年了，母亲慈祥的身影似乎还在我身边，从未离开。
母亲遭受过很多磨难，历经沧桑，一生辛苦，却从不与人诉说。她没有见过大世面，靠着顽强的意志与好强的性格，与苦难战斗，与命运抗争，与生活相搏，与时代同步，与儿女同行。
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拾起记忆中的零碎片段，回忆我母亲平凡勤劳的一生，表达我对她的深深怀念。
母亲生于1922年农历3月27日，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没有兄弟。
听母亲讲，外公聪慧，写得一手好字，有绘画天赋。民国时期，他长期在外做生意，常与生意人往来，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很少照顾家里。有一次回家，被自家一只猫抓伤，不久，狂犬病毒发作去世。从此，外婆一个人抚养三个女儿。
母亲身高约一米六，只读了一年私塾，相当于现在小学一年级文化水平。小时候，外公要她裹脚，她极力反抗，才没成为“小脚”女人。
母亲十八岁结婚，先是生育了大姐和二哥。
1944年，日军肆掠湖南。母亲为逃避战乱和追杀，背着幼小大姐和二哥，离开村子，一路向前逃命，慌乱逃跑中，遇到一个好心人告诉她，前方有日本兵来了，母亲无路可逃，带着孩子，躲到水沟石板洞下面，她特别害怕孩子受到惊吓会哭出声来，被日本兵枪杀。老天保佑，也是命不该绝，小小年纪的大姐、二哥，任由母亲带着她们东躲西藏，哼都没哼一声。
母亲就这样带着孩子逃过一次次劫难，活了下来，两个儿女毫发无伤。
后来，母亲又陆续生养了七个子女。
父亲男权主义思想特别严重，很少帮忙做家务，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带孩子、做饭，晚上给小孩洗衣服，缝缝补补，每天忙到凌晨二三点才睡觉，天不亮又要起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母亲又生下最小的一个儿子，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严重缺少营养，孩子生下来才2斤多，皮包骨头。接生婆对母亲说：这孩子可能活不了，丢掉算了。母亲当然舍不得，把他带在身边，一口一口米汤，精心喂养。
母亲还未满月，爬到楼上去取柴火，生火烤尿布，脚没踩稳楼梯，从楼上摔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只得去医院住院，把没满月的孩子，交给20岁的大姐带，大姐带不住，孩子哭了一整夜。
大姐被吵得实在没办法，就把孩子送到医院母亲身边，母亲抱着孩子仔细看，才发现是一根头发缠绕住了孩子的小指头，指头已经变乌色了，原来大姐头发很长，不小心缠到了。母亲把孩子留在医院里，一直住到和她一起出院。
那一年，母亲40岁，高龄生下老九。这个瘦弱的孩子从小就表现出生命力顽强的本象，不但好好地就活了下来，后来还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这个孩子就是我。
全国解放后，母亲和父亲同在镇上供销社上班。1961年，父亲响应国家“单位精简人员，职工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号召，让母亲带头回农村。
母亲听从父亲的安排，老老实实带着一群子女回农村，从此，做了一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
母亲带着哥哥姐姐连同自己，十几口人，从镇上下放回到农村。等待母亲的是半间破砖屋，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母亲只得到村里到处找人借房子住。
那时的物资都要凭票供给，物资极度匮乏。我们下放到农村，一无田地，二无囤粮，一大家要吃饭，困难可想而知，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父亲有一份微薄的工资，要养活14口人。自家11口人，还有伯父家3口人。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在国民党军队任职，29岁病死，伯妈带着堂哥和堂姐，孤儿寡母，全靠父亲接济。这么一个庞大的家庭，父亲那点工资，是杯水车薪。
母亲每天面对这么多张要吃饭的口，每天脑袋愁得比吃饭的钵子还大，她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去哪里找吃的呢？当季时，带着我们去村里人收割完的白菜、红薯地里，挖白菜根和红薯根，捡烂白菜叶、红薯藤和红薯须，回家洗干净煮着吃，那些年，野菜、树叶、野花、野蘑菇，能吃和不能吃的我们都吃过。
一次，五哥在渔塘边扯了一种不知名的草往嘴里塞，中毒晕死过去了。那时候医疗、交通条件差，家离县医院又远，无法及时救治，急得母亲上蹿下跳，搞一些土方给他解毒。也许老天保佑，命不当绝，五哥慢慢苏醒过来了，从那以后，姐姐、哥哥们再也不敢乱去扯野菜吃了。
大姐从小十分懂事，总是为家里考虑，为母亲分担。
她聪明，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被学校保送到初中读书。那时候，进入初中读书，学校就供给饭吃。大姐看到家里弟妹多，常常饿得到处找东西吃，就把学校供给的饭菜偷偷省下，带回家给弟妹吃，自己却在学校饿得晕倒了。
姐姐学习成绩很好，可以直升高中，那时的高中生就是知识分子了，毕业后可以找个很好的工作改变命运。但家里条件实在太差了，她主动辍学，回家帮母亲操持家务。几年后，父母给她做主，嫁给一位老师。因是媒妁之言，彼此脾气性格不了解，大姐婚后受了很多委屈，父母一直对她心怀愧疚。
随着大姐、三姐出嫁，三个哥哥相继去部队当兵，家里还有六姐、七哥、八哥、母亲和我五口人，但家里粮食仍不够吃。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就知道生产队里分的口粮，远不够我们家吃半年，常常是借米度日。
每餐到了煮饭时间，就听到母亲嘴里念叨：今天去哪家借米，明天去哪家借，她硬着头皮挨家挨户借，借遍了全村。
有时候，她看到借来的米，不够我们吃一餐，就带着六姐和我，把米用石磨磨成米粉，倒进锅里，熬成米糊状，米粉少时，就多加些水，成了很稀很稀的米汤水，给我们四兄妹每人分一碗。我们已经饿得肠子打架了，拿起来就喝，从没想到我们吃完了母亲吃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是把粘在锅边的一点点锅巴铲下来，再加上一碗水，烧开，喝这一碗稀得不能再稀的米汤了，这就算是她的一餐饭。即算是这样，她仍要操持一家的家务活。现在想想，不知道她怎么坚持下来的。
父亲偶尔从单位带点黄豆壳回来，母亲煮熟给我们充饥。黄豆壳吃了不消化，拉出来还是黄豆壳，有时吃多了，还会拉不出来。如果父亲能带一次豆腐渣回来，那就是我们的美食了，但这样的机会很少。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仍是吃红薯、土豆和白萝卜粥，且每人每餐只能分一碗。如果在蒸红薯上放上一铁盆饭，那就是盛宴。到了红薯蒸熟时，我们几个人一齐围在饭锅旁，一双双眼睛盯着红薯上的那盆饭，母亲把饭从中划成四等份，每人一份饭，加一根红薯分给我们。我们一个个狼吞虎咽，没有一个想到要将自己的一份饭，分一点给母亲，母亲仅吃一根红薯，碗里没有一粒米饭。
母亲就这样，从口中省下一粒粒米，自己一餐餐饿着肚子，在那个饿死、病死儿女都很正常的岁月里，她硬是咬着牙，拉扯大九个儿女，一个都没少。
穿衣吃饭，是那个年代最大最难的事。
母亲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心灵手巧，针线活、剪纸、裁剪衣裳等，样样拿得起。那时农村是自己扯布做衣服穿，什么款式，她看一眼，就能做出来，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穿她做的衣服长大。
母亲常常为了九个儿女要穿衣发愁。哥哥们的衣服都是交换着穿，他们时常为今天你穿了我的衣服，明天他又穿了我的衣服而争吵。小时候，我从没穿过新衣，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捡哥哥们穿烂不要的衣服，母亲再补补给我穿。
家穷，却不影响母亲的精致，她是个很讲究的人，爱干净，虽然我们没有新衣穿，但给我们几兄妹都穿戴整洁。
我从小学到初中，直至高中毕业，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曾有一个同学笑我：“从没看你穿过没有补丁的衣服。”我笑而不语，我从没因我没穿新衣而自卑过，即使是补丁衣服，母亲也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仪容整洁。
记忆中，我也穿过一件新衣，严格来说，是一件新背心，那是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一件白土布背心。
一年夏天，父亲从单位回来，农村正好“双抢”，天气酷热。四嫂在县城上班，她单位自产冰水免费供应职工，父亲要我去四嫂单位打壶冰水回来解渴。
母亲爱面子，看我衣服全是补丁，没一件像样的衣服能出门，怕嫂子单位的同事笑话我。她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一块剪裁剩下的白土布，想给我做件短袖，一量我身高，布料不够，她左算右算，只够做一件背心。母亲花一上午的功夫，为我赶做了一件新背心，这是我少年时期，穿过唯一的一件算是新的衣服。
我穿的人生第一件新衣是军装。1978年11月，我应征入伍，到县武装部，我才脱下身上的补丁衣服，穿上崭新的军装。
每年春节，母亲都要为了我们做一双新鞋。
母亲时常去缝纫店，找缝纫师傅捡些碎布头，挑出一些方正的用来补哥哥、姐姐的衣裤。那个年代布匹颜色少，布料单一，捡回来的碎布头都能用上，用不上的，母亲就把哥姐穿得无法缝补的衣裤拆了，掺到碎布里头，用浆糊一层层粘贴在门板上晒干，到了冬天，母亲用来给我们纳鞋底。
冬天，农村进入农闲时节，母亲却是最忙的时候，白天熏制各种干菜，储蓄过冬食物，晚上为我们缝补衣裳、纳鞋底，给每个孩子做一双新鞋过年。她常常熬到半夜，甚至到天亮，我有时睡到半夜偶尔睁开眼，看到母亲还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在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到了过年时，我们也能像别人家孩子一样，有新鞋穿，过一个幸福而体面的新年。
母亲很擅长打理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家的几间房屋，面积不大，母亲把几件破旧的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擦拭得一尘不染，家虽穷，却是干净、温馨的，邻里都说母亲不像一个农村妇女。
她用心培养每个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我是男孩子，也不例外，洗衣、扫地、做饭等家务，一视同仁，她教我洗衣，要重点洗衣领、袖口；扫屋要清扫屋子的四个角落，不留死角卫生；洗碗必须洗碗的里外和底；擦拭家具必须擦脚和花格，等等，事无巨细，她一一言传身教。我至今都很讲究卫生，就是儿时养成的良好习惯。
母亲生病卧床五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己生活不能自理时，也十分讲究个人卫生，叫我帮她洗头、剪发，从不肯蓬头垢面见人。
父亲长期不在家，偶尔回来，在家也是住几天就回单位了。所以管教子女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那时家穷事多，子女多，母亲难免脾气大，管教我们自然不是“和风细雨”，她常用的教育方式有三招：训斥、饿饭和竹条。
我们九兄妹，青少年时期，一个个都是“梁山英雄好汉”，我们背着母亲，即使饿着肚子，个个都能上房揭瓦、下塘捉鱼摸虾。
管教这样一帮子女，没有一定手段是“镇压”不住的。
兄弟姊妹多，自然争吵也多，吵架的缘由五花八门：为干活多少吵架，为争穿衣服吵架，为睡觉争盖被子吵架，为吃到后面锅里没饭、指责谁多吃而吵架。在生产队干活和别人吵架，在学校和同学打架，等等，反正日日都有是非，没一日安宁。
她有一条准则，谁先挑事，就先打骂谁。姊妹间一旦发生争吵，轻者训斥，双方立即停止吵闹，重者拿出常备的竹条，各打五十大板。吵架者一旦发现母亲去拿竹条，立马停止争吵打斗，拔腿飞跑。
我最小，常被哥哥姐姐们捉弄。我记得，哥哥、姐姐指使我去把母亲藏着打人的竹条找出来丢掉，让母亲一时找不到，他们少挨了一次打。轮到母亲打我的时候，却没有人去丢掉她打我的竹条子。
我家男孩多，有六兄弟。母亲的原则是：不赌、不抢、不偷。一旦犯了，那是触碰了母亲的底线，惩罚也就不是一顿训斥了事，那是要见血的。
有一年，临近春节时，四哥还没有去当兵，村里一些年龄大的年轻人叫他去玩，用五分钱硬币猜正反面玩赌博，被五哥告诉母亲。母亲一听，立即跑去现场追着四哥打，吓得四哥几天不敢回家吃饭，在外面饿了几天，被好心人送回家，说好话，等别人走后，四哥挨了扎实一顿打，自此，我们兄弟没人再敢去玩赌博。
我家门口有一条通往部队机场的公路，经常有军车来来往往，也是我们上学必经之路。七哥读初中时，有一次，他看到有一辆军车上坡速度比较慢，一时贪玩，就爬上军车，吊在后车门上，被同学告诉学校老师，校长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点名批评了七哥。老师又把这事告诉了母亲，下午放学时分，母亲拿着竹条站在家门口等着七哥，吓得七哥一个星期不敢进家门，在堂兄家住了一个星期。堂兄去跟母亲说情，告诉母亲，七哥已经认识到错误，以后不会犯了，希望母亲不要打他。
夜晚，待母亲睡觉后，七哥由堂哥护送悄悄回家。谁知道母亲手里拿着竹条守在门后，七哥推门进来，被母亲抓住衣服一阵猛抽，我被吵醒了，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堂哥从母亲手里抢七哥，怎么都没能拉开，直到母亲把手里的竹条全部打断才罢手，吓得我心惊胆颤。七哥身上的伤，一个星期才结疤。
现在，我们姊妹相聚时，聊起过去种种，说到谁挨母亲的打最多，说来说去，相比之下，我是兄弟姊妹中挨打最多的一个。
按理，我是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应该很得父母宠爱。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娘痛晚崽。可在我母亲这里，就不然了。在她眼里，没有大小，只有对错，谁犯错，就打谁。
随着前面几位大哥当兵和参加工作，大姐出嫁，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步好转，我可能是兄弟姊妹中最淘气的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变着法子玩花样。所以，挨打、饿饭就少不了了。
那时，母亲要求六姐、七哥、八哥和我，每天早上上学前，到外面扯满一篮子猪草或鱼草，才能回家吃早餐。为了赶在哥姐前面回去吃早餐，我偷奸耍滑，用竹竿子把篮子架空，扯一点草铺在上面，看起来是一满篮子。谁知道被八哥识破，问我：你跟我们一块出门，在一块扯草，你为什么比我们动作快这么多？八哥用手扒我篮子里的草，发现篮子下面是空的。他立即跟母亲告状。我被母亲追打出村口，我躲在邻居家吃住了好几天。事后，母亲悄悄地背着我，把米还给人家。
我还是村里是孩子王，一个村大大小小的小孩，都跟在我后面跑，只要我一声令下，可以号召全村孩子。
有一年夏天，村里一户人家屋后的两棵梨子树上，结满了梨子。我指使小孩用小石子把梨子打下来吃，几颗石子穿过梨树，梨子哗哗地落满一地。主人听到声音，追了出来，我们拔腿就跑，跑得最慢的一个小伙伴被追上，被逼问谁是领头的？小伙伴胆小，告诉了他，说是我指使他们去的。
主人跟我母亲告状，母亲憋足了劲，要打我一顿，吓得我七、八天不敢回家，躲在一个伙伴家里。村里一位老奶奶去母亲说情，要她原谅我，母亲说：“年龄这么小，就敢去偷别人梨子，今后长大了，就会去偷抢别人的钱财，必须严加管教。”
又过了好几天，那老人又去为我说情，母亲没出声，老人以为母亲默许我回家了。于是，我晚上悄悄地溜回家，爬上床睡觉，谁知道刚睡着，感觉全身刺痛，小孩子瞌睡重，只用小手到处抓，发现手上也刺痛，才睁开眼，一看，是母亲用竹条子在我身上使劲抽打，打得我往床上四个角落躲闪，床只有那么大，躲不掉，母亲直至把竹条全部打断才住手。第二天，我全身没一处好肉，血迹斑斑，当时正好是夏天，只穿了一件背心，竹条痕迹全裸露在外面，邻居见了说：“张家嫂子打孩子不知轻重，下手也太狠了，这孩子多可怜。”
因母亲打我太狠，我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她亲生的。
我无论怎么被打，就是不长记性。小错常犯，饿饭少则二三天，多则七八天；大错就是“竹条炒肉”。
母亲家教极严，即使我们兄弟到了五六十岁，她照管不误，在这方面，她从不糊涂，也绝不手软。
她告诫我们，做人必须有骨气、有尊严，要走正道，打牌赌博是歪门邪道，偷扒抢劫是犯罪。她常常把“输钱都是为了赢钱起，世上没有靠赌博能发家致富的”这句话挂在嘴边，严禁我们赌赙。
七哥下海经商后，经常与客户玩牌，有时通宵不回家。母亲知道了，立马从我家赶过去。那时她都80岁了，我劝她，七哥都快六十了，您还管他干嘛？母亲很严肃地跟我说：“只要我还活着，都不允许你们去打牌，你们再大，都是我的儿子。”她硬是在七哥家住了好几个月，软硬兼施，劝七哥不要打牌，直到七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再去赌博。
她常用外公的例子教育我们：一次吸毒，终身戒毒，千万不能吸食毒品，一旦碰了毒品，就会失去人性，会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母亲用她的“狠”，让我们学好，走正道。在我们都走上工作岗位后，她时常叮嘱我们兄弟，不能利用工作便利，收受不义之财。哥哥们逐渐有了出息，母亲又教育他们，不能仗势欺人，要与人为善，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守住做人的底线，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岁月沧桑，白驹过隙，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九兄妹，在不同领域、不同级别任职，直至平安退休，没有一人犯过原则性错误，我们能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经受住社会各种诱惑和考验，是母亲严格教育的结果。
我逐渐懂事后，发现了母亲性格的另一面。
我十多岁时，母亲去给五哥带孩子，把我寄放在外婆家读书。外婆是裹脚老太太，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根本就不能照顾我，我就干脆回家一个人生活。那时我读四年级，七哥、八哥在学校读寄宿，平时不回家。我一个人回到家，自己洗衣、做饭、写作业。因年龄小，不知道讲卫生，又想偷懒，煮一次饭吃好几天，不会炒菜，一年都是吃母亲做的坛子菜。到了晚上害怕，不敢回家睡觉，邻家大嫂把她儿子叫过来跟我做伴，陪我一起睡。
等母亲回家时，发现我脸部一边大一边小。原来是我正处于发育期，没有大人管，夜里长期吊着头睡，脸部出现大小不一。母亲回家发现后，很自责，立即用大米做个枕头，每天晚上让我侧着身子睡在枕头上。
那时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睡觉不老实，母亲总是会半夜起床，轻手轻脚来到我房间，悄悄调整我睡偏的脑袋，半睡半醒间，我感受到母亲的手是那样温暖，那样温柔。
经过母亲一年时间的精心调整，脸部慢慢恢复正常。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下午放学早，在村学校老师的指导下，每天放学后，组织学龄前的孩子，到村学校教室里，教他们写字、读书，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后来这件事被公社、县教育部门的人知道了，觉得很好，那时还没有学前教育，五六岁的孩子在村里到处野，一是不安全，二是学知识，是一件大好事。县领导特意到我家里，向母亲表扬我，说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他们感谢母亲培养了一个好孩子，希望母亲能继续支持我做下去。
母亲很高兴，发现我不是只会淘气，也能干点正经事，她懂得维护孩子的尊严，见我当了“小老师”，犯错也少了，从这以后，就很少再打我了。
后来听说，我还是最早开创“学前班”教育先河的人。我读初中“卸任”后，村里就正式开办了学前班教育。
父亲去世时，我还在部队，不满十八岁。母亲叹息我可怜，强忍悲痛，专程去部队看我，给我打气，鼓劲，希望我在部队安心工作。
服役期满回家，在等待安排工作的那几年，我想自谋职业，买辆汽车搞运输赚钱。母亲听说我有想买汽车的想法，吓一大跳，她知道我在部队不是汽车兵，没有开过汽车，还没有驾驶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虽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了，但是私人买汽车，对于母亲这代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事。她坚决反对，还动员五哥给我做工作，不要买汽车。无论他们怎么劝，都没有动摇我买汽车的决心。母亲见我主意已定，也不再执意反对。
当时买车要2800元，而我只有500块退伍安家费，还缺2300块。母亲第一次为了我，向三姐开口借钱，三姐借了2000元，她自己给我凑了300元，我如愿买回了汽车。
汽车买回后，我马上就接到了第一单运输业务。当我开着汽车，欢快地在公路上奔驰时，母亲却在家魂不守舍。每天我出门，她心惊胆颤地看着我开车出去，提心吊胆地盼着我回来。如果我一夜没回，她通宵不睡，一直打开门，开着灯，站在家门口，辨别着一辆辆经过我家门前的汽车声音，听是不是我的汽车回来了，她要亲眼看见我到家，她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地。
母亲十分害怕我发生交通事故。我开几年车，母亲就提心吊胆了几年，直到我安排工作，不再开车，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母爱如涓涓细流，缓缓地流淌在儿子的心河，伴我坚强走过每一个艰难日子。
母亲下放农村没多久，爷爷就一病不起。
爷爷神志不清，不认识亲人，生活不能自理，都以为爷爷是疯癫，到现在来说，应该是阿尔茨海默病。当时父亲在单位上班，根本回不来，照顾公公的重担就落在母亲头上。
母亲要照顾一群儿女，整日为衣食住奔忙，还得照顾患病的公公。母亲摒弃农村世俗的眼光，给爷爷喂饭、洗澡擦身，端屎倒尿，换洗衣服和床上用品，无微不至地照顾公公。
爷爷卧床多年，母亲不离不弃，精心护理，去世时，身上没有长一点褥疮，让他有尊严地安详离世。爷爷临死时特别清醒，握住母亲的手说：“我没有女儿，你胜过所有的女儿。”父亲很感动，感激母亲替他尽孝，邻居无不夸母亲贤惠，是父亲的好妻子，爷爷的好媳妇。
母亲不但是爷爷的好媳妇，也是外婆孝顺的好女儿。
1981年，父亲突然离世，母亲悲痛万分，却没有把父亲去世的噩耗告诉外婆，因为父亲时常会给外婆挑水送吃，怕年事已高的外婆知道消息后，会经受不住打击。
母亲一边承受失去丈夫的打击，一边安顿外婆到二姨家居住，由二姨照顾外婆的生活起居。我家离二姨家有15公里，母亲时常去看望外婆，送些她爱吃的食物，给她洗澡，去一次，就把她身上、床上换洗个遍。外婆每次都会问：“魁梧怎么不来看我了？”魁梧是我父亲。母亲忍住伤心，把话题岔开。
母亲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仍然坚持照顾着外婆，经常去二姨家帮忙照顾外婆，当天又返回家，一天路程有30多公里，这样坚持了三年。
1984年，外婆84岁高龄，由于长期卧床，病情逐步严重。母亲担负起长女的责任，与二姨父商量，把外婆送回她自己家里。母亲一个人把外婆多年没有住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和二姨她们一道，把外婆用板车送回家，从此，母亲就一直陪在外婆床边，一步没离开。
外婆去世时，母亲为外婆操办后事。按照当地习俗，出葬时，应该长子在灵柩前为死者顶孝幡，次子或长孙在灵柩前端遗相。因外婆没有儿子，母亲去找娘家的堂弟顶孝幡，安排我二哥给外婆端遗相。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给外婆风光送葬，长长的送葬队伍，把外婆送上山，给外婆立了墓碑。
母亲在世时，每年清明节，都带着我们去给外婆扫墓，外婆生前死后，都没有因为没有儿子而孤单，母亲为外婆尽到了一个儿子难以尽到的孝道。
母亲一生中，为我们修建了两次房屋。
第一次是上世界六十年代中期，在爷爷分的半间房子外面，加建两间二层砖木结构房屋，让我们兄弟有了住所。
第二次是在1977年，母亲跟父亲商量，这么多儿子，得想办法为他们建房，以后他们都要找老婆成家，不能没房子。父亲是个乐观派，说：“我养大了他们，才不会给他们建房子，谁有本事自己建，讨不到老婆是他们没有能力。”
母亲对父亲的说法极不赞同，用激将法对父亲说：“生这么多儿女，从那么艰苦的年代都走过来，没有饿死他们。现在的经济条件比过去好了，建几间房子都建不起，别人不会笑话儿子没本事，是笑话我们做父母的没有能力。”
父亲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开始与母亲谋划为我们建房子的事。一是房子的选址和朝向，预测几个儿子会在农村安家，得建几间。其次是用什么材料，预算砖瓦、木料、门窗需要多少钱，宅基地报批等问题。
母亲立即着手安排，显示出她当家的本事来。
她把我家房前屋后别人家的自留地，置换成我家的宅基地，安排在家读书的八哥和我制作红砖；建房的木料、门窗，一部分拆旧用旧，不足部分由五哥负责，要他从怀化林业产区购买，那里要便宜很多。父亲负责跑建房手续。砌工和木工师傅请当地最有名气师傅。
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下，一切准备就绪。
建房的红砖90%是八哥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自己拌和黄泥制作，我力气不足，在制作时，砖坯四角有空洞，只能给他打下手，帮忙码放砖坯。
母亲整日围着建房子的事，里外忙碌，还差点出了大事故。
父亲请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拉回一车煤准备烧砖，卸车时，母亲去把公路上的石头扫干净，正低着头在车底下清扫时，八哥没看见母亲，把侧面车门挂钩打开，车门连同煤噼里啪啦地打下来，只听母亲一声惨叫，把母亲打到车底下，头顶顿时鲜血直流，把司机和八哥吓坏了，头顶上打开一条长约2公分长的口子，立即送卫生院缝针。医生要她休息几天，她不管不顾，头上绷着纱布，继续为修建房子的事忙活，一下也没休息。
1977年底，一栋气派的四间大瓦房拔地而起，在当时，成为全村数一数二的豪华建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母亲的主持下，这四间房屋，平分到我们兄弟名下，这是她和父亲留给我们的房产。历经40多年风霜雪雨，老屋旧了，无人居住，四处漏水，再不修建，父母的遗产将败在我们手上。去年，我们兄弟商量决定，拆了旧宅，在原基础上重建，半年后，一栋三层小楼矗立原地，算是告慰母亲当年的辛劳。
哥哥们相继结婚成家，随着一个个孩子出生，母亲当了奶奶，成了祖母辈。从此，照顾孙子就成了母亲的“主业”。
四哥在部队，四嫂在老家单位上班；五哥五嫂是单位双职工。她赶去照顾四嫂生产，四嫂还没满月，四哥的探家假期就结束，只得返回了部队，母亲一个人照顾四嫂坐月子和小侄女，直到满月。
五嫂生小孩比四嫂晚一二个月，母亲照顾完五嫂的月子，哥嫂就把她留在家里。母亲心里一边丢不下这边，心里又牵挂着四哥家里，她担心四嫂初为人母，不会带孩子，直到四嫂请了保姆，她才放心。
第二年，母亲从五哥家回来，跟父亲商量，明年给谁带小孩。母亲担心，再去给五嫂带小孩，四嫂会有意见。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想一碗水端平，她恨不得把自己掰开，有分身术，这样就都能照顾到了。
父亲跟母亲分析，从家庭收入状况来看，四哥在部队任职，收入比五哥家高，有一定经济实力，可以聘请保姆。父亲安慰母亲：“实中不会对你有意见的，他这点大局观念是有的。”
虽然，母亲给五嫂带孩子时间最长，但四哥家里有事，她都会及时赶到。一年，四哥的儿子生病，在武汉军区医院住院，哥哥在部队走不开，嫂子在单位上班请不了假，母亲一个人带着孙子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她和孙子吃住都在医院。孙子病愈出院后，又跟着去四哥部队照顾。一段时间后，母亲又把孙子带回老家带，孙子特别调皮，母亲管不住，只得把他送回部队。去部队路途遥远，母亲一个人带着孙子，一路辗转乘车，火车转汽车，穿梭于部队与老家，她从不肯哥嫂接送，怕耽误他们时间。
后来，她们一个个接着又生二胎，接着七嫂、八嫂和我老婆生小孩，她都是一个一个地去照顾。每一个媳妇的月子里，都有她忙上忙下的身影，一个也没落下。
从媳妇怀孕起，母亲就开始操心，教她们怀孕时注意吃什么。临盆生产，她又担心媳妇们初为人母，不会给小孩喂奶、洗澡、穿衣服。孩子生下后，她教媳妇如何给小孩洗澡、穿衣，才不会把小孩的手脚搞成骨折。夜间不能睡在被窝里给小孩喂奶，这样大人容易睡着，乳房会贴住小孩的鼻子，或被子盖住小孩的头，容易引发小孩窒息。
母亲就这样向一个个媳妇传授育儿经验，我家侄儿、侄女和我的女儿，每一个都她都亲手抱过，疼爱过……
在滴水成冰的寒冷天气，深更半夜披衣起床，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抱着吵闹的孩子在屋子里打圈圈，她从不叫醒我们，怕耽误我们的睡眠，影响工作，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哄孩子，从不抱怨，不指责我们。
母亲一生都走在为儿女操劳的路上，总在尽她所能，为我们减轻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关心着每一个儿女的家庭，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直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五哥小家庭发生变故，母亲又去照顾五哥一家大小的生活，直到五哥孩子长大。后来在古稀之年，还在为我接送孩子。
母亲一家一家带孩子，看似儿子家就是她的家，实际都不是她的家，似乎只是儿子家的过客。
她所有的家当，就装在一个旅行袋里，哪个儿子给她打个电话，家里有事需要她去帮忙，她拎起包就走。有次，她自嘲地跟我说：“你看我象讨米要饭的吗？还是象逃荒的啊？每次进你们家一个包，出门还是一个包。”
一次，她从我家去七哥家，我去火车站送她，看着她孤单的背影，苍苍白发，一个人背着行囊，穿梭在我们兄弟家，火车一开，我心生愧疚，眼泪夺眶而出，觉得母亲很可怜。
母亲自从做了婆婆和奶奶，再不是从前那个拿起竹条就打的“凶狠”女人，她能找准自己定位，调整好心态，变得慈祥、和蔼可亲，疼爱每一个孙子，与媳妇们和睦相处。
母亲无论在谁家，从不在媳妇面前说长道短，更不会在儿子面前说媳妇的半句不是。她不论在谁家，看到儿子媳妇有矛盾，发生争吵，首先都是劝导儿子，要求男人要心胸宽广、大量，不要与自家女人计较，与老婆结婚成家，要看到对方的优点，求同存异。她时常告诫我们：枕边教妻，床前教子。
母亲维护着每一个媳妇的尊严，也深受媳妇们爱戴和敬重。
母亲宽容大度，无论家有多少矛盾，都以宽宏的气量，默默包容我们，让每个家庭和睦。
母亲在人情世故上，从不给人诟病，再穷再苦，只穷自己。我们家在最艰难困苦时期，接受过四邻的接济，借过谁家的米和钱，谁帮助过咱们家，母亲心中都记着一本账。
村里有位孤寡老人，她年轻时给母亲搭过手，帮着照看过我们，她老年时，每逢年节，母亲都会打发我给她送东西，直到她过世。
1981年，我父亲去世后，父亲单位每月给母亲发几十元抚恤金，她舍不得花，一分一分攒着。那时，哥哥、姐姐都有了工作，成了家，我也在部队当兵，家里没什么负担了。那时农村还是很穷，我家经济条件就相对好很多了。如果谁家没有钱买农药、化肥，没钱看病，不用别人开口，母亲会主动把钱借给他们。谁家的小孩衣服穿得破烂，她就把侄儿、侄女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提回去送给有需要的人家，对于贫困人家来说，等于雪中送炭。
母亲就这样接济着一户户贫困人家，倾其所有，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或没帮助过我们家的人。
1985年，我参加工作离开了农村，母亲随我迁居外地，就很少回老家。每年清明，母亲回去扫墓，还有乡邻向她借钱，我说她，现在我们都很少回来，你借出去的钱要得回吗？
母亲认真跟我说：“她们能还就还，没有还也没有关系，我们家现在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在困难时期，别人帮助过我们，这个情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
母亲用她的言行身教，默默影响着我们，让我们都成为善良的人。
邻家大嫂的儿子——幼年陪我做伴的小伙伴，十多年后，他没有土地建房，结不了婚，大嫂很着急。母亲心里一直很感激她。母亲知道后，主动提出，把我家的房子借给她儿子结婚，让他无偿住了十年，其间房子漏水、门窗损坏，都是母亲出钱找人维修，直至他家建好房后才搬出我家。
母亲为人处事的优良品德，深受当地乡邻称赞。
2008年，母亲病危回到老家，许多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乡亲，提着大包小包来看望她，我们一众子女，深受感动，看见了母亲的高贵品格。
母亲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子女之间。有一天，她终于停止了脚步，倒下了。
那年母亲85岁时，突然患病，我们接她到广州大医院住院检查，没查出病因，又把她送回长沙四哥家。四哥在卫生系统工作，住院治疗比广州方便。四哥请来医院专家会诊，还是没查出病因，病痛也没有得到缓解，母亲很痛苦，实在忍不住，才会哼出声来。
医生说，母亲是年龄大了，没有病，是各部器官功能衰竭，要我们准备后事。叶落归根，我们征求母亲意见，她愿意回老屋。于是，我们兄弟回老家，找人把多年没有居住的老房子收拾干净，购买一些生活用品，把母亲从医院接回老家安顿，社区医院定时给她输液，母亲的病情反而稳定了些。兄弟们考虑老屋居住条件有限，把母亲接到娄底和长沙，在哥姐家轮流居住。
即使这样被病痛折磨，母亲依然坚持熬了五年，再一次体现了母亲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九十岁，才与世长辞。
母亲辞世后，我觉得十分亏欠母亲。在母亲风烛残年，卧床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需要我们照顾时，我们兄弟姊妹，有的要上班，有的要照顾孙子，把她托付给年近花甲的三姐一人照顾。她生病时，虽然找了医生，但没有想方设法，寻找医术更高明的医生，减轻她的痛苦。我们偶尔回去看她，姊妹聚在一起也是聊些家庭琐事，很少坐到她的床前陪她说说话，关心她的病痛。
我回去看她时，她跟我讲：“我头发长了，头庠，给我剪头发吧。”这时，我才会给她洗头，剪头发，但没有跟她聊聊家常，多问一句病痛……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彻夜难眠，追悔莫及，真正体会了“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和痛苦。
世界上最深的是海，比海更深的是母爱。
母亲把我们带到人世间，给予生命和教养，挤干生命的最后一滴血，完成使命，悄悄地走了。我时常安慰自己，母亲几世的苦都在这一辈子吃完了，剩下的应该只有幸福，她应该是去了一个没有苦难的地方。
我们九兄妹，如今年龄最大的80岁，我最小，也即将步入花甲之年，母亲一定是在天有灵，保佑我们都健健康康、幸福地生活着。这些年我们相聚在一起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母亲，年龄越大，越感觉母亲一生不易，对她亏欠太多，可她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们半句，一生只为我们着想，在天堂也保佑着我们幸福、快乐。
愿来世我们再续母子缘———我为母，您为子。
（5月9日发表于《广州铁道报》第四版、2022年3月9日发表在作家联盟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