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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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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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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恩似海

“当母亲逝世时,我身心交瘁,简直要垮掉,我几乎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这是英国前首相希思,在母亲去世时写下的心灵感受。

当我母亲逝世时,我是如此地感同身受,那一刻,我的精神世界几乎崩塌。这些年,当别人提起母亲,甚至在街上看见与母亲相似的老太太,我会突然想起母亲来,情不自禁地落泪,很多年过去,我也没能走出失去母亲的悲伤。多少次我坐在电脑旁,想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录,手指还没落到键盘上,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直至泣不成声,奈何情难自禁,只得搁下。

今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是母亲诞生100周年。时光飞逝,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就有十年了,母亲慈祥的身影似乎还在我身边,从未离开。

母亲遭受过很多磨难,历经沧桑,一生辛苦,却从不与人诉说。她没有见过大世面,靠着顽强的意志与好强的性格,与苦难战斗,与命运抗争,与生活相搏,与时代同步,与儿女同行。

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拾起记忆中的零碎片段,回忆我母亲平凡勤劳的一生,表达我对她的深深怀念。

母亲生于1922年农历3月27日,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没有兄弟。

听母亲讲,外公聪慧,写得一手好字,有绘画天赋。民国时期,他长期在外做生意,常与生意人往来,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很少照顾家里。有一次回家,被自家一只猫抓伤,不久,狂犬病毒发作去世。从此,外婆一个人抚养三个女儿。

母亲身高约一米六,只读了一年私塾,相当于现在小学一年级文化水平。小时候,外公要她裹脚,她极力反抗,才没成为“小脚”女人。

母亲十八岁结婚,先是生育了大姐和二哥。

1944年,日军肆掠湖南。母亲为逃避战乱和追杀,背着幼小大姐和二哥,离开村子,一路向前逃命,慌乱逃跑中,遇到一个好心人告诉她,前方有日本兵来了,母亲无路可逃,带着孩子,躲到水沟石板洞下面,她特别害怕孩子受到惊吓会哭出声来,被日本兵枪杀。老天保佑,也是命不该绝,小小年纪的大姐、二哥,任由母亲带着她们东躲西藏,哼都没哼一声。

母亲就这样带着孩子逃过一次次劫难,活了下来,两个儿女毫发无伤。

后来,母亲又陆续生养了七个子女。

父亲男权主义思想特别严重,很少帮忙做家务,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带孩子、做饭,晚上给小孩洗衣服,缝缝补补,每天忙到凌晨二三点才睡觉,天不亮又要起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母亲又生下最小的一个儿子,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严重缺少营养,孩子生下来才2斤多,皮包骨头。接生婆对母亲说:这孩子可能活不了,丢掉算了。母亲当然舍不得,把他带在身边,一口一口米汤,精心喂养。

母亲还未满月,爬到楼上去取柴火,生火烤尿布,脚没踩稳楼梯,从楼上摔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只得去医院住院,把没满月的孩子,交给20岁的大姐带,大姐带不住,孩子哭了一整夜。

大姐被吵得实在没办法,就把孩子送到医院母亲身边,母亲抱着孩子仔细看,才发现是一根头发缠绕住了孩子的小指头,指头已经变乌色了,原来大姐头发很长,不小心缠到了。母亲把孩子留在医院里,一直住到和她一起出院。

那一年,母亲40岁,高龄生下老九。这个瘦弱的孩子从小就表现出生命力顽强的本象,不但好好地就活了下来,后来还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这个孩子就是我。

全国解放后,母亲和父亲同在镇上供销社上班。1961年,父亲响应国家“单位精简人员,职工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号召,让母亲带头回农村。

母亲听从父亲的安排,老老实实带着一群子女回农村,从此,做了一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

母亲带着哥哥姐姐连同自己,十几口人,从镇上下放回到农村。等待母亲的是半间破砖屋,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母亲只得到村里到处找人借房子住。

那时的物资都要凭票供给,物资极度匮乏。我们下放到农村,一无田地,二无囤粮,一大家要吃饭,困难可想而知,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父亲有一份微薄的工资,要养活14口人。自家11口人,还有伯父家3口人。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在国民党军队任职,29岁病死,伯妈带着堂哥和堂姐,孤儿寡母,全靠父亲接济。这么一个庞大的家庭,父亲那点工资,是杯水车薪。

母亲每天面对这么多张要吃饭的口,每天脑袋愁得比吃饭的钵子还大,她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去哪里找吃的呢?当季时,带着我们去村里人收割完的白菜、红薯地里,挖白菜根和红薯根,捡烂白菜叶、红薯藤和红薯须,回家洗干净煮着吃,那些年,野菜、树叶、野花、野蘑菇,能吃和不能吃的我们都吃过。

一次,五哥在渔塘边扯了一种不知名的草往嘴里塞,中毒晕死过去了。那时候医疗、交通条件差,家离县医院又远,无法及时救治,急得母亲上蹿下跳,搞一些土方给他解毒。也许老天保佑,命不当绝,五哥慢慢苏醒过来了,从那以后,姐姐、哥哥们再也不敢乱去扯野菜吃了。

大姐从小十分懂事,总是为家里考虑,为母亲分担。

她聪明,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被学校保送到初中读书。那时候,进入初中读书,学校就供给饭吃。大姐看到家里弟妹多,常常饿得到处找东西吃,就把学校供给的饭菜偷偷省下,带回家给弟妹吃,自己却在学校饿得晕倒了。

姐姐学习成绩很好,可以直升高中,那时的高中生就是知识分子了,毕业后可以找个很好的工作改变命运。但家里条件实在太差了,她主动辍学,回家帮母亲操持家务。几年后,父母给她做主,嫁给一位老师。因是媒妁之言,彼此脾气性格不了解,大姐婚后受了很多委屈,父母一直对她心怀愧疚。

随着大姐、三姐出嫁,三个哥哥相继去部队当兵,家里还有六姐、七哥、八哥、母亲和我五口人,但家里粮食仍不够吃。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就知道生产队里分的口粮,远不够我们家吃半年,常常是借米度日。

每餐到了煮饭时间,就听到母亲嘴里念叨:今天去哪家借米,明天去哪家借,她硬着头皮挨家挨户借,借遍了全村。

有时候,她看到借来的米,不够我们吃一餐,就带着六姐和我,把米用石磨磨成米粉,倒进锅里,熬成米糊状,米粉少时,就多加些水,成了很稀很稀的米汤水,给我们四兄妹每人分一碗。我们已经饿得肠子打架了,拿起来就喝,从没想到我们吃完了母亲吃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是把粘在锅边的一点点锅巴铲下来,再加上一碗水,烧开,喝这一碗稀得不能再稀的米汤了,这就算是她的一餐饭。即算是这样,她仍要操持一家的家务活。现在想想,不知道她怎么坚持下来的。

父亲偶尔从单位带点黄豆壳回来,母亲煮熟给我们充饥。黄豆壳吃了不消化,拉出来还是黄豆壳,有时吃多了,还会拉不出来。如果父亲能带一次豆腐渣回来,那就是我们的美食了,但这样的机会很少。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仍是吃红薯、土豆和白萝卜粥,且每人每餐只能分一碗。如果在蒸红薯上放上一铁盆饭,那就是盛宴。到了红薯蒸熟时,我们几个人一齐围在饭锅旁,一双双眼睛盯着红薯上的那盆饭,母亲把饭从中划成四等份,每人一份饭,加一根红薯分给我们。我们一个个狼吞虎咽,没有一个想到要将自己的一份饭,分一点给母亲,母亲仅吃一根红薯,碗里没有一粒米饭。

母亲就这样,从口中省下一粒粒米,自己一餐餐饿着肚子,在那个饿死、病死儿女都很正常的岁月里,她硬是咬着牙,拉扯大九个儿女,一个都没少。

穿

穿衣吃饭,是那个年代最大最难的事。

母亲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心灵手巧,针线活、剪纸、裁剪衣裳等,样样拿得起。那时农村是自己扯布做衣服穿,什么款式,她看一眼,就能做出来,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穿她做的衣服长大。

母亲常常为了九个儿女要穿衣发愁。哥哥们的衣服都是交换着穿,他们时常为今天你穿了我的衣服,明天他又穿了我的衣服而争吵。小时候,我从没穿过新衣,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捡哥哥们穿烂不要的衣服,母亲再补补给我穿。

家穷,却不影响母亲的精致,她是个很讲究的人,爱干净,虽然我们没有新衣穿,但给我们几兄妹都穿戴整洁。

我从小学到初中,直至高中毕业,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曾有一个同学笑我:“从没看你穿过没有补丁的衣服。”我笑而不语,我从没因我没穿新衣而自卑过,即使是补丁衣服,母亲也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仪容整洁。

记忆中,我也穿过一件新衣,严格来说,是一件新背心,那是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一件白土布背心。

一年夏天,父亲从单位回来,农村正好“双抢”,天气酷热。四嫂在县城上班,她单位自产冰水免费供应职工,父亲要我去四嫂单位打壶冰水回来解渴。

母亲爱面子,看我衣服全是补丁,没一件像样的衣服能出门,怕嫂子单位的同事笑话我。她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一块剪裁剩下的白土布,想给我做件短袖,一量我身高,布料不够,她左算右算,只够做一件背心。母亲花一上午的功夫,为我赶做了一件新背心,这是我少年时期,穿过唯一的一件算是新的衣服。

我穿的人生第一件新衣是军装。1978年11月,我应征入伍,到县武装部,我才脱下身上的补丁衣服,穿上崭新的军装。

每年春节,母亲都要为了我们做一双新鞋。

母亲时常去缝纫店,找缝纫师傅捡些碎布头,挑出一些方正的用来补哥哥、姐姐的衣裤。那个年代布匹颜色少,布料单一,捡回来的碎布头都能用上,用不上的,母亲就把哥姐穿得无法缝补的衣裤拆了,掺到碎布里头,用浆糊一层层粘贴在门板上晒干,到了冬天,母亲用来给我们纳鞋底。

冬天,农村进入农闲时节,母亲却是最忙的时候,白天熏制各种干菜,储蓄过冬食物,晚上为我们缝补衣裳、纳鞋底,给每个孩子做一双新鞋过年。她常常熬到半夜,甚至到天亮,我有时睡到半夜偶尔睁开眼,看到母亲还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在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到了过年时,我们也能像别人家孩子一样,有新鞋穿,过一个幸福而体面的新年。

母亲很擅长打理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家的几间房屋,面积不大,母亲把几件破旧的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擦拭得一尘不染,家虽穷,却是干净、温馨的,邻里都说母亲不像一个农村妇女。

她用心培养每个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我是男孩子,也不例外,洗衣、扫地、做饭等家务,一视同仁,她教我洗衣,要重点洗衣领、袖口;扫屋要清扫屋子的四个角落,不留死角卫生;洗碗必须洗碗的里外和底;擦拭家具必须擦脚和花格,等等,事无巨细,她一一言传身教。我至今都很讲究卫生,就是儿时养成的良好习惯。

母亲生病卧床五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己生活不能自理时,也十分讲究个人卫生,叫我帮她洗头、剪发,从不肯蓬头垢面见人。

父亲长期不在家,偶尔回来,在家也是住几天就回单位了。所以管教子女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那时家穷事多,子女多,母亲难免脾气大,管教我们自然不是“和风细雨”,她常用的教育方式有三招:训斥、饿饭和竹条。

我们九兄妹,青少年时期,一个个都是“梁山英雄好汉”,我们背着母亲,即使饿着肚子,个个都能上房揭瓦、下塘捉鱼摸虾。

管教这样一帮子女,没有一定手段是“镇压”不住的。

兄弟姊妹多,自然争吵也多,吵架的缘由五花八门:为干活多少吵架,为争穿衣服吵架,为睡觉争盖被子吵架,为吃到后面锅里没饭、指责谁多吃而吵架。在生产队干活和别人吵架,在学校和同学打架,等等,反正日日都有是非,没一日安宁。

她有一条准则,谁先挑事,就先打骂谁。姊妹间一旦发生争吵,轻者训斥,双方立即停止吵闹,重者拿出常备的竹条,各打五十大板。吵架者一旦发现母亲去拿竹条,立马停止争吵打斗,拔腿飞跑。

我最小,常被哥哥姐姐们捉弄。我记得,哥哥、姐姐指使我去把母亲藏着打人的竹条找出来丢掉,让母亲一时找不到,他们少挨了一次打。轮到母亲打我的时候,却没有人去丢掉她打我的竹条子。

我家男孩多,有六兄弟。母亲的原则是:不赌、不抢、不偷。一旦犯了,那是触碰了母亲的底线,惩罚也就不是一顿训斥了事,那是要见血的。

有一年,临近春节时,四哥还没有去当兵,村里一些年龄大的年轻人叫他去玩,用五分钱硬币猜正反面玩赌博,被五哥告诉母亲。母亲一听,立即跑去现场追着四哥打,吓得四哥几天不敢回家吃饭,在外面饿了几天,被好心人送回家,说好话,等别人走后,四哥挨了扎实一顿打,自此,我们兄弟没人再敢去玩赌博。

我家门口有一条通往部队机场的公路,经常有军车来来往往,也是我们上学必经之路。七哥读初中时,有一次,他看到有一辆军车上坡速度比较慢,一时贪玩,就爬上军车,吊在后车门上,被同学告诉学校老师,校长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点名批评了七哥。老师又把这事告诉了母亲,下午放学时分,母亲拿着竹条站在家门口等着七哥,吓得七哥一个星期不敢进家门,在堂兄家住了一个星期。堂兄去跟母亲说情,告诉母亲,七哥已经认识到错误,以后不会犯了,希望母亲不要打他。

夜晚,待母亲睡觉后,七哥由堂哥护送悄悄回家。谁知道母亲手里拿着竹条守在门后,七哥推门进来,被母亲抓住衣服一阵猛抽,我被吵醒了,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堂哥从母亲手里抢七哥,怎么都没能拉开,直到母亲把手里的竹条全部打断才罢手,吓得我心惊胆颤。七哥身上的伤,一个星期才结疤。

现在,我们姊妹相聚时,聊起过去种种,说到谁挨母亲的打最多,说来说去,相比之下,我是兄弟姊妹中挨打最多的一个。

按理,我是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应该很得父母宠爱。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娘痛晚崽。可在我母亲这里,就不然了。在她眼里,没有大小,只有对错,谁犯错,就打谁。

随着前面几位大哥当兵和参加工作,大姐出嫁,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步好转,我可能是兄弟姊妹中最淘气的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变着法子玩花样。所以,挨打、饿饭就少不了了。

那时,母亲要求六姐、七哥、八哥和我,每天早上上学前,到外面扯满一篮子猪草或鱼草,才能回家吃早餐。为了赶在哥姐前面回去吃早餐,我偷奸耍滑,用竹竿子把篮子架空,扯一点草铺在上面,看起来是一满篮子。谁知道被八哥识破,问我:你跟我们一块出门,在一块扯草,你为什么比我们动作快这么多?八哥用手扒我篮子里的草,发现篮子下面是空的。他立即跟母亲告状。我被母亲追打出村口,我躲在邻居家吃住了好几天。事后,母亲悄悄地背着我,把米还给人家。

我还是村里是孩子王,一个村大大小小的小孩,都跟在我后面跑,只要我一声令下,可以号召全村孩子。

有一年夏天,村里一户人家屋后的两棵梨子树上,结满了梨子。我指使小孩用小石子把梨子打下来吃,几颗石子穿过梨树,梨子哗哗地落满一地。主人听到声音,追了出来,我们拔腿就跑,跑得最慢的一个小伙伴被追上,被逼问谁是领头的?小伙伴胆小,告诉了他,说是我指使他们去的。

主人跟我母亲告状,母亲憋足了劲,要打我一顿,吓得我七、八天不敢回家,躲在一个伙伴家里。村里一位老奶奶去母亲说情,要她原谅我,母亲说:“年龄这么小,就敢去偷别人梨子,今后长大了,就会去偷抢别人的钱财,必须严加管教。”

又过了好几天,那老人又去为我说情,母亲没出声,老人以为母亲默许我回家了。于是,我晚上悄悄地溜回家,爬上床睡觉,谁知道刚睡着,感觉全身刺痛,小孩子瞌睡重,只用小手到处抓,发现手上也刺痛,才睁开眼,一看,是母亲用竹条子在我身上使劲抽打,打得我往床上四个角落躲闪,床只有那么大,躲不掉,母亲直至把竹条全部打断才住手。第二天,我全身没一处好肉,血迹斑斑,当时正好是夏天,只穿了一件背心,竹条痕迹全裸露在外面,邻居见了说:“张家嫂子打孩子不知轻重,下手也太狠了,这孩子多可怜。”

因母亲打我太狠,我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她亲生的。

我无论怎么被打,就是不长记性。小错常犯,饿饭少则二三天,多则七八天;大错就是“竹条炒肉”。

母亲家教极严,即使我们兄弟到了五六十岁,她照管不误,在这方面,她从不糊涂,也绝不手软。

她告诫我们,做人必须有骨气、有尊严,要走正道,打牌赌博是歪门邪道,偷扒抢劫是犯罪。她常常把“输钱都是为了赢钱起,世上没有靠赌博能发家致富的”这句话挂在嘴边,严禁我们赌赙。

七哥下海经商后,经常与客户玩牌,有时通宵不回家。母亲知道了,立马从我家赶过去。那时她都80岁了,我劝她,七哥都快六十了,您还管他干嘛?母亲很严肃地跟我说:“只要我还活着,都不允许你们去打牌,你们再大,都是我的儿子。”她硬是在七哥家住了好几个月,软硬兼施,劝七哥不要打牌,直到七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再去赌博。

她常用外公的例子教育我们:一次吸毒,终身戒毒,千万不能吸食毒品,一旦碰了毒品,就会失去人性,会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母亲用她的“狠”,让我们学好,走正道。在我们都走上工作岗位后,她时常叮嘱我们兄弟,不能利用工作便利,收受不义之财。哥哥们逐渐有了出息,母亲又教育他们,不能仗势欺人,要与人为善,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守住做人的底线,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岁月沧桑,白驹过隙,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九兄妹,在不同领域、不同级别任职,直至平安退休,没有一人犯过原则性错误,我们能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经受住社会各种诱惑和考验,是母亲严格教育的结果。

我逐渐懂事后,发现了母亲性格的另一面。

我十多岁时,母亲去给五哥带孩子,把我寄放在外婆家读书。外婆是裹脚老太太,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根本就不能照顾我,我就干脆回家一个人生活。那时我读四年级,七哥、八哥在学校读寄宿,平时不回家。我一个人回到家,自己洗衣、做饭、写作业。因年龄小,不知道讲卫生,又想偷懒,煮一次饭吃好几天,不会炒菜,一年都是吃母亲做的坛子菜。到了晚上害怕,不敢回家睡觉,邻家大嫂把她儿子叫过来跟我做伴,陪我一起睡。

等母亲回家时,发现我脸部一边大一边小。原来是我正处于发育期,没有大人管,夜里长期吊着头睡,脸部出现大小不一。母亲回家发现后,很自责,立即用大米做个枕头,每天晚上让我侧着身子睡在枕头上。

那时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睡觉不老实,母亲总是会半夜起床,轻手轻脚来到我房间,悄悄调整我睡偏的脑袋,半睡半醒间,我感受到母亲的手是那样温暖,那样温柔。

经过母亲一年时间的精心调整,脸部慢慢恢复正常。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下午放学早,在村学校老师的指导下,每天放学后,组织学龄前的孩子,到村学校教室里,教他们写字、读书,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后来这件事被公社、县教育部门的人知道了,觉得很好,那时还没有学前教育,五六岁的孩子在村里到处野,一是不安全,二是学知识,是一件大好事。县领导特意到我家里,向母亲表扬我,说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他们感谢母亲培养了一个好孩子,希望母亲能继续支持我做下去。

母亲很高兴,发现我不是只会淘气,也能干点正经事,她懂得维护孩子的尊严,见我当了“小老师”,犯错也少了,从这以后,就很少再打我了。

后来听说,我还是最早开创“学前班”教育先河的人。我读初中“卸任”后,村里就正式开办了学前班教育。

父亲去世时,我还在部队,不满十八岁。母亲叹息我可怜,强忍悲痛,专程去部队看我,给我打气,鼓劲,希望我在部队安心工作。

服役期满回家,在等待安排工作的那几年,我想自谋职业,买辆汽车搞运输赚钱。母亲听说我有想买汽车的想法,吓一大跳,她知道我在部队不是汽车兵,没有开过汽车,还没有驾驶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虽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了,但是私人买汽车,对于母亲这代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事。她坚决反对,还动员五哥给我做工作,不要买汽车。无论他们怎么劝,都没有动摇我买汽车的决心。母亲见我主意已定,也不再执意反对。

当时买车要2800元,而我只有500块退伍安家费,还缺2300块。母亲第一次为了我,向三姐开口借钱,三姐借了2000元,她自己给我凑了300元,我如愿买回了汽车。

汽车买回后,我马上就接到了第一单运输业务。当我开着汽车,欢快地在公路上奔驰时,母亲却在家魂不守舍。每天我出门,她心惊胆颤地看着我开车出去,提心吊胆地盼着我回来。如果我一夜没回,她通宵不睡,一直打开门,开着灯,站在家门口,辨别着一辆辆经过我家门前的汽车声音,听是不是我的汽车回来了,她要亲眼看见我到家,她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地。

母亲十分害怕我发生交通事故。我开几年车,母亲就提心吊胆了几年,直到我安排工作,不再开车,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母爱如涓涓细流,缓缓地流淌在儿子的心河,伴我坚强走过每一个艰难日子。

母亲下放农村没多久,爷爷就一病不起。

爷爷神志不清,不认识亲人,生活不能自理,都以为爷爷是疯癫,到现在来说,应该是阿尔茨海默病。当时父亲在单位上班,根本回不来,照顾公公的重担就落在母亲头上。

母亲要照顾一群儿女,整日为衣食住奔忙,还得照顾患病的公公。母亲摒弃农村世俗的眼光,给爷爷喂饭、洗澡擦身,端屎倒尿,换洗衣服和床上用品,无微不至地照顾公公。

爷爷卧床多年,母亲不离不弃,精心护理,去世时,身上没有长一点褥疮,让他有尊严地安详离世。爷爷临死时特别清醒,握住母亲的手说:“我没有女儿,你胜过所有的女儿。”父亲很感动,感激母亲替他尽孝,邻居无不夸母亲贤惠,是父亲的好妻子,爷爷的好媳妇。

母亲不但是爷爷的好媳妇,也是外婆孝顺的好女儿。

1981年,父亲突然离世,母亲悲痛万分,却没有把父亲去世的噩耗告诉外婆,因为父亲时常会给外婆挑水送吃,怕年事已高的外婆知道消息后,会经受不住打击。

母亲一边承受失去丈夫的打击,一边安顿外婆到二姨家居住,由二姨照顾外婆的生活起居。我家离二姨家有15公里,母亲时常去看望外婆,送些她爱吃的食物,给她洗澡,去一次,就把她身上、床上换洗个遍。外婆每次都会问:“魁梧怎么不来看我了?”魁梧是我父亲。母亲忍住伤心,把话题岔开。

母亲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仍然坚持照顾着外婆,经常去二姨家帮忙照顾外婆,当天又返回家,一天路程有30多公里,这样坚持了三年。

1984年,外婆84岁高龄,由于长期卧床,病情逐步严重。母亲担负起长女的责任,与二姨父商量,把外婆送回她自己家里。母亲一个人把外婆多年没有住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和二姨她们一道,把外婆用板车送回家,从此,母亲就一直陪在外婆床边,一步没离开。

外婆去世时,母亲为外婆操办后事。按照当地习俗,出葬时,应该长子在灵柩前为死者顶孝幡,次子或长孙在灵柩前端遗相。因外婆没有儿子,母亲去找娘家的堂弟顶孝幡,安排我二哥给外婆端遗相。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给外婆风光送葬,长长的送葬队伍,把外婆送上山,给外婆立了墓碑。

母亲在世时,每年清明节,都带着我们去给外婆扫墓,外婆生前死后,都没有因为没有儿子而孤单,母亲为外婆尽到了一个儿子难以尽到的孝道。

母亲一生中,为我们修建了两次房屋。

第一次是上世界六十年代中期,在爷爷分的半间房子外面,加建两间二层砖木结构房屋,让我们兄弟有了住所。

第二次是在1977年,母亲跟父亲商量,这么多儿子,得想办法为他们建房,以后他们都要找老婆成家,不能没房子。父亲是个乐观派,说:“我养大了他们,才不会给他们建房子,谁有本事自己建,讨不到老婆是他们没有能力。”

母亲对父亲的说法极不赞同,用激将法对父亲说:“生这么多儿女,从那么艰苦的年代都走过来,没有饿死他们。现在的经济条件比过去好了,建几间房子都建不起,别人不会笑话儿子没本事,是笑话我们做父母的没有能力。”

父亲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开始与母亲谋划为我们建房子的事。一是房子的选址和朝向,预测几个儿子会在农村安家,得建几间。其次是用什么材料,预算砖瓦、木料、门窗需要多少钱,宅基地报批等问题。

母亲立即着手安排,显示出她当家的本事来。

她把我家房前屋后别人家的自留地,置换成我家的宅基地,安排在家读书的八哥和我制作红砖;建房的木料、门窗,一部分拆旧用旧,不足部分由五哥负责,要他从怀化林业产区购买,那里要便宜很多。父亲负责跑建房手续。砌工和木工师傅请当地最有名气师傅。

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下,一切准备就绪。

建房的红砖90%是八哥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自己拌和黄泥制作,我力气不足,在制作时,砖坯四角有空洞,只能给他打下手,帮忙码放砖坯。

母亲整日围着建房子的事,里外忙碌,还差点出了大事故。

父亲请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拉回一车煤准备烧砖,卸车时,母亲去把公路上的石头扫干净,正低着头在车底下清扫时,八哥没看见母亲,把侧面车门挂钩打开,车门连同煤噼里啪啦地打下来,只听母亲一声惨叫,把母亲打到车底下,头顶顿时鲜血直流,把司机和八哥吓坏了,头顶上打开一条长约2公分长的口子,立即送卫生院缝针。医生要她休息几天,她不管不顾,头上绷着纱布,继续为修建房子的事忙活,一下也没休息。

1977年底,一栋气派的四间大瓦房拔地而起,在当时,成为全村数一数二的豪华建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母亲的主持下,这四间房屋,平分到我们兄弟名下,这是她和父亲留给我们的房产。历经40多年风霜雪雨,老屋旧了,无人居住,四处漏水,再不修建,父母的遗产将败在我们手上。去年,我们兄弟商量决定,拆了旧宅,在原基础上重建,半年后,一栋三层小楼矗立原地,算是告慰母亲当年的辛劳。

哥哥们相继结婚成家,随着一个个孩子出生,母亲当了奶奶,成了祖母辈。从此,照顾孙子就成了母亲的“主业”。

四哥在部队,四嫂在老家单位上班;五哥五嫂是单位双职工。她赶去照顾四嫂生产,四嫂还没满月,四哥的探家假期就结束,只得返回了部队,母亲一个人照顾四嫂坐月子和小侄女,直到满月。

五嫂生小孩比四嫂晚一二个月,母亲照顾完五嫂的月子,哥嫂就把她留在家里。母亲心里一边丢不下这边,心里又牵挂着四哥家里,她担心四嫂初为人母,不会带孩子,直到四嫂请了保姆,她才放心。

第二年,母亲从五哥家回来,跟父亲商量,明年给谁带小孩。母亲担心,再去给五嫂带小孩,四嫂会有意见。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想一碗水端平,她恨不得把自己掰开,有分身术,这样就都能照顾到了。

父亲跟母亲分析,从家庭收入状况来看,四哥在部队任职,收入比五哥家高,有一定经济实力,可以聘请保姆。父亲安慰母亲:“实中不会对你有意见的,他这点大局观念是有的。”

虽然,母亲给五嫂带孩子时间最长,但四哥家里有事,她都会及时赶到。一年,四哥的儿子生病,在武汉军区医院住院,哥哥在部队走不开,嫂子在单位上班请不了假,母亲一个人带着孙子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她和孙子吃住都在医院。孙子病愈出院后,又跟着去四哥部队照顾。一段时间后,母亲又把孙子带回老家带,孙子特别调皮,母亲管不住,只得把他送回部队。去部队路途遥远,母亲一个人带着孙子,一路辗转乘车,火车转汽车,穿梭于部队与老家,她从不肯哥嫂接送,怕耽误他们时间。

后来,她们一个个接着又生二胎,接着七嫂、八嫂和我老婆生小孩,她都是一个一个地去照顾。每一个媳妇的月子里,都有她忙上忙下的身影,一个也没落下。

从媳妇怀孕起,母亲就开始操心,教她们怀孕时注意吃什么。临盆生产,她又担心媳妇们初为人母,不会给小孩喂奶、洗澡、穿衣服。孩子生下后,她教媳妇如何给小孩洗澡、穿衣,才不会把小孩的手脚搞成骨折。夜间不能睡在被窝里给小孩喂奶,这样大人容易睡着,乳房会贴住小孩的鼻子,或被子盖住小孩的头,容易引发小孩窒息。

母亲就这样向一个个媳妇传授育儿经验,我家侄儿、侄女和我的女儿,每一个都她都亲手抱过,疼爱过……

在滴水成冰的寒冷天气,深更半夜披衣起床,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抱着吵闹的孩子在屋子里打圈圈,她从不叫醒我们,怕耽误我们的睡眠,影响工作,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哄孩子,从不抱怨,不指责我们。

母亲一生都走在为儿女操劳的路上,总在尽她所能,为我们减轻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关心着每一个儿女的家庭,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直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五哥小家庭发生变故,母亲又去照顾五哥一家大小的生活,直到五哥孩子长大。后来在古稀之年,还在为我接送孩子。

母亲一家一家带孩子,看似儿子家就是她的家,实际都不是她的家,似乎只是儿子家的过客。

她所有的家当,就装在一个旅行袋里,哪个儿子给她打个电话,家里有事需要她去帮忙,她拎起包就走。有次,她自嘲地跟我说:“你看我象讨米要饭的吗?还是象逃荒的啊?每次进你们家一个包,出门还是一个包。”

一次,她从我家去七哥家,我去火车站送她,看着她孤单的背影,苍苍白发,一个人背着行囊,穿梭在我们兄弟家,火车一开,我心生愧疚,眼泪夺眶而出,觉得母亲很可怜。

母亲自从做了婆婆和奶奶,再不是从前那个拿起竹条就打的“凶狠”女人,她能找准自己定位,调整好心态,变得慈祥、和蔼可亲,疼爱每一个孙子,与媳妇们和睦相处。

母亲无论在谁家,从不在媳妇面前说长道短,更不会在儿子面前说媳妇的半句不是。她不论在谁家,看到儿子媳妇有矛盾,发生争吵,首先都是劝导儿子,要求男人要心胸宽广、大量,不要与自家女人计较,与老婆结婚成家,要看到对方的优点,求同存异。她时常告诫我们:枕边教妻,床前教子。

母亲维护着每一个媳妇的尊严,也深受媳妇们爱戴和敬重。

母亲宽容大度,无论家有多少矛盾,都以宽宏的气量,默默包容我们,让每个家庭和睦。

母亲在人情世故上,从不给人诟病,再穷再苦,只穷自己。我们家在最艰难困苦时期,接受过四邻的接济,借过谁家的米和钱,谁帮助过咱们家,母亲心中都记着一本账。

村里有位孤寡老人,她年轻时给母亲搭过手,帮着照看过我们,她老年时,每逢年节,母亲都会打发我给她送东西,直到她过世。

1981年,我父亲去世后,父亲单位每月给母亲发几十元抚恤金,她舍不得花,一分一分攒着。那时,哥哥、姐姐都有了工作,成了家,我也在部队当兵,家里没什么负担了。那时农村还是很穷,我家经济条件就相对好很多了。如果谁家没有钱买农药、化肥,没钱看病,不用别人开口,母亲会主动把钱借给他们。谁家的小孩衣服穿得破烂,她就把侄儿、侄女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提回去送给有需要的人家,对于贫困人家来说,等于雪中送炭。

母亲就这样接济着一户户贫困人家,倾其所有,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或没帮助过我们家的人。

1985年,我参加工作离开了农村,母亲随我迁居外地,就很少回老家。每年清明,母亲回去扫墓,还有乡邻向她借钱,我说她,现在我们都很少回来,你借出去的钱要得回吗?

母亲认真跟我说:“她们能还就还,没有还也没有关系,我们家现在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在困难时期,别人帮助过我们,这个情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

母亲用她的言行身教,默默影响着我们,让我们都成为善良的人。

邻家大嫂的儿子——幼年陪我做伴的小伙伴,十多年后,他没有土地建房,结不了婚,大嫂很着急。母亲心里一直很感激她。母亲知道后,主动提出,把我家的房子借给她儿子结婚,让他无偿住了十年,其间房子漏水、门窗损坏,都是母亲出钱找人维修,直至他家建好房后才搬出我家。

母亲为人处事的优良品德,深受当地乡邻称赞。

2008年,母亲病危回到老家,许多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乡亲,提着大包小包来看望她,我们一众子女,深受感动,看见了母亲的高贵品格。

母亲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子女之间。有一天,她终于停止了脚步,倒下了。

那年母亲85岁时,突然患病,我们接她到广州大医院住院检查,没查出病因,又把她送回长沙四哥家。四哥在卫生系统工作,住院治疗比广州方便。四哥请来医院专家会诊,还是没查出病因,病痛也没有得到缓解,母亲很痛苦,实在忍不住,才会哼出声来。

医生说,母亲是年龄大了,没有病,是各部器官功能衰竭,要我们准备后事。叶落归根,我们征求母亲意见,她愿意回老屋。于是,我们兄弟回老家,找人把多年没有居住的老房子收拾干净,购买一些生活用品,把母亲从医院接回老家安顿,社区医院定时给她输液,母亲的病情反而稳定了些。兄弟们考虑老屋居住条件有限,把母亲接到娄底和长沙,在哥姐家轮流居住。

即使这样被病痛折磨,母亲依然坚持熬了五年,再一次体现了母亲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九十岁,才与世长辞。

母亲辞世后,我觉得十分亏欠母亲。在母亲风烛残年,卧床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需要我们照顾时,我们兄弟姊妹,有的要上班,有的要照顾孙子,把她托付给年近花甲的三姐一人照顾。她生病时,虽然找了医生,但没有想方设法,寻找医术更高明的医生,减轻她的痛苦。我们偶尔回去看她,姊妹聚在一起也是聊些家庭琐事,很少坐到她的床前陪她说说话,关心她的病痛。

我回去看她时,她跟我讲:“我头发长了,头庠,给我剪头发吧。”这时,我才会给她洗头,剪头发,但没有跟她聊聊家常,多问一句病痛……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彻夜难眠,追悔莫及,真正体会了“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和痛苦。

世界上最深的是海,比海更深的是母爱。

母亲把我们带到人世间,给予生命和教养,挤干生命的最后一滴血,完成使命,悄悄地走了。我时常安慰自己,母亲几世的苦都在这一辈子吃完了,剩下的应该只有幸福,她应该是去了一个没有苦难的地方。

我们九兄妹,如今年龄最大的80岁,我最小,也即将步入花甲之年,母亲一定是在天有灵,保佑我们都健健康康、幸福地生活着。这些年我们相聚在一起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母亲,年龄越大,越感觉母亲一生不易,对她亏欠太多,可她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们半句,一生只为我们着想,在天堂也保佑着我们幸福、快乐。

愿来世我们再续母子缘———我为母,您为子。

(5月9日发表于《广州铁道报》第四版、2022年3月9日发表在作家联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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