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次竞争  

竞争，如今已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了，倘若将时光扯回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则很稀罕。正因为如此，当年作为下放知青的我，经历的一次竞争，至今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那是1973年，我下放的大队小学需要增添一名耕读教师。当时农村学校的教师，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种类型，国家、代课、耕读三个档次。档次不同，待遇不同。国家教师即为国家干部，工资按级别由国家发；代课教师没有级别，每月20多元也有国家发，类似现在的聘用制；耕读教师本乡本土产生，报酬是大队的工分补贴和国家每月10元补助。虽仍是农民身份，但由“吃力”转为“吃智”，成为脑力劳动者，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劳动者比，劳动量轻、收入高，且脸面光鲜，谋到这个差事，在当时自然成为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羡慕、向往和盼望的，却往往又是求之不得的。

增添耕读教师的消息，是生产队政治队长从大队开会后回来告诉我的。据他说，会上大队书记要各个生产队推荐，10个生产队一下子提了30多名，经过筛选剩下2名，我算一个。又经过口头表决，6个生产队同意我，只因另一位是学校校长的舅兄，与大队民兵营长是老表，不好当场明确，大队书记宣布待党支部研究后再定。这时，队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现在你们俩个杠住了，赶快找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消息来的突然，心底涌出惊喜和兴奋，痒爬爬的。说实话，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单算经济帐就很诱惑人的。一年365天，我即便不回城，满打满算也只能挣3000分，当时生产队10分工单价4角钱，年收入120元。而耕读教师每年由大队补贴1500分，10分工单价6角钱，计90元，加上国家年补助120元，差别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记得有人说过，诱惑点燃激情，诱惑产生动力。队长带回来的消息，给了我足够的勇气，当天吃过晚饭，我便拿着手电一脚高，一脚低地去找大队书记和民兵营长。其穿越坟岗走黑路，不管狗吠去敲门的胆量，是前所没有的，事后很多天想想都觉得振奋。在大队书记家，他极有分寸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意味深长地表示：支部还要碰一碰，只要营长不吭声，问题是不大的。营长是军人出身，为人直爽，平时与我很是投缘。在他家说话少了许多客套，单刀直入，直来直去。他说得干脆：“你俩都是初中生，他悟性不如你，虽是我老表，我也不会同意的。”也许是年纪轻不谙世事的缘故，当天晚上竟兴奋得大半夜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队长家报喜：“差不多了。”队长嘴一咧：“只要干上，就快活死了，今后再也不要干活累了。”很快全生产队的人都知道了，成了当天男女老少议论的话题，有的还要我散喜烟喜糖，请喝酒。

说也说了，乐也乐了，然而好几天过去了却没有动静。一打听，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与我竞争的那一位，世居本乡本土，又是大姓，父亲是土改时的老党员，姐夫是小学校长，大哥是兽医，二哥在部队是连长，门庭实力位列当地人号称的“四大家族”第三位，沾亲带故多，讲话硬朗的很。据说由他姐夫出面，已摆了两桌，请了大队“四职”干部及能讲上话的人，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队党支部研究时否决了6比4的表决结果，那我就是空喜欢一场了。一阵惆怅与酸楚涌过之后，心反而平静了许多，也想开了。这件事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可以懊恼的，倘若不是6个生产队队长的推荐，我一个知青，无亲无故的，根本沾不上边，如何能形成目前的这种竞争格局？本来就是拣来的意外惊喜，还有必要较真，为之急躁躁的吗？

话说不及，学校已经开学，到底是谁？仍没确定。一天吃过早饭，大队通知我到队部去。去了后，才知道是对我俩进行测试。当时大队支委一班人，县驻大队“学大寨”宣传队的老汪以及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都在。测试不要动笔，内容先是背诵10条毛主席语录，后是回答文体的写法。经过抓阄，他先背，我后背；他回答议论文，我回答记叙文。背语录要求后背的不能重复已背过的。这样，背诵时，他把诸如“要斗私批修”等简短的都背完了，轮到我只能背长段的了。庆幸的是，我参加过公社、大队数次组织的大批判小分队，常写大批判稿，对毛主席语录还是挺熟的。在背完10条后，又多背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两首诗词，这明显的是为了超过对方而作的一番炫耀。对方情绪显然受到了影响，在回答文体写法时，竟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而我的回答则顺畅得多。测试现在看起来简直有些滑稽荒唐，不可思议。然而，正是有了这次测试，才使我的知青生涯有了收获，有了喜悦，有了滋味。

测试后第二天，大队书记便通知我去学校报到。后来才知道，是“学大寨”宣传队的老汪在会上以“你们本乡本土的，扯不开面子，我从城里来的不怕”的鲜明态度，为我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

岁月如流，时至如今，我依然抹去不了这次竞争经历的记忆。这记忆，常常让我回味,回味帮助我的人,情感的淳朴炽热和处事的公正无私；这记忆，始终把我向生存的高层次上鼓舞和鞭策。

（首发于2015年第5期《开心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