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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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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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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老兵叫杨老六

1969年2月,我随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洪流,到时为川东开县的跃进区战斗公社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开始了漫漫的知青生涯。

其时,文革将近尾声,但落户的地方属山区,文革的步伐似乎慢一拍,一些偏远的生产大队还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我下乡那年夏天,大队才成立革委会。革委会一成立,便设了一个大批判领导小组,知青中很多人成为骨干。“知青们,他妈的,有文化,有觉悟。他妈的,当然要冲在前头啰。”大队民兵连长如此说。

批判组的任务其实就是将大队的“地、富、反、坏、右”统称为“黑五类”的人员不时集中起来,训训话,接受批判。有时也“游街示众”。就是胸前挂上一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白底黑字的纸牌,由大队基干民兵执枪押着,在各生产队之间游走一圈。乡下知识分子少,尤其是山区,上过初中的人都屈指可数,“右派分子”是不可能产生的。

我所在的生产队,几乎全是贫农,下中农也只有一户。在填报“黑五类”人员名单时,队长挠着头,问我:“小文,咋个搞?”队长见我戴一副眼镜,一派文化高深的模样,以为很有主意。“我啷个晓得哟,又不是当地人。”我看着队长皮包骨头的脸颊上,那块黑疤一扯一扯的,显得焦虑。“不报,会遭上面理麻的,说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这年头,这帽子重哟。”队长点了叶子烟,陷入深思熟虑。突然,他一个立正:“有了,把杨老六报上。”“杨老六?”“就是你隔壁杨小安的老汉杨大安嘛。”

我下乡进村伊始,就住在杨大安家。这片山区的人都叫他杨老六,我称他老杨。老杨五十来岁的光景,人瘦长,一条腿有点瘸,话极少,影子似的。在我看来,人老实本分。

见我狐疑,队长说:“他当过兵,国民党兵,听说还是班长哦,一个官。”“班长算得上啥子官?”我说。老杨的影子在眼前晃动。

“其他,队上就没有人了,不报,就空起了。”队长又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公社就来过人,还有镇上的红卫兵,说他是兵啥子皮。”“兵痞。”我说。“对,兵痞。”我无语。我毕竟是接受“再教育”的,位置一定要摆正。

老杨——“兵痞杨老六”就这样报上去了。第二天,就批下来了。这以后,杨老六就常被叫到大队集中学习管制。

队长说我墨水喝得多些,就抽我调到大队革委会大批判领导小组,专司写作批判文章一职。先是,“黑五类”人员每人都必须交待“罪行”,然后经领导小组讨论研究,指出交待的重要部分,简略地写在大字报上。每人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队革委会办公室外的墙壁,像城里法院张贴的布告。大字报除了革委会几个人看了外,几乎无人在意。在山区,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近则几里,远则十几里路,谁会为看几张大字报爬坡上坎,往来奔波。何况当时,人人的肚皮几乎都还在处于想方设法填饱的阶段。

我也是通过杨老六的交待,了解了这个“兵痞”。1938年某月某日,杨老六赶场卖红苕,路过一个叫汪家沟的地方被抓了壮丁,编入国民党88军下属部队。1939年随军出川,参加宜昌战役。战斗中负伤,一颗子弹击穿右腿股骨,此后转移后方万县治疗。伤好后,返乡务农。“听说你当过班长?”有一次集中学习后,我抽空悄悄问他。“啥子班长哟,当时全班人都遭日本人打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下来后,连长说,你就是班长了。然后我就住院了,然后就回农村了。”杨老六两眼黯然。左右望了望,无人。“小文,你说,我打的是日本鬼子,龟儿啷个整成黑五类了。”我想了想,什么都想不出来。十九岁的脑袋毕竟简单,不知说什么好。“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嘛。”我只能说。“我是被抓去的呀,跑不脱呀。”他眼中溢出泪水,又说:“跑了抓到就没命了,你晓不晓得?”他转过身,走了。一条腿拐得有些明显。

我后来将这情况直接给革委会主任说了。主任盯了我一阵,那目光冷峻而坚定。“别个大队都有十好几个‘分子’,我们共才五个,你叫我咋搞?”“什么叫‘兵痞’?是兵油子,才叫“兵痞”,而且是兵油子中最坏的那种,吃喝嫖赌,为非作歹。老杨不是,真的,我认为老杨不是那种人。”我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直接地说了一通。主任怔住了,良久,说:“小文,我看这阵势也搞不了几天的,将就过了。不然,咋办?”但以后,凡集中学习管制,很少通知杨老六了。

1975年,恢复农村基层党组织,大队党支部成立,革委会烟消云散。书记是个转业军人,上任首件事就是撤销了大批判领导小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我也回生产队挣工分,杨老六也过上了一个普通农民的正常生活。

后来,我一有机会就问他关于宜昌战役的事,他总用一种质疑的目光盯着我,很少回应。但有一次他说:“你晓不晓得有一句话叫‘无川不成军’?”我摇摇头。“就是说,抗日战争中,川军出力最大,死的人最多。就是我们这搭地方,我晓得的就有好几个,南门场的李善才,岳溪场的朱大脑袋,跳蹬场的陈木匠……”说完,老杨仰起头,望着天边的山际。广袤的天空下,一峰接一峰,没有尽头,静静地矗立着。他是否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1978年6月,我返城回渝,至此,再没有见到老杨——杨老六。

时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家民政部、财政部通知,为四类抗日老兵发放一次性5000元生活补贴。闻讯,我陡然想到杨老六。杨老六不就是属于“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回乡务农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一类人么?我有些激动,几经周折,终于接通了现已改为插腊乡的原大队电话。接电话的是乡党委书记。他告诉我,杨老六已去世多年了。然后又谈了许多而今乡里的变化。未了,又说,你还记得起他,感谢你的关心。

我放下话筒,久久地陷入回忆中。“兵痞杨老六”白底黑字的牌子,瘦长的身子,沉默寡言,影子似的晃动……

电话铃一阵急促的响起,我拿起话筒。“文老师吗?刚才忘了给你说,我们镇、乡党委对杨老六抗战经历进行过核实,他确实参加了抗日战争。1939年,范绍增部队出川抗日,在宜昌战役中他还获过奖章。我们前两天对他子女进行了慰问,凡对抗日有功的人员,我们是不会忘记,不能忘记的……”

我的鼻腔一热,泪水就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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