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干老连载

翁大明

王家干老名叫王刚奎，是西坪大队代销店的营业员。我先叫他表叔，再叫他干老，因为这个表叔把他十八岁的女儿嫁给了我大哥，自从大哥娶了大嫂，表叔也就变成了干老。

王家干老原本不是西坪大队代销店的营业员，在西坪大队没有代销店之前，他在幢子沟种地，跟我那干娘一起养活他的父母。

王家干老原来也没在幢子沟种地，他在幢子沟种地之前，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从辽沈战役一直打到渡江作战。

其实王家干老之前也不是解放军战士，他被国民党拉了壮丁，长官逼着他上战场，还没学会打枪，就稀里糊涂地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解放军收留了他，他便成了解放军，跟着解放军南征北战，在部队上干了五年。那枪打的，杠杠的，一打一个准儿。

仗打完了，他找到首长：“我回呀，回去养活我老子娘啊！”

首长说：“你就在这儿干，以后安排个工作，接你老子娘来。”

他说，不咧，我回呀，回马家坪幢子沟啊，我是马家坪幢子沟的人呀。

他真是马家坪幢子沟的人，小时候是，长大了是，虽然当了兵，打了仗，跑出去在外边干了五年，现在成了复原退伍军人，他仍然是幢子沟的人。

他的根在幢子沟，与西坪大队的家家户户都非亲既故。

所以，按照老亲，我叫他表叔。

西坪大队有代销店，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期。有代销店，就要有营业员，这个营业员的活儿，王家干老干合适。

这不是我说的，是当时西坪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的，是我父亲在我大嫂进家门之后跟大人们拉家常，我听见的。

代销店就是大队的超市，大队社员的生活用品、籽种化肥、劳动工具，都来自代销店。

代销店不仅是大队的物资交流中心，同时也是大队的信息交流中心。最高指示，以及公社和县上的通知，都是在这里传达到各个生产队的。

西坪这个地方，在两省交界，既有陕西口音，也有湖北口音，他们把“去”不叫去（qu）而叫（kea)，把过年不叫过年（nian)而叫过（lian),代销店也用儿化音，叫“代销店儿”，听起来软绵绵的，不似关中口音那么拗口，也不像河南口音那般刚硬。  

当了营业员的王家干老，也把代销店叫代销店儿。他在部队上不这样叫，但他是马家坪的人，回到了马家坪，就这样叫，随和，亲切。

其实把代销店叫“双代店”更符合实际。因为它有两个职能，一个是代销，把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物资通过代销店供应给群众，另一个职能是代购，把群众手上的农副产品收集起来交给国家。代销的商品，主要是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之类的群众生活必需品；代购的物品，主要是当地的连翘、柴胡等药材以及鸡蛋、核桃等土特产。

  王家干老是党员，思想好，觉悟高，当过兵，见过世面，又断文识字会打算盘，所以大家都同意他当营业员，跟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一样，每天十分工。 

复原退伍二十年，王家干老做了西坪大队代销店的营业员，自然满心欢喜。卷了铺盖，带了行李，他一大早从幢子沟到西坪，把大队腾出来的那间房子收拾了，张罗代销店开业。

王家干老先到西坪挨家挨户借木板，齐齐地靠在山墙上的太阳地里晒干，又到东坪找井木匠，请他给代销店做货架子和柜台子。

摆好了货架子和柜台子，王家干老找来学德和举发：“你们两个秀才，是我们大队的老师，帮我出出主意，看这代销店儿咋布置啊？”他和学德、举发一起，把代销店的布局又做了些调整，学德裁了绿纸，写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几个大字，端端正正地贴在货架子上；举发裁了红纸，写了一副对联，对联上写的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横额上那行“为人民服务”我却记得很清楚。

一切准备妥当，王家干老便张罗进货。西坪大队进货，要到宽坪公社的供销社，宽坪公社的供销社在白鲁础，距离西坪差不多有五十里，都是曲里拐弯的羊肠小道。

鸡叫头遍，王家干老便爬起床，带了干粮，打着火把，从草茂沟翻过茂林庄，到白鲁础的时候，宽坪供销社的那几个营业员还在吃早饭。

按照提货清单，王家干老先提了板锄、薅锄、弯刀、镰刀和铁锹，这些是劳动工具，学大寨，修水利，等着急用，上级也不限制，只要有，都允许提。又提了两袋盐和两桶油，那盐是五十斤一袋，够一个人挑；煤油也是五十斤一桶，也够一个人挑，煤油和盐也不大限制，只是宽坪供销社到赵川进货也不容易，存量不多，公社叫各大队代销店一次少提一点儿，匀着用。接下来，又提一匹白土布，一匹兰花布和一袋白糖。杨主任问：“布票和糖票够不够？”王家干老数数糖票，够了；数数布票，还差九尺，急得满头大汗：“杨主任，就差这几尺，能不能下次补上？”杨主任说：“不行啊！上级有规定啊！布票不够不允许供应啊！”王家干老想了想：“那咋办？就先提一匹？”

王家干老把铁器家具和布、糖搭配了，绑成两挑儿，煤油一挑儿，盐一挑儿，一共四挑货。收拾停当，已是中午，他挑了一挑儿铁器农具连夜回西坪。第二天，又拿了扁担和绳子，挑回两袋盐。连续两天，累得精疲力尽，但王家干老想着有几家没煤油了，晚上打瞎摸儿，他又接着去挑煤油。第四天，他干脆背了背篓，去白鲁础把那两袋子盐背回来。

 主要的东西都有了，还缺一些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等生活用品，王家干老又到白鲁础跑了两趟，总算把货备齐了。说好的，供销社对各大队的代销店儿，先供货，卖了再收款。

提了货，西坪代销店儿趁着大队开社员大会，放了一挂炮，正式开业。

开业那天，西坪一河两岸，分外热闹。以前买东西，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白鲁础或者十里坪，卖一些山货也要到白鲁础或十里坪，现在不用了，在自己的大队的代销店就可以买东西、卖东西，那该多么方便，多么高兴。

大队社员高兴，王家干老更高兴。解放前他这双手拿枪，对着的是敌人；解放后他这双手拿锄头，对着的是土地，现在他这双手拿算盘，拿秤，拿尺子，对着的是全大队的社员。

他觉得，他把锄头家具挑回来，社员们拿着好使的工具修水利，就是支持农业学大寨，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把煤油和盐挑回来，社员们饭菜有咸味儿了，晚上不打瞎摸了，就是解决了群众实际生活困难，就是为人民服务。大队的代销店，不是赚钱，不是做生意，就是为人民服务，他要把这件事做好，做得让大队满意，让社员满意。

 代销店就在二队，用的是大队部的房子，以前我就经常来玩儿，今天更是“人来疯”，也到代销店赶热闹。

代销店屋小，里面挤满了人，外面也挤满了人。有的背背篓，有的提煤油瓶。我挤不进去，就在外边屋檐下玩儿。

屋檐的台阶上，铺着一溜儿大理石，石头上模模糊糊地刻着些字，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我便在那石碑上扣泥巴，找我认识的字，巴不得人少了，进去看看代销店有些啥东西。

 以前我妈领我去湖北前头屋代销店，是涂伯坐柜台，那里卖的都是铁器。西坪这个代销店，坐柜台的是王家干老，那王家干老是本大队的，卖货一脸笑，觉得特别亲切。 

趴在柜台上，仰着头，看稀奇。一个货架子上有布 ，盖着几顶草帽，怕布上落灰。另一个货架子上有针有线，黑线蓝线花线。最上头的格子里，放了几只保温瓶，还有搪瓷盆儿，洋瓷缸儿。旁边摆着一摞儿香烟，有好几个牌子，羊群，白河桥，宝成。香烟的旁边，摆着一摞儿洋火儿，二分钱一盒儿。柜台下面放着一堆盐，柜台外边有一个大油缸，缸沿上挂着几个吊子，有一两一吊的，有二两一吊的，有半斤一吊的，还有一斤一吊的。

白糖红糖凭票，但水果糖不凭票。王家干老卖的水果糖是“什锦”糖果。“什锦”糖果我以前吃过，那薄薄的、有点透明的、带点油脂的糖果纸儿，那方方的、亮亮的、滑滑的糖果核儿，那舔一下就能甜一天的糖果味儿，诱得我直流口水。但这天我没买，妈没给我钱。

西坪大队有了代销店，社员买东西卖东西就近了，不用到几十里以外了。那年代，山里头，货也缺，钱也缺，如果不是很必须，一分钱都要分成两瓣儿花。必须要买的东西，主要是煤油和盐，煤油一斤三角八分，盐一斤一角七分。再就是买农具，犁铧、锄头、铁锹、弯刀、镰刀。

没有代销店以前，铁器农具大多是找铁匠打造。马家坪附近有两个铁匠，一个是曾家山小安沟的袁铁匠，一个是湖北二队的张铁匠，两个铁匠都在自己家里支了铁匠炉子，风箱呼呼地响，火苗发出幽兰的光，一阵乒乓，火星四溅。

一次，我跟我父亲去东坪请张铁匠打板锄，父亲把两把磨损得很厉害的、看样子只剩半截的板锄找出来，又装了半背篓木炭到张铁匠家，说：“表叔，我这两把板锄磨玉了，能焙一下不？”张铁匠端详了许久，说：“焙倒是能焙，只怕是不结实啊！要是把这两把旧的打成一把新的，比较蛮实！”父亲说：“张家表叔，你多打几下子，应该也差不多。我们家人多锄子少，你还是给我打两把吧！”张家表叔“噢”了一声，便烧起了炉子，待火旺了之后，就叫我拉风箱，叫我父亲帮他在烧红的铁板上抡大锤，锤了一会儿，两个人浑身是汗，看看铁板成型了，张铁匠用一个铁夹子夹起铁板，“哧溜”一声在水里蘸一下，新的板锄就算打成了。父亲找来炕干了的花梨树条子，砍一砍，锛一锛，刨一刨，做了一条新锄把儿，再用砂纸打磨得光溜溜的，下地干活儿时用。

缺农具，农业生产就受影响，王家干老当营业员，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袁铁匠和张铁匠打的铁器家具虽然省钱，但却很费工很麻烦，也没有代销店儿王家干老卖的铁器精致，所以，过年分余粮款了，首先留足买铁器家具的钱，至少每年要添一把薅锄，一把板锄。 

西坪代销店儿代购的东西，主要是鸡蛋和核桃，也有木耳、香菇和中药材。

一到春天，西坪一河两岸的石坝上、地边上到处都是金银花，一簇一簇的，又香又好看，大洼、苇子园、杨树窝、井水洼、郭家洼的金银花最多。

但我妈喜欢领我到耳爬洼和毛草坡去摘金银花，说把近处的留给别人摘，这一来是方便别人，二来路远的地方去的人少，金银花就多，一天能摘一大挎篓。 

金银花摘了，摊在簸箕上，既怕不得干，又怕太阳大了晒猛了晒糊了。等把金银花晾晒得又干又黄，妈便拿到西坪代销店找王家表叔：“表叔，我这金银花都是骨朵儿，摘的净，也晒的干，黄亮亮的，你看能算几等”。王家表叔抓了一把，放在秤盘里，一边看，一边闻，笑眯眯地说：“嗯，是还好，给你个一等价吧，一块五一斤,咋样？”妈卖了金银花，买了一把线，一包针，一条洗脸手巾，一个洋瓷盆儿，看我爬在柜台上看，便也给我买了两个“什锦”糖果。

实行“大包干”之后，西坪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几家经销店，商品的种类多了，货也全了，糖和布也不凭票了，去代销店的人越来越少了，王家干老落寞了好一阵子，锁了门，又回到了幢子沟。

我常想，王家干老从烽火硝烟里走出来，原本可以获得一份工作甚至是做一个小官儿，但他为什么就无怨无悔的放弃了呢？王家干老当了那么多年的营业员，经济条件有可能比别人会好一些，但他为什么除了大队每天给他记十分工，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也不要呢？他当营业员，原本卖卖东西收收货就行了，但他为什么还要翻山越岭几十里，自己亲自肩扛背驮去挑货呢？

我想起了鲁迅所说的“孺子牛”，也想起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怀和本色。看似平凡的王家干老，却经常令人肃然起敬。

……岁月冲走的，不仅仅是记忆，还有记忆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公社的供销社不见了，大队的代销店儿不见了，王家干老和我大哥都不见了，大队部的那几间大瓦房以及其中的一间代销店，只剩下一垛残垣断壁，一任风雨剥蚀，竟致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