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邻右舍
翁大明
自从进了城,住了单元房,就白天上班干活,晚上回家睡觉,过起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想去邻居家串个门儿,总是犹犹豫豫,手举在头上,就是没有勇气去敲门。
其实邻居们大抵也是这样的想法,想去串串门儿,却又不方便,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屋子里,好闷啊!
在城里生活久了,就会想起乡下。在乡下,端个碗就可以去串门儿,夹点菜,说句话,喝杯茶,随随便便,毫无顾忌,这多好!
小时候,我住在大洼,算是单门独户,去邻居家还要穿过一片树林,翻过一个山包,虽然家里忙,父母管的紧,我还是一有空儿就往邻居家跑。
樊家表伯是我的第一家邻居,比我父亲年长,如今却仍然健在。父亲去世那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下巴脱了榫,吃不下饭,喝不了水,弥留之际的父亲可怜他,比划着叫我妈赶紧给樊家表伯送一瓶蜂糖,一罐猪油,还有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东西。下巴在嘴上挂了几天,才找人双手一拧,把嘴巴合在一起。
紧挨着樊家表伯的,是我的本家小叔,叫银德。银德父亲去世之后,来了一位姓刘的先生做继父,这刘先生银须白发,仙风道骨,又会阴阳,又会看病。我父亲叫我喊刘先生“刘家大爷”,喊着喊着,把银德小叔也喊成了“刘家小叔”。刘家小叔许是受了刘家大爷的熏陶,认得一些字,也会画画儿,过年的灯笼画儿都是他自己画的,有一年我把我的小灯笼也提过去,请刘家小叔画画,刘家小叔用洋红洋绿在我的小灯笼上三笔两笔地画了一个干枝梅,画了两棵竹子,还写了几个字。自那以后,我也照着刘家小叔的样子,给邻居家写对子,画灯笼画儿。
刘家小叔会点木匠,也会点篾匠,做个木箱编个粪筐儿之类的,都还行。小叔身体没有小婶身体好,参加队上劳动,总是小婶去的多,小叔去的少,但小婶愿意叫小叔在家呆着,自己上坡干活儿。
刘家小叔性子温善,待人和蔼,很喜欢二队的孩子到家里玩。我家跟小叔家是近邻,我便去的多,有吃的喝的,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一年正月初一,小叔拿把铜酒壶教我喝包谷酒,我喝了一盅,有点辣;小叔叫再喝一盅,便再喝了,一下子喝多了,晕了一天。
井家小婶嫁给刘家小叔后,生了冬娃、大春、荣娃、翠莲、三女五个孩子。老大冬娃跟我同年,既是兄弟,也是发小,小时候一起玩泥巴,掏鸟窝,砍柴火,积青肥,也一起跟着参加农业社劳动,跟在大人屁股后头砍包谷杆儿。
有一次,冬娃放牛,我放羊,趁着牛羊混在一起抢草吃,我爬上一颗松树,把那干了的松树枝儿寻了来,冬娃也在树下找干柴递给我,集在松树枝丫上烧火烤,一个不小心,我从树上栽了下来,额头上碰出了血,吓得冬娃哇哇大哭,慌忙扶我找叶医生包扎,现在时间久了,疤子还在。
刘家小叔的草棚子里,支着一盘大磨,我跟我妈去推磨,冬娃也跟我合抱一根磨杠,呼呼地推,雪花飘进来,却不冷。
队上分粮食,从刘家小叔门前过,看我背不动,刘家小叔便喊:“冬娃,你帮忙背到大洼!”冬娃便叫我把背篓放在磨盘上,替我背,虽然同岁,他却比我劲儿大。
樊家表伯和刘家小叔离我家近,队上的其他邻居离我家也不远。
刘家小叔的上山头,有一个浑圆的山包子,看起来像一个大馒头,山包上长满了苍松翠柏,夹杂着有一些迎春花和金银花、连翘花以及其他各色各样不知名的花,无论春夏秋冬,风景大可入画。我的左邻右舍大多居住在这个“大馒头”的周围。
“大馒头”似的山包下有个后坪,金莲大妈的房娃、强娃、富娃就出生在这里,富娃和冬娃都是我的发小,过年时打着灯笼捡炮玩儿。裴医生一家从河南来,也在后坪盖了两间房子住着,就连学德一家和大均一家也从铺子那个大屋场搬下来,住到了离那个离“大馒头”似的山包不远的岩屋洼。铺子解放前是开铺子、养骡马的地方,六爷、四奶奶和二伯都在那儿住了几十年,但学德和大均还是准备了树木檩条,在大山包附近盖了房。学德幺叔到学校教书,幺婶在家里一边参加队上劳动,一边照看书林、华娃、琴娃、小红和燕子。
“大馒头”似的大山包附近还有一个比铺子更大的院子,叫“耳爬”。小时候到“耳爬”玩儿,只知道“耳爬耳爬”的叫,却没想过这两个字该怎么写,后来上学了,想写出这两个字,却仍然是写不出来,请教王老师和蔡老师,他们也不知道咋写。我就想,许是这地方古时候是一片花梨树林,长出过许多木耳,晾晒在竹爬子上,时间长了,叫的人多了,就成了“耳爬”。我杜撰了这两个字,心里时常忐忑,是这两个字么?
耳爬住了八九家邻居,为我接生的叶家大姑就住在这里。叶家大姑缠着小脚,走路颤巍巍的,人却既爽朗又热心,哪家有事帮哪家,吃的用的,只要有,都给,一河两岸生孩子的,都请大姑去接生,小脚也跑得飞快,她自己也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各自成家立业了,她自己依然种地、推磨、喂猪,跟眯着眼睛一天到晚看古书的大姑父拌嘴,晚上就睡在灶门上。我小时候喜欢去玩,长大了也喜欢去玩,后来走远了,每次回去,都要去看看大姑,跟她一起坐在灶门儿上烤火,临走了,她还用她的大襟衣裳兜一兜儿柿餠儿,撵上我:“没啥子给,这柿饼霜长的,白乎乎的,拿回去接孩子。”
隔墙住的俭娃,也是我的发小,是宝德叔的老大,脚下还有四个妹妹。俭娃有个仲德大伯,大家都叫他“先生”。先生大伯由于成分高,便经常挨斗,媳妇也跑了。虽然他说话干活都慢吞吞的,见人也一脸笑,但大队还是把他定成了“四类分子”,一开会就点名,批斗,戴高帽子。大队革委会给宝德叔说,你不跟你哥划清阶级界限,连你也斗。宝德叔不得已,便与他哥分了家,住在中间屋。
耳爬还有一个本家的贤字辈,叫元贤,是我的四爷。四爷解放前当兵打仗,解放后有复原退伍军人补贴,虽然补贴不多,但大家都很羡慕,对他也很尊重,见面都“四爷四爷”的叫,四爷却不吭声,一脸严肃。
四爷不搭理别人,不是他性子倔,而是他心里不舒服,有气,因为他的弟弟五爷不知什么原因也被划成了坏分子,而且由于扣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五爷在对门坡上的一棵柿子树上吊死了。四爷就闷闷的,不说话,也不敢说话,低眉顺眼地给队上放牛。四爷有两个儿子,老大军德已经是队上的好劳力了,老二发德却还在跟我一起上小学。
队上一共有三圈牛,安沟三爷、铺子七伯和耳爬四爷各放一圈,一圈牛有两三头的,也有三四头的,但都有一对儿耕牛,队上的坪地、不太陡的坡地,就靠这几圈牛犁,牛没法犁的陡坡地和边头边脑地,才安排劳力挖。
四爷牛放的好,一大早就把牛赶下五里河,把牛肚子吃得圆圆的,才赶回来。过了中午,太阳稍微偏西,便听见牛铃儿在屋后头叮叮当当地响,那是四爷赶牛去茅草坡去放。父亲便喊我:“赶紧赶上羊撵你四爷,到茅草坡去放。”我便赶了羊,鞭子“啪”地一刷,二十多只羊飞奔着上山,在大山尖撵上四爷的牛,过了横路,去茅草坡去放。四爷坐在树下吃烟,我爬上树顶放哨,不让牛羊脱离了视线。
四爷的牛圈在他的房背后,靠着山墙,用木头扎成围栏,上面盖着麦草。人们常说“马无夜草不肥”,其实牛也吃夜草,吃了夜草牛才更健壮,犁地才有劲儿。于是四爷便积攒牛草,二队鸡心坪以下的包谷杆儿、黄豆杆儿归四爷,鸡心坪以下的归七伯,安沟幢子沟的归三爷。每年秋收过后,四爷就把鸡心坪以下的包谷杆儿、黄豆杆儿一捆一捆地捆起来,靠在河边的老柳树上风干,再一捆一捆地扛回去,推在后门上,冬天草黄了,牛吃不饱,四爷每天就抱一抱包谷杆儿,用铡刀铡的一截一截的,倒进牛槽喂牛。
后门上住的,是二队队长会德,包谷杆儿堆在他的门口,他帮忙照看着,一见小孩玩火,他就撵,怕把包谷杆堆子燃着了。我打火把路过,他也喊,但却笑笑地,一副客气的样子,让我到家里喝茶,吃饭,烤火。会德当队长有些年头了,虽然受过伤,腿有点跛,但却精明,威信也高,劳力上坡干活儿,分瓜分菜分粮,学大寨,缴公粮,学习老三篇,都由会德队长安排,一心带着二队修水利,种庄稼,在全大队当标兵。三奶奶去世后,他跟他的哑巴哥宝奎一起生活,大家劝他,他却不急,直到三十多岁,才娶了妻子,生了四朵金花。
安沟财德大叔房皮子瓦薄,风吹雨淋的,墙摇晃着,要倒,财德叔便打算也在耳爬盖新房子,请了工,砍了柴,烧了瓦,在耳爬对门坡根儿的那棵大核桃树下扎根基,打墙。二队只有我父亲、我大哥以及财德叔三个党员。财德大叔原则性强,评工分面子硬,但人缘却好,盖房子时帮忙的人多。那个星期六,我放学回家,父亲跟我说,你安沟大叔在耳爬盖的房子,你去送个菜,看能帮个啥忙,就帮个啥忙。
我背了母亲做的豆腐到安沟送了菜,又去耳爬新房子那儿帮忙,那墙打得老高了,还有几个人正在干活儿,其中一个人在旁边的地里挖土,一个人把挖出的土装进竹筐,两个人挑头,扁担两头绑个勾儿,勾住竹筐,晃晃悠悠地上墙梯。墙上还有两个人,是师傅,把挑上墙的土倒进墙板槽子,一人提一把铁杵,面对面,使劲儿地杵墙,直到墙土砸实了,再也砸不动了,才挪了墙板,再起一槽土。我问,“大叔,我能帮忙做点啥?”大叔笑着说,“你个学生娃子,劲儿还没长足,做不了啥!就在旁边玩儿!”见大叔家的老大大发也在挑土,我便也缠着挑土,上土的见我人小,没敢把竹筐装满,我挑了土,上了梯,颤颤悠悠的翘起扁担,把框子递给打墙师傅。农村盖房子,真是很辛苦,对大人能干这种活儿,我先是叹息,再是钦佩,继而想着长大了能改变点儿什么,胡思乱想了几天,又去学校上学。过了段时间,我放学再去耳爬,见大叔家的新房子已经撒瓦了。
大哥娶了王家干老的女儿,生了老大老二,便分家另过,攒钱攒粮攒工分,在父亲母亲的帮助下,也在耳爬盖了房子,住在那状如馒头的大山包下,接连又生了老三和老小。大哥虽然年轻,却是党员,在大队很活跃,唱革命样板戏,演李玉和,门口按个大喇叭,放唱片儿,陕西湖北都能听见。生老二的时候,县上抽他去搞社教,一两个月才能回来一趟,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嫂,眼看大嫂照顾孩子挣不了工分,大哥便放弃了吃官饭,回家开了药铺,做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做了赤脚医生的大哥比以前更加好客,县上的公社的大队的干部,但凡一来西坪,必定在大哥家吃住,家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过年杀一头猪,几个月就没了。大嫂要照顾孩子,要上坡干活儿,还要做饭招待客人,竟比大哥没回来时更忙了。大嫂茶饭好,桌子上满盘子满碗,热菜凉菜都有,大哥拿了铜酒壶,舀了包谷酒,划拳行令,猜谜打关,直把客人陪得鸡子认不得鸭子。
苦了大嫂,满地里找菜,把黄花、木耳、菌子都晒干了,准备待客。鸡蛋吃完了,就杀母鸡炖汤,一大窝鸡子折腾得没几只了,春天就再孵小鸡,小鸡长大了再生蛋,生了蛋再炒了给客人下酒。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嫂竟无一句怨言,大哥依然热情如故,只要家里去了人,不管南来的北往的,不管做官的经商的,他都亲热得不行,不酒足饭饱就不让走。
耳爬院子的人越聚越多,我便不满足只到樊家表伯和刘家小叔家串门儿,一拔腿就往耳爬跑,找叶家大姑父家的全喜借书看,找先生大伯说古今,腊月吃杀猪饭,也家家去,家家吃,跟在自己家一样。那耳爬院子里,每天都有一群孩子,逮羊,斗鸡,抓石子儿,很是热闹。由于人多院子小,加上又是牛又是羊,又是猪又是鸡,又是狗又是猫,那院子便显得拥挤,人欢牛叫的。太阳刚刚从大山尖上浮出一片白,会德队长便喊:“所有劳力,都上坡啊!”四爷也开了牛圈门,一串叮叮当当的牛铃声从耳爬院子穿过。
这个状如馒头的大山包下,这个以耳爬院子为中心的左邻右舍,总是寄托了我浓浓的思念。人行江湖上,乡愁在心中。这些年,故乡的左邻右舍们,不少老人成了故人,童年的发小也已鬓生白发,那些年轻的,有的考学走了,有的经商走了,有的务工走了,有的出嫁做了,有的移民走了,无论走了的还是留下的,条件改善了,生活富裕了,但那耳爬院子,以及那个村子,却似乎是突然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让人回味和遐思。我曾写了一首《话说耳爬》的小诗,是这样的:
故乡老院叫耳爬,居住近邻八九家。
青山环伺景色美,古井涌泉哗啦啦。
当年满院牛羊跑,秸秆成垛竹如麻。
柿子树上结红果,棠梨枝头开白花。
青竹林里知了噪,核桃树顶栖老鸹。
夜来月光清如水,满院欢声笑哈哈。
男人吧唧旱烟袋,妇女殷勤把鞋纳。
一围一圈成一席,纵是野菜味也佳。
儿童追逐满院跑,浑身上下沾泥巴。
过年上门要鞭炮,要了这家要那家。
手写春联句句好,竹编灯笼高高挂。
此情此景俱往矣,沧海桑田起变化。
如今房舍均涂白,通路通水通电话。
重回故乡思良久,面对耳爬空嗟呀。
老院静静人寥寥,鲜见篱外跑鸡鸭。
几个老人已作古,几个老人独守家。
几家门上挂铁锁,几家檐下长草芽。
青壮不知何处去,空巢蒙尘谁拂擦?
吟罢眼角似有泪,唯愿故乡再繁华。
其实我的左邻右舍,远不止耳爬附近的这些家,东坪、安沟、桃园,幢子沟、曾家山,以及河对面湖北的老庄吊庄
南坡西坡,都是我的邻居,到这些邻居的家,就好比是在自己的家,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这些年,每次回去,都想到我的左邻右舍转一转,看一看,想想那些流逝的岁月,以及那些故去的人,感念他们曾经给我的一粥一饭,一言一语,在浓浓的乡音中,品味故乡的温馨和甜蜜,同时也幻想着,在城里也如同在故乡一般的自在。
此刻,凭窗远眺,透过崇山峻岭,我仿佛又看到了留守故土的左邻右舍:乡亲们,你们还好吗?
是啊,走过千山万水,初心不可忘,乡愁不可无。让我们不忘初心,记住乡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