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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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大明
那年上完高二参加高考，虽然明知会名落孙山，但还是抱了一线金榜题名的希望，高考结束便回到家里，日日等那背着绿色挎包进村送报纸的公社邮递员，盼望从那鼓鼓囊囊的绿挎包里翻出一个信封，那个信封里装的，最好是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下地锄草时这样想，上坡砍树时这样想，挑着一担水桶也从山梁向大路张望，母亲看我呆傻的样子，叹息一声：“这是咋了？”
终于等来了公社的那个姓张的高个子邮递员，那邮递员果然从一大沓报纸里翻出一封信，黄色牛皮纸信封，邮票上盖了戳，戳上还有日期，这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忐忑不安地打开信封，那信封里装的却不是高考录取通知书，而是一张二指宽的纸条，纸条上有两行表格，分门别类地写着我的高考成绩。我晕了一下，但很快发现信封里还有一片红纸，掏出来一看，写的是：“根据你的高考成绩，你已被县重点中学高三补习班录取，请你持此通知于8月31日前到县一中报到。”
我一下子崩溃了，仿佛一切梦想都成了空想，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这些年，父母含辛茹苦供我上学，眼巴巴地盼望我有点出息，我竟然没有考上，把父母的心血硬生生地辜负了；这些年，老师一直认为我是“好苗苗”，长大了能当语文老师，我竟然没有考上，把老师的心血也硬生生地辜负了！家里的情况，我怎么敢奢望再去补习上高三？一时心血来潮，便把以前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找了来，疯了似的跑向大路，擦根火柴，点燃书本，痴痴地看那书本的灰烬黑蝴蝶似地在空中翻飞。
母亲惊慌失措地追来，一边抱我大哭，一边喊父亲和大哥，双手颤抖着从我的头上摸到腰，又从手上捏到肩。父亲劈头盖脑地一顿：“你这娃子，好不经摔打，考不上大学就不吃饭了？考不上大学就没法活了？我这祖祖辈辈都没上大学，不也过得好好的？世上的道路千万条，咋就能把你饿死！”大哥看了那封信也来劝我：“这没啥丢人的！人家不是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么，那么多人没考上，又不是你一个！一个县一年都考不了几个，你连高三都没上就去考试，没考上有什么奇怪的？”把字条递给父亲，又说：“这县一中不是叫你去读高三补习班吗？你还可以去上高三啊！还可以去补习啊！”父亲“咦”了一声：“还能上高三？还能补习？那就去上高三，就去补习！”
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补习。家里有三个弟妹正在上学，四个侄儿侄女也在上学，加上我，以及去年才读完高中回家来的大姐，这九个上学的把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哥大嫂也围着这些学生转，跟父母一起熬煎这大大小小九个学生的学费杂费生活费，承包经营的那几亩薄地如何能维持这九个学生的开销？所以考大学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考上了也未必能去上；考不上那自然就是回家干活呀！十六七岁了，差不多也是个好劳力了，也该为父母分忧，帮帮家里了！可是父母和大哥都坚决不同意我回去，说我力气都没长足也帮不了啥忙回来没啥用，说这还有上高三补习的机会指不定再读一年明年就考上了呢，说家里再大的困难他们都不怕，无非是再苦点再累点嘛，没啥大不了！
于是便到十里坪粮站转了粮油关系，又去邮电所拍了电报，按照那张红纸片上指定的时间，辗转三百里到县一中补习。这一中原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考区，这教室又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考场。走进这间教室，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名言。是啊，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这个班是这个县的第一个高三文科补习班，开设了语数外政史地六门课，教语文的是王祥博老师，王老师最喜欢朗读方志敏的《清贫》，把这篇文章讲了一周，最得意的一句是“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教数学的是史昭老师，胖墩墩的，样子憨厚，解题却快；教外语的是曲庆文老师，据说曲老师原来是国民党部队的翻译，会俄语，也会英语，后来落实政策，便到了这县一中教英语；教政治的是师锋老师，这是一个很富态的女人，以前是个知青，后来回城当了老师，讲政治经济学，也讲哲学；教历史的是吕清太老师，浓眉大眼，声若洪钟，讲历史故事那真是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教地理的是段存才老师，段老师本来是一个区上的领导，不知道为什么对当官不感兴趣，却改行到这学校当了老师，一上课便抱个地球仪，讲课也是滴水不漏。除了这六门高考科目，还有一门体育，代体育课的是马兴杰老师，每周有两次带着我们跑步打球做体操，有时也骑骑木马，翻翻单杠。
如果说贵人提携是一个人的一种幸运，那么名师引路则是一个班的一种幸运。这个班的五十一名同学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名师来做班主任，这位名师就是吕清太老师，也是那位口若悬河的历史老师。说吕老师是名师，不仅是因为他字写的好，课讲的好，一个个历史事件一串串历史故事总是把学生听得目瞪口呆，听了这节还想听下节；而且还因为吕老师有丰富的班级管理经验。吕老师的班级管理经验，主要源自对学生的爱，一个心中有爱而且爱得执着的老师，是一定会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
每天天不亮，吕老师便穿过静谧的校园，到学校东拐角的学生宿舍里把我们喊醒跑操。这东拐角学生宿舍是一个三间房子的大通间，住了高三文科补习班的三十多名远路的男同学，打的地铺，铺的麦草，一溜儿靠墙排开，两个同学一个被窝儿。我们齐齐地跟吕老师来到操场，操场上有些杂草，还有些煤屑，隐约可以看见两条跑道，吕老师站在排头，喊一声：“跑步走！”便领着大家一圈一圈地跑步。吕老师说：“每天早上大家坚持跑十圈，也就二十分钟的时间，早读效果肯定更好，大家的身体也肯定更好！”这一年，每天早上吕老师都喊我们起床，再领我们跑操，从来没有间断。二十分钟跑下来，里面的衣服汗湿了，天上的星星却还遥遥地挂着。
重点中学就是不一样，居然还有电铃，上课下课都“叮铃铃”地一阵响，不似我那原来的学校只有一个大钟。但县一中也是有一口大钟的，就挂在我们教室的山墙，停电的时候，那钟也是“帮帮帮”地敲，震得校园的梧桐树叶仿佛也在颤动。梧桐树下焊了一个铁架子，铁架子上安了一个铁匣子，铁匣子里装了一个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都有人专门开锁放电视，但我们晚上要上晚自习，再好的电视也是看不上的。我们看电视，只在星期六的晚上，站在梧桐树下，围在电视机前，老师搬个凳子坐前头，学生挤在后头，黑压压的一片，主要是看《加里森敢死队》和公审“四人帮”。
吕老师把班上的学习抓得紧，也安排我们刻蜡板，时不时地摸摸底，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的课桌上，除了一大堆课本作业本，还有墨水瓶和煤油灯。晚自习下课后，学校熄灯了，煤油灯便点亮了，这个班还真是在挑灯夜战。吕老师便在教室里转，陪学生们学习，发现谁的煤油灯没油了，便取出蜡烛，帮同学点上，粘在课桌上。这蜡烛都是吕老师自己掏钱买的，常年都备的有，晚上兜里揣一包，给学生用。
也组织学生看电影。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县电影院演出豫剧《诸葛亮吊孝》，海报在电影院门口已经贴了好几天了。或许是因为吕老师教历史，也或许吕老师是河南人，总之是他对这个电影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在没去电影院之前，吕老师先到班上演讲，讲沈凤梅是怎样优秀的一个豫剧演员，讲《诸葛亮吊孝》是怎样精彩的一部电影，讲三国时期是怎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等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便给每人发了一张电影票，那时的电影票两毛钱一张，五彩纸上印的有电影院的地址和演出时间，提前个把小时，电影院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卖香烟的，卖瓜子的，还有卖红薯的围在门口兜售，也有些男女偷偷地拉手，大概是谈恋爱吧，那时在电影院递情书说情话谈恋爱，很是时尚。
山里娃进城少，城里又没亲戚，同学就是兄弟，老师就是亲人。这年冬季的一天，从教室返回东拐角的那个大宿舍已是夜深人静。一进宿舍，拉亮电灯，便见床铺当头一溜儿大大小小的木箱子全被敲开了，凡是值钱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全被小偷偷了个一干二净。那小偷也真是穷，竟然穷到偷学生，偷得还很彻底。我那箱子里，不仅有换洗的衣服和一些书，还有这半年的钱和粮票以及一些饭票，平时揣在身上拍丢了，便都放在箱子里，谁知放在箱子里却被小偷偷得一点不剩。
晚上一夜没睡，第二天也无精打采。这没饭票没粮票又没钱，吃饭立马就成了问题，中午在食堂看见餐厅周围那些提着桶卖面条和提着篮子卖酸菜的奶奶们，也是头一偏就过去，装着没看见。吕老师把我叫去，说你这远离家乡几百里，举目无亲，这次被盗实在是对你的影响最大，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也一刻不要耽误学习。当晚吕老师就发动募捐，班上同学你一元他两元的钱，你两斤他三斤的粮票凑起来，帮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这份情谊，至今不忘。
这年高考是1981年，也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四年，考场就在我们学校，不用像第一次高考那样爬山涉水去赶考，环境是再熟悉不过了。考试时间是七月七日和八日，那两天天气晴朗，只是热得出奇，一场考试下来，全身都湿透了，但全程考试还算顺利，会答的题自然是不会放过，不会答的题，看半天还是不会。快交卷时，便按吕老师说的办法，无论如何也要蒙一下。
这年的作文，给了这么一个短文：
毁树容易种树难
杨树横着种可以活，倒着种也可以活，折断它再种仍然可以活。
可是，十个人种杨树，只要有一个人毁它，就没有一棵活杨树了。
种树的有十人之多，种的又是很容易活的杨树，却经不住一个人毁它。原因是什么?
毁树容易种树难。
要求仔细阅读这篇短文，写一篇读后感。这个体裁倒不陌生，因为头一年的作文也是写读后感。
高考成绩出来，虽然分数远高于本科，但却因为数学的严重跛腿却被录进了大专。吕老师无不遗憾地对我说：“再补习一年吧！再补习一年，送你上复旦！”却又犹豫着：“不知道政策允许不？我带你去问问王校长吧！”王校长是个老革命，也住在校园东拐角那个院子里，有一次我感冒发烧站不起来，王校长的夫人还给我端过一晚面条，像母亲一样地照顾我。吕老师把我带进王校长家，王校长噘着花白的胡子说：“那不行啊！今年录取了不去上，那明年就不再录了啊！”
人的命运未必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按照命运的安排，我去上了大专，因为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次高考，我不能再考第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