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上的，小学的名字根据村名而起，叫白龙小学。上学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一件充满诱惑力的事情，在大人的嘴里常常把学校描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地方，让我心生向往，盼望着能早日走进学校。

一九八三年秋，我如愿成为白龙小学一名学前班学生，每天，跟着同龄的小伙伴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回家。母亲缝制的新书包被我斜挎在肩头舍不得放下来，就是吃饭也要背着它，我似乎想用这样的举动告诉所有人：我上学了。

学校在村子南边一条大路边上，从我们家走过去也就五十米不到的距离。走进校门，迎面有一个照壁，上面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照壁左侧第一个教室为学前班教室。这里的课桌最为特别，每个课桌都是由两个高约五十公分的砖墩和一块笨重无比的水泥板构成，夏天趴在上面十分凉爽，到了冬天就像冰块一般，要穿了很厚的棉袄操着手将胳膊放上去才不会感到冷。教学前班的是我们本村三组的赵老师，那时他大约三十来岁，中等个头，人比较瘦。我唯一能记起的就是他带领大家读拼音字母时的情景，而我经常在他那轻柔而绵长的领读声中梦见周公。

一年级教室在学前班教室隔壁，课桌也升级为带桌兜的木桌。排座位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被排在后面，跟那个叫小熊的家伙坐在一起。小熊长得又高又壮，经常靠天生的那点资本欺负弱小。他拿粉笔给桌子上画个界线，不许我超出一点，而他可以随便超线。我写字时若不小心出了线，他就用胳膊肘猛撞我几下，或者抡起拳头打我几拳。有一次，他的削笔刀不见了，便一口咬定是我拿了，把我书包翻个底朝天也没找见，然后就让我赔他钱。我哪有钱赔他，索性装聋作哑，当什么事也不知道。过了几天，他把二分钱的东西涨到一毛多，还给我最后期限，要不然就要武力解决。在老师和家长的眼里，我是一个乖学生，为了维护这仅有一点虚荣，我是不愿意跟他干架的。后来，我不得已将这件事告诉了爷爷，爷爷跑到学校找我们班主任耿老师说了情况，耿老师又找小熊谈话，谈了什么我不清楚，但从此之后，他没再向我要钱。

夏天天气酷热难耐，有的同学就从家里带水，用干净的酒瓶装上新鲜的井水，给瓶盖上打个洞，扎一截儿扫帚棍，这样就成了一款时髦的饮品。有条件的还可以给水里放一两颗糖精，那水就像变戏法一样变得很甜。倘若那酒味没有去除干净，喝起来就会有种涩涩的味道。大多数同学家里因为找不到酒瓶而没法带水，带了水的同学就会让大家羡慕得不行。课间休息时，带水的同学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喝水的样子常能引得一大群同学围观，其实，并非那喝水的样子有多好看，而是大家也都想喝上一口。

到了二年级，我们的班级在学校南边的教学楼二层东侧，那里是全校最高的地方。教我们语文的是我们村二组的王老师，也就是耿老师的妻子，那年因为耿老师的突然离世，她也就早早守了寡。王老师待我们还算不错，也是比较有耐心的一个人，虽然她的方言口音特别重，但时间长了还是能听懂她说的话。在课余时间，她还教我们唱歌，像《红公鸡》《天明亮》等歌曲都是她教我们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红公鸡，咯咯咯，请你别再笑话我，笑话我不学习，笑话我不唱歌，只知道伸手要馍馍，羞呀羞死我……

班主任是我们本村一组的媳妇，姓石，教我们数学，眼睛小小的，常扎一个马尾辫。石老师任命一位女同学当我们的班长，她叫小会，平时最擅长的就是给老师打小报告，说某某同学的坏话。夏天的午后，学校增加了一节午休，同桌的两个人可以一人躺在课桌上，一人躺在条凳上，也可以都趴在桌子上，没有统一规定，唯一有规定的就是午休要保持安静，不许说话聊天。一次，我趴在桌上快要睡着时，被人拿书在头上重重打了一下，我抬头一看，正是女班长，问她为何打我，她说我睡得不老实，还记了我的名字，面对这样的“指控”，我的所有辩解都是徒劳。那天被她打的同学不在少数，且都记了名。到了下午，石老师按名单把十几位同学都叫到教室后面，靠墙站成一排，手里拎着笤帚，用笤帚把儿挨个在头上打，边打边训。这样的惩罚对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同学挨打，而且不打别的地方，只打脑袋。后来，教室里打扫卫生的笤帚把儿全被打成烂渣儿了，扫地还得向别的班去借工具。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同学将挨打的实情告诉家长，其实就算告诉家长，家长也会向着老师，觉得老师是在教育孩子。碍于老师的威严，同学们并不敢正面与其发生冲突，只是把气都撒在女班长身上，暗地里编了个有点古怪的顺口溜：女班长，拿绳绑，拿个刀刀儿剜婆娘。

有一回，我挨打之后所做的数学题竟然全都错了。第二天早晨数学课上，我被石老师叫到讲台前单独训话，她虽然表情是带着笑的，可下手还是没个轻重，拧着我的耳朵就像是在上闹钟的发条，哧溜就是一圈，我耳朵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这还不解气，又拾起一条板凳腿，边说着边在我头上敲，当时就那一下，我就直觉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我强忍着没有倒下。那天早晨放学后，石老师把我留在教室重写正式作业，母亲等我不及，跑来学校，硬要带我回家吃饭，我不敢违背老师的命令，母亲便去石老师办公室当面埋怨了一回，这才得到许可让我回家。自那以后，她倒也不怎么太为难我了。但那时，我的数学成绩却在这种教育下直线下滑。

后来，调座位时，又把我跟小熊调在一块，我的噩梦又来了。他喜好各种恶作剧，并乐此不疲。将坏了腿的条凳这边给我坐，他坐在好的那头，正上课时，突然一脚踢掉我这边的凳腿，让我一下子坐在地上，沾一身土。又或者把坏掉的那凳腿也不给我，直接踩在脚下，将没有任何支撑的凳面挨在我屁股下，我只好一边上课一边蹲马步，结果，他又想出更绝的，把板凳面一晃一晃抽打我的屁股。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级位于照壁西侧第一间教室，跟学前班教室正好相对。班主任是落兽村的解老师，教我们语文。他的鼻子旁边有颗黑痣，那时约摸二十出头，开学第一天就给我们做了惊人之举。站在讲台上，双脚跳上了讲桌，自我介绍好像还是个练家子，所以我们那时都有些怕他。我曾有天早晨去迟了几分钟，被他狠狠扇一个耳光。所幸自那之后，我没有再挨过他的打，我的语文成绩倒也不差，大小字作业常能得“甲”。

女同学海燕因为头发太稀，那年冬天剃了个光头，戴了一顶毛线帽子，她身后的男同学冷不丁一下子把她的帽子拿掉，露出又光又亮的“电灯泡”，全班同学就哈哈大笑，只有海燕伤心地哭着。

数学老师是权寨的李老师，之前也是早有耳闻，李老师是打人不眨眼的，一根扫帚棍横扫天下，打得你皮肤上净是血红的印子。有一年冬天，让没完成作业的同学赤了脚站在雪地里，还拿扫帚棍在光脚片子上抽，打得同学是哭爹喊娘。

四年级教室与三年级紧挨着，数学老师第一学期是我们校长，家在姜嫄的马老师，第二学期是一个姓李的女老师。那年冬天，马老师讲课时，见后排有同学不听讲，便走下讲台，将那时低着头正用钳子做“链子枪”的新维拽起来，要没收钳子，新维用手抓紧，不肯放，两人拉来扯去，险些让马校长“马失前蹄”，马校长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用拳头狠揍了新维几下，从此不允许新维上他的课。第二学期来的那个女数学老师也是个狠角色，布置作业错一道题就重写十遍，我也挨过她的打。

只有我们的语文老师，家在殿背湾村的王老师，耐心地跟同学们讲道理，从不打骂学生，在那个年代是极其少见的。

我的同桌格侠，上课时喜欢拿面小镜子照来照去，一会儿撕嘴唇上的干皮，一会儿又拿着镜子照身后的春梅、改红和玉柱他们。那时候，云见经常跟我们一块玩，这家伙是典型的“怕女人”，男同学谁打他一下，他咬牙切齿，恨不得还你十拳八拳，女孩子骂他不还口，打他不还手，我是看不过眼了，便在他书皮上写了一段话：云见同学，你和咱们班XX（列出好几个女生姓名）关系不一般啊！她们不论怎么打骂你，你都不吭一声，这个关系很危险啊！如果发展下去可能就成了爱情了……其实，那时的我哪里懂什么爱情，随口乱说的，谁知闯下大祸，被女同学一起围攻，拽着我的衣服要到班主任跟前评理。我正是一愁莫展、尴尬万分的时候，班长新龙来了，他抢过那张书皮说他来给大家公断，看过之后突然一下子把那张书皮撕个粉碎，然后手一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用告老师了。说完便跑，女同学又都去追他，我才从险境逃了出来，心里把新龙感激得不行。从那以后，我也得了教训，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有些事说说也就行了，千万别给人家留下把柄。

有一次，吃完午饭来学校后，教室后门不知谁用砖头给堵上了。我推了推，推不开，便踢了一脚，可不巧，被五年级一个姓罗的老师看见，把我叫过去直接给我几个耳光，打得我脸如火烧，耳鸣不止，还把我拽到各个年级向同学们做检讨，我是丢人丢大发了。

一九八八年春季，上海爆发甲型肝炎，二十九万人患病，全国范围内各大学校加入到抗肝炎的保卫战中。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渭河滩采茵陈，提着笼子，拿着小铲浩浩荡荡出发，那里多是沙地，随处可见小水坑，我们一边采一边玩，感觉十分有趣。

到五年级时，我们的教室又搬到校园南边的二层楼上，与二年级教室相邻。班主任是权寨的李老师，教我们语文，个头挺高，声音有点细。我曾写过一篇作文，写的四年级那年暑假跟父亲去西安时，同行的一位叔叔逃火车票的事，结果李老师硬说我的作文是抄的，给我的评语也是极不客气地进行了一番讽刺与挖苦。后来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我自始至终不曾改过口，他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又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为了提高大家的语文学习兴趣，李老师让我们组成学习互助小组，我与争会、芳侠等在一个组，平时讨论得非常激烈，在争论中也促使我们对一些本不确定的东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然大家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可也得了不少进步。李老师闲时喜欢研究起手相，在自习时间看了好几个同学的手纹，最后见我手纹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别人的手纹都是三条大线，而我只有两条。一百万人里面才会有五个左右我这样的手相，所以他感觉奇怪也属正常。

一九八八年秋季，为响应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勤工俭学的号召，李老师带领我们到渭河滩采集树种，每人都有明确的任务量。会上树的同学爬到树上，一会儿工夫就采够了，我是不愿意为这点事冒着衣服蹭破的危险去爬树，所以就在沟沟坎坎去捡树上掉落的树种，临集合时，我还没有采够，迟到了几分钟，被李老师一个大嘴巴打得分不清东西南北。

过了春节之后，到学校报到，老师安排我跟几个同学打扫卫生，我们走进教室一看，都被惊呆了：教室里又臭又脏，满地血纸，就像是杀人现场。这才想起，正月里我们村庙会唱大戏时，那些女戏子就住我们五年级教室。我们捂着鼻子，拿笤帚、小簸箕把那些垃圾清理之后，决心好好给教室洗个澡，我从楼下差不多提了七八桶水都倒在教室，把教室弄得跟个涝池一样，然后用笤帚把那些脏泥巴全都清洗干净了，周围没有排水管道，害得我又一桶一桶把泥水提下楼，那次可真是累坏了。

数学老师是秦丰村的刘老师，经常对同学们说：你们都是鸡窝里的蛋，你们中有一部分同学将来会成为天鹅，去上初中；有一部分同学会成为小鸡，上小学六年级；还有一部分同学是一块石头，继续在五年级复读。我也时常在心里想着：自己是石头呢？还是小鸡？或者是天鹅？

后来，我们那一届考上初中的只有玉柱、军旗、云见和我四人。一九八九年秋，我正式成为一名初中学生，这也宣告着我的小学生活就此结束了。

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后，白龙小学的教室被列为危房。不久，揉谷乡划归杨凌区，周边几个村的小学都撤并到揉谷中心小学。之后，小学同学新龙回乡创业，把曾经的学前班和一年级教室改造为兴龙饭店。其它教室陆续都被拆除了，现在成了村委会办公的地方。

回想起那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颇多感慨，在那个师资力量严重缺乏的年代，如果那些习惯用暴力“教育”孩子的老师们能多一些耐心，可能今天我们再想起那段岁月时就能多一些美好的回忆。教育如果不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时常与粗蛮的棍棒为伍，也就失去其自身的意义了。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会让你肃然起敬，也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让你备感亲切。有些伤害无法一笔勾消，它永远都在记忆的某个角落。

（2016年12月3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