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因缘

温皓然

被注定的，永远是注定了的。

就像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如此痴迷无悔于写作，就注定是要出生在那样一个“被注定”的家庭，历经那些似乎是必须要“被注定了的”、最终使我坚定意志的特殊的人与事一样。

我的妈妈是老三届下乡知青，她在5岁之前（我外公去世前），是住在天津睦南道小洋楼里的一个备受宠爱的小公主，虽说我外公的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却也很算得上是“活的丰实”了，否则，以他那个当时鼎鼎盛名的大资本家真要将生命延长至文革期间，那么，等待他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外公去世之后，我妈妈的生活立刻发生了一连串的惊天之变，然而，还未待她从那些惊变、动荡之中完全回过神来，便不得不瞪着茫然无措的眼睛，响应伟大号召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乌中旗某兵团支援边疆建设去了。时年，她16岁。

一年之后，初来时的那个“颜如玉，肤如米”的城市知识青年，早已被一个让蚊虫叮咬得满身都是累累伤疤的小村姑所代替了。就在那时，她与邻村一个出了名的美少年相识了。几年之后，他们在一个名叫“刘蛇”的村庄共同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

我出生之时，父母已经将日渐富裕起来的家安在了一个名叫“四牛头儿”的地方了，这座小村庄，便是多少年之后我在《太阳是方的》里倾尽满腔热情所讴歌描绘的“花溪渔村”——传说中若干年前的“牛头村”——小可爱秦婳的天堂和乐土。由于内蒙话常常是“头儿”、“藤儿”、“屯儿”不分，而我又在那里仅仅生活了不到5年的时间，因而，为了在文章中确保准确，写作前我特地打长途向我的铁面严父（家父为人的冷峻严厉与他那副清雅英俊的外表很是不相称，以致我小的时候常常怀疑自己是被捡来的）请教，并最终得到了确定的答案：我的第一故乡名竟是源于若干年前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名叫“四牛”的有为青年，当时，众人都服他，认为跟着他干有奔头，便推举他当了大家的“头儿”——就是这么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缘起，竟就让我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地写下了洋洋35万言。

毫无疑问，“花溪渔村”在秦婳眼里的繁荣富盛，便是我记忆中故乡的真实显影。然而，书中那个“穿一身桃光粉艳的‘秀兰邓波’的花呢裙，项上戴着长命锁，腕上戴着响铃”的宛若年画上走下来的福禄童子、众人眼里的“小福星”，却绝非我这个作者本人童年时代的翻版。

换言之，我的童年生活是绝对没有小说中秦婳的那般福气的。虽说故乡现在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么的四溢着温馨和辉光，然而当时，它却又实在是一个“重男轻女”的观念严重得相当可怕之地，或许就因为这个，自幼便个性出众的我才会整日憋屈得就像一棵被挤压在石缝间的小草，深感受尽了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小小年纪便开始多愁善感，终日和周围的一切人与事赌着一口深深的恶气。

上小学时，我的一篇洋洋洒洒的《我的爸爸》的作文，被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地表扬了小半堂课之久，并忍不住再次激动而声情并茂地当众朗读之时，我真实生活中的爸爸（作文中的那位纯属巧舌如簧的创造）正怒发如雷地与我的妈妈在家中将桌椅板凳掀得满屋子乱飞……放学后，那激烈的一幕被当时与我最为要好的一个女同学撞了个正着，于是，很快地，这消息便在全班乃至全校同学中间盛传开来，这为我们那来之不易的友谊彻底划上了句号。

虽说，通过这件事，我那天生就具备成为作家的先天基因——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很好的证实和暴露了出来，但同时也让自幼就“敏感孤僻”的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越加得形影孤单了（事实上，在多少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在对这个形容词表示置疑：我是一个内心里充满了爱的人，又是那么的生性热忱、易被感动，缘何就得了这样一个封号呢？）。

说起来，这件事情确实令我有些伤筋动骨。虽然，我生就是个“犟种”，就算多么严重的事情，需要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也别想让我轻易妥协和掉泪（当众），就比如说，在我5岁那年的一个夏日，我的表兄表弟以及邻居家里的一群疯小子们，在我们那开满了海娜花的园子里肆意地撕裹踩踏，不一时，便将我们女孩子心目中的那些宝贝践踏得不成样子了，女孩子们一个个在一旁心疼得踏地呼天，却就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加以实质性的制止，不但如此，她们的呼天抢地反而越加激发了对方的兴头，眼见得那一片片“清资丽质，纷繁如凤”的花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惨遭非命……终于，我忍无可忍地于地上一手拾起一只木棍儿，一阵激怒的风似的冲了进去，一通势不可挡地拼杀较量之后，破坏者们不得不落花流水地节节败退了下去。然而，在接下来的傍晚时分，当我那位犹如海娜花一般清丽娟秀的小姑姑手捧着一大罐子调制好的海娜花汁液，被我那班小姐妹们蜂争蝶闹地簇拥着，争先恐后地要求“给我先染，给我先染”时，她一脸桃花地弯下腰去为之一一细细染来，可当轮到我之时，她却仅仅只是对我翻了翻眼皮，随即，竟扭过头去给下一个染了起来。这时，我听见我的姐姐在一旁用温软的口气提醒她道：“姑姑，还没给我妹妹染呢……”伊（鲁迅先生常用语）闻言，竟以一种很是鄙薄的神色回复道：“她哪里用得着这个，去拿大木棒子才最合适呢！”……又比如，咳，不说也罢，总之，诸如此类不公平、毫无道理可讲之事，于我而言，简直就是不胜枚举。

然而尽管如此，也从来没有哪件事让我感到像那次这样的元气大伤，记得，当时我久久地望着我的那位曾经在听完我给她讲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之后，激动万分地拥着我，发誓一定要和我做一对终生不渝的“恩德相结，腹心相照”的“知己”的好友，终于忍不住第一次当众伤怀落泪了。

在这一系列的推动、成就之下，我终于彻底游离在了众人（亲友、同学、玩伴们）的圈子之外，一头扎进了一个更加理想和使自己心旌摇荡、眼花缭乱的美妙世界——书的海洋，那片神奇广阔的天地实在是丰沃生动、扣人心弦得多……渐渐地，在诸多年长我许多的亲朋玩伴们尚在为着一只风筝，一枚陀螺或是其它什么他们认为有趣的玩物而忘情地追逐、争执不下，或是为争相传诵大人们中间流传的一段俚俗事件而轰然大笑得七颠八倒之时，我已经悄悄在心底里因屈老夫子的那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名言而沾沾自喜了；12岁时，便能流利，或者用我当时班主任老师的话说是“令人腿软筋麻”地背诵整篇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及《红楼梦》中大半的诗词歌赋了……而这一切的得来，又首先都是以“孤独”，或者必须“忍受孤独”为代价的。

而若不是这些“孤独”的“忍受”，小学直到初中都根本就不怎么用心在语文课上的我，又怎么会被对学生一向都“高标准，严要求”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奉若珍宝般地相待，一有机会，总是会不失时机地大加褒奖、赞赏一番呢？并且，小小年纪，就懂得使用“我出生之时，禾生双穗”这样的词汇来为自己大造神话呢？

事实上我出生在农历九月，那个时节，哪里还会有麦子生长？就连糜子也都早被成捆地收割在打谷场上了，并且听妈妈后来说，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难产，害得她险些丧命，以致，一向冷峻如铁的我的爸爸也被吓得六神无主，竟眼睁睁看着大门外的一群马匹跑进麦场，几乎将那些收割回来的糜子吃了个精光……虽然我是在这多少年之后才于一本佛经上看到了一段令我既惊且愧又耿耿于怀的文字：“若是决为孝顺之子，擎拳合掌，安详出生，不损伤母，母无所苦。倘若为忤逆之子，破损母胎，扯母心肝，踏母胯骨，如千刀搅，又似万刃攒心……”而暗自心惊，自己很可能竟是个“逆子”的？但也早就于写“我出生之时，禾生双穗”之前，便无师自通地知道这（我真实的出生情形）决非什么“光彩之事”，因而对此从来都是只字不提，甚至，在当时写下“禾生双穗”之际，我还在犹豫着，是否该把赵匡胤出生时的“房顶出现五色祥云，一片红光久久环旋不去”的祥瑞景象也巧妙而不露痕迹地化用过来呢……

然而，老师才不会细究这些，他是从心底里直笑到面容上来的喜爱和赏识他认为的这个“禀赋非凡，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与众不同景象”的好学生的。因而，我以往所受到的那些一如江水般滔滔不尽的种种不公平遭遇，渐渐地，全都被在作文课上给平衡了回来。

文学是情学，作家是情种。

我很是认同这种说法。也常想，一个作家如果首先是个冷酷无情之人，那么，又怎么可能会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来呢——无情命笔，决然出不了真文学。

当然，我所认同的这个“情”是那种“具有比一般形象思维类型之人更强大深厚的动情力”，而非某些人物所崇尚和津津乐道的滥情之类。

在我还很年幼、尚不认得“牛皋”而将其读成“牛捧”时，就已经在偷看《岳飞传》了，每每痴迷到在深夜里打着手电筒，蜷在被子里直到天明仍不忍释卷的程度。书中那一幕幕怒潮起落、引人入胜的情景，真不知让我为之悲喜踌躇、交集愁悴了多少时日，当读至千古英雄被那对奸淫狗盗的夫妇施以惨绝人寰的毒手之际，填在心头的万丈恶怒简直汹汹如裂岸惊涛，以致，接下来，整本书中就再也难以找到有关半个“秦桧”和“王夫人”的字眼了，甚至，就连他们的前世——“女土蝠”和“铁背虬王”这一类的字眼，也都全被我以银针施以了“万箭穿身”。

多少年之后的一个新春时节，曾经公开将自己那篇著名的《红叶赞》赠给我的文怀沙老先生在关切地问及我的个人问题时，我郁结满怀地对说：“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长文，题目就叫——《都是岳飞惹的祸》。大约从我12岁，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一直深深地郁结着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岳飞情结’，那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走入我心扉并深深打动着我的完美无缺的英雄。如果说，最初促使我一头扎进书堆的理由只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种更加理想和聊以自慰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日后的一切近乎残忍地苛求自己，则完全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遇着一位岳飞一样的完美无缺的人物，然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这真是谈何容易。就算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是不可能得以遇见的……”

老人家闻言，拈着他那飘飘美髯，用他那张曾经调侃过无数风云人物的风趣无敌的嘴巴微笑了：“我早就说过你这小丫头是天生的‘作家种子’，只字片言中就可见你那‘强烈、深厚的动情力’之一斑了！”

老人家没有取笑我，或者说，他从来都不会调侃他的老友（我的恩师王学仲先生）的爱徒。更何况，他亦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物，实在知道这个时代里真正缺乏的是什么，自然理解对于一个少女来说，第一个闯入她心扉的英雄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不但如此，沉吟片刻之后，老人家竟满怀激情地站起来，说是要再给我写一幅字，之后，便立即铺纸运墨，凝神敛气地写下了“藏晖”两个大字，紧接着，又挥毫落纸如云烟霹雳般似地写下了一行“余平生最爱才，然才者古今同忌者也可不慎诸”的小字，并在整幅纸的右上角重重地盖上了一枚风神万种的“自知明艳更沉吟”的闲章。

书罢，老人家饱含忧心地对我说：“你的那篇《我与文学》我看过了，你在里面所说的自己所具备的‘作家的一切特质’，看了让人实在难过。看来，你这小丫头确实已经经历了一些要成为真正的作家就必须要去经受的磨难和委屈了。不过，既然你都已经‘贞姿羞列百花丛’了嘛，也就不要太过耿耿于怀了！一定要学会适度的‘藏晖’，学会好好的保护自己，尽可能让一切顺其自然。只有这样，才是排患释乱的妙丹良剂。而从你学佛的角度来讲，就更应该感激那些障难、羁绊或者伤害过的你人与事，因为这些逆难和磨砺往往能更好的磨练你的心志，助长你的智慧和消除你的业障，最终成为真正成就你的资本！这就好比莲花出淤泥，干净的地方长不出莲花一样，淤泥越污浊，莲花却开得越丰茂，也就越加清香无比……”

听了老人家一番珠玉之言，我一时不免陷入了沉思：

回顾我的写作之路，就“文学”本身的意义而言，我始终尊崇那句“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至理名言，19岁时，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缘分的天空》里，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鲜明立场：“作家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如果不是把知识和智慧做正确传播，而是借助一些附加手段去标榜身价，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因而，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这个字眼，在我的心中是神圣的，也因此，时下那些怪异当道、哗众取宠的所谓“作品”和那些做人做得一塌糊涂的“作家”，是我所根本无法认同的。

甚至，在前几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某某身体写作的热潮中，不知有多少同道中人飞眉动眼地建议我也去买一本该人的作品来看看，还有热心者表示愿意把自己买到的送我一睹为快……而结果，直到现在，我都从未看过该人该作的只字片言，我的书柜里也断然不会为这样的“作品”留有空间的。

其实，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这实在是个怪现象：“既然大家都在批判、否定和嗤之以鼻，却又为何都还那么不能自制、争先恐后地去为其捧场呢？”有人就曾为此而笑我“活得太过激烈而认真了”，并深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出什么“文学就该是多种多样、百花齐放的……”云云，其人巧舌如簧，颇具“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之“文妖”的口才，在我点点头对其说出：“不错，但前提首先必须要是‘文学’才行！”之时，居然开始出言不逊，对我说什么：“在文学已经彻底被边缘化的今天，能写出一两本书来，就算是所谓的‘纯文学’和‘严肃文学’，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甚至平常得就像谈了一场恋爱或者做了一回爱一样……”

说这话的人是某电视台兼某报的一位自称“有责任心的记者”，是在要给我发表评论文章的前夕说出这番话的（虽然是以发手机短信的方式），结果，当然是可以想得到的，接下来，有关我的评论文章自然是不会出现在他所负责的刊物上的了，而他这个人，从此也就被我毫无遗憾地断绝了所有往来。

在我写作近10年的历程中，为了维护自己心目中文学的神圣和尊严，我甚至不惜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动荡被掷向另外一个动荡”、“一个旋涡被拨向另外一个旋涡”的险境，甚至，在确关我的《花魂鸟魂》能否顺利出版之际，还因不能忍受某著名出版社社长夫人的“无理”和“满口怪诞”而与其当众翻脸，不顾而去。最终，导致该书几易出版社方得正式付梓。

有关这件事情，我实在愿意多说什么。其实，只要是个正常人，就算拿脚都能想明白的事，我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被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出版社的负责人提出“一定要见作家本人”，我就算是被鬼附了体，也绝不会首先和对方过不去的罢。只是人家大约是被自己所谓的“身份”和其他作家们给一路惯坏了罢，一见到我，竟立刻就像是受到了什么严重的刺激一般，满嘴开始胡言乱语，最后，竟只差跳起来骂街了。

人家可以如此怪诞无礼，难倒我就不可以拂袖而去么？

在新近出版的一期《作家文摘》的评论文章里，为我撰文的评论家说我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这令我感慨不已。的确，真实生活中的我，其实就是一个“把心挂在胸膛外面”的人，只是，时下的社会中有些现象实在是太过怪异和颠倒，作为一名年轻的女作家，无论你是如何努力、自重、不同流俗，都总是避免不了要遭遇一些鄙薄之人的曲解和误会，面对如此情形，一方面却又深知这决非自己之能力所能扭转之现象，所以也就只能是个“生命逸出常规、屡遭时人诟病，行走在布满苦难与荆棘、罪恶与荒芜大地上的，虽九死一生，却依旧矢志不悔”的“痴狂者”了……

而就“文学情结”而言，则大概是受岳飞感染太深的缘故（爱国情结），我是那么强烈地热爱着本民族文化，尤其是我国的古典文化，常常会为自己竟能与那么多神宝旷世的英才俊彦同为炎黄子孙而感动、骄傲不已；也常常会在某个夜深人寂之时对着上苍深深地感恩膜拜，感激她无私地将如此珍贵的财富赐给了人类！就比如说王勃的那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在我看来，那确而不愧为古今第一序——字字称量，处处神迹闪现。

仔细算来，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序言，我不知看过了多少，可就是从心底里觉得再没有谁人的哪一篇能与这篇相提并论，能再写得如此的风神万种了。

这消息被一位自命不凡、号称一个月就能写出一部上百万巨著的“写家”得知后，居然像对待一个失足青年一样，拧着眉毛、满脸遗憾地对我摇头喟叹：“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么一篇吗？”

而我却始终认为：面对真正的艺术，我们永远都应该是重质不重量的。

我可以用沉默去忍受许多自己所不能认同的事物，可只要一看到那些曾经深深感动过自己的经典或名著被某些浅薄、俚俗之流篡改得面目皆非、惨不忍睹之时，就总是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被挑逗五内的情绪……

这也许就是我和这个“一切都是如此丰裕繁华，一切又都如此匮乏苍白”的时下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我在深爱着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从来并不排斥外国文化，甚至，一直以来都认为：天才是没有国界的。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那些卓尔不群的天才，都是上苍赐予全人类的财富。但是，在面对某些怪诞的“xx语种才是最高贵的”现象时，我们也实在应该自信地保有清醒的头脑和不被动摇的态度，而至于那些一提及或见到某些“西方大师”便首先缩首吐舌地自矮半截、腿软筋麻之人，也实在是大可不必和太过贻笑大方了。

不能否认，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它不可替代的魅力。并且，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离骚》、《红楼梦》、《唐诗宋词》乃至我国更多的浩如烟海的名篇大作，只有以汉语的书写、表达方式，才是最为适合和不朽的。

如今，在我新家的客厅正中央的墙壁上，赫然醒目地挂着“文学因缘”四个大字。

这是恩师王学仲先生送给我的新婚贺礼。

细细想来，我与我先生谯达摩的这段姻缘，从头至尾确确实实都是拜“文学”所牵引、成就的。

虽然，他并不是那个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我心目中的“岳飞”，却是一个可以和我在万家齐欢的除夕夜里共同祭拜岳飞和曹雪芹（二人均辞世于腊月二十九——“岁底不足”之除夕）而不对我耸肩侧目，笑话我荒唐怪诞的惟一一人。虽然，至今他也没有给我送过钻戒一类的礼物，但是他对我从事文学事业的高度认可和从不怀疑，和他为我写出的那些深情隽美、被众口哄传的赠诗，于我而言，还是远远地胜过了这世界上所有最昂贵的首饰。

2005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