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王学仲先生

时间现在于我而言，真是过得哗哗的。

一展眼，我的恩师王学仲先生就已经离开人世近两个月的时间了！这期间，我在各种刊物上看到了不少悼念他的文章。大部分的怀念者，都是在追忆着他生前的种种成就、治学精神以及高尚品格。因此，诸如：当代国学泰斗、艺术大师、文联委员、书协主席、蜚声中外、“欧风汉骨，东学西渐”等词汇，满眼皆是。其中，被引用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徐悲鸿先生当年称赞他的那句名言了：“呼延生（老师的号为呼延夜泊）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禀赋不凡，盖由天授，方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

而此时，当我于分外沉痛的情感之中走出来之后，再以一个学佛者的心态、角度来看，心中竟又充满了无限的悲凉：无论，我的老师在其生前取得过何等辉煌的成就，其实，他的人生依旧逃不脱佛陀所说过的“八苦”。也就是说，亿万众生所必须经历的“生老病死、忧悲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诸苦，他是一样也没能躲的开——这位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恩师，他，不过也是芸芸苦难众生中毫不例外的一个。

1996年3月，我于上万报名者中，成为当时香港一家报刊面向大陆招聘的，1名记者和12名通讯员中的唯一一名记者。不久，我便专程来到“黾园”，采访闻名已久的大师——王学仲先生。与老人家初次见面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是被黾园的青年工作人员引领到“贵宾室”去等候的，那里面正迎面的墙壁中央，高挂着老师的一张身着白色长衫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头发一根根地向上直竖着，微侧着脸，眼神扫视着下方，面上虽带着笑意，一股铮铮的冷傲之气却从那镜框后面直透了出来。加上我之前就听到过的有关他的各种骨鲠谲奇的传闻，当时，我竟在心里犯起了嘀咕：“今天的采访，该不会以失败告终吧？”不料，一见面，他这位出了名的孤高之人竟然如同见到了故人一般，对我脱口而出的称呼是“孩子”，接着，他拿着我的记者证翻看了一下，说出的第一句话竟是：“你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怪圈里。一切的道德评判标准，都可以说很是颠倒。”顿了顿，他把记者证还给了我，便又郑重地说：“一个女性，立于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人格的力量。冰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老师希望你能以她为榜样……”人生的很多缘分就是这样奇妙，再也不曾想到，这初次的相见，老人家就这样以“老师”自称了。采访结束后，他即挥笔泼墨，写下“祥云”二字送我。据我所知，老师的一生，主动以这样的方式将墨宝赠人，是极为罕有的。

从那以后，只要我不到外地去，稍有闲暇，便会常到黾园去拜访。渐渐的，从老师送给我的各种著作中，我开始慢慢地明白了，为什么，老师平日里的笑声那么爽朗飞扬，却总是会笑着笑着，便情不自禁地涌现出些许的苦涩与无奈之色，以致，让人常常在不经意间回想起来，总觉得他的笑容中竟有几分哭相；为什么，老人家总是会在哈哈大笑着的同时，忽然便伸出一只手来，将自己满脸划拉几把之后，表情顿时就变得严肃起来了。原来，即便是像他这样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子弟，其母亲一样会有着悲惨不堪的命运，酒醉的父亲甚至就因为没有照顾好的一头牲畜和一口咸菜缸，而将其叱骂为“母猪”；老师的亲二姐，不但没有上过一天学，甚至就连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王学慧”，还是老师上了中学之后为她起的；在老师的人生中，曾经有着那么多苦涩的经历、不堪回首的往事：幼年时的一次饱含激情的绘画创作展示，却遭遇长辈的无情叱责；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最大的创伤，便是其母亲在其祖母和父亲那里得不到一点温暖，还要经常为躲避家庭战争，而领着他含泪离开，待到家庭战氛减缓，再返回时，其结局是，其祖母在大怒之后的必须大吞大嚼，其父亲拂袖出去喝闷酒，其母亲就是一连几天的停食，两个眼窝深深地塌陷下去，造成不停的喃喃自语；大学求学期间，每天中午只能搭一顿伙食，早餐和晚餐，只能买个凉窝头充饥；冬天，和同学合租的旧刑部街的小屋里没有炉火，捂着棉被读书作画；于一个深夜的破窗纸的声声呼叫中，费了两个小时的工夫，壮胆为一位孤独死去的老农认真画像；回家乡的火车上，被一个酷似地痞无赖的国民党乘警故意挑衅，砸碎了自己极其珍爱的瓷壶——那是母亲送给他的唯一的陪嫁之物！顿时，愤怒的烈焰熊熊燃烧起来，却只有狠狠地握紧自己的两只拳头；于自制的影集上，倾注深心，题诗，一次次熨烫得平平帖帖，无数次的注目于那张“爱情终于属于别人而舍不得扯掉的女同学的倩影”；被根本就不懂得真正的艺术为何物的浅薄小领导当众批评：“你画的树不直，不能成材；石头很乱，不能做建筑用！”；被恶棍纠缠，被小人算计，被无赖讹诈，被倾天绝地的泼妇诋毁辱骂，被丝毫没有人格底限的人一次次的盗去大量的书画作品……这些还算是能写能说出来的，而那些不能写不能说不能向人申诉的苦难，谁又能知道，他又独自隐忍下去多少呢？

在老师88年的人生历程中，也许，正是因为有着太多这样苦涩和无奈的经历，他那天才的艺术家的情怀，便将这经历统统地化在了自己的作品之中，于是，他的书风，既有雷霆万钧的气势，又兼芙蓉出水的风姿。他的画作，是一幅又一幅摄人心魂、天地亦为之动容的旷世杰作。他的诗作、文章，尽是看透了人生实相后的悲冷。然而，老师那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又使得自己的作品处处都闪耀着犹如佛陀般的“历尽万般红尘劫，犹若凉风轻拂面”的大智慧的光芒。

在老师画室中的一个紧挨着他作画的书案的书柜中，长年摆放着一张徐悲鸿先生的大照片。我在第一眼看到那张照片时，便惊奇地发现，老师诸多的神态、气宇，都十分酷似悲鸿先生。老师听了，呵呵地笑着，眼里很快就泛起了泪光。徐悲鸿先生无疑是老师的人生中，对其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位恩师。老师曾多次给我们讲起过，他当年在京华美院求学期间，因为贫病交加，曾经多次受到过徐悲鸿先生的慷慨资助。有关发生在徐悲鸿、蒋碧微之间的一些爱恨情仇的传闻，我则很早就曾听说过，后来又看了些相关的资料记载，也曾很是不解地去问过老师：“我师爷那么优秀，蒋碧微当年却为什么还硬是要和他离婚呢？”老师便“咳，咳！”地干咳几声，也曾避重就轻地向我回答了一番。也许是当时太过年轻的缘故，我听得简直无比糊涂，尤其是听到“蒋碧微与张道藩的妻子二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约定”之时，内心真是无比震撼：“我的天，这些名人老前辈们，怎么居然能有着如此荒唐可笑的行为举止？都那么大一把年纪的人了，处理起事情来，怎么居然像是小孩子在做‘过家家’的游戏呢？”甚至，在那不久之后，我无意间，在某本刊物上翻到了一幅张道藩的照片，当时的那种震惊！真是难以形容。那老先生简直就活像是个被阉割过的太监的模样，哪里能及我师爷的十万分之一！这蒋碧微老奶奶也真是的，您究竟什么眼神啊？

后来，在我相继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之后，老师便建议我以后多搜集一些师爷的相关资料，将来也可以站在后学晚辈的立场，为其更为公正地写一部传记。老师当时嘱咐我的这些话，距现在算来，已有十四年的时间了。然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竟没能完成老师的心愿，居然从头至尾，就只拟出了一个题目——《徐悲鸿的箫声·红颜·菩萨》，和短短几行总结性的文字，就再无下文了：

我更愿意将蒋碧微比作是徐悲鸿先生的“箫声”，那箫曲经由徐悲鸿先生的亲自参与协作，二人可算是共同为这世间留下了一曲绕梁不绝的箫音。这箫声是凄美，是悲凉，又或是刻骨的伤恨，也就只能任人去品评了。孙多慈，这个徐悲鸿先生生命中的“红颜”，她的出现，到底是徐悲鸿的福音，祸水，还是他生命中一场躲不开的劫难，也只能是见仁见智了。廖静文，这个美丽慈悲，而又极其无辜和不幸的女子，她，无疑是徐先生生命中的菩萨。是他身陷痛苦的泥淖中时，翩然驶来的一叶慈航。

其实早在当年，我在分别看完了廖静文、蒋碧微所写的有关师爷的回忆录之后，便深深地感觉到，师爷的这部传记，我是写不出来的了。因为徐先生当年在兴奋得忘乎所以地将孙多慈的父亲请回家里共进晚宴之时，我听到了蒋碧微骨头碎裂了一地的声音。在个人情感上，我自然偏向师爷一边，但我同时更是个作家，写不出不符合自己真实心意的文字。且不说我当年反复读着廖、蒋二人的回忆录时的那种深度纠结的情感，读廖书，使我深恨蒋碧微张道藩，有时竟恨不得冲进那书里去，替师爷将那张道藩一把捏死。看罢蒋书，又使人深厌孙多慈。尽管除了蒋碧微本人，似乎每个与孙接触过的人，都在极力肯定着她的品行和为人，甚至，就连廖静文都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帮她说好话。可我仍旧忍不住要问：“一个温柔贞静有才有德的女子，一个旧时代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学生，难道就是这样不顾一切地觊觎着别人的家庭的吗？”

当年轻的廖静文紧紧抱着徐先生那还未冷却的遗体，哭得呼天抢地之时，当她声嘶力竭地向着苍天呼喊，想要索回她的悲鸿先生之时，纵使在万般的怨怒与悲恨之中，她肯定从来都不曾有一刻想到过，孙多慈，这个沉默寡言，身材纤细的女子，究竟为徐先生不幸的人生，乃至为她廖静文的不幸人生做出过多么巨大的贡献吧？

老师，如今，在您离世不到60天的时间里，您的学生，您自己曾亲口说过的“诸弟子中，惟一一位能写小说的弟子”，在这里向您说出了这一直压抑在心底的，从未敢说出过的真心的话，不知会不会惹您生气动怒？因为，我深知，徐先生与您可算是情同父子。而身为晚辈的我，却似乎是如此向着该被人人所诟病的蒋碧微，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不过，同时我又再次想起了多年前，我在黾园与您讨论《红楼梦》中贾府里的那些极不成器的男人们的情形来，您几次被我逗得嘎嘎大笑，一边用手抹着笑出的泪花，一边向我直称赞：“小温子真是心地明洁，见解独到，很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十分具备一个文学家该有的特质！”后来，当我再去黾园之时，便从当时您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建的口中听说：“王爷爷昨天还跟我说，别看黾园里每天都有这么多熙来攘往之人，真正没有任何目的，就只是真心前来求学、探讨学问的，却只有小温子一人。”也许，就是在老师的这种大力鼓励自己的学生“无论是做人，还是对艺术的追求，都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个性”的思想主张之下，才越发滋长了我性格中的某些几近二百五式的偏执吧——凡事，要么不理论，即要理论，就一定要一探方圆究竟，一旦纠明，便也再不管对方与自己关系的亲疏，决不昧心偏私袒护，而是一定站在真理的一边。其实，我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吃过不少暗亏。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每每这样认死理，而经常挨死打，吃死亏。就连最疼爱我的爷爷，都禁不住常常仰天兴叹：“哎呀，咱们老温家的祖宗八代，从来都没有出过这么样的一个娃娃啊！”到如今，这种性格则更加改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内心真是很愧疚，当初，我若是不那么顾忌所谓的淑女形象，能稍微向老师透露出些有关我的童年趣事，比如我经常会把那些分外淘气的野小子们打得鬼哭狼嚎，又比如4岁那年因为和人赌气，而爬上了那么高的房顶去和人家比高低，结果，一脚踩空摔了下来，当场就摔昏了过去，身旁就是无数的镰刀铁叉等利物。醒过来后，不但没有哭一声，在被长辈质问时，说出的第一句话竟是：“摔不死还要上！”再比如，那时我每逢遇到了惊险之事，最终却总是能化险为夷遇难呈祥，从而便得了个“福蛋子”的绰号跟随……想必，如果老师知道了我的这些经历，大概也就不会害他老人家常常为我担心，生恐我是个命不久长的“薄命才女”了罢。

1999年9月，我重返校园，于天大读研期间，每天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在黾园度过的。那个时候，只要不是遇着特殊原因，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每天的上午9点至12点，老师都是准时走进自己的画室里去埋头创作的。中午回家吃过饭，稍作休息后，便又一个人静静地走进画室中去继续创作。老师的这种对艺术的孜孜不倦的执着精神，终其一生，都在坚持。那时，我们几个在一起学习绘画的同学中，也经常会有人拿着某位名家与老师相比较，并十分不屑地表示，某某人就只热衷于炒作，他的绘画功底以及艺术境界，简直和我们的老师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他的作品价格却炒作得比老师的高很多。对此，我从来都是淡然一笑，决不参与议论。因为，我知道，价格并非衡量真正艺术的标尺。在我看来，横在老师和那些人之间的，不是距离，而且天堑。

老师的悲天悯人的天性，使得他的一生，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对于那些上进好学的后学晚辈，他从来都是以鼓励呵护为主，并且从不吝给予各种的提携帮助。对于那些贫困的弱势群体，他便更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怜悯，不知有过多少次，他让工作人员拿着装满了钞票的几摞大信封，去为下岗的工人，刚刚失去了父母的孤儿送去救济金。他曾一次次地为国家，为正在遭受了灾难的人群慷慨捐赠。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永远都是那么的朴素落后，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每次的重大活动之外，老师永远都是穿着最普通的粗布衣衫和最老式的粗布鞋。他一生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足够为自己添置多少豪宅名车，而他终其一生，都是住在天津大学为其分配的一个老旧的教师楼里，也从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购置过一辆豪车。起初身体还算健朗时，他就骑一辆半新不旧的老式自行车，后来骑不动了，便换了坐一辆极为寒酸的破三轮车，再后来就是独自坐着轮椅满校园观望……现在，许多的媒体人都在纷纷报道着老师的16字人生箴言：“扬我国风，立我国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却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16字人生箴言：“人吃精俏，我吃粗糙，人爱热闹，我爱枯燥。”

老师的天生的艺术家的情怀，使得他对于世间的一切真善美的热爱，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据他自己亲口讲述，在一次回家的路上，结了冰的爱晚湖上蹦跳着跑来了两个戴着小红帽的，鲜洁如雪的七八岁小姑娘在堆雪人儿，老人家竟被眼前那美妙的画面打动得就那样站在深冬的严寒里，看了近半个小时之久，才想起离开。2005年的春节前，我由于忙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就拜托我的姐姐代我前去老师家里看望。转天一早，他就亲自打来了长途，语气格外兴奋地对我说：“谢谢小温子，让你姐姐带着小格格来看我。人家小格格真是天生丽质啊！”说到最后那句话时，就连电话这头的我都被他那兴奋的语气所感染了。

当年，我在学校读书时，经常会有人通过老师来向我“提亲”，据说，也有自告奋勇的，也有心地歹毒居心叵测的——专门给介绍了倾天绝地的丑八怪来恶心人。老师自己看着比较满意的，便委婉转告于我；看不过去的，当下便婉言谢绝；过分有差距的，当然也有被老师给骂回去的可能。对于我的婚姻大事，就算是我自己的亲人，除了我母亲之外，也就只有老师是真正最为关怀的了。那个时候，他总是会笑呵呵地对我说：“要尽快抓紧时间找个男朋友了，那样，等我们小温子结婚的时候，老师也能去做个主婚人。再不抓紧，老师可要走人喽！”细想起来，我与老师虽然名为师生，实则情似祖孙。老师出生于1925年农历九月初六，与我的祖父仅有半岁之差。其实，不知不觉中，他早就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亲人了。

而今，他的离去，使我感觉就好似当年我祖父的离去，几年前我母亲的离去一般，我是那样伤心彻骨地难过！使我又一次那样深地感觉到，自己的世界变得是那样空空荡荡，脚底，似乎再也踩不回大地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