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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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人的一生，有很多相遇。有的相遇，如擦肩而过的风；有的相遇，却如夜空中的火。
我和作家甘铁生只见过一面，就这一面，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从相识到他2018年7月17日不幸离世，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没有中断过联系。以前我总是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是乡党的缘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发相信，我们在骨子里是相通的，既有文字的相通，也有许多观念上的接近。他是我年岁上的长兄，也是我心中一盏不灭的精神之灯。
第一次听说甘铁生的名字，是从毛道海先生那里知晓的。那一年，以写潜江风情著称的毛先生，在一次聚会中向我问起潜江大学问家甘鹏云的后代，说你身为记者，见多识广，应该知道这位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的后人。他的名字和另一位作家相同，同样大名鼎鼎。毛先生高估了我，对于先贤甘鹏云，因为爱好琢磨地方史，我尚且略知一二。但对于在世的甘氏族人有何动静，的确一无所知。宽厚的毛先生没有让我当场难堪，只是提醒我，以后如果有机会上北京，应该去当面拜访一下作家甘铁生。甘铁生的母亲是甘鹏云之女甘世玲，他是甘鹏云的外孙。铁生随母姓，所以姓甘，也是我们潜江人的血脉啊。
“史铁生、甘铁生，中国文坛两铁生”，北京有作家史铁生，我们潜江也有作家甘铁生。“铁生”这样的名字，既有历史重重的烙印，也有朗朗上口的普通，好记！
从此，脑海里留住了“甘铁生”这个名字。
02
出于做记者的职业习惯，我好奇地上网查了有关甘铁生的资料。网上说得很简单：甘铁生，1946年生人，笔名紫峰，祖籍台湾台北，出生于北京，民盟成员，中国作协会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都市的眼睛》《1965前夜》；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爱》等。
进一步了解甘铁生与潜江的关系，同样是通过毛老爷子，不过这次是先生的文字。大约在2011年夏天，老爷子发给我一篇题为《作家甘铁生》的文稿，我很快推荐给本报章华台文艺副刊，在8月26日发表。透过这篇文字，尽管还没见面，这位被毛先生称为“铁生老弟”的人，在心中的印象日益丰满、立体起来，不由得让人心向往之。
毛先生介绍说，甘铁生的母亲甘世玲是潜江末科进士甘鹏云的长女，而甘世玲的姐姐甘世瑜，又是辛亥元老李书城先生的第二任夫人——李书城正是甘铁生的姨夫。不是老爷子说起，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潜江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两李”之一——李书城，是另一位潜江大家甘鹏云的女婿。
我向毛老爷子要了甘铁生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存起来以备将来。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委、市政府都要在北京举办潜江同乡联谊会。作为蜚声京城的文化名流，潜江人的后裔，甘铁生理应在被邀请之列。作为记者，我也有去采访新闻的机会。老爷子说，他是个不太一般的潜江人。过去，我们不知道，今天知道了，就不能让他游移在“外”，而应该让他“认祖归宗”，回到潜江来。
可惜的是，随后一两年，市委、市政府举办的潜江北京同乡联谊会，我因为其它工作的缘故，都没有找到机会去联谊会现场采访，当然更无缘见到心仪已久的作家甘铁生了。
03
正因为有这样的缺憾，我对这位在“外”的潜江作家的关注越发频繁。每有空余，就不断收集他的资料，并千方百计找到他的作品来阅读。
甘铁生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这是正儿八经的台面上的人物介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是中国“知青地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白洋淀派”文学和“今天”文学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家庭背景和特殊经历，造就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成就和地位。
先说甘铁生的祖辈。
“我是跟随着母亲长大的，对外公一家比较熟悉。”甘铁生在一篇题为《被洗脑的羔羊》的口述史里这样介绍说。
甘铁生所指的这位“外公”，正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方志学家甘鹏云。甘鹏云生于1862年，1940去世，享年79岁。尽管甘铁生没见到过这位长辈，但他少年时期一直跟随母亲居住在位于北安里六号外公的“息园”。家中的书卷气息，给他的成长和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甘鹏云，字翼父，号药樵或月樵，别号耐公、耐翁，晚年署息园居士、潜庐老人。甘鹏云的父亲甘树椿，字雨亭，号灵庵，晚号花隐老人，为潜江岁贡生。甘鹏云出生在潜江，少时从伯父甘霖、甘城读旧学。23岁获“博士弟子员”资格，并在城北马昌湖畔设馆授徒，馆名“深柳读书堂”。27岁时，胸怀鸿鹄之志的甘鹏云，不愿继续当私塾先生在潜江度过平庸的一生，于是离开家乡“出门求师”。至1902年，他参加本省乡试，终于中举，次年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位居“二甲第三十名”。已四十一岁的甘鹏云，成为历时一千多年选官科举制的最后一批进士之一，从此他以进士之身跻身于清末民初士大夫之列。他一生辗转多地，北上幽燕，西抵三峡，东渡日本，曾出任黑龙江、吉林财政监理官，杀虎关税务监督、吉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吉林国税厅厅长，山西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省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时跨清末民初。
然而，甘鹏云本质上是一介文人。1917年6月，甘鹏云对政局深感失望，乃以亲老归养，电部辞职，从此结束了“宦途生涯”，隐身北京一隅，作了“息园居士”，一心只弄学问。
甘鹏云一生酷爱书法、碑拓，也嗜好藏书。当年，在家乡潜江苦苦求学之时，他就收集书籍10万余卷，藏于“将庐”书斋。令人痛惜的是，1923年一场洪水袭来，书卷被尽数吞噬。归隐“息园”后，他将四处收罗的藏书一一整理，总计20余万册，充斥着这里的十二间屋子，俨然家中拥有一座小型图书馆。
日夜与书为伴，皓首穷经，甘鹏云平生纂述等身。他一生的著作可分为校刻、编订、纂述、著述、诗歌等多种形式，不少于50种，总计约310余卷之多。此外搜集珍藏了从秦到清各代的碑拓4110余种，多写有跋识。晚年主修《湖北文征》，辑录湖北地区元、明、清三代文献，入选作者二千七百多人，成书550卷，是考据湖北近代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他收集整理的《潜江贞石记》八卷、《潜江书征》四卷、《潜江文征》十六卷、《潜江诗征》十六卷，纂述的《潜庐类稿》十三卷、《潜庐诗录》六卷，《潜庐随笔》六种十三卷、《潜江旧闻录》八卷等等，为家乡潜江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然而，甘鹏云毕生的心血最终还是付之东流。他曾在诗中悲怆地写到：“凄凉身世都无限，但恨无人读父书”。后来，“这二十几万卷线装书，有些在五十年代卖给了国家书店。国家书店是否收藏，也只能打个问号了”。至于“父亲一生的著述，在‘文革’时期，‘破四旧’，继承人害怕，一把火，化为灰烬。”甘鹏云的女儿甘世珊，在《回首息园》一文中披露了这批宝贵遗产的最后归宿。
“存一方文献，作史学偏师”。尽管历经劫难，但甘鹏云著作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还是得到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其学术思想广为流传。祖辈的治学功绩，并没有给甘铁生带来荣誉:“1949年以后，由于外祖父曾经从事过‘封建官僚’一类的工作，被归列为残渣余孽的范畴。而我的外祖母、母亲则是‘封建遗少’的典型人物”。
历史风云变幻，竟然如此吊诡。“湖北名家”翻个面，就成了“旧式家族”“封建残余势力”，在无情地扫除之列。背负家庭出身的“原罪”，甘铁生自然也成了“余孽之余灰”。
04
如果仅仅如此，尚有喘息之机。而恰巧甘铁生的父亲，也很不一般。
甘铁生的祖辈母系一支是地地道道的潜江人，有确凿的史料记载，毋容置疑。但我注意到，在有关甘铁生简介里，他的祖籍为台湾台北。至今搜寻网络，仍有媒体把他称为“台湾作家”。我所知道的甘铁生，一辈子都生活工作在大陆，怎么会和远隔海峡的台湾扯上关系？心中不免疑惑重重。及至后来读到甘铁生访谈录，才明了其中的缘由。
甘铁生说，“父亲赖正哉是台湾台北人。祖上有点土地，家境殷实。早年，父亲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时赶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在当时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不好找工作，就到大陆来了。后来在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当日文翻译官”。
“长得倍儿精神”的赖正哉，在担任翻译官期间，看中了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大家闺秀甘世玲，并于1942年与之结婚，生下二儿一女。甘铁生出生于1946年，是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抗战爆发，齐燮元的部队投靠了亲日的汪精卫南京政府。1945年日本投降后，赖正哉随即被民国政府收编，但因其伪职人员的身份，总是被排挤。于是借口自己在台湾的父母孤老多病，他告假只身返台省亲。临行前，赖正哉许诺，不日定来接全家迁台。谁知他前脚刚刚离开，内战随即爆发，国民党亦败退台湾。至1949年后，两岸音信完全隔绝，父母再无来往。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一家人在分离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再次相见。此时，赖正哉已垂垂老矣，甘铁生也年近半百。
因为在日伪军的部队里工作过，赖正哉顺理成章地成了“汉奸”。离去的人可以脱得干系，留下的人却不得不承受一切。好在解放初期核查家庭成份时，甘铁生的母亲机灵地在家庭背景一栏内写了个“离异”，相当于与丈夫赖正哉划清了界限。后来，母亲的成份被定为“职员”，属于家庭历史有问题、但没有历史罪恶和犯下血债的“城市知识份子”，逃脱了“汉奸家属”的藩篱。最幸运的是，三个孩子弃父姓、随母姓，更避免了日后遭遇重大麻烦。
父亲在台生死不明，但留在大陆、连父亲面都没有见过的“遗腹子”甘铁生，从此心中却蒙上“汉奸父亲”的阴影。这样的阴影，几乎笼罩了他一生。
在当时极为讲究阶级出身的火红年代，甘铁生历经了各种一浪接着一浪的政治运动。他少年在息园度过了一段平静、安逸且又淘气的日子。及长，他的家庭背景投射出的心灵轨迹，无疑是挣扎的、灰暗的，甚至是扭曲和叛逆的。可想而知，甘铁生的人生道路多么曲折。而恰恰这一切，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同凡响的独特底色。
05
了解到这些，更渴望与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家见面。
2010年，潜江举办曹禺文化周，甘铁生作为曹禺文化周贵宾，被邀请回潜江参加系列文化活动。踏上了先辈生活过的土地，追寻外公在潜江文化历史的足迹，这一刻，我想对于甘铁生来说，应该是幸福的。
这是甘铁生第一次回乡。那些天，他被安排住在城郊的七喜大酒店，参加活动的地点也多半在那里。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既要参加各种活动，又需在会议间隙寻亲访友，目不暇接。我则在城区跑文化周开幕式、闭幕式特写，拍照片、写社论。来宾采访人物中，甘铁生也不在指定我采访的对象之列。几天之中，忙忙碌碌，东跑西颠，熙熙攘攘，日夜赶稿。阴差阳错，待回过头来联系，甘铁生已返回北京了。
这一次，我们在共同的家乡，遗憾地擦肩而过。
06
不过，机会还是很快来了。
2013年3月，市政协准备出版一套文史资料系列丛书《我是潜江人》，为潜江在外的名人“树碑立传”。因是市政协委员、常委，又爱好文学写作，承蒙信任，组织上安排我采写《杜鸣心：大音希声》一书，计划在两年内完成。
杜鸣心先生是潜江人。他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了半个多世纪。脍炙人口的《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等芭蕾舞剧的音乐配乐，就出自杜鸣心教授之手。这下好了，我得以有常常去北京采访的时间，能见到甘铁生的机会自然就会多了起来。
这年3月，我第一次去北京拜访了杜鸣心教授，开始着手先生传记写作的事。因为是集体公务活动，这一次，我没有主动联系甘铁生。待到4月，我再次北上京城，因时间匆匆，诸事紧促，又一次错过了计划。至11月下旬，为杜鸣心先生传记的事，我第三次来到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心里暗暗定下，这一次一定得见见这位“家乡的大作家”。当晚，在西便门附近的锦江之星安顿好后，我便与甘铁生电话联系。此时，甘铁生正好在北京，于是约好次日白天我采访结束之后，晚上一聚。几个文友在一起喝喝茶、说说话。
那时候，甘铁生住在朝阳区亚运村汇园公寓，毗邻鸟巢。在电话里，他告诉我说，两地相距并不是很远，乘地铁五号线、十号线很快就可以过来。并说在五洲大酒店茶艺馆预定了席位，这里是他常常接待朋友们聚餐、品茶的地方。
对于这次见面，我满心期待。他的声音从电话里真切地传来，不徐不疾，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平缓的语调，听得出满是笑意盈盈，甚至十分谦虚的语气。这些年做记者的采访经历，平常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物。芸芸众生，面相德行各异，我积累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人标准：越是成熟有本事的人，为人越发谦逊低调。这是一个人处世的风度与豁达，也是心中的坦荡和自信所在。每次识得一人，是优雅还是粗鄙，几句话中就可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论年龄，我比甘铁生小十七八岁，但在我心中，我们不是隔辈分的两代人。这样的感觉，一直贯穿于我们往后的交往当中。
次日下午四时许，我正采访杜鸣心先生，突然接到甘铁生的来电。我在想，晚上的聚会还早啊，该不会是有什么变故吧，心中却有一丝担忧了。“秀夫，实在对不起，晚上的聚会恐怕不行了。”电话中，他语气有些急促，但感觉得到有着平复之后的镇定。
“甘老师，您那里有急事了吗？”
“我下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原本就是准备查一查常规。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腹疼。拍片之后，医生让现在就住院继续观察几天。秀夫，不好意思啊！”
“甘老师，您在哪里住院？我采访完后就去看您，一样是见面。”
“还是不要了。现在我和家人在一起。你来，我多少得抽空和你聊一聊。实在不方便，等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话语虽然婉转，但可以想象得到，他一定是遇到了不得不做出这样决定的事情。我心里自忖，何况他是去了医院，还有医生的叮嘱。“甘老师，不要紧吧？”“没事的，我平时喜爱爬山、打球、冬泳，做各种运动，身体棒棒的。等几天如果情况容许，我会联系你的，好吗？”听了这话，我不敢再坚持去打扰他了，只是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一切都会好好的，应该没有什么事的。
可直到我要离开北京之前，也没有接到他的来电。几天的采访结束后，我还是忍不住打了电话过去，那头是一阵忙音。猜测他的处境与不便，心里孤孤地，乘坐G556次动车，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07
这次未遂的见面，在我心中留下了“疙瘩”：“甘老师的身体究竟是怎么啦？”
转眼间到了2015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毛老爷子给我打来电话，说有空到家里来一下，有要事相商。我去后，老爷子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说：你看看。我打开牛皮纸信封，首页顶头“甘铁生”三个字跃然眼前，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亲近。“振雷，这是上次我给你介绍的北京作家甘铁生寄来的。”老爷子叫着我的学名。估计这时候，他老人家还不知道我和他的“铁生老弟”，已经约过一次没有见成面的会了。
信封里，装有甘铁生撰写的散文《外公的息园暨墓地（暂定稿）》。“铁生和毛羽的爱人，都是北京的作家。这一次，他托岚岚寄给我他写的这篇文章，说家乡的人和事，在家乡的杂志上发表，才是最相宜的。”毛羽是老爷子的大公子，彼时在国家广电总局任职，卢岚岚是老爷子的大儿媳。
潜江市作家协会编有会刊《雷雨文学》。毛老爷子是作协的顾问，我是这本文学杂志的编委之一，找我来办此事，顺理成章。回家后，我仔细拜读了这篇27000多字的散文，沉浸在他优美而哲思的文字里。随后，我就其中一些不甚清楚和需要了解的细节，再次联系上甘铁生，进一步对文稿进行核实和修改。
“真的不好意思，上次你大老远来北京，都没有机会招待你一次。”甘铁生一开口，没有提及任何有关书稿的事，倒是先道起歉来。我关心他的身体，他告诉我不用担心，应该是以前做肾脏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就好了，还说计划来年去澳大利亚等地旅行访问。他声音爽朗，中气十足，让担忧的愁云一扫而空。
4月初，甘铁生寄来了订正的《外公的息园暨墓地》电子文稿。我注意到，在文档标题前有一个不起眼的数字“18”。这个“18”，应该是他最后一遍订正文稿的次数标记。一个享誉文坛的作家，为修改一篇寄给地方作协内刊的文字，前前后后打磨了近二十遍。他的认真，他的坚持，他对文学的虔诚，对他人建议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我在心中，升起了对他的敬意！
《外公的息园暨墓地》分为三个部分：记忆息园、外公的淡出和寻找外公墓地。实际上是借寻访“息园”，写出了甘家三代在风云变幻的岁月中，所经历的面目全非的巨大变故。甘铁生说，写这篇文字，我是在与故去的先人对话，这种对话能让人升华。
这篇甘铁生特意寄回家乡发表的专稿，以《外公的“息园”》为题，在这年的《雷雨文学》夏季号刊登了出来。面世的文稿，内容有很大的删减。标题也在我的建议下，最终确定成这个样子。
在此之前，我们多次通过微信、邮件和电话商议文字细节，可谓字斟句酌。出于发表保险的原因，我还擅自做主，对一些自认为的敏感词句进行了删改。从编辑的角度，我提议最后一节“寻找外公墓地”与家乡潜江的关系不大，经与他商量，也进行了适当的缩减。其实我清楚，这篇文稿的价值，很大成份在这一节作者与外公的虚拟对话上，是诘问，是控诉，也是灵魂深处的反思。删减后的文稿，无论在文采还是思辨性高度上，都打了折扣。这种潜意识的“自我阉割”，对一个作家来说，多少是沉重甚至是憋屈的。但他很体谅我的良苦用心，最终，毫无保留地支持了我的做法。
如今想到这些，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他对删改结果的认可，对自己心爱的文字的割舍，实际上是认同了当今写作维度上的某种默契。这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共情”之下的隐痛，时常缠绕着我，以致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
08
这年的3月26日，我写下了这样的日记：“今日收到北京作家甘铁生先生寄来的《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二期，其中刊有其原发于《十月》的长篇小说《妖道》。很荣幸，今晚要沉下心来认真拜读！”
《妖道》讲述的是一个爱鸽如命、训鸽成痴的中年男人万海，用进入鸽子梦的道法，即“妖道”来识鸽、驭鸽最终反遭鸽子驭使的故事，充满中国传统传奇小说的特色。
这部小说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一经面世，即被评论家誉为“现代聊斋”、中国版的《盗梦空间》，是“围绕中国梦文化、鸽文化、当代市民通俗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的一次文字冒险。假实证幻，余韵悠然”。
甘铁生的写作题材，从1979年在《今天》杂志发表首篇小说《聚会》起，到《第四次慰问》《人不是含羞草》《野玫瑰》《秋天的爱》，从《都市的眼睛》《背叛亲情》《闲人浪语》到《1966前夜》，以至《被洗脑的羔羊》等等，无一不在他经历过的“现实”基点上立足升华，铺展成篇。这篇有些“神神叨叨”的小说，与他的其它作品相比，还真有些不大一样。
我记起了他在《外公的“息园”》中曾经描述过的一段：“在息园最北头的小夹道背阴处，还有一排终年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也搬来了好几户。我认识了其中一个单亲母亲带着男孩。这个叫小明的孩子爱养鸽子。在靠后山墙处拉了个铁丝网圈起的鸽舍。我很喜欢鸽子，常常跟着学，帮他照看鸽子，有时还到宣武门鬼市上去淘换鸽子或买鸽粮。要不就帮他放鸽子、招鸽子。他也很愿意带我玩。”很显然，这部作品从儿时的这段经历幻化而来，依然继承了甘铁生小说的写实风格，但有着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构想。他把少年时期的一段平凡经历，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移花接木，点石成金，找到了观照现实的新的入口。
这样的写作手法，在他晚期的作品中，越发体现得明显。
那段时间，我正陷入一洼人生低谷。从新年始，因琐事争吵，家人在正月搬出去分居；在单位，因小人告状诬陷，不久即被立案审查（尽管后来证实是无事生非）；兼有亲戚借款赖账不还，远遁消失；年后，大雪纷飞中，父母因病相继住院，不得不隐瞒所有实情，日夜陪伴照料；三月，永益舅爷上吊自杀身亡；挨至四月，清明前夕，凄风苦雨中，母亲猝然离世。官司、传票、笔录、讨账、奔丧……，人生打击，桩桩件件，短短几个月内，接二连三。待办完母亲大人丧事，体重陡减20余斤，形容枯槁，人如皮影。白天勉力上班，照顾妮子上学，晚上则独自舔舐伤口。长夜茫茫，何处方是出口？哀伤至极，终于抵抗不住，彻夜失眠，继而转为抑郁。“凌晨两点吃药，勉强入睡。至四时，噩梦中醒来，大汗淋漓。辗转内耗许久，迷糊中挨至天明。6时许，替妮子梳头，送其出门上学。又一天开始了……”就这样，恍恍惚惚，日复一日。
远在千里的甘铁生，似乎洞悉了我的苦痛一般。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及时赶到的文字，犹如甘霖，让我在深夜的黑暗中，跟随他奇异灵动的笔端，“入梦、盗梦、食梦、置梦、控梦”，真个是亦真亦幻，超然世外。这段时间，我用他的文字疗伤，在文字中警醒，也逐渐从伤痛中捞出自己，慢慢变得坚强。终于可以直面现实和人性中的种种，熬了过来。
这或许端的是息息相关，心领神会，温暖的直指人心的文字力量。
09
我将这期《雷雨文学》夏季号样刊寄给甘铁生，随后，他又给我寄来他的小说《1966前夜》、散文集《浮光掠影游丝录》，还有现在少有人提及的《背叛的亲情》。
在被他的文字打开心灵大门的同时，我对他的文学创作原动力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与他邮件交流，我逐渐从他冷峻而又清醒的文字里，找到了逻辑上的“根”。
自然，他的家庭出身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纵观甘铁生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他几乎一辈子都在“救赎”“反思”中苦苦追寻。由于他不为时代所容的家庭背景，他需要不断剥离旧的自己，淘洗成长史中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从而求得心灵上的宣泄与平衡，因而他的作品更多地显示出独立的思考和深刻哲理。
同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巨大的时代变局，也给他的文学创作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966年“文革”发动时，甘铁生正就读于清华附中高三632班。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中学生甘铁生，不由自主卷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狗崽子”甘铁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种场面——他既没有资格造反，也不可能“保皇”。“我在这场风暴眼里漫无目的地流浪，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明天去地质学院，后天去北航，革命派和保皇派相互撕杀，斗得如火如荼。”甘铁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他像一片凋零的落叶，还没落地就被刮到一边去了。
唯一的出路是，甘铁生虔诚地希望能通过自觉革命，进而背叛家庭的不懈努力，拿到一张革命队伍的入场券。
这一时期，他发自内心的对旧式家庭进行“重新认识”，积极争取“进步”“向党组织靠拢”，由此不惜背叛亲情，和亲人划清界限，彻底与旧家庭决裂。他真诚地自我反省，批判、检举、揭发母亲和整个家庭，以求得自我完全脱胎换骨。他批判外公甘鹏云娶了三房太太，是个彻头彻尾的封建遗老；他把家里一切认为“封、资、修”的东西——包括藏有外公出殡打幡、喇嘛念经，“反动军官”父亲身着军装、威风凛凛挎洋刀骑高头大马照片的相册，从家里抄来交给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他将母亲爱描眉、爱擦雪花膏，每天上班前总要擦一遍皮鞋的生活琐事写进思想汇报；他当面揭发母亲交往过的男士，并威逼砸碎外公留给母亲唯一的嫁妆——一面雕花镜；他甚至一边向可怜的母亲讨要生活费，一边又鬼迷心窍地幻想家里地窖里藏有成吨的金条，要挖出来献给国家。
可是，他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种种行为，遭遇的往往是冷眼频频。
在清华附中读书时的甘铁生，身形瘦小，外号“干鸡”。遭到革命冷遇的他，更加少言寡语。“踏着枯黄的野草，看着荷田中枯萎的荷叶，我独自在圆明园的荒野中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认识到自己的种种“反叛和决裂”，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笑话而已，他成了“逍遥派”：“我开始我行我素。我知道无法对抗他们，但是我可以消极。你为所欲为呗，我是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他把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变成了文字。后来，他写了系列散文，结集为《高中》，其中有些篇什收入《那个年代的我们》《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等集子中，向再次脱胎换骨的自己致礼。
他告诉我说，1968年，他主动赴山西太行山插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务农外，他干过石匠、木工。在生产大队30多个知青都回城后，他孤身一人又坚持了两年，直到1975年初才辗转回到北京。随后，他在印刷厂、食品厂当印刷工、锅炉工和门房杂工。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如听惊雷。我曾看过他插队时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拉着满是木头的架子车，在泥泞中前行。他带着眼镜，躬身奋力，却面带笑容；另一张是他与知青们的合影。荒山野岭，杂树玉米之中，众人衣着整洁，眼望前方。唯甘铁生破衣烂衫，灰色外套口袋下，露出两个大破洞。他是心甘情愿的，满怀虔诚的，甚至五体投地的响应号召，在这个叫着大坪的贫困山村里，改造着自己，磨砺着灵魂。
从盲从、封闭、迷信、浅薄而残暴的荒唐岁月中一路走来，他自认为“干了很多愚不可及的事儿”。在插队回北京省亲或者过春节期间，他与一批文学青年交往。他被郭路生（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所震撼，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的力量。在当时，知青们偷偷传唱着《世界民歌200首》及“苏修”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有些人甚至悄悄学起了跳交谊舞，快三慢四，不亦乐乎。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伤痕”，向往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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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外公的遗传基因起了作用，或许是他需要找到一线感情的出口，这期间，甘铁生拿起了笔，开始文学创作。他与同样在北京、又相隔不远的诗人江河、多多、林莽等朋友常常聚会。他们彻夜长谈，相互传看搜罗到的书籍，疯狂抄书，彼此交换读书笔记。1973年，甘铁生废寝忘食地创作了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第四次慰问》，并利用回城之际，在北京地下文化沙龙朗诵。小说绝望而警醒的笔触，产生了广泛共鸣，一下子在知青中流传开来，成为彼时“地下文学”的代表作。他去白洋淀看望在那里的同学，与后来成名的诗人、作家赵振开（北岛）、舒婷、芒克、徐晓、赵振先、周楣英、赵楠等一起，探讨文学，并在《今天》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聚会》《原谅我，兄弟》。同在文学路上艰辛奔走的史铁生，也在《今天》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墙》。
他后来把自己的思考写进了长篇小说《1996前夜》。这篇小说虽然设置的时间为“文革”前，但从历史的关口切入并展开故事，塑造了以杨艳、曹慧子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用充满青春激情的热血，在阵痛中重塑灵魂的故事。
凭借这些文学成绩，1982年，甘铁生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同年，加入中国作协。1984年，他考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同年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成为第八期（鲁院第一期）创作班学员。毕业后，他到北京门头沟文化馆担任《百花山》报主编。1987年，他调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声》杂志社，任记者、编辑。
甘铁生在文字的怀抱中，终于找到“些许的尊严和智慧”。正如他的笔名“紫峰”一样，甘铁生闯入文坛后， 孤峰突起，傲然挺立。以后，他的小说《荒湖》获《人民文学》、工人出版社小说征文奖，《人不是含羞草》被改编成话剧演出并获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彩》，获戛纳世界大学生电影节奖。许多年来，他创作发表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专访等，达600多万字。他的作品被海内外刊物刊登和转载，受到广泛好评。他自己也入选《中国当代艺术家名录》。
“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另一位著名作家，他是大名鼎鼎的胡风。我细读过一本《胡风杂文集》。胡风早年发在《文学》《海燕》上的作品极富文学性，理性而思辩。只是过了1949，他就开始呐喊了，而后是检讨检讨检讨。“原罪论”让他吃尽苦头，受尽折磨。临到老了，被“囚禁”过的胡风，文字只叙述和呈现而少思辩，谈鲁迅，说莎翁，有一股子学究味。
和胡风晚年的“避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背负“原罪”的甘铁生却越发锐利，他“醒悟了过来”。他的文学创作，更加直面过去，警惕现实。他以非典期间北京修建“小汤山医院”为题材，写出长篇报告文学《七天七夜》，生动记叙了2003年春季万名建设大军仅用一周时间，建造出抗击非典定点医院的不凡历程。这部著作，由中国人事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发行。一经面世，即赢得好评如潮，被誉为活生生的“非典时期的特别档案”。
11
这世间有许多意外。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电话的“意外”更让人欣喜。
2015年5月29上午。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城市街道笼罩于一片雨幕之中。“人间五月天，最是读书时”，这样的时刻，书房成了唯一的好去处。9时许，桌上的手机响了。我拿起一看，来电显示的名字是“甘铁生”！
“秀夫，我在潜江了，你有空的话，我们见一面吧？”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窃喜：“甘老师，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点音讯也没有。”
“我来两三天了。潜江邀请一批作家来实地采风，今天活动结束。下午我就要去荆州，然后明天飞回北京。”
虽然知道他行程匆匆，但此次无论如何要见一面。我拿起雨伞，带上拙作《杜鸣心：大音希声》《风声之外》《八面诗风》，还有《若水》《雷雨文学》杂志若干，用一个小袋装好，冒雨赶往潜江宾馆与他相会。
“没有想到，秀夫，你这么年轻。”在房间里，见到神交已久的甘铁生，他的第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
“甘老师，总算见到你了。”我们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眼前的甘铁生，与照片中的他相比，虽然精神头还在，但显得苍老许多。他身材不高，上穿白衬衣，下着牛仔裤，脚蹬黑色旅游鞋。面色不错，头发却已花白。唯一不曾改变的，是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睿智的光。
我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仔细翻阅我给他带去的刊物，边看边问，关心着家乡的文学创作队伍和现状。此时，雨声停歇，天色放晴，我们下得楼来，在林荫道上并肩漫步。他说着他的创作计划——写一部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被洗脑的羔羊》，写“姨夫李书城及其子女”的回忆文章，写这几天在潜江的所见所闻……，并告诉我，近几年还将计划到国内海南三亚、澳大利亚等地旅行采风，为今后更好的写作积累素材。他鼓励我沉下心来，好好写作，千万别为名利所累，这让我越发对他心生敬意。
临了，我们俩合影留念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他的右手搂住了我的肩膀。我也不由自主，紧紧地靠向他。此时，他是我心灵上可以依靠的兄长。我们并排站在一起，红墙绿树前，留下了唯一一张珍贵的照片。
那时候，我何曾想到，他自检查身体后，就知道自己已身患肾癌。只是一向不信命、不认命的他，仍没把病魔放在心里。他依旧写作，依旧在写作之余爬山，并坚持冬泳。与其是在锻炼身体，不如是在宣示不屈。他微信朋友圈首页的照片，就是攀爬北京香山时，在鬼笑石前的留影。鬼笑石在香山鬼见愁东南面，以常年大风凛冽，吹过时发出嗖嗖风声类似鬼哭狼嚎而得名。照片中，红衣黑裤、一身运动装束的甘铁生，遥望天空，头发在风中飞扬。他笑得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鬼笑石三个大字，被他踩在了脚下。
我突然明白过来，那次我去北京与他的“未见之面”，正是他查出癌症的当天。他不忍朋友对他的担心，内心也不愿意认同这样的残酷事实，才谢绝了我去看望他的请求。
在宾馆午餐时，我见到了同来潜江采风的著名作家任蒙、何存中。我们交谈甚欢，仿佛认识许久。这些文学前辈中，任蒙老师成为了我的微信好友，写作上的导师。“越是大师，越发谦逊，此为做人之道也”。我在当天的日志中，写下了这些话语。
12
他把在澳大利亚游历的留影发在朋友圈。在尖峰石阵那片暗红色的旷世奇景下，他叼着烟斗，脸上依然笑眯眯的。
他把在悉尼歌剧院前的留影发给了我。尽管手里多了根拐杖，但他依然精神矍铄，目光明亮。
……
时光荏苒，如云在飞。为采访写作报告文学集《我是潜江人》，我依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东奔西走。期间，我们时不时通过电话，彼此问候。
2018年7月中旬，恰逢蓝素radio的一班文友来潜，举办“散文名家及蓝素radio作品分享会”。我要参与接待，每日里忙忙碌碌。至21日，活动方告圆满结束。
这天晚上，回到家里，照例上网闲逛看看新闻。突然，《新京报》的一条新闻跳入眼帘，一下子震惊了我：17日晚6时许，台湾作家甘铁生因病去世，享年72岁。
看到这样的噩耗，仿佛晴天霹雳，不由得泪水盈眶。我真的不愿相信，这位刚过七旬的著名作家，我只见过一面的长兄，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告别了世界！
甘铁生的去世，同样也在亲友们的意料之外。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悼念说：“前些天还听他在群里侃侃而谈，突然间就没了，让人难以接受”。
连日心中苦痛，无处诉说。28日，我在网上搜寻到他写作的回忆录《被洗脑的羔羊》，一遍一遍地细读。从朋友的吊唁文章中知道，这篇长达数万字的口述史，在他逝世前两个月才完成。那时候的他，或许只是为了抓紧时间给人间留下自己的“心灵宝贝”，不曾想，这几乎就是他的临终遗言了。
以写作《老井》《远村》而闻名的作家郑义，是甘铁生清华附中的同学，两人在太行山下一个叫大坪的小山村里插队，相伴六年。对于甘铁生的不幸离世，他在悼文悲痛地写到：“过去是祖先生活、埋葬的土地，现在埋了亲弟兄。老同学中，史铁生去了8年，甘铁生也去了，我感觉到了生的孤独”。
感觉人生孤独的，不仅仅只是郑义一人。有我，甚至有冥冥之中仿佛还活着的甘铁生。
我曾注意到，在目光所及的甘铁生作品中，没能找到他哪怕一篇题材是写思乡的。故乡是每一个作家写作的出发点，也是文学创作源泉，而甘铁生恰恰在这点上，付之缺如。这显得有些不大合乎情理，但现在，我十分理解他了：台湾，虽说是他父辈的家乡，但陌生如白纸，他没有心灵上的切身联系；北京，是他的生养之地。然而，他在这座城市里，体会更多的是挣扎的苦痛，他无法找到情感上的温暖共鸣。他的心，似乎一直没有合适的归处。
或许家乡潜江，仍有外公甘鹏云期盼的眼神，目迎着他；或许潜江这片热土上，也有姨夫李书城的精神，吸引着他。或许他已经感到，多次被邀请回来，质朴的父老乡亲正张开怀抱，迎接这位一生流浪在“外”的赤子。我在想，这正是他乐意与毛老爷子，与我，与家乡的人们频繁往来并恋恋不舍的缘故。
他，已在归来“家乡”的路上。
“他是一位正直、坦诚，有胆识，有担当的作家”。熟悉他的朋友、评论家这样评价他。
“百岁浮生短，狂歌到白头”。不知怎地，即将写完这篇回忆文章时，这两句不知出处的词句，突然从我脑海里跳了出来。在我的潜意识里，甘铁生不仅是作家，而且更像一个一生都在寻找归宿的旅人，肉身的，心灵的。他一路“狂歌”着，最终无限接近地，在江汉平原腹地潜江这块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上找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甘铁生没有远去，也不会远去。他正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