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时代的文学担当

       文学叙事当以书写时代为已任。这是文学应有的史诗担当。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的“合”指的是化合反应，不是物理变化。我们知道，即便是在现实中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时事，也不可能是现成的文学故事。只有经过作家、诗人的情感发酵，时事才能转化为文学的故事，这个过程才会具有史诗价值。如果没有作家、诗人的思想认知和情感体验，即便是时代的大事件，也只能是文学创作的原材料。

巴金说：“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个向着“更好”变化的化学反应过程。这种变化在文学创作和传播中一以贯之。这种“好”既不是靠作家的嘴说出来的，也不是靠作家的笔写出来的，而是靠作品的语言说话“变”出来的。尽管故事有结局，但文学给的不是结论，而是体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果是说出来的“好”，那怎么会变得“更好”？因此，文学故事越是跌宕起伏，时代背景越是清澈透亮，人物形象就会越是丰满鲜活，作品的感染力、感召力就会越发催生这种变化。这也许就是文学最大的功利。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同的人对待时事，有着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史家铁笔著史，功夫硬在一个“实”字上；诗人柔指成诗，成色亮在一个“情”字上。“实录精神”和“情感体验”，都是时代馈赠给我们的财富。宏大的时代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平面，在文学的笔端，凝结的是时代的辉煌与苦难。谢冕说;“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面，看到正义与邪恶的搏斗。”时代的洪流虽然不只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抗，也不只是生离死别、爱恨情仇的儿女情长。但是，时代的主流是正义和邪恶的搏斗。只有战胜暗流险滩，时代的浪潮才能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即便是一首短短的小诗，如果点不着心中的暖灯，照不见心里的光亮，那就不是一首好诗。战胜黑夜，我们只需要一盏灯的光亮。但是战胜黑暗和邪恶，我们需要热爱光明、捍卫正义的铮铮铁骨。文学不仅有思想可以用来补钙，更有激情可以用来亮剑。如果文学连点亮这盏灯的火柴都没有，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的一把废柴，看不清胜利的方向。背离时代使命，颠倒社会正义，更不是文学的选项；儿女情长，风云气短，也不是诗人的特长。面对风诡云谲、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只有用心感受、用心书写，才能无愧于时代。

文学是时代催生的产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部文学作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一个作家的“我”真实存在。这个单数的“我”可以隐居在故事之外，也可以现身在故事之中。窥斑见豹。那些被读者尊崇为“大作家”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反映大时代。作家不可能阅尽所有人、经历所有事，再大的时代都会在一个小小的“点”上与作家邂逅。都会被作家那个单数的“我”点化成文学的时代。“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个“我”是不可复制的，因为那是经过心灵过滤了的意境。一切与文学有关的情事，都会在这个意境里展开。老舍在“茶馆”里，找到了这个“点”，就像是找到了一把钥匙，他打开了时代的大门，融入其中。当然，这个“点”可以在大城市里，也可以在偏僻、封闭的小山村里。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这样的“点”，这样的“心境”。他同样站在白鹿原上，纵横捭阖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这个“点”还可以是一个人或一件事，哪怕只是一个小物件。在不同的“点”上，作家用不尽相同的“我”，构筑着不同的时代格局。这是一条通则。即便是读者，也是另一个单数的“我”，不可复制。凭借着文学的“慧眼”，不同的“我”汇集在一起，就是一群复数的“我们”，共同观照时代的风云变幻，感受时代的沧桑巨变。就像是一滴水和一片大海一样，都能折射太阳的光芒。因此，生活在人民中间的作家，他的作品当然属于人民。这样的艺术家就是人民的艺术家。优秀的文艺作品历久弥新，就像是一坛佳酿，即便是时代变了，但酒香仍然能把人醉倒。

作家是塑造灵魂的，文学是弘扬正气的。有时事，不等于有时代;有时代精神，才会期待时代文学。没有一点精神担当，就半点文学也没有。陈忠实说：“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什么是时代精神？怎样的精神心理才会是普遍的精神心理？这就要看作家对时事的拿捏。因为时代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它里面有社会、有人生。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文学里只要有值得谈论的社会和人生，就会像化学反应一样产生时代精神，满足受众需要的普遍心理。看不见社会，不讨论人生的文学，就会丧失文学的本能。因此，有价值的文学才会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才会燃爆读者谈论文学的热情。不同的读者，对文学价值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不同的交流碰撞，只能使读者更加丰富自己的感受。在座谈交流、评论赏析中，读者之间相互理解、彼此沟通都会生发出一种精神力量来。这种力量就是社会普遍的精神心理，就是“我们”共同需要的时代精神。因此，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是被作家创作出来的，更是在读者的阅读和交流中得以增值。

马克思说，人是天然的社会动物。人只有在社会里才能找到自我。我们也知道，在客观现实中，人是会被异化的。但“被异化”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这种异化的力量也会使人变得更好。时间能够改变一切，时间也能说明一切。在文学的世界里，人会变得越来越好。文学就像一面多功能的镜子，可以望远，也可以显微;可以放大，也可以微缩。有一点不容置疑，就是它所观照的是社会和人生。文心无它，靠的是作家的真心，人间的真情。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文学用最真实的体验，把我们代入这个时代的变迁。在时代的变迁中，人们需要用文学来感受它的沧桑。

文学不是游戏，也不是古董，文学是人学。文学架起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连心桥，而不是作家、诗人登天的阶梯。作家、诗人不是登梯者，而是架桥人。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修的是人间的路，架的是渡人的桥。不走进社会，不直面人生，脱离人民、脱离时代，躲进书斋里栽花，钻进概念里创作，搞搞魔幻，玩玩荒诞，这样下去，文学就会被束之高阁，掉进死胡同。文学是需要时空的。失去空间和时间的文学，会窒息死掉。如果作家不能关注时代，给作品一个时代的空间，即便是有个“十月怀胎”，也会空喜欢一场。

文学是用心用情在观照这个时代的。即便是在讲述一段历史故事，但“心境”是不会过时的。我们很难理性的划分一个文学时代，因为这是由它自身的故事时空所决定的。它可以是几代人的艰苦付出和辛勤努力，也可以是一夜间的突发变迁。因此，文学时代不一定与故事所发生的时代相对应，也不完全与作家所站位的时代相对应，而是两者叠加而成的文学时代。在文学时代里，“时”可长可短，短则几年十几年，长则几十年几百年。“事”可大可小，大则扭转乾坤、岁月峥嵘；小则家长里短、街头巷尾。一段时事也许可以做个切割，划分出段落来。那么，一个文学时代究竟应该有多久？要不要划个句号？好在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文学的时代里，真正的主旋律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透过“时事”感受的不只是时代的风云变幻，更重要的是人世间的正义荡气回肠。直面黑暗，是因为我们追求光明；歌颂光明，是因为我们热爱光明。老托尔斯泰说：“文学应该预见未来，用自己那最鼓舞人心的成果跑在人们的前头，就像它是在拖着生活向前迈进似的”。凝聚时代的正能量，追赶时代的新浪潮，书写时代的主旋律。这就是时代的文学，它创造的世界浩如烟海，足够我们的精神自由翱翔。

博尔赫斯说：“文学不是别的，就是引导一个梦”。在文学的世界里， 多少秦风汉月，唐诗宋词，沿着历史的长河流传到今天，跨越了多少个时代界限，还在发生着让人“变得更好”的化学反应。这样的陈年老酒，这样的情感体验，连同历史一道转化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河水不会倒流，文学可以千年共享。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其中就有时代赋予文学的“真味”，这种味道是梦想的味道。那些叫做经典的文学作品，能让人回味悠长，比那个时代还要悠长，就是因为这种“真味”可以跨代传承，千年不腐，万年不朽。毋庸置疑，文学是精神世界的人间烟火。作家就像是一个辛劳的厨娘，经常出入“时事”的丛林，捡拾那些可以燃烧的柴火。让文学照亮生活，就是让文学成为一盒精美的火柴，用它来点燃时代的激情和梦想。我们在回味生活时，我们都是追梦人。这才是文学应有的时代之义。

书写时代的文学功夫，在于作家对时代的拿捏功夫。这种拿捏是多层面的，有来自经验的，也有来自体验的。这是一个“诗和远方”的寓言故事。“远方”究竟有多远？它即是地理之遥，也是心理之望。它是一条流动的江河，顺流而下可以“面向大海”，逆流而上可以“高山仰止”。“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在时代的长河里，在文学的海洋里千帆竞渡，让我们扬起诗的风帆，一起驶向远方。

这是时代赋予文学必须的历史使命，也是时代期待作家的文学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