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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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即人学。但文学并不属于任何一类学科，它只属于艺术门类。“人”不是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只是文学的表现对象。塑造人物形象，是文学必需的艺术手段。但作为一门艺术，有别于音乐、绘画、舞蹈等各种具象艺术，文学的主要艺术特征是语言。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唯一工具，但文学不是研究语法和修辞的语言学科。当然，文学不是语言艺术的唯一，语言艺术的种类有很多种，不同于戏剧、曲艺、影视等说唱艺术和表演艺术，文学还是一种书写的艺术。文学的这种书写特征，在沈从文看来，就是一种“情绪的体操”，是“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书写的语言，是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没有之一。因此，文学语言必然面临两大现实：一是讲好人物故事；二是注重语言形式。
和一切艺术一样，文学只提供感性的经验，它不提供理性的结论。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专门研究文学，它们会理性的告诉你，文学是情感的体验和艺术的表达，是虚幻的经验和现实的再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经过艺术的书写，文学语言的表达和再现功能，会获得超常的发挥和放大。我们说的这种超常，是一种比对的结果。如果在语言学里，用于沟通和交流是一种常态，那么在文学里，栩栩如生的表达就是一种超常状态。正是艺术手段，赋予了语言这种魅力。
文学的本质是劳动。正如劳动创造了人一样，劳动也创造了文学。鲁迅先生认为，最早的诗歌就是从劳动号子里诞生的。他坚信这一点，所以他把自己也划入“杭育杭育派”。固然，不同的劳动场景，不同的劳动需求，形成不同的劳动号子，但是它们所表达的主题是共同的，那就是普遍意义的劳动。也就是说，文学最初是劳动之歌。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为着人类共同的生产活动服务的。人在劳动中创造自己、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这也是文学与生俱来的使命。各种具体的劳动，当然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抽象为一般意义的劳动，当然是文学源头的根脉。劳动精神当然是文学书写的母题。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渊源。这不单是说，文学只是打水人，它还是挖井人。因为生活更是文学之母。“劳动之歌”是文学的初心。是人类的劳动产生了人类的文学，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也是文学最大的现实。这种根源说定义着文学的价值。文学的价值不是虚无的，它是那种无用之用。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它就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所需要的一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是一切价值的基本内涵，文学价值也不例外。
但是，有生活并不等于有文学。文学总是用一双“观照”的眼睛审视生活，那是一种超越了功利的精神凝视。在“文学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或者在“艺术形象”和“生活原型”之间，文学“观照”的视角可以是仰角、俯角、平角，当然还应该是对视或互视。只要是审美的、精神的凝视，什么角度都可以。艺术和生活，就像是人生天平的两头，轻重自知。但就“真实”而言，只有那种源于生活并忠于生活的艺术，那种没有背叛也没有功利的艺术，才是更接近审美的“真实”。我们发现，“高大上”并不是两种“真实”的完美结合，相反读者会普遍质疑那是“假大空”；而那种躲避崇高、娱乐至死、剑走偏锋的所谓“探底”的艺术试验，读者又会痛斥它们低俗、媚俗、庸俗。因此，在“真实”的前提下，生活和艺术水乳交融、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当然，“艺术真实”既不是完美的理想主义，也不是幽暗的象征主义。神化和丑化都是过度的扭曲，既不是生活的真实，也不是艺术的真实。
审美不等于美化，也不是遮丑。对“美”的审视，体现的是对“真”的体验和对“善”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在人性本质中，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不仅一体共存，而且针锋相对。文学审美必须体验生活矛盾，表现斗争精神。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善”都是富于斗争精神的。正是因为与“恶”的斗争，“善”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文以载道”的“道”是大道，不是歧路，不是善恶两道，而是善恶斗争的沧桑之道。仰望星空时，人会看到“善”的光芒；而反躬内心时，便会发现“恶”的暗河。“善”转过身就是“恶”。但我们并不回避“恶”，因为我们相信“善”的力量，我们具备斗争精神。感受人世间的真善美，体验艺术里的真善美。用艺术的手段，体现人民的斗争精神，展示人民的奋斗历程，是一种追求幸福的理想状态。天上不会掉馅饼，画饼也充不了饥。在现实社会里，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在文学世界里，艺术的美好也是奋斗出来的。没有斗争的体验，没有奋斗的状态，只会是疲软的文学、缺钙的文学。文学不要谎言，也不必设局。只有真正融入到捍卫正义的斗争中去，真正融入到追求美好的奋斗中去，文学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凝视，才会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审美。生活就是在审美中越变越好。
文学是人民的事业。从词源学的逻辑分析，“人”是属概念，是社会的、普遍的、一般的；“民”是种概念，是国家的、民族的、具体的。人的最大现实是社会和国家。那么，“人民”就是这种关系的现实综合和哲学概括，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信仰，视人民为英雄。文学的主人翁是人民，它不是作家的私属。作品的“原创性”和作家的“个性化”，只能说明文学创作不是一种机械劳作，而是一种高级的复杂的审美活动。作家不是码字工人，而是精神的“朝圣者”。只有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主动融入到人民生活的海洋里，才是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艺术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希望的那样，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文学只能是大众的文学，没有凌驾于时代之上的文学书写。作家的创作天赋，不是用来否定这一事实的，而是用来证明这一真理的。
信仰人民，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著。现代派文学奠基人卡夫卡说：“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什么？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所以，信仰就是一种坚信的力量。信仰人民，心中就要装着“人民”，眼里就要看见“人民”，笔尖上就要书写“人民”。当然，不能把“人民”概念化，要找见那个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而不是主观臆造的“神”。对“人性”的坚信，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只有对“人民性”的坚信，才能让作家看到社会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信仰人民，文学才会全方位的观照生活，作家才能全身心的热爱生活。
作家的创作方式，说到底是作品的风格。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代的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存在主义等等，都是文学创作特有的风格。就像人的样貌一样，诗歌、散文和小说，总会以各自的面貌出现，即是是同一种文体，每一件作品的样貌都会不一样。千人不会一面，千篇不可一律。不同风格的语言表达，会赋予文学以不同的艺术力量。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实主义是一种下沉的力量，它追求人物原型化、平民化，更贴近生活；浪漫主义是一种飞翔的力量，它追求个性解放、生活自由、激情飞扬。也就是说，不同风格的语言抒写、抒情、抒怀，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展开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宽容的、轻松的、愉悦的接受和欣赏。
在文学创作中，“人”可以概括为两大主体：“他”和“我”。在这个故事里，“他”会在一个“点”上与时代相遇。这个时代可以上百年，也可以就几个时辰。无论是相向而行还是相对而行，也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也有一代人的命运。贾平凹说：“写作者要十分关注社会，去了解和研究社会，找到有同感的题材。”在他看来，这种“同感”的题材，就是人物命运与时代命运发生的“交集”。这个“交集”越广泛越深入，艺术的“同感”就会越强烈，文学的故事就会越伟大。在这个“交集”里，“我”和“他”交往甚密，甚至不分彼此。“他”可以是众星捧月的头一号，也可以是群星灿烂的“每一个”。“他”总会坐在“我”的对面，跟“我”聊时代、聊人生、聊社会。“他”不尽完美，但“他”需要真实；“我”无须卓越，但“我”必须真诚。我们彼此真诚相待，谁也离不开谁。因为“我”的真诚，就是“他”的灵魂。虚幻的经验，来自真诚的体验。真诚不仅是一种创作原则，更是一种创作美德。余华说;“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所有恶习分开。”路遥也说：“必须是你亲身体验、感觉过的，写起来才能真切，才能使你虚构的故事变成事实的故事。”真诚是作家的第一美德，也是作家赋予作品的唯一生命。
真诚也是一种精神。托尔斯泰说：“文学应该预见未来，用自己那最鼓舞人心的成果跑在人们的前头，就像它是在拖着生活向前迈进似的”。作家是塑造灵魂的，文学是弘扬正气的。没有跑到前头的担当，还有什么精神可言？习近平总书记说：“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这样的互动，就像化学反应一样，会使文学生发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凝聚起来，就是文学的精神之火，可以燃爆人们的生活激情，激发人们的奋斗精神，照亮人们的美好未来。
在文学的笔端，凝结着时代的辉煌与苦难，体现着人民的信仰和追求。作家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作品有信，坚守一条创作的底线：紧扣主旋律、蕴育正能量。文学的书写，永远发生在此时此刻。作家创作的时刻，读者阅读的时刻，激荡着时代的风云，沧桑着人事的巨变；体验着真诚的心境，感受着永恒的力量。
伟大的故事，真诚的书写，文学需要信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