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何以“知天命”

柳向荣

“五十知天命”。这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2016年12月21日，冬至。连我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会对我这么重要。因为要参加县委中心组十九点钟的理论学习，下午下班我就没有回去，在办公室上网看报。放在桌上的手机“叮咚”了一下，打开一看，是老婆发来的一个短信：冬至，记得吃饺子。我回了一个短信：在机关灶吃的就是饺子。小时候就听说，冬至数九了，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老婆又发过来一个短信：我已给亡人们烧过纸了。我回信：冬至也要烧纸吗？她回信说：烧。这是规矩。

 这时候，我手头正在翻阅《光明日报》刚好有一版介绍“冬至”，就很留意。原来，冬至这一天，有一个全年最长的夜晚。从这一天起，白天会一点点加长，阳气开始上升，夜晚会一点点缩短，阴气开始下降。阴阳消长自冬至始。因此，商周时期把每年的十一月视为正月，“冬至”其实就是“年关”，很多敬天祭祖贺岁的习俗，都在这一天举行。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把冬至和正月分开。之后的“冬至节”，官方还放一天“公休假”。到了唐宋时期，这种做法很盛行，逐渐成为一种传统习俗。有道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可曾有谁留意过，古人的年端是始于冬天的。而最早作出这一发明的人，竟然是周公。在河南登封有周公测影台，他用圭表“测土深、正日景、求地中、验四时”，把一年中土圭在正午时分影子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最短的一天定为夏至，把两个日中日影长相等的日子，分别定为“春分”和“秋分”。也就是说，最早确定的节气是四个，冬至是最古老的节气之一。后来，逐渐细分为“二十四节气”，反映出古人对气候节令的变化规律，有一个逐渐精确把握的过程。这种把握反映到文化层面上，就是历代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尊时守位、敬天保民、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要说2016年最值得记住的，还是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二十四节气”，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农耕文明的文化遗产，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在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人的活动早就打破了自然的束缚，科技发明不断颠覆“时间”界限，我们还用的着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吗？但是，无论我们人类进入到一个怎样文明的时代，都无法撼动日月轮回、四季交替的自然规律，却解决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完全掌握了自然规律，也无法改变它。所以，我们不仅发现了不听话的规律存在，还发现有亘古不变的规律存在，并通过无声的命令迫使我们必须遵从。没有跳出规律之外的智慧，也没有无视存在的发明。

尊时守位、敬天保民的观点是不会过时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不会过时的。因为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假如科技真能发达到人的生存不需要自然生态了，也用不着时间界定了。也许这一切就真的过时了，连记住它的必要都可以不要的。但那是一个什么时候？谁能看到那一天？问题的关键是，当我们在说“天命”时，会以为那是很高深的哲学问题。其实不尽然，“天命所归”归在哪里？那就是自己不到百年的“天年”而已。人生百年是“天假以年”，是处在一个时间区间段的生命。但其所需的衣食住行，都来自于自然的馈赠。天地宇宙供我所需颐养天年，我当感恩于天地宇宙有所回馈。那就是感恩生命之所赐，回馈生态之所归。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索性到行政中心广场上走步，望着天上辽远的月亮，想着古人的数着星星的浪漫，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与喜悦。能在这一刻，有一种生命的感悟，还能赶上古人想象的行程，便有一种可以跟圣贤隔空对话的满足。

孔子五十知天命，我也五十可以知天命了。能如此，我甚是欣慰。对于我等小民众，人生五十本没有什么值得荣耀的，但确有一些小感慨是由衷的。想想在大面上平平淡淡，可在养家糊口上磕磕绊绊的，有过不小的委屈，遭遇过几次都过不去的坎儿。也不知有过多少次了，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类的话慰藉自己。当然也有过小成功、小窃喜。细细想来，竟然真的就像书中所说，哪有过不去的坎儿？人生就是不断用进行式，刷屏自己的过去式。回头看，千难万险，不过一挥间。最值得回味的，倒是那一缕书香，犹如一枚幽兰的淡雅，悠悠远远，暗香浸心，绕梁三匝。以书为伴，纵百折千回，也必将荡气回肠。

读不读书，能不能终身都以读书为乐？那会是怎样的结局？我不敢妄下结论。我只是说，一个人能一辈子读书，是一种福分，更是一种缘分。人生如书，半卷拿来养生，半卷拿来养心，是谓半卷功用半卷闲。

有意思的是，平生只爱读点书的我，并没有进过大学的门。因为爱好写作，通过自修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算是有了一张大学文凭。也上过一年的党校在职研究生，学的是政治学专业，从中学了一些新鲜的“政治学”概念，知道了一些这方面的专家专著，偶尔也会接触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只是因为不愿意在教科书里耗费时间和精力，不愿意继续让课程表来规划我的读书生活。一年后便放弃了在职研究生的学习，也放弃了再拿一个研究生的学历文凭，索性去读一些自己想读的书。放弃读研究生，是2006年的事情。那一年是我的不惑之年。事后我给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是，想终结为文凭而读书的生活。但是那一年的学习，对于我来说，仍然具有“启智”的功效，让我更多地从读文学中突围出来，读了一些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方面的比较学书籍，拓宽了我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向。从政治学的角度读历史、做文学，颇有些王安石提倡的“实学”魅力。尽管书山有路，毕竟人生苦短，学海无涯。岁月不饶人，该收场的还得收场。贪多图大不是读书之道。倒是不为文凭而学，读书方可渐入佳境。

我从小有一个文学梦，但一直都没想着当作家。只记得小时候总有一种英雄情结，很想成为作家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可我还是在十五六岁时，就一股脑儿把“四大名著”给读了，当然是半生不熟地、囫囵吞枣地读了。捎带着还读了封神榜、三侠五义、聊斋等一类书籍。说是一股脑儿，其实颇有些拼命三郎的勇猛。拿到一本书，通常是点灯熬油地看，老爹安排的活计会忘得一干二净，老妈站在跟前连喊三声“吃饭”也听不见。看不完就放不下，非得看完了才能从中走出来。爹妈也许打死都不明白，一本书怎么会像一个桩，能把翻墙揭瓦的我，给拴死在里面出不来呢？他们哪里知道，梁山好汉是我的心中偶像，常山赵子龙偷走了我的魂。记得读初中二年级时，语文开篇第一课就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一件小事》，老师在讲到“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时，也发现了私底下藏着的“坏”了。我可能正低头翻着一个小本子，暑期刚刚看过《红楼梦》我把里面描写人物衣着容貌的段落、诗词楹联都抄在这个小本子上。此时老师已经走到我的身边，我竟然还没有感觉到。当老师把我的小本子夺过去，翻了好几遍之后，还是还给了我。但是，他很是不屑地说：“小小年纪就读《红楼梦》倒还罢了，可是你都抄了一些‘樱桃小口’之类的话，难道不害臊吗？”我当时肯定是害臊了，因为在假期里读的时候，就很是害臊。脸红心跳的时候，就害怕被爹妈发现。老师当然是知道的，他自然会把我藏着的“坏”，当面揭开来给我看的。

N多年后，每每想起那件事，我都想给那位老师做个解释，以证明十二三岁的我，其实是“纯真无邪”的。之后的人生中，那个年代所读的书，影响到我人生的，只是带刀的展昭，拿扇的孔明和学诗的香菱。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侠客义士形象，一度占据了我整个年少的心，一直到我迈入而立之年，方才看到那抹夕阳西下的晚照，是何等的绚烂壮丽。这样的晚照定格在我的人生里，就像室内挂着的几幅画一样，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连同我要回想的少年。与此同时，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超脱和“隆中对答”的潇洒，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至今都觉得，一个读书人的使命与担当，就是要系天下兴亡于一身的，就是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句话一直都是我坚持读书的源动力。我还把这样的信念给我所敬仰的周总理联系在一起，多年来我都保存着一枚周总理的纪念邮票，那是20世纪八十年代用过的。人总是难免有偶像崇拜的。因为在作决策和选择时，理性研判固然很重要，偶像示范同样不可或缺。有的人就需要有个“证据”做参照，偶像就会因此而存在。与此同时，我也被香菱学诗所困惑。原来写诗竟有这么多门道，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都是在“四声八病”的推敲斟酌里，一个字一个字“炼”出来的。原来千古名句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之后我就开始注意起“写诗”的门道来，把王力先生主编的《诗词格律》当做工具书，学着写了一些诗填了一些词。也不时地翻一翻《词林正韵》，感受古人的语言风韵。倒是没有写出几首像样的诗词来，却切身体会到了汉字的神奇。觉得通过“六艺”造出来的汉字，最是适合写这样的诗词曲赋的。我曾经跟一位写现代诗的朋友说，诗体不分古近，词赋不论新旧，都是抒情达意的形式。哪个用起来方便就用哪个。毫无疑问的是，四十岁之后，但凡还在写诗的，都会被古诗词的禅意和风骨所俘获。它就像一杯清茶，当你步入不惑之年，有了感慨人生的冲动，那么在你的茶杯里，就有古体诗词在等你。这还不是最佳的。问题是，古体诗词的各种元素，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元素，早在国人的血脉里汩汩流淌。一个写诗的人，回归古诗词，已是“风雪夜归人”的迟到者了。

经历了这么些年，那个带刀的展昭、拿扇的孔明和学诗的香菱，多少有些模糊了。因为，毕竟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更多的沧桑，日积月累地，读的书逐渐多起来，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和领会。但是，正如《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历史的天空》里唱到的那样：“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那些熟悉的名字已然化作我记忆深处的潜在元素，参与了我的性格构建，并在逐步成熟的人生岁月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铁三角”。这种底垫性基础作用，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容小觑的。有时候我在想，读书会不会误导一个人的一生？会不会让一个人误判自己的一生呢？好在，小人物谈人生，谈的不是成功秘诀，也不是得道大法。咱谈的是平常人生的平淡滋味，毕竟因为有了书籍的相伴，便多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意蕴而已。也许很多事都理不出个头绪来，但是如果能从读了几本书，或者说至少有几本书，多年后还能想起来的话，说不准倒是能找到一些趣味的。因为那些多年不忘的书，哪怕你只记得其中的一个章节，或是一句话，那也是你受益了的一本书。那本书的价值，就是你记住它的理由。

前几天，也是无意间与老婆说起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我们都在一个学校读师范。我记得很清楚，书的名字叫《性爱论》是保加利亚哲学家、社会学家瓦西列夫的专著。因为那时候我刚接触到哲学，哲学老师讲马列讲得很生动。他也讲读书，就拿《红楼梦》做例子，说要会把一本书读“薄”，“薄”到读成一句话；也要会把一本书读“厚”，“厚”到读成一部百科全书。他那样一讲，让我感觉到哲学很神奇，便跑到图书馆借来了这本书。书中介绍这位瓦西列夫，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了性与爱的问题。他让我记住了一句话：“性”是爱的基础，“爱”是性的升华。我跟老婆半开玩笑地讲，正是这本书，本来是要找到爱情的答案，却意外收获了信仰的力量。

还有一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是我最早读到的一本很给力的历史书籍。在我看来，那其实是可以当做小说来读的。老实说，这本书我很认真地读了三遍。我读过三遍以上的书不是很多，它是其中之一。当我发现很多大小有点名气的作家，大都会说自己读过《红楼梦》N多遍时，我好像有些明白了自己的平凡，原来是读《红楼梦》没有读到N多遍。正是因为读过《万历十五年》以至于让我读起历史书来，变得有些挑剔起来。后来再读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大概反复阅读了两遍，其间让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获得了一种可以鉴赏的视角。这个视角便是从《万历十五年》获得的。

之后，让我从读史中再次获得全新感受和阅读愉悦的，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是这本书让我有了两个发现：一个是“革命”的真相远比“革命”本身更加复杂；一个是学会了作“政治学”功课，对于“制度”在社会治理中的利弊，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和体会。我就是凭借着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轻轻敲开了这扇厚重的历史大门，在似曾相识的懵懂中，心无旁骛地读完了这本书。这是我2015年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也是我倍感身心愉悦的一件事。我几度想推荐给正在考公务员的女儿读，但最终没有那样去做。因为它毕竟不是一本考试用书，只是告诉她，那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在这一年里，我完整地读完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因为有着这样的阅读，也让我体会到，一个人一年能读三本好书，就是给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做不到，那就务必争取就读一本也好。不敢说一日不可无书，但决不可一年没有读书。因为读书就是在耕种心田，不读书就会把心田给撂荒了。

我甚至觉得，孔子之所以为“圣”，与他一生好学不无关系。君子的第一品格是什么？我的答案是，终生甘当一名小学生。读书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一个人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学习的状态，那是一种读书修来的福分。培根说过这样一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当然是对整个人类来说的。可是话说回来，书籍又何尝不是一个人成熟的阶梯呢？踩到书籍这把梯子上，就意味着人生是需要攀登的。人这一生，不妨把它比喻成登山。当然不必刻意去攀登“书山”，只是在人生的那座山上，随形就势地给自己搭一个等高的书架，随手有几本书随便翻翻，也许就会发现，在那随意处，却是处处有留意。也许人生百年，读书的经历大抵如是：少年意气，多半会钟情于诗的；中年砥柱，多半会侧重于史的；人到晚年，经历了沧海桑田，多半会专注于经的。

文史哲从来不分家。从文学到史学，再到哲学，只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阅读体验。“吃一堑，长一智”。岁月催人老，也会让人变得更加睿智。孔子直到五十岁才得到《易经》，此后二十多年都一直把它放在身边反复研读。因此，他才感慨“五十知天命”。所以说，岁月是人生最好的注脚，书籍是人生最忠实的伴侣。

 “书山”不是人生的隐喻，“书梯”才是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