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桥渡口连载

索桥古渡位于芦阳镇响水村，距县城大约几十公里，早在汉朝时期，就属黄河上的一个重要度口。从地图上看，索桥渡口在我们刚刚考察过的五佛沿寺上游，所距不远。按文献记载，景泰境内由国家设置并予以控制的官渡仅分布在五佛寺上下游一带。如此说，这也确定了索桥渡口曾经为官方控制。

史载，索桥渡口最早以木船和羊皮筏子摆渡。明万历29年（1601年），黄河两岸修建索桥，河面上排24只大船，两岸四根铁铸“将军柱”，用草绳系船成桥，故名索桥。清人梁份在《秦边纪略》中也如此记载：“索桥，黄河之津处也，名桥而实无之……索桥不过鼓棹浮舟，往来津渡而已。”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于河西建索桥堡。

《清史稿》如此记载：明代“边墙自索桥起”。沈馆长说，明代长城的起始之处在索桥堡黄河下游大约300米处。沈馆长还说，在索桥堡上游30米处，有一条石板小路，是在石崖上开凿的，蜿蜒曲折，有些险峻，牲畜驼运和小轮单车皆可通过，当地人称之为“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之说，让人特别向往。

历史上，黄河是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明初，景泰成为明王朝防御北部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直到明万历以后，甘肃境内的黄河才由原来的界河，变为明王朝直接统辖的内河，但黄河北面的蒙元势力还时有威胁。而河西走廊至关重要，所以，景泰的黄河渡口不断受到重视，索桥渡口则因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了该段黄河上一个官府掌控的渡口。

刘再聪教授对景泰境内的黄河渡口曾做过专门研究，他认为：“虽然历史上这一段可能一直存在渡口，但是作为官渡，应该是在明万历以后。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武威，在索桥渡河，从地图上看，几乎是一条直线，是众多道中距离最近的一条，为不少西行者所重视。”

明初，景泰境内大小松山为蒙古势力盘踞地。当时，蒙古铁骑利用黄河冰封季节的有利时机，沿黄河冰桥往来东岸，频频掳掠。《秦边纪略》中记载：“寒冬河冻，夷沿河登岸，如履平地。”

于是，明政府遂在靖远平川境内沿黄河设置了堡寨。

据道光《靖远县志》记载，靖虏卫在万历年间沿河设堡有大庙堡，“地接塔儿湾，为北寇冲突要隘，所恃仅隔一河。此外，迭烈逊堡“所管墩台十二座，边墙七十里”；水泉堡“所管墩台八座”；陡城堡“所管墩台四座，有边墙十里”

大庙堡指靖远兴隆乡的大庙，大庙距离五佛沿寺很近。

明王朝沿河设置堡城及长城，目的是防御“踏冰”而来的蒙古铁骑。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万历二十六年，抚臣田乐克复其地，建堡筑城，屯戍相望……自靖鲁卫界黄河索桥起至土门山共长四百里，而兰靖庄浪千四百余里之冲边始安。”这说明，由长城、堡寨、渡口组成的防线，防御效果明显。

沈馆长说，正是因为完备的防御体系，安全有了保障，索桥渡口和与之临近的哈思吉堡往来商旅不断，渡船繁忙，一派繁盛，于是便这样的记载：“在津处下流五里，河东即东岸哈思吉一带，暗门在河数步，舟子日纳渡赀一金，其利可知。”

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彻底击退松山部落，重新营建“边墙”，也就是索桥一带的长城开始，到1644年明朝灭亡，新“边墙”存在时间不到五十年。这一条集长城、堡寨、渡口为一体的防御体系也随着明朝的灭亡逐渐失去了往日重要的意义。

刘再聪教授也认为，自清代以后，国家局势渐趋稳定，索桥渡口在军事上的作用愈来愈小，渡口逐渐演变为民渡。而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商旅，因为局势稳定，线路的选择更为多样，繁盛一时的索桥渡口也便归于沉寂。

沈馆长到过索桥无数次，那里烽燧用途不一，大的石墩叫峰，小的石墩叫燧，一旦有敌情，峰墩上便燃放狼烟传递信号，燃放一墩或五墩则根据来敌的多少，以报告敌军数量。

如今，索桥渡口昔日的繁盛和绵延数百里的长城、堡寨渐渐归于尘土，残存的遗迹在向世人讲述着它曾经的兴衰故事。

黄河依旧是千年以前的黄河，它依然静静的流淌着，它亲历了汉、唐、元、明、清各朝代上演在河边的历史。

细想，人类为了生存，为了权利，不惜强取豪夺、弱肉强食、挥军征战，演绎了一出出金戈铁马的残酷，是非功过，有谁能够说得清楚，道的明白？公平交易、各取所需、商贾往返，歌舞升平的喜庆，只存于这条丝绸之路。

成吉思汗的铁骑、张骞的马队是否从这里踏过？玄奘的足迹是否留在了这里？一个个传说，一件件故事，给后人们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被传承下来的只有这长城烽燧、黄河古渡连同千年遗留的古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