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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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人都知道，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它是清代著名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这所宅第是一座具有北方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
本文叙述的乔家大院则指靖远砂粱村的一户极为普通的民居,称它为乔家大院，实在是有些勉强，但这幢民居曾经的主人乔映渭祖籍正是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因此，这幢简陋民居和山西乔家大院也是一脉相承。
1915年10月，乔映渭出生于此。
乔映渭是乔家当时供念出惟一的读书人。18岁时，乔映渭认识了19岁的韦秉珍，这一年他们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婚后的日子里，年轻的乔映渭勇敢地挑起了沉甸甸的家庭重担。由于生活极其贫苦，小两口婚后先后出生的两个孩子皆因贫病交加而不幸夭折。1938年4月，第三个孩子降生，为了能让孩子健康活下来，韦秉珍极为小心，也想尽了办法，她甚至连孩子的脐带也不剪，将胎盘用红布包上，再垫上一块红布褥子，把孩子和胎盘一起放到筛粮食用的筛子里。给孩子喂奶时，韦秉珍抱孩子，乔映渭托筛子，这样一直到胎盘自然脱落。
韦秉珍哺乳期间，常常因为缺乏营养而没有奶水，乔映渭为了给妻子增加点营养，白天给别人家做苦力，晚上做店铺伙计，间歇时当代课教师，回到家还要照顾妻子。有一次，乔映渭用好不容易赚取的一点点微薄酬劳，专门为韦秉珍买了几个白面馒头。韦秉珍哪里舍得吃，只是在想吃的时候，把馒头拿在手心闻一闻又放下。
后来，这个孩子幸运地活了下来，小名宝叶，大名乔建民。
回想那个年代，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更别奢想过上平静幸福的日子，靖远各地也是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夏大地风雨飘摇，老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乔映渭受弟弟秦明（乔映淮）的影响，心中已逐渐萌生革命的火种。1938年初，他又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消息，便暗下决心投奔共产党，立志救国救民。
乔映渭当然不会对妻子直接言明要去参加革命，他知道妻子崇敬读书人，在小宝叶刚刚满月时，便告诉妻子说打算去兰州求学。韦秉珍生于大户人家，她的父亲本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对于丈夫求学一事自然非常支持，她当然明白这个家庭一旦没有了丈夫这根顶梁柱，她一个弱女子将会何其艰难。
小宝叶刚刚过完百日，乔映渭便迫不及待抱着女儿出去剃头，临出门时还自言自语：“要是男孩多好。”在韦秉珍眼中，丈夫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但她并没有仔细揣摩其中含义。
韦秉珍将娘家给她的私房钱及陪嫁的首饰等全都兑换成银元交给丈夫，又将棉衣、被褥、鞋袜等打包装点好，在小宝叶出生百日后的第二天，抱着小宝叶出门为丈夫送行。乔映渭一遍遍端详着襁褓中的宝贝女儿，又看了一眼妻子单薄的身体，强忍心头的不舍，坚毅地迈开了双脚。乔映渭的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自己即将奔赴抗日前线，也许会牺牲，未来的日子里，她们母女怎么办？这个家的整个天空要靠妻子清瘦的身体来支撑，这个破败的院子要靠妻子纤弱的身子孤身去守望。想到这里，乔映渭有些难过，但他没有流泪，前行数米远后，他再次转回头，他明白，这也许是此生最后一次回头。他几乎是用一幅铁石心肠对妻子说：“等我回来。如果回不来就去路边给我烧些纸。”
韦秉珍哪里能够想那么多、那么深，她只是嗔怪丈夫尽说些不吉利的话。韦秉珍抱着小宝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知道更苦、更艰难的日子已经开始，但她不知道这就是他们夫妻缘的结束。
肆虐的狂风伴随着飞扬的沙尘不觉淹没了整个村子。那个远去的背影，由青黛色逐渐变成暗灰色，接着是土黄色，直至模糊，与黄沙融为一体。
二
乔映渭联系了10多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连同他的两个兄弟乔映洛、乔映澍（乔雨生），一起步行4天到兰州，经当时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同志介绍，准备赴革命圣地延安抗大学习。到兰州后，乔映渭遂改名乔公望。由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阻挡，后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代表谢觉哉交涉仍不能够成行，最后只能改换行装才得以从兰州走脱到达西安，再通过重重关卡从西安步行至延安。
途中，适逢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乔公望等人历经重重艰难险阻抵达延安，在延安抗大第五期七大队五中队学习马列主义、军事、近代革命史等，1938年10月，乔公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8月，从延安抗大毕业，被分配至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边区等，随后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奔赴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乔公望离开家乡时，韦秉珍时年24岁，从此便和小宝叶相依为命，过上了单亲生活。家里面没有了男人，就意味着没有了劳力，母女都是弱者，一个还很年轻的少妇带着一个刚满百岁的女孩，其艰难可想而知。
从丈夫离开家那天起，韦秉珍便开始盼星星，盼月亮，盼丈夫快点归来，度日如年。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韦秉珍不明白丈夫这次读书时间为何如此久，她隐约感觉到了什么。每当委屈难过时，她只能在孩子熟睡时独自垂泪。
乔家是个大家族，日子却是一样艰难。为了使韦秉珍能够安心过日子，乔公望大哥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韦秉珍。这个孩子叫乔植，比宝叶稍小。他很小就帮大人干活，10多岁即赶毛驴驮碳、卖煤，手经常冻坏。宝叶姑娘逐渐也能顶半个劳力，她经常去挖野菜、拾麦穗、捡煤球。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韦秉珍就带上两个孩子去娘家住上一阵子。
亲戚朋友看着母女生活实在太艰辛，都疼在心里，纷纷劝韦秉珍改嫁算了，家里有个男人总会有个依靠，但韦秉珍不为所动，一心要等丈夫回来。
解放后，韦秉珍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丈夫是一位革命军人，当年离开家直接去了延安。于是，韦秉珍以更加焦虑、迫切的心情盼望丈夫归来。
解放宁夏的时候，解放军大部队路过靖远，韦秉珍每天一大早出门即站在马路边，眼睛直直盯着队伍里的每个士兵，眼睛看花了，腿脚麻木了，人也冻僵了，依然没有看到丈夫的影子。
有一天晚上，有一组解放军被安排住在她家，韦秉珍就像是对待亲人一般，做饭、烧水、送鞋、送衣，怕他们受凉感冒，把家里所有的被褥都留给战士。她觉得为战士们做的越多，她的心就会感觉越暖和。她似乎看到了丈夫回家的希望。
时间不觉已到1952年，小宝叶也出脱成一个14岁的大姑娘。有一天，宝叶正在别人家院子玩耍，听到一位叔叔喊她的名字，说：“宝叶，你爸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去。”14年了，她从未见过爸爸的影子，突然有了爸爸，小宝叶站在那里发愣，直到那位叔叔连拉带拽地把她推到爸爸面前。
乔公望一把抱起宝叶，搁在自己的腿上，轻轻地摸着女儿的头，将脸紧紧地贴在她的额头上。他细细地打量着女儿，为她削平果，问她话，宝叶心里觉得暖暖的但又很诧异，她不相信这个人就是爸爸，任凭别人怎么哄，她也张不开口喊一声爸爸。直到妈妈告诉宝叶：他就是你的爸爸，宝叶才相信，也才接受。
乔建民老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按道理，妈妈等了爸爸14年，盼来了爸爸，应该高兴才是，可她从爸爸、妈妈的谈话中看不到妈妈一点高兴的样子。
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条件艰苦，乔公望身患重病，需要有人照顾，经组织同意，于1944年重组了家庭。
韦秉珍多年守望的爱情和婚姻竟成了一场空，但幸运的是，丈夫还活着。伤心、怨恨都没有用，只有接受。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局，特殊的环境，韦秉珍原谅了丈夫。
三
韦秉珍老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已去世，乔公望老人尚健在。不管是韦秉珍老人一生的守望，还是乔公望为革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皆堪称伟大，两位老人非同一般的经历深深感动着我。我尤其想知道韦秉珍老人后来的生活状况，我总觉得乔公望老人对前妻一定会有某种牵挂。
2014年10月25日，我来到乔建民老师家里，她就是那位宝叶姑娘，如今也已是一位78岁的老人。乔建明老人颇为动情地谈起许多往事。
乔建明老人说：“1952年以后，母亲对这场婚姻也就死了心，但她一生保持着对我父亲的爱。母亲一生善良、隐忍、坚强、忠贞，更多地是包容，她没有怨天尤人，后来又克服种种困难，仍然在家孝敬老人，照顾我们姐弟成长。父亲当时已经在商业部工作，但母亲从未给父亲舔过任何麻烦。
父亲当然知道我们生活不容易，他1952即带我去北京上学。父亲一方面想把我培养成才，再则，等我长大成家后即可把母亲接到北京同我一起生活，父亲也方便照顾我们。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北京，她认为爸爸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她，她不想打扰他们的生活。直到1977年，随着我的工作调动，母亲才同我们一家来到兰州。
父亲是1982年3月份离休，1986年7月，他带着孙子专程来兰州看我们，父亲见到妈妈时还主动向妈妈问好，让孙子问奶奶好，他们这次见面，是母亲内心最感抚慰的一次。
令人欣慰的是，母亲晚年也尽享天伦之乐，女儿、女婿上班，孙子、孙女上学，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她的身体恢复得也不错，全家人都很孝敬母亲。
1992年，母亲自感身体不适，想回老家，想回到她生活了40多年的那个乔家院子，母亲说：‘人老了，要叶落归根，回去好。’可惜母亲回去后，时间不长就病倒了，不久即与世长辞。乔氏家族为母亲举行了极隆重的葬礼。”
说到动情处，乔建明老人眼阔湿润。她给我看一首诗：
生平坎坷乐助人，宽厚仁慈菩萨心。
舍身送郎闹革命，甘愿家乡孤一生。
勤俭持家称典范，孝敬公婆贤惠人。
高风亮节女中杰，平凡伟大具一身。
这是乔建明的爱人刘俊清在岳母逝世后所写的一首缅怀诗。
这些年，乔建明每年都要在北京呆上几个月，陪伴父亲，我心中有个疑问，想了又想，终于问出口：“父亲和您谈起过母亲吗？”乔建民老师说：“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这一生亏欠最多的、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话语刚落，乔建民老师已经满眼含着泪花。
我不知道韦秉珍老人辞世前，是否听到过这些话，我很想问，但最终没有问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