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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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中国历史上绚丽壮观的文化时代拉开序幕。
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国力达到巅峰，史称“开元盛世”。
唐王朝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亦成就了文化艺术的盛世。
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法、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高峰，极一时之盛。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就这样写道：“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
而且，唐朝在文化艺术方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书法更是达到了高峰。特别是王羲之的书法在唐朝得到空前的推崇，加之唐太宗极爱王羲之书法，尤喜《兰亭序》，《晋书》的《王羲之传》的传论就是唐太宗亲自撰写的。唐太宗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尽善尽美、古今第一。
不仅如此，唐代涌现出许多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的大师级书法家。
唐初的大书法家，最先扬名的是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加之他们留下的作品较多，大家也多会关注。紧接着，孙过庭、颜真卿登场了。
唐代这些耀眼的大师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如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虞世南的《摹兰亭序》，褚遂良的《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祭侄文稿》，孙过庭的《书谱》等等。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方引出孙过庭及其墨迹作品《书谱》，实在是不忍心让《书谱》平平淡淡地出场。
孙过庭（约646～690），姓孙名虔礼，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其擅楷书、行书，尤长于草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笔势坚劲，直逼二王。孙过庭不仅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创作技巧，而且还认同王羲之的人格修养，这为书法增加了更多的艺术品质和文化精神。《书谱》即是他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
《书谱》是第一篇体系完整的书学著作，孙过庭站在历史的高度，紧紧把握书法的发展规律和本质属性，对书法作品的构成和创作内涵深入浅出地剖析，对书法创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系统地进行阐述，论述了书法创作的内在和外在条件、中国传统思想与书法的关系，并阐述了自己的书法审美思想等。
孙过庭不仅构架了唐代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而且为中国古典书学理论的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实际上，经过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书法理论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成果，唐代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而孙过庭的伟大和《书谱》的里程碑意义，不仅在于其完成了这个集大成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孙过庭承上启下，提出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观点，以至于《书谱》之后的几个时代，书法理论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书谱》所划定的研究范围。
孙过庭《书谱》几乎涉及了书法理论的方方面面，诸如史学、美学、创作、技法、教育、考证学等，他在文中所提出的很多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另外，孙过庭《书谱》墨迹亦是书法史上草书的经典作品，可以说是书文并茂，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孙过庭因《书谱》的杰出成就，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书家的称赞。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虽然对前代书家颇为苛刻，但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说：“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清代朱履贞《书学捷要》跋《书谱》云：“读孙虔礼《书谱》，委曲详尽，切实痛快，为古今论书第一要义。”
著名美术家、西泠印社副社长朱关田先生认为：“传世《书谱》一序，文思缅密，词简意赅，溯源流、辨书体、评古迹、述笔法、诫学者、伤知音，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独具慧眼，颇多真知灼见。”
毫无疑问，孙过庭当之无愧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划时代大师之一，《书谱》可以说照亮了唐朝以后的千余年的书法史。孙过庭不但大大超过了前人，而且其后整个古代书法理论史上的绝大多数论书者难以望其项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