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乐园

一个秋日的下午，秋风拂面，天朗气清，我走进儿时的乐园——东滩小学。正是在这所小学，我完成了自己的小学学业。

时光荏苒，那已是40多年前，我和一众发小，曾在这里嬉戏、打闹，这里藏着我们童年的欢笑和纯真。父亲、已离世的堂兄杨滨以及堂兄杨洲等老师曾在这里教我们读书、识字，教我们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懂礼貌、喜欢学习的好孩子。

东滩小学位于靖远县永新乡杨坝社东面的滩地上，故名东滩小学，大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创建。

如今，这里早已物是人非，回忆过往，感慨时光之快，就连自己也是年过半百，早生华发，真是人生如梦，一幕幕昔日场景如电影般浮现于脑际。

父亲当年曾教我语文，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软笔书法直至小学毕业，父亲一直是我的书法老师。因条件所限，我们那时没有印制的名家书帖，所有同学描的帖都是父亲提前写好的。父亲教书法最大的特点是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进步快的学生就写一些复杂的字，进步慢的仍然继续打基础。毫无疑问，父亲是我书法的启蒙者。

滨兄从来都是刚正严肃、循循善诱、不怒自威。兄长杨濡也曾和滨兄多年共事于东滩小学，濡兄如此评价滨兄：为人豁达幽默，心怀他人。滨兄一直教我数学、音乐和美术，那时候，如东滩小学一样的农村小学，能有条件教音乐、美术的屈指可数，能有像滨兄这样水平的美术老师，可以说寥寥无几。素描课上，滨兄教画鸡蛋的场景，我记忆最深，不同角度、不同光线，反反复复，细致入微。

学校所有的老师，我最怕的老师是滨兄，如果要是在路上偶遇，因为紧张，打招呼的时候，我甚至偶尔会结巴。2002年，洲兄曾陪我去看望滨兄，滨兄谈天说地，警句频出，随便一个段子都能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也终于敢鼓足勇气和儿时的老师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滨兄看上去气色不错，精神也足，哪知2006年，滨兄便因病溘然长逝。滨兄去世的时候，我正奔波于上海，没能参加最后的悼念仪式，但对滨兄深深的怀念之情却愈发强烈。我一直认为，正是父亲、滨兄、洲兄等老师，奠定了我最早的人格结构。

洲兄近年才刚刚退休，他那时是最年轻的老师，洲兄给我留下最大的印象是极富耐心、善于鼓励。在我走向工作岗位后，和洲兄可以说亦师亦友亦兄。

当年，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具，都极度匮乏。当然，老师们也会想多种办法，比如，几乎我们每个同学的书包里都背着一支石墨棒，就是手电筒电池中间的碳芯，电池电量耗尽后将碳芯取出，可以在操场的地面上背着写唐诗。

那时候，教室的窗户都是用报纸糊的。一个秋日的上午，有位王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突然，教室窗子外面飞来两只麻雀，落在教室窗框上叽叽喳喳，麻雀影子在阳光照射下清晰可见，王老师轻手轻脚地站到课桌上，两只手稳稳地破窗而出，随着窗户纸咝啦一声响，两只不速之客就这样被抓到手里面。后来，我们听说，这两只麻雀成了一位平素瘦弱多病的同学的“美餐”，足见当时食物匮乏的程度。多年前说及此事，会觉得很乐，但现在回忆起来，更多地却是苦涩。

虽然很艰苦，但在我的印象中，小伙伴们却个个都非常讲“信誉”，小到一笔管墨水，大到一支铅笔，有借有还。而且，对于还墨水，我尤其记忆犹新。比如哪个同学要是没有墨水了，从别的同学借用一笔管墨水，等他买到一瓶新墨水的时候，会主动让对方再吸一笔管。

义国和平国都是滨兄的孩子，我们那时候一起读书、一起偶尔搞点恶作剧。多时，我们是住在学校里的，名义上是替大人看护学校，其实也是放飞自我。我们要么烧洋芋，要么煮洋芋，偶尔也会弄几个鸡蛋，或者倒腾点豆角等煮着吃。寒暑假的时候，书包里还会背上弹弓，那颗老榆树上不时会有麻雀光顾，不过从来没有打到一只鸟。

通常是晚饭后，我们再折返学校。秋冬季节，返至学校时已是暮色沉沉，再加上呼啸着的劲风，我要是提前到达时会害怕，甚至不敢进校园，多时候在外面操场上的篮球架下等义国和平国。去年在兰州和义国说及此事，义国说他独自早到的时候也同样害怕。

触景生情，有点酸楚，有点伤感，甚至想流泪，本来想鼓足勇气留张影的，我想告诉秋风，我想告诉老榆树，我也想告诉残破的篮球架，我就是昔日那个懵懂的孩童，现在还是。可是，就连嘎嘎叫着的乌鸦，似乎都在嘲笑我，随之，我也开始嘲笑自己，还是算了吧，真的算了。于是，借着落日的余晖，只留了一个瘦长的身影，以供偶尔骄傲抑或懈怠的时候，细细打量自己！（杨文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