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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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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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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君行早

我有早起的习惯。

“老大,你在出早工的吗?”应声看去,来西宁小住的母亲站在书房门口关切地看着我。“出早工,哦,就是……”,正在埋头写作的我有点敷衍地回应着母亲。等手中的活告一段落后,我突然想起母亲刚才所说的“出早工”了,本能的反应当属当年生产队时期的“出早工”了,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那时,往往东方刚动、天空还不到蒙蒙亮时,就听到生产队长从有线广播中发出“出早工了,出早工了……”的催促声,于是大人们就拿起农具匆匆干活去了。早工的任务主要是为一天的中心工作做前期准备或为头一天尚未完成的农活扫尾,如往地里背、散家粪,打土块,耱地等。大人们去出早工了,小孩们也没闲着,他们得赶紧起来,除准备早饭外,还要忙乎打扫卫生、驮水、割草、喂猪、煨炕等家务;如赶上大人们往打麦场上背捆子,小孩们便齐刷刷坐到场上掐摘秸秆用于编制草帽。

自然,我家也有出早工的习惯。记忆中,自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来,接着便“半夜鸡叫”。催我们起床时,他惯用的说辞多是“某某家已经挖了半块洋芋了”“某某家的娃娃已经驮水回来了”“大路上已经走满了人”等。父亲的这些话有些是真的,因为他已在外面转了一圈,是亲眼所见的;有些则明显是假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出门,是凭平时的印象随口说的。有次,贪睡的我“戳穿了”父亲的“谎言”,他便恼羞成怒地独自下地去了。农闲时节,父亲总是在黎明时分点着煤油灯或拉着15瓦的灯泡,为的是让早行的人们看见后夸赞“这家人勤谨”,以期在日积月累中以众人之口叫旺家运。当然,这属于精神意义上的出早工了。后来,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只有在回家探望家人时才能听到父亲的“半夜鸡叫”了;才能看到东方欲晓之际,父亲爬到炕上抽着旱烟袋,并欣喜地望着那盏小油灯闪烁着的如豆粒般大小的火苗或那盏15瓦灯泡发出浅橘黄色柔和的光芒。

关于早起的意义,有一句外来俗语说得很直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须知,咱们中国人历来十分注重“出早工”的,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杂诗》写道:“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读死书的南朝梁元帝萧绎喜好轻靡,以致国灭身亡,尽管本无过多效仿之处,但在其《纂要》中发出的“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的警叹,却具有永恒的警醒意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劝学》,明了、深刻,发人深省、催人奋进。每当想起成书于明清之际《增广贤文》中“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提醒,令人顿生忧患意识。明末清初朱柏庐《朱子家训》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的训诫,平实自然,真情流露,读后不禁为之动容。著名的岳麓书院也有“夜读仍戒晏起”的学规,“晏起”即晚起的意思。

事实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早起对于人一日之计、一月之计、一年之计、一生之计的重要意义,具有五千余年连续不断文明史的古老而年轻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就在于此。凡是伟大的民族,往往如此,理应如此。

我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一些有关早起的故事,其励志意义历久弥新。东晋祖逖抱负远大、矢志不渝,“闻鸡起舞”;成为一名军事将领后,他力主北伐,收复失地,成就了人生的辉煌事业。

清康熙皇帝,一生勤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誉为“千古一帝”,他在教育子女问题上非常注重早起晨读(练)。康熙曾对臣下说:“朕经常想到祖先托付的重任,对皇子的教育及早抓起,不敢忽视怠慢。天未亮即起来,亲自检查督促课业……自春开始,直到岁末,没有旷日。”在康熙的强力督促下,他的皇子们早上寅时(3-5点)就来到书房,开始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卯时(5-7点),皇子们先练习拉弓射箭,然后入室读书;辰时(7-9点)康熙上完早朝,给太皇太后请过安后,便来检查皇子们的功课。由于他的严格要求,皇子们大多弓马娴熟、文化造诣深厚,综合素质之高自不用多说了。

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的晚晴重臣曾国藩,他要求晚辈严格做到的首要一条便是早起,对此,他对家人有颇多叮咛。在给四弟曾国潢的家书中,曾国藩说,祖父留下的八诀家训,“若不能尽行,但能行一早字,则家中子弟有所取舍,是厚望也”。又说,“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不厌其烦地询问:“尔在家常能起早否?诸弟妹早起否?”曾国藩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近两百年来,曾家“长盛不衰,代有人才”(曾国藩遗嘱),堪称中国家族史上的奇观。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00余人,大多成为学术、科技、文化领域的精英。他的儿子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曾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要说中国古代官方积极倡导、亲力亲为的出早工现象,自然是上早朝了。君主亲自听政,定期视朝,乃是我国古代旧制;听政视朝一般都在早晨,因而习惯地称之为早朝。《诗经·齐风·鸡鸣》中有这样的诗句:“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这是妻子在催丈夫起床,意思是说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秦朝的时候,如有要事,皇帝和大臣则要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只是没有形成定期议事的制度。定期上朝是从西汉孝宣帝开始的,他定下了五日一听事的制度,此后各朝虽各有取舍,但均承袭下了这一基本制度。到了唐宋之际,早朝制度已日趋完善,据《旧唐书》记载:“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曰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

明清时,早朝制度已经相当规范了,早朝的时间逐渐定型为卯时,为此,大臣必须凌晨三点前往午门外等候,凌晨五点左右,宫门始启,百官才依次进入参与朝会。关于参会人员级别,明朝规定,凡在京六品以上官员都要去参加早朝,清朝则要求所有亲王、贝勒都要去参加早朝。历史上极力推行并身体力行早朝的帝王也产生在明清两代。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如此勤政的帝王,自然创制了史上最严格的早朝制度。清朝皇帝一般是十日一朝,但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代英主却是天天坐朝。但最勤谨的要数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他执政50多年,除遇忌辰、大祭祀之日及生病等情况外,“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令臣下“各勤职掌,时事启奏,风雨不误。”臣下惟恐圣躬过劳,一再建议更定早朝日期,或三日或五日一朝,康熙领会臣下美意,但仍坚持每日听政之制。

随着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如今,在广大城乡,说起出早工,最吸大众眼球的莫过于形形色色晨练的人们。你看那广场上、公园内、滨河(海)边,人们或独自慢跑(急走)、打着太极、抖起空竹、挥毫“泼墨”、吊着嗓子、放着风筝,或集体歌咏、绕圈锅庄、排练着台步、跳着交际舞……他们激情燃烧、充满阳光,神情专注、怡然自得,既欣赏着别人,也陶醉着自己,轻松自在、好不快活。也有不少人去爬小区附近的小山或大山,他们上山时东方微白、启明闪烁,走着、看着、吼着,下山时身披朝霞、沐浴清风,回望着、说笑着、哼唱着。在每一个美丽的清晨,幸福自然属于走出户外、携手自然、拥抱星辰、吐故纳新晨练的人们。

如果说如上所述的偏重于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自得其乐外,那么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真正劳动意义上勤奋的出早工者,他们以自己的勤劳点亮了黎明前的黑夜,既提升了自己,又温暖了他人。当代中国,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功成名就者,莫不是出早工的亲力亲为者。马化腾通常会在凌晨三点回复员工邮件,往返讨论到七点,九点到公司准时上班。马云青年时期,早晨五点起床后,骑45分钟自行车到杭州香格里拉酒店门口给兼职的老外导游进行口语练习;创业期间,每天七点准会赶到办公室。花甲之际的王健林,每天五点半准时起床,七点钟开始工作,常年坚持、雷打不动。著名作家冰心说,她长期坚持早起,“闻鸡起文”,四五点就开始写作,从不间断。

除了这些名人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士同样在东方欲晓之际带给人们异彩纷呈的感动和温暖。晨读的莘莘学子,用他们青春的声音唤醒校园的夜空,用他们青春的身影和韵着校园的日出。晨练的战士,“杀声”阵阵,拳脚斗夜空,浩气冲霄汉;每当此时,比邻营房的居民无不精神为之大振——清晨部队嘹亮的号角成了他们的起床号,部队的操练声也在他们的内心生生激荡着。晨起写作的人们,台灯照亮着方寸书桌,不知这灯光是否温暖着对面楼上的勤劳人家,但绝对亮堂着写作者的内心和笔端。环卫工人如同城市的嫂子,早早地在路灯下梳洗打扮着城市的大街小巷。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清洁工,每天准时第一个开启单位的大门,第一个摁着楼道的顶灯,第一个拧开卫生间的水龙头。雪后早晨,尽管公园内游人极其稀少,但管护人员早就扫铲出一条便道供游人行走。第一班公交司机,将公交车准时、稳稳地停靠在拂晓前的站台,给翘首以盼早行的人们带去了意料之中的踏实。穿上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把黎明时分月光的温润带进了病房,也带进了每一个患者的心里。每天,接早班的工友穿着整齐的工装出现在车间,不仅给值守晚班的兄弟姐妹带去了欣喜,更给运转了一晚上的单调机器注入了活力。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们,如农民早起劳作,小贩早起进货、摆摊,“报童”早起送(卖)报刊,餐馆师傅早起做早点,出租车司机早起“巡视”道路,理货员早起规整、摆放着货品,拾荒者早起打着手电筒翻捡着垃圾桶……这些早起的勤奋者,或忙碌于田间地头,或活跃于大街小巷,或喧闹于批发市场,或穿梭于商场超市,或张望于小区的犄角旮旯,他们既在内心播种着各自的希望,更用他们的热情、活力、顽强、坚韧感染着千万个你、我、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早工的实质就是加班加点、孜孜以求、守住家业。然而,历史上有许多因为“不出早工”而导致家运、国势衰微的反面教材。

对于家庭而言,“富不过三代”这五个字就是最到位的总结与警示。曾听父母及村里老人经常讲起村里两三户人家的故事:他们的祖上本很富有,只因后人坐吃山空,不是赌博就是抽大烟,进而败光了家业。这些发生在村子里、经由长辈口述的事例,是最能直观地说明问题的。其实,无须赘述,不论是文艺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因后人好吃懒做、浑浑噩噩、不思进取,致使家道中落的例子不胜枚举。

封建帝王通过早朝听政决断国家大事,但往往只有开国之君及其后少有的几位君主能够身体力行并坚持下去,其余大多则沉溺于深宫酒色,淫乐嬉游,很少上朝议事,更不要说早朝了。最耳熟能详的例子莫过于“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主人公了。唐明皇本是个励精图治的帝王,但后来日渐沉迷女色,以致于在安史之乱中既丢了江上、又失了美人。还有专博美人一笑的周幽王、专心深宫享乐的秦二世胡亥、“此间乐,不思蜀”的刘禅、“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南唐后主李煜等等,莫不是对“风月”精益求精、对国事麻木不仁的昏聩无能者,最后一个个不得不落了个国失身息、家破人亡的可悲下场。古代各朝中,最为怠政的莫过于明朝。明朝前后共276年,历十六帝,除五、六位勤于政务外,其余诸帝或信佛、或崇道、或贪财、或淫乐无度、或醉心工匠技巧,极少早朝,军政大权大多掌握在宦官手里,朝纲的混乱、江山的衰败是可想而知的。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有不少得过且过、麻木不仁、消极颓废之人,他们既不规划自己,也不为家人着想,更不谈国家、民族、社会;他们一般凌晨才睡觉,接近中午才起床,胡乱洗把脸、草草吃点东西,然后又走进漫无目的、无所事事的循环之中。

尽管早起的好处人人懂得,但我还想在此赘述一下,以求共勉:早起,可以集中精力高效地搞“副业”,如背诵、写作、晨练等,对于上班一族来说,这些事只能挤时间做了;早起,可以制定一天的工作、生活计划,从而使自己有条不紊、减少失误;早起,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吃上早饭,以利于补充能量、提振精神、健康体魄;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早起可以培养自律性、增强自信心,使人气定神闲、从容淡定,不断积累进而展示出成功人士的气质特征。

因此,能不能做到和坚持早起,体现出一个人是否能够自我约束、是否具有恒心毅力甚至是否具有理想抱负,因而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大小、盛衰成败及社会地位。因此,引申开来讲,出早工就是要不负光阴、积极进取、不甘人后、自强不息。

能够驯服早晨的人,必能驯服人生。这句名言说得很是到位。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花开堪摘直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光阴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时光虽美好,人生却苦短。因此,任何人没有理由不对自己狠一点、再狠一点,努力培养自我加压、未雨绸缪、力争上游、不断突破的思想意识及足够能量。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晁错论》中写道:“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指出:“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在其青少年时期的宏著《心之力》中写道:“有志之士,纵不能日新,犹当月进;不能月进,犹当岁益。”进而,对自己也给同事、国人做出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人生动员。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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