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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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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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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那些事

“廿四掸蓬壅,廿五撵长工。”这是故乡人用来概括过年将至一句最经典的民谚。

腊月廿四这天,家家户户洒扫庭院。父亲戴上箬笠,穿上旧衣服,找来一根长竹竿,在一端系上一把扫帚,从二楼屋顶到猪栏(猪圈)的犄角旮旯把蜘蛛网、灰尘掸得干干净净。父亲还要扎猪栏(清理猪圈里的垫草与猪粪)。那时,我家的猪栏是在屋灶间,与餐厅统在一起。母亲做饭、全家人吃饭,猪就在一旁瞪着眼睛盯着。如今想想,有点怪怪的。扎了猪栏,铺撒上新鲜的稻草,降低了室内的猪骚味,猪也欢快。

母亲负责全家被褥的清洗。这天,无论是后门塘,还是后大浦的河埠头,长长的台阶上挤满了青一色的女人。即便如此,还挤不下人,她们就从家里取来长桶(直径约1米,高约30厘米的木制生活用具)搁在河埠头上洗。女人们挽起高高的袖子,露出洁白的手臂,一边挥动着练槌搭(棒槌),一边嬉笑,笑声随着练槌搭敲击的声音荡漾在碧绿的池塘上空,回荡在冬日的田野上;笑声浸透着女人们对过年的祈盼,也是从心底里迸发出的对全家一年丰收的欢欣。

所谓的“廿五撵长工”,在我童年、少年时的六七十年代已不存在“长工”一说,家家生活拮据,雇不起长工!但说明,在家乡,曾经的有钱人这一天要打发长工回家过年。

过年,对处于孩子的我是迫切憧憬的。即便是过去了四十多年,如今提起过年,就有一连串与其相关的词汇像音符一般在脑海里悠扬:打炒米、炒炒豆、打火药枪、摔甩炮、谢年、贴对联、挂年画、烧过年饭、吃除夜(年夜饭)、穿新衣服、做年糕、捣麻糍、做棕子、滚狮子、滚龙、耍杂技、拜岁……这些词汇,一个就是一件非凡之事,我就说说与自己相关的那些事吧。

炒米、炒豆是过年前所有家长必须置办的。那时,我家住的是三透三名堂(类似三进四合院)的王家老宅,炒米机就架在三槐堂的廊檐下。三槐堂是整个家族的一个公堂。打炒米的师傅大都是中老年人。炒米机肚子黑缁缁圆鼓鼓的,像炮弹,又像个迷你原子弹,一头盖子,一头压力表,压力表连着摇柄。圆鼓鼓的肚子不停地在小炉子上转悠。小炉子上的火苗随着风箱的鼓动忽高忽低,照在师傅木枘而黝黑的脸庞闪闪烁烁,到晚上,那张脸让人浮想联翩。炉子旁秩序井然地摆放着一溜长长的大大小小的畚斗(竹编家庭用具),里面盛着米,家庭条件好的是糕条或珍珠米(玉米)。畚斗又都紧挨着一只簸箕,里面有一撮煤。大人们把这些摞下就离开了,留下自己的小孩或交代别的孩子轮到了喊她一声。当师傅把接炒米的看上去黑漆燎光而笨拙的麻袋布在架子上时,我和小伙伴就一边用手捂着耳朵一边慌里慌张飞也似地跺到附近的门或墙壁后,探出半个头惊奇而兴奋地盯着师傅放炮。当听到“轰”的一声后,我和小伙伴又欢天喜地地跳着拥到师傅旁。麻袋冒着热气,那浓浓的炒米香味儿氤氲在空气里闻着就叫人心醉。

打火药枪是我八九岁时玩的。火药枪是用铁丝制成的,极简易,那时街上都有卖。火药一粒粒粘在纸上,类似于现在医院里的西药一版版的,不过火药一个版面粘的粒数远比西药多得多,记得大概是一分钱三粒火药,价格与甩炮相当。家离新街只有三里路,我大都与发少依群、夫林在过年前三番五次结伴去买火药,有时还兼带买甩炮或小鞭炮。打枪时,只需撕下一粒火药,嵌在凹槽里,拉开板机(用橡皮筋发力),只要用手指轻轻激发,撞针的前端与火药发生碰撞,压力引发火药爆炸,发出“砰”的声响。这种火药枪的构造类似于现在运动场上的发令枪,没有射程,无危险性。之所以大人仅允许孩子在过年玩,除了无危险性外,还有父母平时不给钱。看起来火药便宜,但小孩子玩性重,一个过年放开玩,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对家里来说也是有些许负担的。我和发小在过年前几天开始到寒假结束,每天衣兜里揣着甩炮,手上举着火药枪,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魔头”在道地周围张牙舞爪,尽显英雄本色……

大概到十一二岁时,家里的对联就不在街上买了,都是由我来写。不是说自己的字写得有多好,就是喜好。记得写得最多的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爆竹一声辞旧岁,瑞雪飘飘迎新年”,横批是“辞旧迎新”“欢度春节”之类。除夕下午在门口贴上后,不时引来邻居们的目光。人们赞叹不止,都说写得好。

这个时候,家里的年画也是我来买,一直到十七岁离开家乡。我主要在新街、下墩街与箬横街买。买年画都定在廿九三十日上午。这天所有的街都做市,即便如此,也把新华书店的柜台围得水泄不通,真的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站在柜台前,耳畔嘈嘈杂杂的,谁的声音响亮营业员先卖给谁。我买过的年画有《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像》《贵妃醉酒》《海港》《杂技》等,买回来后,父亲说好看,我就把屋子里所有的墙壁装扮得绚丽多彩,光彩耀目。

记得有几年,三槐堂两面的墙壁上也贴满了宣传画,大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保友二叔在年三十下午贴的。三槐堂的中堂上方有一个凹进去的台面,黑濛濛的,满是灰尘;打扫干净后,贴上黄纸,焕然一新,就把毛主席塑像陈列其间。墙壁两面张贴宣传画,记得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等。时光虽然过去了四五十年,但李玉和、李铁梅、鸠山、杨志荣、江水英等人物形象至今还铭记在脑海里。过年期间,三槐堂里每天都喜气洋洋,老人们双手穿插在左右的衣袖里,有的欣赏宣传画,有的搭白搭;后生小伙在石磨上打扑克,不时爆发出阵阵吵闹声;我们这些男孩就在人群里玩捉迷藏、摸天盲的游戏,有时撞到或摸到大人身上,就引来大人善意的责斥。女孩子们在道地两侧的石板地上玩捉壳钿、捉梭的游戏。

我认为自己是有绘画的才情禀赋,在七八岁时就喜欢上了画画。十岁左右我通过自学,临模花鸟鱼虫有模有样。有几年过年,我画了几幅仙鹤图、松柏图送给大姐作为年画挂在她家里。我拜岁到大姐家,大姐姐夫连连夸奖,大姐邻居都纷纷伸出大拇指啧啧赞美。因为此,当时在生产队,我也少有点名气!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总结自己为什么没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就是当时家庭窘迫,没钱培养。假如我生活在女儿这样的年代,中国就多了一位画家,甚至是著名画家!

除夕中午这顿饭叫过年饭,用当今的眼光看,毫不稀罕,无非就是煮一锅白米干饭。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家里平常几乎是不吃白米干饭的,都是吃软的蕃丝饭或蕃薯饭,更贫寒家庭在早稻收割前的青黄不接期间,只能吃蕃丝粥。因此,在童年时,母亲经常焖饭给我吃。此焖饭非《新华字典》之焖饭,是指在煮蕃丝粥前,把仅有的一撮沉在锅底的米用一口碗扣住,饭熟后,用饭铲沿着锅底伸向碗沿,当整口碗贴着饭铲时,把碗托起,然后用另一只手抵住碗底,双手轻轻一掀,把碗正了过来――一碗白米饭就呈现在了眼前。由于一锅仅有的几粒米几乎全在这口碗里,家里其他人吃的就是地地道道的蕃丝粥了。到了七十年代,家里困顿的境状有所改善。这么一锅亮晶晶的白米饭,这对我来说是件振奋人心的事,就盛了一大碗,可母亲在一旁喃喃自语:

“晚上做除夜,中午吃饱了除夜就吃不下了!”

听了母亲的话,我坐在饭桌前瞅着一碗白花花肉嘟嘟的干饭进退两难。

除夜这顿大餐是丰盛的,无论是富裕还是贫困家庭。母亲吃了午饭就投入除夜大餐的准备工作,主食有糯米圆,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有时还做糕干胚(家乡特色小吃);主菜除了猪肉,鱼是不能少的,象征年年有鱼。烧好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一桌菜,先要给祖宗“吃”。一家人燔香顶礼,祖宗在轻烟袅袅中“来”,在轻烟袅袅中“吃”,在轻烟袅袅中“回”,然后一家人熙熙融融围成一桌,一边吃一边说一边笑。父亲与哥哥喝着母亲酿的黄酒。父亲不胜酒力,喝上一碗就红头涨脸的,但未醉。这顿饭,对辛苦了一整年的农人们来说,不同凡响:全家人聚在一起在欢声笑语中吃下了美食,似乎也卸下了一整年的疲惫。吃了除夜后,不像现在看春晚,那时,家乡没有电,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哥哥趁着酒兴,精神焕发,在门前道地上放了三响鞭炮——家乡习俗叫关门冲;母亲手里握着煤油灯,一边与父亲唠嗑,一边在翻厢倒柜找我们子女明天过年穿的“新”衣服……乏了,就各自去困了!

在除夕晚上,殷实的家庭,会给孩子发押岁钿。祖辈会当面发给孙子女,老古气的还要跪拜,面对祖辈叩三响头,说声“祝爷爷孃孃(奶奶)寿比南山”或“祝爷爷孃孃健康长寿”之类的祝福语。在浓浓的年味中,爷爷孃孃乐呵呵地把押岁钿分给孙子女。父辈一般用红纸把押岁钿包起来,塞到孩子枕头下面。第二天,有些孩子会在小伙伴前显摆,这个说:“昨天晚上我阿爸阿姨(爸爸妈妈)给我贰元押岁钿!”那个说:“昨天晚上我爷爷孃孃给我伍元押岁钿!”从小到大,我从未收到过父母的押岁钿,每每瞅着小伙伴手上的押岁钿,羡慕不已。

过年要穿新衣裳,正月初一这天早上,母亲就把今天要穿的衣服放到我们兄妹的床头。记得有一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双长筒袜子,穿上能拉到小腿肚上面,不知为何袜沿没有松紧带,没走几步袜沿就耷落下来,父亲便用蒲草帮我把袜口紧紧挤上,可未迈几步,蒲草与袜沿又滑落下来,为此,我没少与母亲闹别扭。

正月初一中午这餐饭,家乡习俗叫吃圆,类似汤圆。但家乡的圆又不是现在市面上卖的那种圆圆的汤圆。圆的料也是糯米粉,但形状是一头尖一头圆。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红糖,叫红糖圆;一种是猪肉、花生末与蒜苗拌成的,土话叫肉爱圆,都是落汤水吃的,吃起来软软香香糯糯的。或许是早餐撑的,我对圆比较排斥,吃两个喝几口汤就草草了事。

初一到初三,正常情况下是不走亲戚的。初二是赶头座的日子,就是有亲戚在上一年过世的,要送香烛、千张及礼品前往吊唁。初三是赶二座的日子,形式与头座类似,如今,二座已渐渐隐去。

正月初四开始拜岁走亲戚。对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怡悦的日子。家里亲戚多,姑姑就有五个,一个出嫁的姐姐。从初四到初十几乎都激昂地奔走在拜岁的道路上,有时还要在某个姑姑家住上一宿,在姐姐家是肯定要吃上几天的。那时,拜岁的礼品是两支甘蔗或一包包头,里面装的是饼干。拜岁就是亲戚间互相往来,最后,所有的礼品都物归原主。那时,我不知道正月为什么要拜岁,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拜岁是指在岁首拜祭岁神,有一整套的传统习俗,包括迎新岁、拜祭天地、接福、祈年等。而家乡正月初的拜岁纯粹是亲戚之间的相互请吃,没有其他仪式,说是拜岁,其实就是把亲戚聚集在一起搭白搭、吃喝。亲戚之间一年未谋面,拜岁这种平台能够使亲戚之间热络起来,人们在吃喝中娓娓讲述自己一年来的所见所闻、奋斗过程、收成及新年的畅想——在那个物质匮乏、交通闭塞的年代,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好!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拜岁这种传统的走亲形式遇到了巨大挑战,家乡许多人对拜岁意兴索然,并形成了连锁效应。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吃已不像贫穷时那样的重视与讲究。可人们忽视了,拜岁并不只是吃,其中还有悠久的民俗文化内涵。

这期间,还有滚狮子、耍杂技。狮子从老宅的前透道地一直滚到后透的道地,直至三槐堂。在家乡,上一年娶的媳妇、上一年住进的新房,滚了狮子是有说法的,一言以蔽之――福禄寿喜;有病人的家庭滚了狮子后能镇邪,病人恢复快。关于耍杂技,至今我也未弄清楚这些演员是从何而来,是杂技团的吗?不像!不过他们是有真功夫。我记得,在家门口的道地上,饭桌一张一张叠罗汉般向空中延伸,由于时间久远,已记不清到底叠了多少张桌子。有个小姑娘身穿紧身衣站在顶上,上身往后仰,头伸到自己的两腿之间,用嘴把一朵花叼起来,然后慢慢站起来。小姑娘还用脚顶缸,缸在她的脚尖翻云覆雨,犹如一枚泥丸轻巧娴熟。最精彩的一个节目叫钻刀。这个节目是在四圈河东边的晒谷场上表演的。有一个圈,圈的四周插着锋利的刀,再把圈安放在一张桌子上,演员从数米开外跑步向前,穿越前方的刀山剑林。圈逐步抬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可演员们身轻如燕,履险如夷。四周是挨山塞海,男人们在呐喊,女人们在说笑……

这期间,到读初中时,我就告别了不懂事的年龄,也不再疯玩,就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至今还记得拜岁时在大姐家的镇海公社电影院看过黑白片《七仙女》;在附近的新街公社电影院看过彩色故事片《甜蜜的事业》,这是一部爱情片,那时,不懂爱情,插曲“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唱着唱着,就觉得生活真的比蜜甜!自己过着吃喝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能不比蜜甜吗?

就这样,过年在快快乐乐热热闹闹中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记忆里,元宵节这天就两件事,一件是家里做正月半,形式与做除夜类似,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第二件就是滚龙。滚龙都在晚上进行,放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没有电灯,但明月高照,附近的后生小伙、姑娘媳妇、大人孩子三五成群踏着月色在隐隐约约中聚拢到晒谷场。只见偌大的晒谷场上一条彩色的巨龙在月光下飞舞,随着鼓乐的节奏,巨龙忽左忽右忽急忽缓,龙身上的彩灯也随之忽明忽暗忽红忽绿。虽然过了立春,但月光如水,夜晚的气温宛如那深邃的夜色降到了冰点,寒气透过亮汪汪的清辉一阵阵向人们袭来。那时的我是没有暖鞋的,只穿着单布鞋全神贯注地挤在人群的最前面。不是我不怕冷,而是被眼前霎时昂首望天,霎时颔首低眉,霎时电闪雷鸣般狂飙,霎时行云流水般和缓的巨龙所陶醉。在那个年代,看一次滚龙,用当今的话说就是享受一次文化大餐,那是天大的眼福。不然,一个偏僻的农村,元宵节还能干些什么呢!

过了元宵节,到上学年龄的我,第二天就背着书包上学堂,从此,过年的氛围便渐行渐远……

这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代浙江东部一个农村过年的那些事。(作者 战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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