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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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蓝海
“她是你娘吗？”医生开好单子，抬头问我。此时母亲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
“是的，是我娘。”医生的口气几分深沉，让我心里泛起一丝忧戚，便怔怔地答道。
“眼睛黄黄的，似痛非痛，这个年纪，要小心那种病！”医生瞥了眼门口方向，像似与我说悄悄话。
我微微颔首，便攥着化验单，迈出诊室，与母亲并肩默默地走在医院洁白而宽敞的走廊里。“要小心那种病！”脑子里不时回想医生说的这句话。“可怎么小心？都这把年纪了！”在心里，我自言自语。
化验结果，母亲得的是胆囊上的疾病。医生开了四种药。“先吃吃看吧！”我接过药方时，医生嘟囔了一句，没有任何表情。
取了药，我把母亲送到车站。在路上，我告诉母亲得的是胆囊炎，服药就好了。母亲轻哦了一声。母亲是个不善言谈的人，生了病显得有气无力，更是沉默寡言。
母亲坐在靠车门的位置，一片斜辉，映照在她苍老而发黄的脸颊上。望着母亲，我感到母亲垂垂老了，脸上的丝丝皱纹就如荒漠里的沟壑，弥漫着苍凉与孤寂。此时此刻，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涌上我的心扉，鼻子酸酸的。我把一袋药搁在母亲膝上，告诉她坐到最后一站下，大嫂会在那里接。
这一情景虽然过去二十多年了，如今想想，仍负疚于心，母亲年近七十，到城里看病，儿子却未能亲自把她护送回家。说实话，那时，自己比较困厄，部队回来不久，一贫如洗，城里上无片瓦，当然，陪同母亲回家是不成问题的，可那时自己刚刚到新的单位，心里总是惦记着工作，工作，工作……
不久，母亲的病发复，医生说要住院动手术。我托亲戚找了医院里最好的医生为母亲做。手术后切片化验，母亲得的是那种病——全家人都沉默了，姐妹们说话带着哀腔，仿佛母亲就要倏然离开我们。我和哥哥商量，瞒着父亲。不久的一天，姐妹们在谈天，说母亲还能活几年。
“别考虑这些，今后只要阿姨（方言，母亲）想吃什么你们就给她买什么。”我对她们说。
至于母亲到底还能活多长时间，其实医生与我是谈过的，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哥哥。出院后我只告诉他们，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回家后多吃营养，休息好就可以了。
出院后母亲回老家养病。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我隔三差五买吃的送过去与父母聚合。我至今依稀记得冬天时母亲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的模样。那时，家里有一把旧藤椅，藤质的椅面泛着幽暗的亮光，靠背上搭着一件旧棉衣。藤椅搁在门外廊下的石柱旁。母亲穿着裹裹囔囔的，两只胳膊屈弯在胸前，两脚交叉着；神情自若，有时朦胧地合着眼皮。自从手术后，母亲身体明显羸弱。当看我拎着食物从远处走来，她的眼睛刹那间放出光亮，脸上随之绽开了幸福的笑靥。我虽不能完全读懂其神情突变的意思，但我清楚的是，母亲多么祈望每天见到小儿子从远处走近她的模样。可对我而言，每当看到母亲坐在椅子上的情态，油然有一派浓郁而旷古的情丝浮上我的心头来，思绪飞翔。
母亲的勤劳在当地是有名气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河边沟渠的禾草冒出头来就被人割了，以至生产队周遭的土地除了庄稼到处是光秃秃的，母亲就挑着竹篰到较远的坦田或河沟旁打柴。夏日炎炎，午饭后她就戴着箬笠出门，夜幕降临时归来——挑着一担满满的柴草。那个时候，古宅的廊檐下柴禾堆积如山，左邻右舍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给母亲点赞的。记得我有数次跟着母亲去打柴。有一次，在盘马山山麓的圆河畔，母亲蹲着一声不吭地用手刀割着狗牙根，耳际能听到“嚓嚓，嚓嚓”的摩擦声，我在一旁关注着河塘水面浮游的小鱼。河水清清，茂盛的莲子草在河岸盘根错节，并伸出遒劲的头部，向河心蔓延。莲子草毛蓬蓬的浮泛在水面，几乎笼盖着整个河塘。河塘的水下生长着菹草，草叶青青的、长长的，薄如蝉翼，水波微漾，草叶似戏子的水袖在水的柔波里拂动，婀娜多姿。伸展到水面的菹草，一团团，一簇簇。一拨拨小鱼儿簇拥着菹草，随着水波的飘荡，上下左右的游动。我窥视着鱼儿鼓动着小嘴，轻轻摆动着尾巴，时儿把头露出水面，时儿沉入水中。我因此而常常发呆……当太阳站在山冈上时，太阳就向着母亲呼唤：“我要落山下，我要落山了！”母亲才抬头边擦拭着汗珠，边把下午割的一堆堆柴草聚拢起来盛入竹篰……
在生产队，农忙季节妇女们都要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母亲勤勤恳恳，从不偷懒。在生产队评工分时，母亲的工分在妇女序列里一直名列前茅；评比五好社员时，多年榜上有名。母亲言传身教，经常教育我们子女：做人要本分，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母亲的思想在我的成长期似甘霖般潜移默化地沁入了我的心灵，塑造了我的情感与观念底色，以至于左右着我成人后的为人处世，甚至价值趋向。
小时候，母亲对我们子女关爱有加。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我的嘴是馋的，母亲从集市回来，还没有踏进门坎，我就猴急地去翻她臂弯里的竹篮。记忆里，母亲给我们买得最多的是饭熟梨和鸡蛋糕。饭熟梨大小如当下的小番茄，店家是蒸熟后卖的，吃起来糯糯的，绵绵的，因蒸熟了没有了生梨的脆性。未蒸熟的饭熟梨是不能吃，吃来涩涩的。不知从何时起，饭熟梨销声匿迹了。所谓的鸡蛋糕就是蛋糕，形如早年母亲的木梳，但比木梳小，黄澄澄，非常诱人，吃到嘴里甜甜的，迷人着呢！
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是母亲晚上缝补衣衫时的情景。白天忙完事后，母亲就傍着油灯，做着她的针线活儿。我们兄弟姐妹小的时候，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布鞋。母亲晚上纳鞋底，我和妹妹伴在一旁。油灯如豆，映着母亲慈祥的面容。那时，母亲四十多岁，留着乌黑的辫子，身体健壮，视力却不佳，有时线总是穿不到针鼻子里，我和妹妹就抢着穿。母亲的针线活儿不是很精致，针眼时有“白长眼”（土话，针眼与针眼之间不匀称），曾经受到父亲的数落。母亲不搭理父亲，我行我素。纳鞋底，针拔不出来，她用抵子（方言，顶针）用力顶针尾，其情态——脸变了形，一边拔一边发出轻微的声音，那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小时候，母亲也给我们子女讲她小时候的事。在油灯下，她边缝补边讲述。“衔牌鸟（方言，鹦鹉）好看着呢！毛红绿绿（五颜六色）的。”母亲说，“耍鸟人把衔牌鸟从笼子里放出来，不会飞走的。衔牌鸟一会从手上挑到头上，一会又从头上挑到手上。耍鸟人手掌上握着红绿绿的纸牌，你叫它衔红色纸牌，它就衔红色纸牌。拆开红色纸牌，里面写着寓意吉祥的文字。”
“这么好看的衔牌鸟我怎么没有看到过呢？”我注视着母亲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耍鸟的人很少来了。”母亲有些失望地说，“只要耍鸟的人一来，道地上全是人，热闹着了！”
母亲也曾怀着淡淡的忧伤片言只语与我们子女谈起自己家族偃蹇的命运。母亲的父辈是王家四房之首，即一房，自始祖迁徙定居以来，几乎代代单传，有的即便不是单传，也早夭。到爷爷这代，无子，爷爷从三房过继到一房。在农村，传宗接代思想与农耕社会对劳动力需求有密切关联，对男孩的渴望尤其强烈。奶奶生下的第一个小孩是女儿，二胎又是女儿，便起名“小儿”，祈望能在后来的生育中呼唤到儿子，然而，“天不遂人愿，人不遂人心”，奶奶接连又生了四个女儿，于是，母亲有六姐妹，无兄弟。无奈，爷爷把母亲留下，父亲入赘，做了上门女婿。父亲刚到王家时，吃了不少苦水，及至哥哥出生才彻底解脱苦海。
如今，这伴着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讲故事的情景，就如一幅幅黑白照片浮现的眼前，母亲讲的故事与家族的历史就像似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翻阅家谱，目睹母亲的简历，我多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里，那些画面平淡而温暖，幸福而安详。
高中毕业后，我就到遥远的北京参军去了。五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家里变化可大了：分田到户，通了电，修了路，真的是天翻地覆。然而，在我看来，变化最大的是母亲——母亲发福了。我瞅着母亲，身材丰腴了，脸上肉肉的，头发却花白了，与我刚离开家乡时的记忆判若两人。
母亲的病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期时，我已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据母亲自述，一天早上，她去自留地摘菜，发现邻居的竹子倒伏在我家菜地里，她便去扶竹子，却怎么也竖不起来，就去拔，这一拔，用力过猛，一屁股坐在地上，把腰扭伤了。我当时在最偏远的一个镇里上班，妻子虽调到了市内，却没有房子。这是我人生中最窘迫的一段日子——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投宿在岳父母家。母亲治病都是父亲陪她在当地镇医院看的。我们认为腰扭伤无大碍，吃药、贴膏药会愈，然而不久，母亲的腰便驼了。预料不及的是，从此以后，母亲的腰痛病时不时地发作。后来，我调到了市内工作，便把母亲接到城里看病，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有了安居房后，我就把父母接到城里小住。有一天，母亲凭窗眺望：
“那个像人一样的石头真好看，这是什么地方？”母亲指着远方问。
“石夫人啊！是温岭标志性自然地理景观，是个风景点。”我告诉母亲，“你没听说过吗？”
石夫人在当地城里人是家喻户晓的，母亲可能不知道，没有正面回答我。
“这就是石夫人啊！多么像一尊大佛！”母亲自言自语，似若有所思。母亲对佛抱着虔诚之心，心善，满目皆佛。
“有时间我带你和阿爸（方言，父亲）去游览。”
愧疚的是我没有践行自己的诺言——一年后母亲就辞世了。
母亲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离世的。当时母亲在床上不吃不喝三天多，就直挺挺一动不动僵卧在床上，偶尔发出轻微的呻吟声。父亲无微不至地在床前看护着。我和哥哥心情凄惶，杌陧地在屋子里低回踯躅，像无头苍蝇。忽然，四叔不知从何处回来，说，母亲的阳寿已尽，就只有几天时间了；叫我们兄弟姐妹别走远，在外的孙男孙女还没有回来的赶紧催促；另外，也该准备后事了。
母亲离世这天上午，秋天的太阳闪耀着一种特别散漫的薄光，懒懒的飘在空中。我和大哥、妹夫伫立在门前的菜畦旁，神态抑郁、焦灼。他俩不停地吸着烟。这些天，我们似乎都在期待中过着日子——期待什么？不可名状！我抬头仰望，前排屋瓦上飘溢着一丝微红的光韵，一只大白猫在屋檐上爬行，对着我家的门止步，蹲着，仿佛在窥视着我家的动静。
母亲苦痛的呻吟声从屋子里传出来，幽幽的，像一箭冷风，吹得我不停地打寒战，心也一阵一阵的颤动。大约半小时后，屋里传来母亲高吭甚至是痛楚的喊叫声。我和大哥立即跑到母亲床前，面对母亲沉没在难堪的声嘶力竭的苦痛中，却束手无策。就在此时，我的脑海里立即闪电般掠过自记事起母亲的人生经历——母亲身体一直很壮实，脸红朴朴的，感冒都不曾得过，终年不知疲倦地如老黄牛勤恳劳作，因未生过病，自然从未听她呻吟过。如果一定说有，那可能就是母亲生我们子女时的分娩之痛。想到这些，在她人生即将谢幕的时刻，耳边传来她那凄厉的呻吟就如一把利剑插入我的胸膛，感到钻心的疼痛。
下午，四叔又不知从何处归来，风尘仆仆的，神情凝重地说，母亲的阳寿已尽，就在今天某个时辰。屋子里的空气蓦地凝固，似乎到了冰点，每个人的神色尤为惶恐。大姐二姐揉眵抹泪，匆忙避到屋灶间，随着慌乱的脚步声传来低沉而凄抑的呜呜声。我像一根朽木无精打采地倚着廊前的石柱，似乎随时就要坍塌。我把视线从门内转向天空，以此来减轻内心的悲愁。屋瓦上的苍穹浮着一片薄云，透过薄云，隐约着的是残阳的轮廓。薄云渗出的光影，稀溜溜，白惨惨，白得骇人，似一张白纸漫漫裹着整个村庄。前排屋瓦上曾经蹲着的大白猫已不见了踪影。
“快来快来！阿姨的气往外喘了！”屋子里传来不知是大姐还是二姐哀惶的疾呼声。我的心砰的一惊，便与廊下的人惶悚不安地蜂涌着跑到母亲床前。只见大哥捏着一把星火通红的香，提给每人三支。我们兄弟姐妹及父母的孙辈们屏气凝神地捧着香跪在母亲床前，一双双失神而惶恐无助的眼眸紧紧盯着弥留之际的母亲。
屋子里沉寂如死，悄怆幽邃，床顶一只白炽灯孤伶伶地悬着，似阴霾的黄昏，发出稀淡微明半暗的光晕，还有那一缕缕袅袅青烟缭绕着……
2002年11月17日下午4点整——母亲撒手尘寰！
——谨以此文献给母亲去世19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