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地瓜

散文

永远的地 瓜

王炜

今年春天，我在母亲家沉寂的小院里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漫不经心地在石榴树下栽了几个过气的地瓜。这几个地瓜，有的得了霉斑病，有的已干瘪的不像样子，却都拼尽最后力气发出了小小的嫩芽。第二件是认认真真地在院子里整理出松厚的菜地，小心翼翼地撒上了蔬菜种子。那可是专门去农科院买的优良品种啊！没想到再去看它们的时候，地瓜们就像得到格外款待一般，竟在树荫下蓬蓬勃勃地繁衍着墨绿的叶子。而那些享受贵族般待遇的蔬菜，反而被伺候出了一地杂草，零零星星的蔬菜更像是患了侏儒症的孩子。于是我就联想到了地瓜的许多好处，想这想着，竟生出一些莫名的感动来。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中后期，很小便记得那是一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曾经，母亲去食堂里领回来一碗煮熟的地瓜干，我和哥哥仰着小脸站在母亲面前，等母亲数算明白一人能分几片后，我们才能和着口水用那几片瓜干镇住“咕咕”乱叫的肚子。等眼睛再瞅向母亲时，碗里的瓜干已经端给了不到两岁的弟弟。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啊，直教人刻骨铭心！幸亏，我们还可以去住姥娘（当地人称外祖母为姥娘）家。姥娘家的人总能变着法子满足我们总也填不满的肚子。

姥娘家在山东青岛的胶州农村，离我们所在的公社驻地约一百来华里。因为母亲是家里的老大，我们兄妹就是姥娘姥爷的第一批孙辈，而我就是其中最受宠的那一个。很多时候都是我坐在舅舅的小推车或后来才有的自行车上，去姥娘家享受有吃有喝的日子。当然，人民公社时期粮食产量不高，农民们交完公粮后都所剩无几。但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就是从地里挖拾豆虫，都能满足口腹之欲。何况，我们还可以跟着姥爷去放猪。

跟姥爷去坡里放猪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每当看到姥爷拿起鞭子，嘴里“唠唠唠唠”地唤猪，我就会高兴地蹦起来。那时候姥爷家里只养着一头猪，猪的模样至今我还记得。全身乌黑铮亮，体型庞大，满脸皱纹，长脸宽额，两耳下垂，嘴巴中等，肉身紧凑。这应该就是现在名气很大的里岔黑猪吧？但与“肥头大耳”还扯不上关系，因为猪也常常饿肚子呢！

那时农民交公粮好像天经地义，没听说过还有怨言和“偷漏税”之类的事。但每个家庭的粮食都不够吃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收获后的土地，被人们用目光、用铁锹、用耙子再翻上几遍是很平常的事。所谓放猪，不过是“有枣没枣打三竿”而已。姥爷因为是伤残退伍军人，还在村里干过支书，他和他的猪就多了些被人尊敬的气质，无论猪“哼哼”到哪里，人家都会做出“您请先”的意思，还沾了荣誉般地开心。姥爷宽厚的脸上此时便流淌着幸福，“嘿嘿嘿嘿”地笑过之后，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抗美援朝时被打掉了半只手）夹着烟袋放进嘴里，左手扬一扬手里的鞭子，猪便在人们尊宠的视线里大摇大摆地先行其道了。

我虽然多次跟着姥爷放猪，却始终没弄明白猪的拱嘴是怎么插到地里去的，毕竟那是肉和冻土的博弈啊！且猪好像还有狗一样的嗅觉，因为有时会有冻地瓜被拱出来。每当这时，姥爷就扬起鞭子吆喝一声，猪便像等待指令的士兵，瞪着滴溜溜的眼睛看着姥爷。如果是半片呼啦的冻地瓜，姥爷就把鞭子一耷拉，冻地瓜就给猪享用了；如果遇到一个完整的冻地瓜，姥爷就会鞭子一扬把猪止住，让我捡起来拿回家，化了冻后挤出里边的地瓜水，姥爷又“嘿嘿嘿嘿”地笑着，看着我这个小馋猫出溜着小嘴把“糖水”吸进肚里。

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是先有地瓜呢还是先有地瓜苗，这么哲学的问题我始终也没搞明白。要系统地说一下对地瓜的认知，从地瓜的育苗说起或许更符合生存逻辑。记得当年过完年不久，姥娘家的热炕头就开始调控温度了。之后，姥爷山一样的身躯就挪到了炕中间，姥娘瘦弱的身体标点似地横亘在了我们兄妹之间，无穷大的日子就在充满希冀的飞翔里无限地延续着。

给地瓜建造温床的时候，炕头的席子就被掀掉了，早就备下的土坯这时有了新的用途。舅舅在用土坯隔成的长方形里填了一个沙土坑，姥娘就把宝贝着的“地瓜种”，小心翼翼地埋进沙坑里浇水压实。以后每隔几天，水瓢里兑上温水，姥娘便含上一大口再猛地一下喷到地瓜上。每当看到姥娘干瘪的嘴里喷出“莲花”，我就也想当个“小喷壶”，无奈嘴小兜不住水，还常常把前襟弄湿了。姥娘不无哲理的话就冒出来：人呐，就像地瓜似的，赶等长大了，也就离阎王爷不远喽！那时我还听不懂大人的话，只看到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地瓜苗像士兵似的一列列地茁壮起来。姥爷每视察一次，就会满意地捻着胡子“嘿嘿”几声。直到长大我才质疑：炕咋就没遭遇过坍塌呢？

地瓜的“人间四月天”，便是从炕头的温室里走向广阔天地，开始又一轮的繁衍生息。每当这个时候，大人们越忙，孩子们越恣。我便在这样的季节里，对地瓜的前世今生又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炕上的地瓜苗长到一搾多的时候，翠绿的叶，微红的梗，鲜嫩的样子就像当年的自己，姥娘是容不得别人插手的。剪地瓜苗的活虽没多少技术含量，却一直是姥娘的专利。她那庄重的样子，给产妇绞脐带也不过如此吧！只见她磨好了剪刀，准备了筐子，洗手静心后，两只小脚便稳稳地蹲在“温床”边，瘦小的身子仿佛就在那一蹲中变成了一座山。在山的抚慰中，一棵棵幼苗便脱离了母体，整齐地码在了筐子里。青黄不接的日子，地瓜母子（发过芽的地瓜）又成了家里最好的食物。

地瓜插秧前要翻地起垄，这类力气活通常由舅舅超前进行。姥娘剪完地瓜苗，犹如主持完了重大仪式。她从妗子手里接过比我小六岁的大表弟，插秧的事就由着舅舅和妗子接力了。妗子担着水桶挎着筐子，我拿着水瓢跟在身后，走出村庄远远望去，就看见舅舅已经等在田间地头了。妗子去河里挑水的时候，舅舅粗大的手就开始插秧。他左手拿一把地瓜苗，右手的三个手指像匕首一般瞬间戳进松软的垅上，拇指和食指捏着的地瓜苗就顺势插进土里，垅上便出现了一个个小窝。我也学着舅舅的样子把手戳进土里，无奈手太小，力气不够，在垅上戳个小窝无异于给土地挠了下痒痒。但姥爷的右手只剩下两个指头，土地爷爷认识这是位伤残军人吗？

妗子挑来了河水，抓着我的小手边洗边说，咱这手是抓宝的，咱不干这活，会长倒立刺呢！妗子拿起水瓢舀满水，把舅舅戳的小窝先浇上几个，然后就把水瓢给我，让我过一把“雨露”的瘾。但水舀多了我端不动，太少了又浇不足，有时还浇到小窝外边。妗子就跟着补浇或把湿了的土埋进窝里。每个窝埋好压实后，这一棵地瓜就算栽完了。等我们直起身子伸个懒腰的时候，就看见姥娘背着孙子姥爷提着水罐从家里赶来。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地瓜插秧的过程便仿佛有了一种仪式感。

春末夏初，阳光充足雨水丰沛的日子，地瓜苗蹭蹭地窜出个拉出秧来。但它毫无节制地扎根下“蛋”，分散了营养和能量，地瓜的产量会受到影响，于是就有了翻地瓜秧这个农活。如果翻得及时，秧子还没有扎根，杂草也顺手拔掉，“主角”的地位就会得到巩固，产量也会得到保障。一般翻过两三遍后，插秧时的那个小窝鼓起来或是裂开了，那就是“地瓜蛋”们开始长大了，小根小“蛋”已经没有能力与其争雄了。这个时候，亲人们仿佛怀胎十月的孕妇，一边用目光抚摸着长势蓬勃的地瓜，一边攥足了力气等着收获。家与土地的距离上，便时常跳动着一些或老，或壮，或儿童欢快喜悦的音符。

秋收的季节到了，希望的音符变成汗珠子摔成了八瓣，一家人又开始在地里劳作了。妗子是蹲着干活的能手。记得跟着她去捯地瓜或花生，她拿把破刀出溜出溜地蹲在地上，像机器人般地不知疲倦。虽然地里已经没有多少“遗产”了，但回家后她总能从筐子里倒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收地瓜的时候也是妗子打头阵，因为要先割地瓜秧。妗子身体矮小干活麻利，开始的时候弯着腰割，累了以后就蹲在地上割，也不知她是怎么挪步的。

当一部分地瓜秧用小推车运回家，姥爷又开始“唠唠唠唠”地唤猪了。让猪过个“年”也算是一种心意，毕竟只有猪才能给一家人的味蕾开开光。此时，舅舅已经在地里大显身手。他凭着经验和力气，试探着刨开地瓜墩的边缘，见到微紫略红的颜色，说明地瓜的“大家族”离镢头不远，于是运足力气一镢到位，一墩地瓜便“连鸡带蛋”跟着镢头一起浮出地面。新鲜的地瓜一墩墩排在地里，就像娃娃们的笑脸，大人们的喜悦便掩饰不住地从心里跑到脸上。

挑选“地瓜种”就像给皇上选妃子，这活一般也是姥娘的专权。品相好且不残不缺的被挑出来，承担传宗接代的任务。进了家门，“地瓜种”便被将将到房梁上，既冻不着也淋不着。挑选后的二等地瓜，便放到地瓜窖里，也是冬暖夏凉的地方。虽然挤挤挨挨的有一些损伤，但给一家人打打牙祭救救肚子还是蛮及时的。挑剩下的“拣把残子”，没机会入家门就被切成了地瓜干。红皮白肉的瓜干晾晒在刚刨过的地里，远远看去，像褐色的大地铺上了片片白云。但云彩真飘过来的时候，大人们还是很担心的。一旦瓜干着雨变质，猪都不喜吃。姥爷有时要换点小酒解馋，酒家也是不愿收的。

那个时候的人好像无需教育，对国家也是忠诚的。表现在交公粮上，就是把最好的瓜干交给国家。但早期的工具落后，越大的地瓜越是处理不了。经过改良后的工具就像厨房里的擦床，当然形状要大很多。操作的时候需要左手稳住工具，右手握住或摁住地瓜，“蹭蹭蹭”大地瓜就带着响声变成了薄片。但这是需要力气和技巧的。有一次，我趁大人没注意，便想“小试牛刀”，结果右手的掌根便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记号。以后就只做技术含量低也不太需要力气的活：在大人擦下的地瓜片中间切上一刀，便于挂在铁丝或树杈上，干的既快又好。

地瓜干便于储存也比较紧吃。在国家经济形势基本好转后，地瓜干仍然是食物“交响乐”中的主旋律。我最不喜欢吃的是煮地瓜干，吃到嘴里既没有味道又没有口感。比较独特的吃法是做成地瓜面馍馍。干湿适度的地瓜面在茶碗模子里压实，一个个扣在高梁杆做成的箅子上。估摸着快蒸熟时，熄了灶里的火再捂一会儿，然后在“饿痨”们的口水声中掀开锅盖。哇！篦子上就像某国军的头盔一样光亮整齐。捧到手里趁热咬上一口，黏黏的，弹弹的，还有一点糖的味道。

我六岁的时候，父亲被组织选调进藏工作。视工作如生命的母亲，四个孩子就像一群散养的猪，在特殊的生存环境里，不得不逼着自我成长。所以从小我就学会了摊三种煎饼。最先掌握的是纯地瓜面煎饼，也叫“滚煎饼”。因为地瓜面缺少韧性，所以在“烧鏊子烧腿的”前提下，要双手捧着地瓜面在鏊子上完整地滚一遍。滚烫的鏊子粘住的那层地瓜面，揭下来后就是成品的地瓜面煎饼。先一片片地摞在一起，待相互吸收了各自的热气，就要趁着软和的时候，像叠衣服一样叠起来，便于存放或携带。

后来条件改善，煎饼里就掺上了粮食，但还是地瓜干唱主角，操作起来也复杂多了。地瓜干要先用水浸泡后切成瓜干丁，再掺进约三分之一的高粱或玉米，然后到石磨上磨成糊糊。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寒冬腊月里顶着满头星光起来推磨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一边机械地抱着磨棍转圈，一边就打着哈欠睡着了。摊煎饼是用一个九十度角的耙子，把一大勺煎饼糊糊舀到鏊子中心，用耙子在鏊子上均匀地刮一圈，剩下的糊糊再“呱唧”一声刮进大盆里。粗糙的工艺往往制造出粗糙的成品，煎饼的均匀厚薄也便在熟练程度之中了。

最考验手艺的当然是纯粮食煎饼，一般过年过节才会享用。那时土场里打的粮食免不了有些泥沙，所以淘洗粮食也是一道重要工序。淘洗完了后也是先磨成糊糊。糊糊上鏊子之前，要先拿一块“油达拉”在油碗里沾点豆油，没豆油的就弄一块肥肉，在鏊子上轻轻地均匀地擦一遍。擦多了糊糊会不沾鏊子，擦少了就容易把煎饼揭碎。所以擦油也是需要经验的。纯粮食糊糊比地瓜面筋道，当然也更值钱，所以便格外珍重。摊煎饼用的工具“抡耙子”，就是一片刮板上直立着一根筷子长的圆棍，在经过认真打磨和多只手的轮番摩挲后，变得光滑起来。摊的时候左手盛一小勺糊糊倒在鏊子中心，右手靠手腕的力量转动着耙子，刮板便转着圈把糊糊均匀地抹在鏊子上。热气飞一会儿周边就翘了起来，揭下来后就是一张灿烂的煎饼。后来每当看到小花旦走着碎步在舞台上飘，我就会想起当年的抡耙子煎饼。

开始享用纯粮食煎饼后，地瓜和地瓜干离我的视觉和味觉就越来越远了，但童年和少女时期的记忆却永远都不会抹去。记得有一年秋季，我在好朋友家里帮他们家切地瓜干丁，不小心竟把左手无名指的指肚垫在了刀下，幸亏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手上没有多少力气，刀刃还没到达骨头就被及时感应。朋友她妈迅速给我进行了包扎，竟然也长的严丝合缝。只是指头肚上至今还有明显的刀痕，仿佛时代老人留下的一个脚印。

上山下乡期间到了农村，与地瓜见面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但我们下乡时已经带着国库粮的指标，每月三十斤的粮食还是有保障的。我们三十个人的小组，煮地瓜要煮最大号锅一满锅的。那个时候就盼望轮着自己做饭，两男一女三个人一组，一轮一个星期。“近水楼台”的日子里，灶膛里烧地瓜、出锅时留下贴锅底的、挑软和的或有面的，都是做饭人的特权。记得当时有个跟我一组的男同学，就特别喜欢吃面多的地瓜，软的自然就给了我这个柔软的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经济形势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地瓜经过一代代的科技改良，品种也越来越多了。什么黄瓤的，红瓤的，紫色的，白色的，大的很大，小的很小，甚至还出现了富硒、蜜薯等新品地瓜。虽然品种和做法丰富多彩，但却始终引不来我的口水，甚至一说起地瓜，胃里还会多出一些酸水。我一位要好的朋友，有时会跟我分享一些土特产，但她从来不送给我地瓜。她说，真是吃伤了地瓜，这辈子不吃也不馋。我知道，她出生在农村，地瓜留给她的苦涩可能多于甜蜜。

地瓜受到大众的青睐，应该是近十年的事情。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大鱼大肉吃腻了，就需要换换口味，于是就“忆苦思甜”地盯上了地瓜；另一方面，随着“以健康为中心”的重心转移，地瓜被有关方面说成最好的抗癌食物。于是乎，地瓜的身价像房价一样蹭蹭上窜，也像海参鲍鱼一样登上了高档酒店的大雅之堂，我的家里也便一年四季又出现了地瓜的身影。胶州的表妹有时发顺丰快递给我寄地瓜，看一眼快递费比地瓜价格还高，有时也不免心疼。

我心里也曾多次慨叹，姥娘直到去世也没吃出一身“地瓜膘”。倒是她的儿孙都一个个地长成了壮汉，特别是四个孙子中，两个读成了博士，一个成了农业专家，还有一位知名校长。当年的一座山和一个标点，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已经繁衍的根深叶茂？舅舅早就不种地了，但他每年初冬时节，都会到集上去买六七百块钱的地瓜，且尽量挑个头小的，煮熟后晒成地瓜枣，稍微大点的就切成地瓜干。但此地瓜干已非彼地瓜干，那是他上海的小儿子和儿媳喜欢的味道。

重新走进我家门的地瓜，也像富贵人家的宠物一般，常常被高看了一眼。煮地瓜、蒸地瓜、做地瓜粥等，虽然还是传统的做法，地瓜却像重新投胎了似的，每一个都是亲亲的样子。前几年母亲手术后，说馋当年的地瓜干黏粥。她可真会馋呀！那可是生的干地瓜干在石碾上碾碎，然后掺上玉米渣做成的黏粥啊！我四处去找地瓜干，也渴望能再玩转“滚煎饼”。但从城里到乡下，从平原到山区，只发现了一家还有地瓜干的。摊煎饼也已用机器流水作业，恐怕今后再也看不到“滚煎饼”的影子了。

近些年，我常常用清水把发了芽的地瓜浸起来，不几天的时间，就会透过玻璃瓶看到地瓜长出许多细细的须根，地瓜的小芽也渐渐地由嫩绿变成墨绿的叶子。我便像当年姥娘采秧苗一样，小心地把地瓜叶采下几片，早餐的时候蘸着蜂蜜夹进面包，倒也让自己有了点小资的意思。后来发现，地瓜其实没有那么矫情，在生了黑斑病或干的不像样子的情况下，只要给它水分和阳光，它仍然会生根发芽。难道它在告诉人们，既然活过，就该让生命价值最大化吗？

前几年刚使用微信的时候，我那位“这辈子不馋地瓜”的好友，竟给自己起了个昵称叫“地瓜”，我觉得她可能是一种自嘲，就建议她别用。没想到她又把昵称改成了“大漠胡杨”，我才意识到是自己把人看扁了，兴许人家已经悟道了地瓜的生命特质，与“大漠胡杨”有着可以类比的精神内因吧？

地瓜呀，生活困难的时候有担当，生活富足的时候仍在担当。普普通通的中

国人，何尝不像地瓜？（6363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