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

大年初一我到大舅家门口时已是上午十点。那天阳光明媚，温度远超以往春节。

大舅一个人坐在门前小椅子上，腿又痛风了，勉强只能靠拐杖移步，鞋底在地上拖着走路。村口挤挤挨挨停着许多小车，路两旁、家家户户门前都是鲜艳耀眼的红、各家小院里三五成群的人衣服五颜六色，说话声、打牌声、厨房里煎炒油炸亦热气蒸腾，小村里的颜色、声音、气味都宣告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的到来。

大舅家院子金碧辉煌，院墙上的琉璃瓦泛着金光，不锈钢的院门上贴着猩红的春联，燃过的细碎的鞭炮屑堆在墙角。地面干干净净。院里一棵大枣树，大枣树下栓着一条狗，还有门前坐着的一位老人。

“伢子，你来了！”每年春节去看他，他都是这样一句话，好像早已约好，知道我今天要去。其实，每年只去一次，都隔一整年了，春夏秋冬。日子不算短。我也是从亲朋好友的嘴里知道，大舅喝酒跌了，腿上的青筋静脉曲张了，痛风了等等等等。我常不忍，叫妈妈捎带点钱给他，或打电话给大舅儿子表示一下关切和问候。大凡农村没有一个老人是安安静静地老去，是伴随着摧枯拉朽、伴随着拐杖、伴随着病痛，伴随着久了的，儿孙辈渐失耐心，觉得自己仁至义尽时才撒手西去。

大舅像门前那棵大枣树，很老了，一根杈枝死掉了，也没那么多果了。但每年春天来临还是一篷头浓浓的绿，欢欢喜喜，兴致盎然。大舅儿子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常年在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生俩儿子，在大城市买了房，出进都开着小轿车。但他回家的次数远不及他的三个姐姐对大舅的嘘寒问暖，像小电脑公司的技术员住快捷酒店，来去匆匆。

他对他父亲很大方，给好烟好酒，还给足了打小麻将的资费，并委派几个姐姐轮流来看望他们的父亲，弄好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大舅坐在门前晒太阳，手里夹着卷烟。他正享受着儿子发达后的大方，吃的用的都是村里大部分人够不到的东西，听到的艳羡之辞也让别人觉得他应该知足，他儿子孝顺着呢。

舅妈去世五年，大舅每年春节都这样。儿子挣的钱越来越多，自己的身体缺越来越差，像摆在老屋墙角的风箱，木腿受潮后霉蚀了，扇片开裂了，尽管还能摇扇出风，但哐当哐当声难以掩饰岁月沧桑的无奈。儿子每年给钱给东西，家里要用的也都安排的妥妥的。他今年八十四岁，抽的卷烟喝的酒是同茬人根本享用不到的。大舅似乎什么都不缺了。

这茬人现在还有许多要到小菜地里拾掇，眯缝着眼采摘自家茶叶。责任田被征收了，在大势所趋的农田合并后仍然情感不舍，在种了几十年的田地的边上埂上种一畦茄子或黄豆。伺弄茄子，拔拉黄豆时还能看自己种了大半辈子的田地。不过看过以后，还要拾掇小菜，还要采摘茶叶，还要伺弄茄子，还要还要其它的许多劳什。还不忘在地里带点柴草回去煮饭，电饭锅根本焙不出土灶上铁锅里金黄香脆的锅巴。

这茬人的忙碌，不是为生计，纯是一种习惯使然，抑或是多年的对土地的情感的延续，或是不想食用受诸多助长剂、杀虫农药、大棚温度等所加工出的果蔬，而是自己亲手在露水晶亮，青草簇拥的水塘边搭栽一架子的绿油油的豇豆。

大舅参与这种忙碌的资格被剥夺已经有些年头，也好长时间没吃过土灶烧的饭了，尽管只有三颗牙齿，但还念想土灶烧煮的饭粒在嘴里研磨的味道。现在的厨房满是金属的亮光和瓷砖的冰凉，一尘不染，稻草灰、焦糊味哪些原本温馨的东西没了，连灶神像都没地方贴了。“怎么连灶神都不贴了呢？没灶神护佑，五谷杂粮吃了怎么能不生病？”大舅因此耿耿于怀，对儿子在富丽的客厅大堂悬挂大脑门、猪腰子脸，像个葫芦娃的MY像总有隐隐的不快。儿子说这人是他的偶像，在他思想指引下挣了好多钱，改善了生活，购置了家当。他说他要颠覆传统，引领潮流，让他的两个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在周末去上外教的专业英语口语，为留洋做好准备。

大舅对灶神的感情源于他和舅妈接连生下四女一男时，当时饥不择食，什么都可以往锅里放，都可以往肚子里放，前提是要在锅里煮过。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到了冬天，山芋藤干本来是给牛过冬的，因为救命，拍掉藤干上发的霉，用水浸过，在锅里一煮，撒点盐花，竟也可以嚼得有滋有味，挨过了最辛酸的日子，四女一男竟也颤颤巍巍，抖抖地一个接一个长大成人，不仅在那个到处死人的年代没落下一个，而且没病没灾，所以他感激灶神和其它一切神祇。

灶神是天界最小的官，连个庙宇、神龛都没有，如果连个厨房灶屋都不给贴个像，那它还真是无处安身了。大舅对小时候无处安身，屋墙漏风，阴雨湿冷的记忆永生难忘。现在条件都那么好了，竟连个贴灶神像的地都让不出来，是不人道的，是忘本的。屋外阳光暖和，主房、厨房、杂物间，凡农村需要的物件、家当一应俱全，只是人的活动少了，人的气息在乍暖还寒的初春柔弱不堪，充斥在空气中是绵长的冷寂、清寡，像朝北的窗户里终年穿流的清风。

大舅儿子、孙子不在家时，看着别的人家一架子热热闹闹，暖气腾腾，有一种莫名的孤独、冷清。他说实在感到委屈的很。大舅用“委屈”二字，我的心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八十多岁的男人，什么苦没吃过？什么难没受过？现在自己说“委屈”，可知他内心承受的痛有多重！我只有静静地听，他继续似喃喃自语：时间长了，一个人都差不多要疯掉咧！就天天盼，盼儿子孙子回家，回家团圆。可盼回来的儿子和自己说话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感觉没什么说的，那么到底应该说些什么呢？ 哪怕就这样靠在一起的坐坐，搭搭（俗语，即随便说话）都是奢望了！

在昨天，这院子里还是人声鼎沸，满满当当一屋子人，左邻右舍，亲堂兄表，在大舅儿子招呼下来玩的，挤满了客厅。在满是溢美之词的寒暄后，大舅儿子提议玩牌，说是给大家发压岁钱，玩牌玩得通宵达旦，但这小子狡黠的很，每年都是他赢，他还说他并不想赢。他出手挺阔绰，说大年三十，怎么也不能空手回家，每人发了四包软中华香烟和一份小孩子吃的上乘坚果，很随意的发，又像事先准备好的，赢了别人的钱还让人家高高兴兴的。不能空了手回家，其实是把口袋里带去的钱输了个精光——从另一个角度看，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大舅在客厅边上的卧室里辗转难眠，外面牌局的嘈杂声、空调沉闷的嗡嗡声，村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轮番轰炸他本来就因年高而不正常的睡眠。他觉得他现在就是等死了，什么事都不用烦神动手了，连祭祀天地祖宗的事，儿子都竭尽所能，整得风风光光，有气魄，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祭品器具流光溢彩，腌制的猪头近三十斤重，老早就跟屠户预订的——天地和先祖会满意吗？大舅心里一直思忖，就像自己在儿子丰裕的孝养下总感觉缺了点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儿子打工一年，回来时给他买了件三百多块钱的羽绒服，他是着实打心眼里高兴。第一次穿羽绒服，那个暖和的劲道就像喝下去的北京二锅头“腾”地一下子在全身铺展开来。

儿子每年都要去村里的祠堂，上次还捐了一套木质桌椅和祠堂用的厨房餐具，张贴在墙上的善款名单里他的名字很靠前。附近的一座寺庙也是逢年必到，对老人非常尊重，每个人都给钱，庙的功德碑（建寺庙时出资人的名录和数额）上的名字赫然在目。别人说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很受用，喜欢听。其实他供养的是钱，不是心；得到的是帽子，好几顶还是想当然的帽子。他已经把这种敬重寺庙、祠堂的思路延续到了他的父亲身上了。

他的父亲，我的大舅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不让干，以至于什么都不想干了。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庙堂里的佛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