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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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皋子
不久前，高中几个同学商量组织一次聚会，由于意见不统一，结果没搞成。我想也好，纯朴的同窗记忆封存起来，也许如美酒存窖，历久弥香。
我的高中是在乡中学珀玕中学(现在的沙洲中学)上的。学校建在一座山头上，坐北朝南，背面青山叠嶂，修竹摇翠，清澈的芦河像一条玉带绕山脚飘然而过。虽然是山头，但这里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站在校门口，前面广阔秀美的田野和街道、村子尽收眼底。
当时办学有个时尚就是学共大，半工半读，把学校办在山头上。 我们是从家里挑着土箕、箱里藏着镰刀上学的。学校每周都安排了两节劳动课。我们肩挑锄挖，将草木丛生的坑洼地削成平整的操场；我们点绿播春，将荒凉杂芜的山坡辟成一块块盛满丰收希望的小菜园和梯田。也有一整天的劳动课，那是到几里地去砍棍柴。空旷寂寥的山谷迎来了我们这群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气氛立时沸腾起来。我们那喜鹊般的说笑声、呼叫声还有劈里啪拉的砍柴声混响成了一曲宏大的青春交响曲，在空谷中回荡。
那个时候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管会主任”是位老革命，没上过学。说是“管理学校”，据我看，不过是帮助学校打理山塘、菜地和稻田。有时上课也坐到我们教室后面的门边看看，若哪位同学上课不用心让他发现，课后准被找去“忆苦思甜”一番。有时也到我们劳动课的现场指点一二，却很少评说谁干得好谁干得差，强调得最多的倒是：把书读好！
学校当然重视文化教育，或者准确一点说，学校重视劳动体育课不仅是当时大环境的要求，也是学校办好文化课的一种方式。我们校长曾屡屡在师生大会上深有感触地阐述体力锻炼与上好文化课的密切关系。他上学时曾是学校文化课的尖子生，就特别重视艺术体育的学习训练，还曾在学校田径竞赛中摘金夺银，当然也是劳动课中的好把手。
高考恢复后，文化课就抓得更紧了。粉碎“四人邦”，结束了“十年文革”，教师的奉献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个个磨拳擦掌要把被耽搁的时光夺回来。我们怎么也不会忘记，那时教师宿舍灯光时常长夜难熄，那是我们老师在备课、改作业，“丹心一片育桃李”。我也忘不了，浓荫蔽日的竹林下，曾洒满过我们爽朗的读书声，游鱼慢翔的山塘边曾留下我们解题时苦苦思考的脚印。当时师资不足，学校便把全公社文化水平高的知青民办老师都择优“挖”过来，或放在高二毕业把关，或充实到初中部。
不得不说，尽管高考竞争剧烈，但学校却并没有片面追求升学。文体活动使紧张的学习弛张有韵。尤值一提的是，学校能那么尊重学生的个性。当时学校文科教师奇缺，特别是史地老师。我理科成绩虽然几科在学校比赛得奖，却凭自己一时的喜好执意选择文科。老师们都很着急，很生气，轮番劝我改科，还跑到我家做思想工作。但劝归劝，老师们却丝毫没嫌弃我，反倒尽力为我的文科学习提供条件，甚至允许我理化课出去读书看报，后来干脆容许我回家自学史地。学校和班级订的《人民文学》等文艺刊物差不多都让我给借看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旧报的副刊文章也任我剪裁。像巴金的散文《望着总理的遗像》、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等等都是那个时候读到的。那些作品时儿让我泪眼婆娑，时而令我思绪万千，时儿使我热血翻腾，精神亢奋——也许，这些阅读在高考中起不了什么直接的作用，但却熏陶了我的性情，滋养了我稚嫩的思想。
四十余年一瞬间。前不久，在沙洲教书的侄子给我发来了几张母校的照片。现今的母校虽只有初中，却比我那时大多了，也美翻了！高端大气的教学楼，红塑胶铺的田径跑道，绿草如茵的足球场……这些在当年是我们连做梦也想象不出的，教师也大都出身大专以上。但据说却有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来读书，并有爷爷或奶奶跟来侍后。现代人的上学条件实在令人欣喜，不过，我却总又想，如果我们的后人一个个都成了手不捏四两的少爷小姐，那怕也不是什么美妙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