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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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完六盘水本土作家施昱长篇小说《红联碑》时，我沉浸在小说所营造的浓郁的乡土氛围之中，我呼吸到了贵州乌蒙大地的泥土芬芳。贵州知名评论家李晶说：“《红联碑》是一部以贵州六盘水地域环境文化特色为书写背景，运用魔幻与现实交融的手法，描写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文学地标麒麟阁湖，平凡人曲折而又紧跟时代发展的奋斗历程。”对此，我深有同感。
施昱生长、生活在贵州乌蒙山腹地的乡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有深切的了解，记忆里流淌的都是乡间故事，内心里活跃的都是乡间人物。对他来说，乡村有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红联碑》以多角度和魔幻与现实交融的手法向读者畅述了乡村生活的多元化、复杂化和时代的变迁。整部作品源于作家多年的生活积累和理性思考，把一个作家扎实的功底和不懈的努力展现给了读者，无论从人物的内心构造还是外在情感的表述，都是淋漓尽致的，给了读者一个从多层面解读它的价值取向。整部作品体现以乡村为载体，沾满泥土的芬芳，说明作家的内心深处，乡土在他心中起到了巨大的震撼作用，促使作家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怀恋、呼唤故土一切美好的东西。
首先，《红联碑》的地域文化特色被读者广泛注意。生动活泼的、具有贵州西部特有的泥土气息的语言、俗语的大量运用，即使相关地区的读者具有绵延不绝的亲切感，也赋予了文本强烈而鲜明的地域文学特色。诸如“就这麻窝”“挨千刀的”“拱屎虫”等大量方言比比皆是。如何在乡土叙事间适当引用地方方言要素，已经成为乡土小说创作中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联碑》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还有“路边苞谷青又青，麒麟阁湖似海深”“妹家门前一棵瓜，好多年代不开花”等山歌也是乌蒙大山风情风物的特殊符号。通读《红联碑》，读者可以发现，小说中引用地方山歌、谚语、歌谣、俗语恰到好处，乡土味、泥土味赖以凸显，形成贵州西部乡村特有的人文场域，书中人物由此变得立体、丰满起来。
其次，《红联碑》关注底层普通人物的命运让人深思。
“贴着人物写”是我国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经验之谈，《红联碑》就是贴着人物写的一部小说，而且更加关注底层普通人物。诸如干兄弟、干爹、干娘、三叔、幺叔、桃花、大毛、监狱长等等，一系列栩栩如生、个性各异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六盘水小说人物长廊。小说中的干兄弟聪明、敢作敢当，幺叔踏实、上进，大毛勤奋、善良，桃花漂亮、和气，监狱长的正直、善良……人物群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一部《红联碑》，简直就是一部贵州西部民间人物的“草根杂传”。
再次，《红联碑》中大量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让故事在平凡中又显奇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光怪陆离、虚幻恍惚的情境，给现实生活描述增加了辽阔的想象空间。作家结合现实生活，加以虚构想象，形成生死不辨、人鬼不分，幻觉和真实相混、神话和现实并存的文学意境。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干兄弟在红联碑上抚摸着幺叔血红的名字时，他想起幺叔在修凿麒麟阁湖隧道牺牲的那个阴暗的雨天。”这样的开头，颇能让人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场白。另外，这部小说中大量隐喻、魔幻、对比、移觉、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的交织运用，使故事更加丰富多彩，让作品更显艺术张力。
此外，《红联碑》中的散文化书写，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抒情性作品通常呈现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诗意想象空间。作为一部小说，《红联碑》的叙事结构和节奏带有散文化倾向。作家采用细腻的笔法，用最充沛的情感来抒发自己对故乡最真诚、最纯洁的爱。小说中既有将近乎散淡的日常生活书写，也有如诗如画的风景描绘，这让作品变得很唯美，读起来很畅快。如“麒麟河如一条从天空缓缓飘落的绸缎，S形地铺展在红‘母’岩前的高原坝子里。那条时而清澈时而浑浊的河流，在S形的河道中，头不知从哪儿来，尾也看不清尽头。”“梨树林里的泉水，映照着‘扒手’猴急的嘴脸。梨花林里的鸟鸣，在掩埋‘扒手’的身影，风嘶鸣怒吼。马路湾昏暗，天空凝滞。”等散文化书写句子的大量运用，让文本富有浪漫抒情色彩，富有诗意。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总之，作为“2022年度六盘水市文艺精品创作重点扶持项目”的长篇小说《红联碑》是一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热情讴歌时代，沾满泥土芬芳气息的现实题材作品，饱含了作者对笔下人物、地域的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