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舞台

         最初的舞台

荆毅

 如果把职业人生看成是一场演出，那么南陵格林侯家山就是我人生最初的舞台；如果以哲学家梭罗的眼光看来，那个到处生长树木与浆果的侯家山也是我踏入社会的一座大学。

说不清为什么，在睽违侯家山数十年后，我依然恋栈当年果壳里的那一点点静好和踏实，感恩在那里的相遇，以致其它地方犹如浮云，我总是在云上飘忽不定。昆德拉说，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以为移到职业人生上来亦然。当年我从卫校毕业，就像一棵种子那样被种进侯家山，落地生根，风雨十三年……

一 历练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一天，从卫校毕业的我风尘仆仆地赶往南陵县格林精神病院报到。医院坐落在侯家山，粗糙的混凝土门楼上竖着一块木牌，白底黑字：芜湖地区精神病医院。它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芜湖四院前身。从那一刻起，我将开启新的人生，这一年我虚十九岁。

一踏进医院的围墙，满地碎石炭渣，四处是晃悠的家禽与它们的排泄物，估计是院外农家养的鸡鸭进来散步。有一个候诊的女性患者模仿着播音员，在操场上大声播报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有大雨……” 动静之大，令人侧目。一眼扫过去，除了高高的食堂，行政区、门诊部与几个病区，清一色灰楚楚的平房，低矮地趴在侯家山上。还有一个由待业的职工家属子女组成的知青点，也像一个临时病区，我一直不太清楚它的职能。看不到大医院的整洁与排场，看不到楼房。之后穿过一条南北水泥道，最北端围墙边居然有一幢三层砖楼，我们的集体宿舍就在那里。我当时很有些沮丧，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滋生出一腔莫名的忧愁。

一周后，我开始上岗，因为是检验科，在精神病院最先体验的工作记忆，是看显微镜下的标本。某天，我看到血片里有疟原虫的滋养体，就在报告单上大大方方地写上：阳性。科室同事很惊讶，阳性！这个患者查过多次，一直给出谨慎的阴性报告。后来他们挨个看我的血片，问滋养体在哪？我把它调到镜下显著的位置，说，就是那个环状体，像个戒指。随后我保留了那张标本，讲解滋养体的特性与染色时注意事项。类似的经历还有，给本院一位许姓职工报告微丝蚴阳性，确诊他的丝虫病。此前，给他的一直也是阴性报告。我让科室同事仔细观察镜下的微丝蚴特征。通过这两件事还有后来的生化检测，让我很快成为科室业务骨干。那一刻我很感谢母校与我实习医院的老师。原来他们教会我许多有用的知识，让我在新的岗位上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觉得后来科室检验质量的提升，以及若干年后医院整体搬迁新检验科的创建、布局，都有我的一份小小奉献。

二 抗灾

一九八三年夏天发大水，洪水吞没了许多城乡，安徽省受灾面积很大。四院虽然是地处偏远的专科医院，但在历史重大的灾情面前从未缺席。无论是数年前的“非典”，还是当下的“新冠”疫情，四院都是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当时面对特大洪灾，医院紧急行动，我与同事组成的五人抗灾医疗小分队第一批派往郞溪县灾区。

经过郞溪县城时，一路上我们看到街道上行船，房子淹到门楣，真是一片汪洋。目的地叫幸福乡，受灾严重。当晚驻扎在一块高地，应该说是一座小山。帐篷倚树而建，白天太阳很烈，棚内气温高达五六十度，夜晚凉下来又有许多蚊虫，没电，熄了蜡烛，山顶一片漆黑。不能看书，太早又睡不着，我幸亏带了支口琴找个地方去吹一吹，或者背一背诗词，那个年纪，风雅自赏是最活跃的一种私情，一点也意识不到矫情。但我更喜欢借着夜色凝视那些树，在黑暗中看久了，就没有那么黑，能够分得清那些树种类，有松树，也有杂树，我不太喜欢常青的松树，杂树更令我体验到美感，它具备随时令之变而变的本能，虽未入秋，杂树就开始叶黄，我们对生命的体验，似乎可以从这些应时而变的杂树深入下去。

最初几天，接诊病人越来越多，多半是肠道感染，偶尔也有外伤患者。输液架不够，瓶子就挂到树上，最严重时注射器都不够用。我带去一架小小的显微镜，一些玻片与试管。那些日子，重复的血、尿常规叫人疲于应付。一个月下来，我们吃不到新鲜蔬菜，餐餐是鱼，头几天还高兴这里居然把鱼当小菜吃，几周下来就腻了，特别想吃青菜，看到鱼就没了食欲，甚至想吐。与我一起的几位同事也一样怀念蔬菜。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以后再没有过。当时没地方理发，一个多月后，我们四位男士看上去个个人瘦毛长，只有长发的护士变化不大。

我一直难忘那一段共同度过的特殊岁月。记得当洪水退去疫情好转，我们要离开了，乡亲们依依惜别，仿佛亲人。人都有自己生长的背景，在当地乡亲中，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一些多么影响深远的大事时，这里却只属于依山傍水劳作的时刻，他们不会心怀一抹淡淡闲愁而是对山野蘑菇的分布了然于胸；对河汊的鱼情心心念念；对季节农事一丝不苟。有位特好心的大嫂还问我们中谁有没有对象，她平时常送些吃的给我们，家里有两个好看的闺女初长成， 我估计时间再长些，像当年插队知青那样，或许我们中真有人把根留下，留在幸福乡！好多年后，我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散文发在上海《萌芽》杂志上，题目叫《珍惜相聚》。如今这当年五人小分队成员有的职业生涯收官，有的路径变更，有的长成专家，有的跨界成著名律师。人生果真如戏，谁也难测下一幕剧情之变。

三 图书室

坦率地说，对于青春的我，四院太寂寞。上班在围墙内，下班在围墙内，周末还在围墙内。那一圈围墙内，方圆只有五万平米。灰色的建筑之外，有树林，竹园、菜园、水井，夏天还看到乱爬的虫子，奔跑的黄鼠狼，甚至蛇也光顾那些低矮简陋的平房宿舍。有个护士早上去冲开水，一提水瓶，居然盘了条赤练蛇。我也有类似的遭遇，是上卫生间，那时还没抽水马桶，一条蛇稳稳地占了我要蹲的地方。此后很长的日子里每次都要小心察看后，才敢如厕。

当年我唯一喜欢的地方，是医院有个不大的图书室，隔成两半，前区阅读，后区藏书。原来也是可以看到一些医学、科普类著作与一些文学名著，还有一些当年发行量很大的报刊。印象中有《读者文摘》《小说选刊》 《青年博览》 《知音》 《安徽青年报》等，这真让我喜出望外。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兴起后，整个社会突然文艺起来，对文学有一种莫名的热衷。杂志刊物上，青年人刊登个征婚启事，都要在一字一金的正文内，添上“本人爱好文学”字样。马尔克斯说每一个生命都有灵魂，只是怎样唤醒它们。我觉得正是这样的风气加上四院的寂寞，唤醒了我崇尚文学的灵魂。在学校读书时，我就订阅过《小说月报》，还尝试诗歌写作。如今，在这个安静的图书室里，我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摘抄喜欢的诗文和句子。是图书室收留了我那颗不安份的心。忙完本职工作，那儿成了我的天堂。正是那个时候，我萌生写作的念头，那种厚厚的硬面抄，我写完好几本，主要是诗歌、散文，还有短篇小说。然后试着投稿。我的“处女”作是一篇散文，发在《安徽青年报》副刊。那天下二病区，万主任说：“小董，刚送来的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作者与你名字一模一样，会是你写的吗？”我一看名字《毛线衣》，立刻点头，是我写的。啊，你会写文章！同事们很惊讶。当时我自己感觉有一道电流袭来让我晕眩。见报了，还是头条，还配了图，一千五百多字！真没想到能发表。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大作家贾平凹当年在《西安日报》副刊发处女作时，他拿着样刊狂奔，大声叫喊：我的作品发表啦！几近疯状，说实话，我感同身受。现在的人也许无法理解，不就是发了篇小稿子，至于吗？可当时那个崇尚文学的年代，一个有文学梦的人第一次发了作品，真的是人生大事。至今还记得，我回到门诊时，白大褂口袋里揣着那份样报，非常躁动，特别想拿出来给遇到的同事看看，要下很大的气力才能保持淡定。从此以后，穿白大褂的我，白天坚守医院岗位，夜晚基本是阅读和写作。

四 联欢

青年人趋向欢乐，就像植物趋向阳光一样执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难忘记在四院时与安徽大学大历史系学生的一场联欢。

这得介绍一下背景。在南陵四院围墙之外，是一个被称着千峰山的地方。一座极为平常的小山，裸露的黄土，稀疏的灌木丛，许多次我曾经散步到那里，黄昏时野兔等小动物们不时出没其间。《南陵县志》关于千峰山有这样一段记载：“千峰山位于县城东郊，绵延十余华里，由万座小山包组成，故千峰山又名千峰墩，墩者，土堆也，形成年代不详。”千峰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历史翻到了一九八四年这一页，安徽全省文物大普查开始了。省文物考古专家们也来了，在经过数月的考察后他们激动地向世人作了这样的宣布：“千峰山是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古墓群！”那时几个山包被挖开，有了惊人的发现：云雷纹垂鼎、几何印纹陶器、夹砂陶器等一大批随葬物品在坟墓中出土了。专家鉴定系一批春秋时的青铜器和陶器。这里也就成了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大历史系的学生们，就是在那个节点来到四院的。白天考察古墓群，夜来太寂寞，他们之中有位漂亮的女生，高个白皙，穿着绿色衣裙走进围墙，像飘进来一朵彩云。她是学生会干部，来到我们医院联系，想与我们开一场联欢舞会。院领导让团支部操办，我们几个支委与团员们立马行动起来，决定将高大宽敞的食堂作为舞池。拆去餐桌，拉上彩纸，搬来音响，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那是一个狂欢之夜，不仅是青年团员职工悉数登场，许多会跳舞的中老年医护人员，在场边观看一阵后，也情不自禁地加入舞池，他们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而那些大方的安大学生，无论男生女生，都主动上来邀舞。他们还表演了一些现代舞。青春气息，感染人心。完全不会跳舞的人，也围在一边不肯走开，连邻院的村民都围过来看热闹。我想这是四院青年人的节日，在缺少娱乐的日子里突然闪现，特别具有吸引力。以致在他们走后，我在内心还期待有这样的机会再度来临，但是一直没有。某些周末的夜晚，年轻人为排遣寂寞，会带上手电筒，骑单车去几公里外的县城看场电影。而我呢，阅读让我生长出冥想与期待，我不再害怕寂寞，与寂寞相亲相爱。但那时，我也常常为读到的文字困惑。比如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时，他就生病了，因为无论是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一个人这样做，只能说明他未得到满足的原欲过剩。”现在到了人生秋季，似乎能品味他的语意，而当年是困惑茫然的，内心纠结，未来我要去经历什么，什么样的经历能让我人生熠熠生辉？

五 改行

光阴荏苒，时间很快来到一九九五年，此时，四院已迎来重大发展 ，整体从南陵搬迁至芜湖市区。也早已更名为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此时的我，在四院娶妻生子，自学文凭，当了科室负责人，完成了人生的重头戏。但这一年，我的职业轨道还是发生重要改变：我考进芜湖日报社成为一名副刊记者、编辑。 从医院到报社，除了人生机缘，其间的纽带应是我此前在报刊发表的近百篇文章。当年剪贴了两大本。还曾在《星期刊》写过专栏。这对于处在辅助科室的我，心理上是一种支撑，一种对自尊的支撑。

当时四院两位主要领导曾诚心挽留我，因为我执意离开，想圆心中的一个文字梦，我承诺走之前一定传帮带，安排好科室工作，他们最后还是给我开了绿灯，至今令我感恩。调离后，我为四院宣传也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记得多次给四院医护人员写过或修改过演讲稿，她们在卫生系统演讲中屡屡获得好成绩让我倍感欣慰。有很长一段时间，与报社同事讲到四院时，一不小心就会说成“我们医院……”。对于我来说，从二十到三十岁这一段，可能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十年，而这十年基本是在四院五万平米的围墙里度过的，它的狭窄制约我，也成就我。

这些年，我一边做新闻媒体，一边私人化写作。其实，这是气质和状态都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文学写作，能把一个人带入理想主义私域，那是一块精神的自留地，独立、诚实、纯粹，怎么耕耘都不过分。眼下这个时代你很难找到更干净且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事了，但私人化的写作可以满足你。

做新闻，我的体会就是同时代的毛病打交道，虽然有高歌猛进的主旋律，有榜样式的人物，但新闻还是会让一个人见证更多的社会阴暗。记者与医生完全不一样，前沿的记者会蒙受更多的荆棘与硝烟。但它让你活得接地气，让你与世界保持及时、紧密的联系，体会生存的艰难与复杂，同时它赋于你这样的公民角色，你在参与塑造并改变着自己的环境，你不是一个旁观者或缺席者，你不是无力的受众，不是一个消极的受害者。我可以举个例子，当年我住月河新村时，中江桥南新时代商业街离芜南路最近的那道门最初是没有的，在与开发商的交涉无果，最后动用了大媒体的力量，才有了那道门。时至今日，每次经过那道门，我内心都有些莫名窃喜。

有人曾问我，现在记者收入不如医生，你后悔吗？我不后悔。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有的人只是将它作为职业，有的人则縁于深情。无论我天赋如何，对于文字我曾满怀深情。尽管媒体与写作不一样。写作，是一个人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它倾注了个人的爱、浪漫和肯定；媒体，是一个人与广场对话的模式，它表达着你的理性、逻辑和反对。前者让你体验着积极与自由，后者让你意识到公共与责任。

眼下，我差不多已看得见职业的终点，但不是写作的终点，我还会写，也喜欢读。所有生命都有其内在的渴望，而人生这样的渴望格外多维。就像作家史铁生说的： 巨大的存在之消息被分割进亿万个小小的肉体，小小的囚笼，亿万种欲望拥挤摩擦，相互冲突又相互吸引。 我永远是一个小小的囚笼，也是小小的宇宙。

最初的舞台和大学

荆毅

如果把职业人生看成是一场演出，那么南陵格林侯家山就是我人生最初的舞台；如果以哲学家梭罗的眼光看来，那个到处生长树木与浆果的侯家山也是我踏入社会的一座大学。

说不清为什么，在睽违侯家山数十年后，我依然恋栈当年果壳里的那一点点静好和踏实，感恩在那里的相遇，以致其它地方犹如浮云，我总是在云上飘忽不定。昆德拉说，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以为移到职业人生上来亦然。当年我从卫校毕业，就像一棵种子那样被种进侯家山，落地生根，风雨十三年……

一 历练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一天，从卫校毕业的我风尘仆仆地赶往南陵县格林精神病院报到。医院坐落在侯家山，粗糙的混凝土门楼上竖着一块木牌，白底黑字：芜湖地区精神病医院。它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芜湖四院前身。从那一刻起，我将开启新的人生，这一年我虚十九岁。

一踏进医院的围墙，满地碎石炭渣，四处是晃悠的家禽与它们的排泄物，估计是院外农家养的鸡鸭进来散步。有一个候诊的女性患者模仿着播音员，在操场上大声播报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有大雨……” 动静之大，令人侧目。一眼扫过去，除了高高的食堂，行政区、门诊部与几个病区，清一色灰楚楚的平房，低矮地趴在侯家山上。还有一个由待业的职工家属子女组成的知青点，也像一个临时病区，我一直不太清楚它的职能。看不到大医院的整洁与排场，看不到楼房。之后穿过一条南北水泥道，最北端围墙边居然有一幢三层砖楼，我们的集体宿舍就在那里。我当时很有些沮丧，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滋生出一腔莫名的忧愁。

一周后，我开始上岗，因为是检验科，在精神病院最先体验的工作记忆，是看显微镜下的标本。某天，我看到血片里有疟原虫的滋养体，就在报告单上大大方方地写上：阳性。科室同事很惊讶，阳性！这个患者查过多次，一直给出谨慎的阴性报告。后来他们挨个看我的血片，问滋养体在哪？我把它调到镜下显著的位置，说，就是那个环状体，像个戒指。随后我保留了那张标本，讲解滋养体的特性与染色时注意事项。类似的经历还有，给本院一位许姓职工报告微丝蚴阳性，确诊他的丝虫病。此前，给他的一直也是阴性报告。我让科室同事仔细观察镜下的微丝蚴特征。通过这两件事还有后来的生化检测，让我很快成为科室业务骨干。那一刻我很感谢母校与我实习医院的老师。原来他们教会我许多有用的知识，让我在新的岗位上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觉得后来科室检验质量的提升，以及若干年后医院整体搬迁新检验科的创建、布局，都有我的一份小小奉献。

二 抗灾

一九八三年夏天发大水，洪水吞没了许多城乡，安徽省受灾面积很大。四院虽然是地处偏远的专科医院，但在历史重大的灾情面前从未缺席。无论是数年前的“非典”，还是当下的“新冠”疫情，四院都是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当时面对特大洪灾，医院紧急行动，我与同事组成的五人抗灾医疗小分队第一批派往郞溪县灾区。

经过郞溪县城时，一路上我们看到街道上行船，房子淹到门楣，真是一片汪洋。目的地叫幸福乡，受灾严重。当晚驻扎在一块高地，应该说是一座小山。帐篷倚树而建，白天太阳很烈，棚内气温高达五六十度，夜晚凉下来又有许多蚊虫，没电，熄了蜡烛，山顶一片漆黑。不能看书，太早又睡不着，我幸亏带了支口琴找个地方去吹一吹，或者背一背诗词，那个年纪，风雅自赏是最活跃的一种私情，一点也意识不到矫情。但我更喜欢借着夜色凝视那些树，在黑暗中看久了，就没有那么黑，能够分得清那些树种类，有松树，也有杂树，我不太喜欢常青的松树，杂树更令我体验到美感，它具备随时令之变而变的本能，虽未入秋，杂树就开始叶黄，我们对生命的体验，似乎可以从这些应时而变的杂树深入下去。

最初几天，接诊病人越来越多，多半是肠道感染，偶尔也有外伤患者。输液架不够，瓶子就挂到树上，最严重时注射器都不够用。我带去一架小小的显微镜，一些玻片与试管。那些日子，重复的血、尿常规叫人疲于应付。一个月下来，我们吃不到新鲜蔬菜，餐餐是鱼，头几天还高兴这里居然把鱼当小菜吃，几周下来就腻了，特别想吃青菜，看到鱼就没了食欲，甚至想吐。与我一起的几位同事也一样怀念蔬菜。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以后再没有过。当时没地方理发，一个多月后，我们四位男士看上去个个人瘦毛长，只有长发的护士变化不大。

我一直难忘那一段共同度过的特殊岁月。记得当洪水退去疫情好转，我们要离开了，乡亲们依依惜别，仿佛亲人。人都有自己生长的背景，在当地乡亲中，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一些多么影响深远的大事时，这里却只属于依山傍水劳作的时刻，他们不会心怀一抹淡淡闲愁而是对山野蘑菇的分布了然于胸；对河汊的鱼情心心念念；对季节农事一丝不苟。有位特好心的大嫂还问我们中谁有没有对象，她平时常送些吃的给我们，家里有两个好看的闺女初长成， 我估计时间再长些，像当年插队知青那样，或许我们中真有人把根留下，留在幸福乡！好多年后，我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散文发在上海《萌芽》杂志上，题目叫《珍惜相聚》。如今这当年五人小分队成员有的职业生涯收官，有的路径变更，有的长成专家，有的跨界成著名律师。人生果真如戏，谁也难测下一幕剧情之变。

三 图书室

坦率地说，对于青春的我，四院太寂寞。上班在围墙内，下班在围墙内，周末还在围墙内。那一圈围墙内，方圆只有五万平米。灰色的建筑之外，有树林，竹园、菜园、水井，夏天还看到乱爬的虫子，奔跑的黄鼠狼，甚至蛇也光顾那些低矮简陋的平房宿舍。有个护士早上去冲开水，一提水瓶，居然盘了条赤练蛇。我也有类似的遭遇，是上卫生间，那时还没抽水马桶，一条蛇稳稳地占了我要蹲的地方。此后很长的日子里每次都要小心察看后，才敢如厕。

当年我唯一喜欢的地方，是医院有个不大的图书室，隔成两半，前区阅读，后区藏书。原来也是可以看到一些医学、科普类著作与一些文学名著，还有一些当年发行量很大的报刊。印象中有《读者文摘》《小说选刊》 《青年博览》 《知音》 《安徽青年报》等，这真让我喜出望外。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兴起后，整个社会突然文艺起来，对文学有一种莫名的热衷。杂志刊物上，青年人刊登个征婚启事，都要在一字一金的正文内，添上“本人爱好文学”字样。马尔克斯说每一个生命都有灵魂，只是怎样唤醒它们。我觉得正是这样的风气加上四院的寂寞，唤醒了我崇尚文学的灵魂。在学校读书时，我就订阅过《小说月报》，还尝试诗歌写作。如今，在这个安静的图书室里，我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摘抄喜欢的诗文和句子。是图书室收留了我那颗不安份的心。忙完本职工作，那儿成了我的天堂。正是那个时候，我萌生写作的念头，那种厚厚的硬面抄，我写完好几本，主要是诗歌、散文，还有短篇小说。然后试着投稿。我的“处女”作是一篇散文，发在《安徽青年报》副刊。那天下二病区，万主任说：“小董，刚送来的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作者与你名字一模一样，会是你写的吗？”我一看名字《毛线衣》，立刻点头，是我写的。啊，你会写文章！同事们很惊讶。当时我自己感觉有一道电流袭来让我晕眩。见报了，还是头条，还配了图，一千五百多字！真没想到能发表。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大作家贾平凹当年在《西安日报》副刊发处女作时，他拿着样刊狂奔，大声叫喊：我的作品发表啦！几近疯状，说实话，我感同身受。现在的人也许无法理解，不就是发了篇小稿子，至于吗？可当时那个崇尚文学的年代，一个有文学梦的人第一次发了作品，真的是人生大事。至今还记得，我回到门诊时，白大褂口袋里揣着那份样报，非常躁动，特别想拿出来给遇到的同事看看，要下很大的气力才能保持淡定。从此以后，穿白大褂的我，白天坚守医院岗位，夜晚基本是阅读和写作。

四 联欢

青年人趋向欢乐，就像植物趋向阳光一样执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难忘记在四院时与安徽大学大历史系学生的一场联欢。

这得介绍一下背景。在南陵四院围墙之外，是一个被称着千峰山的地方。一座极为平常的小山，裸露的黄土，稀疏的灌木丛，许多次我曾经散步到那里，黄昏时野兔等小动物们不时出没其间。《南陵县志》关于千峰山有这样一段记载：“千峰山位于县城东郊，绵延十余华里，由万座小山包组成，故千峰山又名千峰墩，墩者，土堆也，形成年代不详。”千峰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历史翻到了一九八四年这一页，安徽全省文物大普查开始了。省文物考古专家们也来了，在经过数月的考察后他们激动地向世人作了这样的宣布：“千峰山是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古墓群！”那时几个山包被挖开，有了惊人的发现：云雷纹垂鼎、几何印纹陶器、夹砂陶器等一大批随葬物品在坟墓中出土了。专家鉴定系一批春秋时的青铜器和陶器。这里也就成了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大历史系的学生们，就是在那个节点来到四院的。白天考察古墓群，夜来太寂寞，他们之中有位漂亮的女生，高个白皙，穿着绿色衣裙走进围墙，像飘进来一朵彩云。她是学生会干部，来到我们医院联系，想与我们开一场联欢舞会。院领导让团支部操办，我们几个支委与团员们立马行动起来，决定将高大宽敞的食堂作为舞池。拆去餐桌，拉上彩纸，搬来音响，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那是一个狂欢之夜，不仅是青年团员职工悉数登场，许多会跳舞的中老年医护人员，在场边观看一阵后，也情不自禁地加入舞池，他们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而那些大方的安大学生，无论男生女生，都主动上来邀舞。他们还表演了一些现代舞。青春气息，感染人心。完全不会跳舞的人，也围在一边不肯走开，连邻院的村民都围过来看热闹。我想这是四院青年人的节日，在缺少娱乐的日子里突然闪现，特别具有吸引力。以致在他们走后，我在内心还期待有这样的机会再度来临，但是一直没有。某些周末的夜晚，年轻人为排遣寂寞，会带上手电筒，骑单车去几公里外的县城看场电影。而我呢，阅读让我生长出冥想与期待，我不再害怕寂寞，与寂寞相亲相爱。但那时，我也常常为读到的文字困惑。比如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时，他就生病了，因为无论是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一个人这样做，只能说明他未得到满足的原欲过剩。”现在到了人生秋季，似乎能品味他的语意，而当年是困惑茫然的，内心纠结，未来我要去经历什么，什么样的经历能让我人生熠熠生辉？

五 改行

光阴荏苒，时间很快来到一九九五年，此时，四院已迎来重大发展 ，整体从南陵搬迁至芜湖市区。也早已更名为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此时的我，在四院娶妻生子，自学文凭，当了科室负责人，完成了人生的重头戏。但这一年，我的职业轨道还是发生重要改变：我考进芜湖日报社成为一名副刊记者、编辑。 从医院到报社，除了人生机缘，其间的纽带应是我此前在报刊发表的近百篇文章。当年剪贴了两大本。还曾在《星期刊》写过专栏。这对于处在辅助科室的我，心理上是一种支撑，一种对自尊的支撑。

当时四院两位主要领导曾诚心挽留我，因为我执意离开，想圆心中的一个文字梦，我承诺走之前一定传帮带，安排好科室工作，他们最后还是给我开了绿灯，至今令我感恩。调离后，我为四院宣传也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记得多次给四院医护人员写过或修改过演讲稿，她们在卫生系统演讲中屡屡获得好成绩让我倍感欣慰。有很长一段时间，与报社同事讲到四院时，一不小心就会说成“我们医院……”。对于我来说，从二十到三十岁这一段，可能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十年，而这十年基本是在四院五万平米的围墙里度过的，它的狭窄制约我，也成就我。

这些年，我一边做新闻媒体，一边私人化写作。其实，这是气质和状态都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文学写作，能把一个人带入理想主义私域，那是一块精神的自留地，独立、诚实、纯粹，怎么耕耘都不过分。眼下这个时代你很难找到更干净且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事了，但私人化的写作可以满足你。

做新闻，我的体会就是同时代的毛病打交道，虽然有高歌猛进的主旋律，有榜样式的人物，但新闻还是会让一个人见证更多的社会阴暗。记者与医生完全不一样，前沿的记者会蒙受更多的荆棘与硝烟。但它让你活得接地气，让你与世界保持及时、紧密的联系，体会生存的艰难与复杂，同时它赋于你这样的公民角色，你在参与塑造并改变着自己的环境，你不是一个旁观者或缺席者，你不是无力的受众，不是一个消极的受害者。我可以举个例子，当年我住月河新村时，中江桥南新时代商业街离芜南路最近的那道门最初是没有的，在与开发商的交涉无果，最后动用了大媒体的力量，才有了那道门。时至今日，每次经过那道门，我内心都有些莫名窃喜。

有人曾问我，现在记者收入不如医生，你后悔吗？我不后悔。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有的人只是将它作为职业，有的人则縁于深情。无论我天赋如何，对于文字我曾满怀深情。尽管媒体与写作不一样。写作，是一个人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它倾注了个人的爱、浪漫和肯定；媒体，是一个人与广场对话的模式，它表达着你的理性、逻辑和反对。前者让你体验着积极与自由，后者让你意识到公共与责任。

眼下，我差不多已看得见职业的终点，但不是写作的终点，我还会写，也喜欢读。所有生命都有其内在的渴望，而人生这样的渴望格外多维。就像作家史铁生说的： 巨大的存在之消息被分割进亿万个小小的肉体，小小的囚笼，亿万种欲望拥挤摩擦，相互冲突又相互吸引。 我永远是一个小小的囚笼，也是小小的宇宙。

作者简介：荆毅（董金义）中国作协会员 书画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