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老家,过年打扑克成为普遍的风气。在我小的时候,记得每到春节前后,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打扑克,炕上放张桌,四人围着坐,旁边围上一圈人看热闹,吸烟的吸烟,嗑瓜子的嗑瓜子,好不热闹。
打扑克有两种玩法,一种是打升级,坐对圈的两人为一伙,从A打到K,往返复始,虽然不动输赢,但打的起劲,一般都是女人们的专利。一种是三打一,多为男人参与,以赢钱为主。过年时,老叔喜欢找清静的人家,约上屯中的几位高手打扑克,我们在旁静静观瞧,久而久之也跟着学会了。
我入行较早,十几岁时就参与到了这个行列。放了寒假,作业不多,打扑克成了一天中最主要的消遣。去玩的时候,每个人都带包烟、揣盒火,抽自己的,也抽对方的。没有钱时赢烟卷,可以在小卖店赊账,过年有钱了再给,所以在小卖店,爱打扑克的人几乎都有自己的户头。
临近春节了,手头有钱了,玩法也升级,由打三拿一换成了“推”,这已不是简单的娱乐,而是演变到耍钱,赌博的性质。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屋,一人做庄,其他人在“四门”压钱,看热闹的可以跟门下注,随赢随输,俗称“挂油瓶”。庄家发牌前有人先揭“点”,发牌的张数也有讲究,单张飞、俩俩的、三拿一、一拿三、把来,章法不一。庄家全赢叫“杀通”,全输叫“开锅”。经常玩的高手,握牌紧,捂的严,一张一张捻着看。尖玩赢几把见好就收,腻玩输赢没够。我们小孩子爱看热闹,有时也“挂油瓶”。可父亲对我管教极严,玩三打一他不怎么管,看推扑克绝不容许。有一次,我去西院看推扑克被父亲发现了,他不动声色地进屋,发现他后我乖乖地回家。通常他走在我身后,有时冷不丁地踢我一脚,吓得我极度紧张。也有时我跟在他身后,趁他不注意,急忙掏出兜里的钱塞进栅栏里。
那时候我家烧酒,春节前都要出去齐帐。有一年我齐回几元钱没上交,去看推扑克时输了。担心被父亲发现,我惶恐不安。为了尽早把这几元钱补上,我夜晚在外面蹲守一夜,我想到了抢,想到偷,想到人的犯罪有时只是一念之间。幸好我没有做出蠢事。
在此后的一年里,我魂不守舍,老师上课听不进去,心思已不在学习上,寻思着怎样才能把这几元钱顶上。就在那半年多时间里,我数学、外语严重偏科。到了年底,情况败露,不但遭到父亲的严厉惩罚,学习进度也严重跟不上了,以致五年后的高考与大学无缘,这段经历成为我终生的悔憾。
参加工作后,我结婚分出另过,小家也搬到了镇上。我的办公室在镇政府的前院,每晚需要值夜班。漫漫长夜,我靠打扑克消遣时间。晚饭后,政府后院的小会议室、食堂,都成为同事们打扑克的地方。家在街里住的干部,晚上没事也愿意来政府凑手,几乎每个晚上都能成上一到两伙。开始时我们玩三打一,后来换成了抓夹,即先抽出两张牌,再抽一张牌的点能夹到其中为赢,反之为输。这种玩法,输赢反差大,也很惊心动魄。有一个烧锅炉的师傅,借助灯光的反射能看到扑克牌的点数,所以他靠这点小聪明赢了点钱。
我每年春节都回老家过年,吃罢晚饭,首要的任务就是约人打扑克。四娘家、二哥家是我常去之地。玩的人都是家族,也称“杀家达子”,都是叔兄弟和嫂子,边玩边聊,嗑着瓜子,吃着冻梨,不时还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好不享受。玩到半夜是经常的事,有时会玩到凌晨三四点钟,想想真是输赢没够,正应了那句贬损人的话:“一分钱捞一宿”。也难怪四伯家的妹子说,大哥,你让她们赢,要不你后半夜也别想下桌。
我跟他们玩,经常是是不在乎输赢的,一个晚上,只要抓到手里的牌有“王”和“二”,我都毫不例外的“出价”,几乎包打全局,所以多数情况下都以输的结局告终,但却过足了打牌瘾。第二天,妻子会问到战绩,我回答说,没咋地。没咋地啥意思,就是输。我输了也不说输,就说没咋地。
后来家搬到了县城,玩的机会极少了,因为城里人多数打麻将。但我依旧怀念当年打扑克的岁月。我每年春节都回老家,但物是人非,已经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我多想重温当年的场景,玩时不在乎输赢,珍视的是一种感觉,是渐渐远逝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