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下乡的时光

在没进县城前，我在农村乡镇工作了十年。那是我老家的一个小镇，人口有3200之多，区域面积超过150平方公里。上班时除了在办公室处理业务，余下很多时间都在村组下乡。

在基层乡镇，下乡成为一种常态，而下乡频率最多的任务当属“四季歌”，从春到夏、到秋、到冬，每个季节都不空缺。在乡镇上班，时间比在城里宽松， “打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形容农村的懒散。一般上班要在过完正月十五之后，正式收心则在 “二月二”啃完猪头。什么时候镇政府召开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了，也就预示着下乡开始了。作为一名普通的镇干部，我毫不例外地被编入下乡者之列。出发前，政府召集一次早会，总结一下近段工作，部署接下来的任务，公布了人员分工，散会后所有干部各回办公室，准备齐整后相约着下乡了，有的骑摩托，多数骑自行车，镇领导坐着小轿车或吉普车，浩浩荡荡驶出政府，这种壮观的情景在今天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

每个村都派去几个人，镇领导或站、办、所长担任包村组长，一般干部为成员。下到各村后，包村组长同村书记商量，根据工作轻重分配任务。主要是看群众的备耕生产，种子化肥买足没有，种地有啥困难，接着便是发动春耕，开犁播种。这种例行公事的下乡没啥难度，老百姓都知道种地，管与不管其实是区别不大的。有一年，我被分到我老家的那个村，选了一个组在全镇率先开始顶浆打垄。作为现场会，镇里统一组织各村干部前来参观，镇广播站还做了报导，新闻稿是我写的，因为我当时担任广播站编辑，组织现场会也有我一份操持的功劳。

夏季农闲，也有阶段性的下乡安排。检查积造肥就是其中一项。这种检查，待遇还算不错，被检查的村都是好酒好菜待承着，表面上称入户检查，奔走辛苦，实际上是生怕慢待被来检查者员给打了低分。

我检查的那个村共去了四人，到达地点后，每个人又分组下去检查。为了查准积造肥的数量，我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一名村干部配合下，找到该组的组长，又找来两个村民，由组长带路找粪推。检查时，虽然各个小组的屯落分布清晰，但地块相挨着则看不出明显的界限，只能由着所在的组去确认。所以，每被领到一个地块，见到几处粪堆，领头的组长说是便是了。当然也听说过，有的组缺少粪堆，检查时把别的组地块里的粪堆都算进去了。这种情况至少在我检查的组发生的几率是相当低的，因为我的认真查实，基本上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我的监督下，两个村民开始时用米尺量，可能后来觉得粪堆太多，就找个长杆，做好尺寸标记，换成用杆量，这样可以加快进度。两个村民都说我工作 “实”，听起来像在夸我，言外之意是说我较真了。不管他们怎么认为，反正我坚持工作标准，实际多少就是多少，我必须拿到第一手的真实数据。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结束丈量回村里吃饭，发现别的组早就结束了。第二天回镇上开会，有一个包村组长汇报得头头是道，但在领导的追问下，几个数据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简直出了笑话。而我这个组由于查的实，笔笔有据，得到领导的好评。事后才知，汇报出差的那个村有两个组在检查时，偷奸耍滑，数字是坐村干部家里捏估的，根本就没有下户，不出丑才怪呢。

下乡不全是风风光光，有时也是有风险的。有一次我们七个人被派到一个村临时下乡，往回返时已是深夜了。我们各自骑着摩托车，打着大灯，一路狂奔。但上了油柏路，行驶出一段距离后，我发现后面的摩托车没跟上来。侧头回望，只见有人将车停在了岔路口，有的人正向岔路口返回。等我返回到路口时才看清，原来是一名老哥喝多了，车子冲上油柏路时，没往右拐弯，而是直行“飞”到了对面的稻田地里。我们把老哥搀扶着拖上路，庆幸的是，他只受点皮外伤，无大碍。那是我们下乡遇到的最惊险的一次“事故”。

到了秋季，开始进入修路模式。除了全镇性的修路，一些村组为了秋收做准备，普遍修整一次道路，以方便车辆往家运粮。这时正是农村拆炕抹墙的绝佳时节。为了尽快把新抹好的炕面烤干，灶膛里用的绝对是木头之类的硬货。我也借机从大地里掰回嫩玉米，像家人们一样用铁签插入根部，放入灶坑，在红彤彤的火苗的烘烤下，一会儿嫩玉米就被烤熟了，这种灶火烤出来的玉米粒洁净，纹理清晰，不像平时蒿草或者玉米秸秆的火，玉米粒之间隐藏着灰土，需要反复嗑达几次才可入食。拆炕烤玉米，这是农村整个一年中最有趣最值得回味的事情了。

四季歌唱到秋季，便紧锣密鼓进入五秋生产。镇里又一批干部下乡，发动群众抓紧收割庄稼，紧接着是倒地、灭茬子。当时我很纳闷，年年种地，没有谁家不想好好种、多打粮，这个也需要政府来命令吗？如果没有各级干部的催促、安排，老百姓就不种地、不收割了？政府的做法是不是多此一举，费力不讨好，不被群众理解呢？后来又一想，正儿八经的庄稼人确实不用管，管多了形同添乱，而每个村都有一些操蛋户，磨磨蹭蹭，不催促着还真不行，甚至有个别的户耍钱把备耕资金都输光了，春种时无籽下地，没有各级干部的帮助这地还真是很难种的。

冬季，粮食进囤，一些农户着手打粮，随之迎来政府的收粮收款。那时正强力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一些村屯，也发生过一些至今不能理解的事情。有一年我被分到韩家村，天黑下来干部就开始入户，兑现超生罚款，有钱的交钱，没钱的装粮，实在没钱没粮的，装柜子，甚至还有的把马匹都牵走了抵欠账，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做法真是有些不近人情。

有一年冬天，24岁的我被派到二道村搞土地调整。组长对我毕恭毕敬，吃过饭后，我坐在他家炕上给村民开会。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村民独立讲话。组长事先郑重地把我介绍给村民。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自信，振振有词。只要开口说话，村民都会认真的听着，没有人会抢我的话头。我讲完了，他们有的向我提问，都客客气气，仿佛我成了万事通一样。我第一次尝到了做主角的荣耀，被尊重、被重视真是一种极好的感觉。

在冬季，如果赶上村委会换届，干部们还会下乡忙于组织选举。有一次下乡，我被派到老家的那个屯，屯里有个退伍青年想做村干部，而村上原来的干部还想干，这两人论起来都是我家亲属，退伍青年是我堂兄的小舅子，原村干部是我姑父的外甥。下组前，村书记再三嘱咐，选举一定不能出错，要保证选举，哪个组出现异常情况要立即报告。

到了老屯，组里安排两个村民端着票箱各家走，我的任务是监督填选票。结果走了十几家，发现每家的填票出奇的一致，都选举本屯退伍青年，其中端票箱的一个村民还有意提醒各户填票。为了选举公平，我警告这位村民不作任何引导。但走了很多家庭，选票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倒向退伍青年。考虑到出现意外，我赶紧给村书记打电话，报告选举中出现的异常。结果，在最后统计票数时，原村干部的得票还是多于退伍青年。后来听说退伍青年对我老大不乐意，说我有意偏袒村干部。这倒是冤枉了我，我只不过是在公平监督，向书记如实报告了情况。我还是低估了农村工作的复杂性，特别是，在我两个亲属都争村干部情况下，就应该立刻提出回避，免得生出两面不讨好的不快局面。

在我离开乡镇进城后，一年中也会有几次下乡的时候，但这种下乡和当年的下乡不一样了，已找不回当年和农民群众面对面、接地气的感觉了。我经常回忆在乡镇工作过的那段时光，那些下乡到村到组的日子令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