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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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吱吱......呀”，农家老木门的转轴与石头槽臼摩擦的声音，划破了凌晨的寂静，接着是“沙沙沙”的脚步和箢箕、扁担、铁锹之间撞击，我从深深的睡眠中醒来。细小窗户，两扇小木门还栓着，房间内还是黑黢黢的，只有房顶黑瓦丛林里的那两块明瓦传递一丝萌萌的亮光。
母亲早起出门，去大堤外的河滩挑潮沙。可以想象，河滩上一定是北风呼呼，母亲一定是手脚冰凉，耳朵冻得生痛，而挑起两箢箕潮沙，百十来斤重，又一定很费力气，翻过大堤就开始冒汗，又不得不解开衣扣。
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我住的房间很小，还很破，山墙上的砖缝、屋顶上的瓦缝都与大自然的风和雨相通。但是，我有一张温柔的床，母亲浆洗过的大布被子从来都是不轻不重，不冷不热，舒舒服服地盖在身上。每次睡觉，看着屋顶明瓦里的星星和月亮，没几分钟就能进入梦乡。而且，我还是个赖床的惯犯，公鸡打鸣对于我来说完全失去了作用，总要母亲催叫多次。一叫：“天亮了，快起床”。回答是：“嗯，听到了。”二催：“起来冒？”再回答：“在穿衣”......
不管那么多，好容易有个周末，昨夜看了大半夜的书，至今还有点小疲惫，讨人嫌的瞌睡虫爬在眼皮上硬是赶不走。我翻了个身，脸转向右边，又闭上了眼睛。
不知睡了多久，我在惊慌中醒来，被厅堂的响动吵醒，也被房顶小明瓦斜射的霞光惊醒。我一个鲤鱼打挺地下床，趿着布鞋，一边扣衣，一边开窗，还不好意思地大喊大叫：“睡着了，瞌睡虫......”
没有回音，也没有其它的响动。
奇怪，母亲不在堂屋里？是没听见？还是生我的气了？
搁平日，母亲会很快地接话，要么爱抚地骂：“你儿的（你娘的），懒种，太阳晒破屁股了，还好意思说”；要么直接说：“快起来，到河外挑担沙”。
“莫非出了什么大事！”瞬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果然，母亲默默地坐在堂屋里。大门外，箢箕扁担还没收拾，是还要再去挑吗？当时，生产队社员上早工，就是到大河外挑沙垫牛栏猪圈，与牛屎牛尿一起沤成有机肥。队长规定，“跑”三担，记二分工。而大河在二里地之外，来回三趟少说也有十里出头，所以用一个“跑”字。还需六次翻越大堤，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我的父亲是个中学教员，因此，我们家有了许多的代名词，什么“工干家属”“半边户”，“缺劳力户”“缺粮户”等等，好听的难听的都有。往细里说，老的老，小的小，“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母亲成了揩生产队油的“矮子”，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都要拼命地干活挣工分。还有，姐姐小学没念完，早早地放下书本回生产队挣工分——姐倒是很少后悔。她说，没有读书，是因为她读不进。可是，我心里清楚，在生产队就靠工分吃饭穿衣——生产队里分谷子，工分挣得多的人家用箩筐挑，我们家工分少，只够用竹篮子提。而且，我们家老少三代，家大口阔，吃闲饭的人多。所以，每天清晨母亲务必去“跑”三担沙，然后再烧火做早饭。我上中学后，放了学就去大河外挑沙，屯在自家的大门旮旯，再由母亲挑到生产队的牛栏里，为我们家多挣两个工分。
预感事情不妙，我赶忙刷过牙，洗一把脸，捡起大门口的箢箕扁担，拔腿往大河里“跑”。这时，母亲说话了，“不挑了，收拾一下，跟我去姐家里。”一大清早，去姐家？还娘儿俩一起去，这可是头一次。姐家一定出事了。我不敢多问，用扁担翘好大门，乖乖地跟在母亲的身后。
母亲姓罗。罗家是大河对岸的集镇上的大户。说是大户，难免附庸风雅之嫌，既没有“沈万三”家的屋宇连片，商铺成街，田地翻山越岭；更没有“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无非就是家大人多，连续几代都是兄弟成群，记得母亲称呼她的爷字辈（南方人喊叔叔为爷）就有十一个，而且，个个爷家兴人旺。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谋生的行当就多。罗家出过府衙小吏，最高官衔好像是清时“道台”，出门坐大轿。罗家还出过行商坐贾，卖布匹、卖瓷器，卖日用品，船走汉口、景德镇，车行十里八乡。我外公家亦农亦商，畈上种田，河里驾船，街面上还有一间商铺。罗家子孙多读儒书，男孩子垂髫入泮进私塾，也有人到县城里上中学。耳濡目染，母亲打小就敬慕有学问的人，渴望读书识字。可是，置身于旧时的乡村小镇，罗家比一般农户更加封建，父父子子、男女有别，等级森严。母亲很幸运，上有一个哥哥，作为长女，天资聪颖，外公给她取乳名“爱”。但是，外公不可能突出家族的重围，让女儿家抛头露面地走进学堂。母亲只能站在她哥哥的私塾馆门口，偷学《三字经》、《百家姓》，还私下里唱熟了《女儿经》。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颠覆了封建思想的统治，把母亲带入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也让她自主选择嫁一个“读书郎”。几个月后，由她的舅舅保媒，高大帅气的青年教师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毅然打破旧时的条条框框，撕下大家闺秀的颜面，以黄花闺女之身与父亲结合，当起了姐姐的后妈。
那个冬季，刚走下花轿的母亲，见到了姐姐——不足三岁，在北风中冻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流。母亲心疼地走过去，牵起怯生生的小手，抱在自己的怀中。老天也很帮忙，父母婚后四年才生我，有意让母亲把心思用在姐姐身上。母亲视姐姐为已出，把伟大的母爱毫无保留地给了姐姐。知冷知热，平日里浆补缝洗一样不少。姐姐该做女儿活了，母亲一针一线地教，绣花、做鞋、纺纱、织布行行都学。到了发蒙上学的年龄，母亲送姐姐到村子另一头的乡办小学，母亲说自己“吃够了肚子里没有字的亏”，再不能让姐姐当“睁眼瞎”。家务事再多，宁可自己起早贪黑地干，也不让姐姐缺课。生产队里有人说，“你这个‘罗二姐’呀，缺粮户，还不让女伢回来挣工分。”母亲一笑，“女伢的前路长，挣工分的日子多。”可是，到了小学五年级，姐姐哭着喊着不愿意上学，跪在地上不起来。失望与震怒一起来袭，母亲伤心得眼泪直流，一声不吭，两腿直打颤。好说歹说，姐姐读完了那个学期。暑假过后，便跟着湾子里的女伢们嘻嘻哈哈地上畈下田，插秧割谷。当时，湾子里的女伢多，与姐姐一般大的有六七个，都没有上学，姐姐的书读得最多。
姐姐的亲事也是姐姐自己乐意的。
姐姐二十五岁的那年，媒人给姐姐介绍了东边村子里的一个小后生。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二十五岁的女伢，是名副其实的大龄女子。母亲急得不行，明里暗里托人为姐姐说亲保媒。可是，急归急，“养女望高门”的心情却丝毫没有改变，虽说是隔壁村，但没有见到人，是不能应允的。媒人前脚出村，母亲的后脚就托人打听。得知小伙子身强力健，年轻轻的就干上了生产队长，而且，男方父母在生产队人缘关系不错，叔伯邻里和睦。母亲这才决定带姐姐与小伙子见面。等到媒人再次上门，母亲把姐姐叫到房间，问：敏儿，答不答应？姐姐笑了，笑得很开心。嘴里却说：“听娘的”。母亲有意试探，说：“伢倒是不错，可惜书读少了，才小学四年级。”姐麻利地回答：“我也只多读了一年”。母亲完全明白了姐的心思，又故意说：“那里山岗地，天晴一把刀，天雨一团糟，一年四季没有条好路走。”姐说：“你说的，女儿是菜籽命。”
就这样，姐姐的亲事定了下来。第二年的冬季，姐姐出嫁了，那当生产队长的青年人成了我的姐夫。按照老家的风俗，母亲为姐置办了基本生活用品齐全的嫁妆，动用十八个人的搬运。那天，我作为弟弟肩扛一床雪白的配有红色绣花帘子的细纱蚊帐，走在送亲队伍里，特别有面子。
我家与姐姐家相隔不远，朝直赶近也才两、三里路，不过得上坡下岗，走的全是田埂阡陌。我们急急地行走，路上，母亲告诉我，姐姐和姐夫因为一点小事吵嘴，姐夫动手打了姐姐。母亲叙述得很简洁，但调子很寒。姐姐挨打，痛到了母亲的心头。我看了母亲的样子，猜想是要去教训姐夫，是场硬仗。我问母亲怎么不叫上叔伯的哥哥们，母亲听后，有些意外，问我：“叫他们起什么作用？又不是去打架”。怎么不打架，他打了我姐，娘家的人都要揍他。不等我说完，母亲停下了脚步，“他还是不是你姐夫？你都上高中了，怎么不顾后路？”我被母亲的问题噎住了，无言以对。又走了一会儿，快到姐姐家门，母亲才说：“娘来了，娘家的兄弟来了，娘家不是没人，这就够了。”
那天，母亲凭着《三字经》上的几句话，把家和万事兴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姐夫低下了头，姐姐的公婆也听得直点头。
母亲决定把姐接回娘家住几天。临行时，母亲叮嘱姐夫“田里地里都忙，我把敏儿带回去住两天，后天清早你来接她。”
下午，母亲为姐姐端上喷喷香的老鸡汤。吃完晚饭，点上罩子灯，娘儿俩坐在床头说了一晚上私房话。
母亲讲了自己的过去，讲我的外公外婆。开口就说：“我的老子教育我，女儿家，菜籽命”。
1954年，长江发大洪水，圩堤决口了，尽管人无大碍，但是，损失惨重。我家的土坯房被水浸泡几天，轰然倒塌，母亲陪嫁的几件嫁妆也泡坏了。全家六口人过日子，有我的爹和婆（爷爷、奶奶）、我父母和姐姐，还有一起生活的五爹（爹爹的五哥，单身，父亲过继给他了），而顶梁柱父亲成天在外忙工作，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姐姐才六岁），吃了上餐愁下顿。母亲终于被生活压垮了，病倒在床上。
外公知道后，派大舅父过河来把母亲接回娘家躲水（灾）。
听完母亲的哭诉，一直没有开口的外公开口说话了，“女儿家，菜籽命”。
菜籽命，是什么命？外公说得很简单：“命硬！随风落地，落地就生根。”
我的家乡与母亲的娘家虽然只隔着一条举水河，可相差却有十万八千里。河东是大别山南麓的丘陵山岗，土薄，贫瘠；河西靠近长江，冲积平原，油沙土，地力足，还有风光旖旎的涨渡湖，渔舟唱晚，荷叶连天。大河两岸一样的时令节气，都是秋播菜籽，冬栽菜苗。可是，惊蛰后几阵春风吹过，河西满畈绿油油，而河东冲田岗地的油菜则是才见新绿。有人夸张地说，河东比河西落后了一个时节。
母亲就是一颗命硬的菜籽，被一阵大风撒到了河东。
外公的硬道理，配上外婆爱抚的佐料，恰到好处地为母亲疗伤，堵住起被洪水冲决的堤防缺口。三天后，大舅和小姨送回了母亲。一个月后，又帮我们家在高岗上盖起三间土砖房。
......
母亲的故事，讲到公鸡打鸣。
第二天，姐姐发现自己突然长大了许多，乖乖地跟着姐夫回了家。
......
如今，母亲已经作古，姐姐也年逾古稀。望着满堂儿孙，姐姐谈起过去的事情，自言自语地说：“我娘说的没错，女儿家，菜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