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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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 家住乡村的孩子，寒假与其它假期比起来，无疑要充实快乐得多。
“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过年，是那个年代我最大的幸福和期盼。
“长工短工，二十四满工”。仿佛成了把日子交给土地、辛苦劳作整年的村民给自己“放个假”、聊以慰藉的借口。进入腊月，“杀年猪”开启了乡村“年”的节奏。杀年猪“吃泡汤”，能够饱饱口福，让寡淡的肠胃浸润些油水。猪肉是奢侈品，没有饲料和粮食，全靠猪草喂养，不外乎两百来斤，除了交公卖给食品站半块，剩余的腌成腊肉以备来年“央人”做活路款待之需。吃了自家的，就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帮邻居的忙，可以多蹭上那么一两顿，但也仅限于亲戚或最要好的邻居之间。
过年，在乡村是最为隆重的节日，整个乡村升起的炊烟，散发着诱人的喜庆。大人们忙碌着，“扫扬尘”、做“米豆腐”、“生豆芽”，各尽其有，各显其能。
大年三十，家家上坟烧纸祭拜亲人，然后团聚在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团年饭。“团年饭”成了那个年代乡村“年”的最典型“符号”。大年三十下午写春联，成了父亲的的惯例，我乐此不疲地帮他按纸，把大红的对联贴在门、窗和柱头上。初一，换上新衣服跟大人到外婆家拜年。其实，乡村的年就已经告一段落，除了期间间或有亲戚过来，可以吃上点好的，只有等到正月初七“人过年”，再把年三十煮好剩下的肉和菜拿出来“风卷残云”。准备过年的时间十来天，真正算得上过年的时间就两三天。乡村的“年”极富“仪式感”，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准备和迎接“过年”上。
那年，我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那个春节仿佛我有生以来“年”的一件大事。正月初四，母亲决定带着我和妹妹到遥远的、我从未谋过面的三姨婆家。三姨婆刚刚过了六十大寿，母亲是在逢场时碰见三姨婆的儿子约定好了的，但没有具体敲定去的时间。听大人讲那儿有煤矿，可以坐小火车，心里阵阵雀跃，我几乎兴奋得一夜未眠。
一大早，母亲挎上装着礼品的口袋，带着我和妹妹出发了。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行进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场镇上。场镇不大，青砖瓦房，有些比我家的房子还低矮。一条公路把场镇一分为二，公路里面的平台就是逢场时的自由市场，杂七杂八应有尽有。在我眼中，它已经是座“大城市”了，小商铺、小饭馆一家挨着一家，供销社商店是规模最大的，琳琅满目。这座场镇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每三天逢场，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时不时跟着父母或姐姐光顾一次，在简陋的电影院看上一场电影，吃一吃相对廉价，一咬满嘴流油的“炸油糕儿”，运气好、又要得到零花钱时，还可以在商店买上一本价值几分钱的、我最迷恋的连环画。场镇背后是一条铁路，货车居多，客车一天过两次，但那时我还没有过坐火车的体验，想到这次走亲戚可能会坐上另外一条从场镇到煤矿的小火车，脚步轻快起来。
从场镇去往三姨婆家，要走一段运煤的土公路和山间小路。公路旁有一条小河沟，河水不大但也没有断流，偶尔引入眼帘的黑乎乎的东西，应该就是被扔弃的夹杂在煤里的石块。又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到了三姨婆家。我感觉母亲之前到三姨婆家的次数也不多，几次问路。
三姨婆家在山上，前后还有更大的山。三姨婆家是一座四合院，房子看起来比较古老，墙壁上黑漆漆的。因为通讯缺乏，我们成了不速之客。从母亲与三姨婆见面的寒暄来看，我们很受欢迎。三姨婆一家人非常热情，她硬要往我和妹妹衣服口袋里装花生和水果糖，那股亲切劲儿让我感到盛情难却。午饭不是很丰盛，但非常可口，或许应了大人那句口头禅“隔锅的饭儿香”。
初次到陌生亲戚的家里做客，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有些局促和不自在。在三姨婆家，我见到了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听介绍是三姨婆的孙子。三姨婆让她两个孙子陪我和妹妹玩，因为第一次见面，都感到有些陌生，他们见了我和妹妹，微笑着友好地点了点头，就跑开自顾自玩开了。从穿着上可以感受到他们家比我们家优越多了。我和妹妹自觉无趣，看着他们玩，他们也没有主动邀请我们加入的意思，心里总觉得有些尴尬，不是滋味。
三姨婆与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和妹妹百无聊奈，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三姨婆家因为我们的到来热闹起来。
午后的时光是漫长的，三姨婆家与我最初的想像存在较大的反差。
晚饭定在三姨婆的儿子家吃，我不知到什么原因，执拗着不去，母亲气愤地训斥了我一顿。
“小孩子嘛，使下性子，莫得啥子，等会给他端点回来”，还是三姨婆好，给了我“台阶下”。
山村在渐浓的夜色中静寂下来。三姨婆的孙子被特意安排留下来陪我，虽然他有些不情愿。我们就在三姨婆家围着炉子烤火，他们烤的是煤。我与三姨婆的孙子因为初次接触，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过了一会，三姨婆的孙女受其父亲的派遣再次喊我到她家吃饭，我表示不去，她也没有进一步邀请的意思，我心里难免有些莫名的失落。
火炉上，锥形的、黑黑的茶壶盛着开水，咕咕咕地煮着，冒着水蒸气。
沉闷的气氛愈发让我拘谨，我把手搭在茶壶的手柄上，不经意地来回摇晃。突然，由于用力过猛，一股开水从壶嘴冲出，直接浇到了我右脚的脚踝处，“哎哟”，我随之一声惨叫，嚎啕大哭。三姨婆的孙子手足无措，飞快地冲出屋去了。母亲闻讯赶来，哭喊着我的名字，一把脱掉我的鞋子，扯掉袜子，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我右脚踝关节处血肉模糊，母亲紧紧抱着我大哭。三姨婆们用冷水把我脚受伤处反复淋了几次，火辣辣的疼痛略微缓解。
三姨婆不断地安慰母亲，说了很多表示愧疚和不安的话，深表自责。
由于我的这场意外，本来要在三姨婆家待三天的计划不得不取消，母亲决定我们第二天回家，以便给我治疗脚伤。
第二天一早，草草吃过早饭后，我们就出发了。由于我的状况，无法走路，得背着我走，母亲提出到煤矿搭乘小火车下山。三姨婆家虽然离煤矿不太远，步行也就四十多分钟路程，但他们在矿上没有熟人，运煤的小火车除了矿上的工作人员，一般是不会拉外人的，母亲讲她可能找得到熟人。三姨婆给我们回了礼，好像有一块腊肉和白面蒸馍之类的，还给我和妹妹每人两元压岁钱。三姨婆陪我们走了很远，依依不舍，反复表达愧疚和不安。三姨婆安排她儿子送我们，背着我爬山向矿部行进，因为白天还有其它的事情，他把我们送到煤矿矿部就返回了。
矿部处在陡峭的大山半山腰，狭小的平地上堆积着一堆堆煤或煤渣，还有矿车，带着安全帽的工人来来往往，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山谷。
在那个年代，工业是稀有事物。对于一直生活在偏僻农村的我，眼前铺天盖地的“工业符号”仿佛另外一个世界，我充满了好奇，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一时忘却了脚的疼痛。经过打听，上午小火车已经开下山去了，中午返回来要装煤，下午一点过才会再开下山去。
我明白了母亲要找的所谓“熟人”，就是与我父亲同在一所学校教书的张老师，听说张老师的父亲还是矿部一位什么领导。放寒假了，又是春节，张老师应该在家。
我从小就随父亲在学校生活，张老师我再熟悉不过，三十多岁，小父亲七八岁。张老师教体育，篮球打得很好算得上所有老师中最“时髦”、最活跃的了，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张老师与父亲关系很好，对我也很好，经常教我打篮球，时不时还会给我一些“硬币”。在我看来，找张老师帮忙打个招呼坐一下火车，这个忙张老师是一定会帮的，帮这个忙也是理所应当的。
时至中午，母亲背着我，好不容易打听到张老师他们家。煤矿的一个工人带着我们来到长长一排平房，平房前面是穿透式栅栏，每家由栅栏隔开自成小院，有树木、花草和盆景。走到一家栅栏外，工人说到了，并对里面大声喊了一声“姨，有人找”，就离开了，我隐隐闻到屋里透出的饭菜香味。过了几分钟，一位穿着富态的阿姨推开纱门，到了院子栅栏门口，隔着栅栏打量了我们一下，生硬地问道“你们找谁”，母亲说“找张老师”。阿姨狐疑地打量着我们，目光怪怪的，“张老师不在，你们是哪儿的，找他做啥？”，“张老师在我们那儿学校教书，我们是——”，不待母亲说完，阿姨极不耐烦地说“走，你们快走”，随后快步往屋里走去。屋里出来一位约30岁左右的女的（后来听父亲讲应该是张老师的妹妹），“他们是哪个”，我听到那位阿姨扔了一句“认不到，不晓得是哪儿的”，随后她们一起进屋连纱门里面的门也砰地一声关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吃了“闭门羹”，是觉得我们是来自农村的“乡下人”？抑或一个从不认识的妇女的带着两个孩子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带来的突兀之感？至今我没有确切的答案，父亲也不可能找张老师求证。
即使面临如此的“囧遇”，张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没有改变，我坚信张老师绝不会这样，也绝不容许家人这样。开学时张老师见到我对我如初，应该丝毫不知道此事。
“我原本想把你三姨婆回的礼送给她们，这是她们没这福气，我们还算捡到了” 。
母亲没有因为遭遇的尴尬而“窘迫”，我也没有看出她有丝毫的伤感。或许是苦中作乐，不想在我和妹妹年幼的心里留下什么世态炎凉的阴影吧！
母亲背着我，我们三人往矿部小火车装煤的地方漫无目的地走，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搭乘小火车下山。幸好我那时长得瘦小，虽然初春的天气更加阴冷，但我己经感觉到母亲出汗了，她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我不知道母亲这样背着我能坚持多久。她有些气喘吁吁的，努力地保持轻松，还不停地给我们“打气”，“快到了，快到了，我们一定能坐上小火车”。妹妹还算给力，基本上还能跟上母亲的步伐。
快到煤坪小火车站时，碰到一位约四十岁左右的工人，戴着装有矿灯的头盔，脸上黑黑的满是煤灰。就在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他突然停下了，转过身来关切地问道：“大姐，你孩子咋了？”
“他的脚被开水烫伤了，我们想去找一下看能不能搭小火车下山”，母亲回答说。
工人叔叔走到我们跟前，看了看我受伤的脚，“他伤得很严重，矿部医院就在前面不远，先去给你儿子处理一下，莫感染了就麻烦了”。
“我们还要去赶小火车，怕没时间了”，母亲说道。
“小火车在装煤，还有会时间，我带你们先到矿部医院去把伤处理一下，再去坐车，你们认不到人，自已去怕也没人让你们搭车” ，那位工人说到。
“这样也行，只是要麻烦你了”，因为搭小火车有了着落，母亲回答得很爽快。
“我来帮你背孩子，看你也挺累的”，那位工人不由分说把我扶下来背上往矿部医院方向走去。
我的头趴在那位工人叔叔的肩上，浓烈的煤灰味混杂着汗味，虽然有些刺鼻，但我感到无比地亲切和真实。在工人叔叔与母亲的摆谈中，我知道工人叔叔的家也是山下农村的，是“顶”他父亲的班在煤矿当工人的，刚从矿井下上夜班上来，正准备去洗澡吃饭，就遇上了我们。
矿部医院不大，更象卫生所，一般不对外。但因为工人叔叔出面，医生免费为我的伤消了毒，涂了药水。随后，工人叔叔又背着我，与母亲和妹妹一道前往煤坪小火车管理站。到了那儿，找到值班的管理人员，工人叔叔说我们是他亲戚，因我脚被烫伤走不了路，想搭乘一下小火车下山，值班的管理人员当即答应了，说小火车等一下才下山，让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先烤会火。工人叔叔准备走了，“小朋友，好好养伤，不要感染了哟”，临出门时他还不忘提醒我。
“谢谢叔叔”，生来本就拘谨的我怯生生地说。
母亲从妹妹手上拿过包裹，跟着工人叔叔走到门外，几次三番地硬要把三姨婆回的礼硬塞给工人叔叔。
“你不要太见外了，再这样我可要生气了”，我听到工人叔叔语气中有些气愤。
注视着工人叔叔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想到了质朴的煤，默默深埋在地下，不怎么起眼，却把温暖传播给人间。冰冷的矿山，在这一刻如沐春风。
下午一点过，我们如愿坐上了小火车。小火车是专门往山下转运煤炭的，只是为了煤矿工人及家属方便，在尾部另挂了一节特别的车厢，里面有火炉和长椅子。可能因为不是逢场天，下山的人不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哐当哐当”富有节奏的声响悦耳动听，我体验着“风驰电掣”的速度带来的快感。
那个春节“远行”，深深刻在我的心头。有过铭心的痛和伤，更有恒久的温情与柔光。那次坐小火车的经历，成为我一生难以抹去的记忆。在我面临挫折和失意时，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举着我。
小火车，激荡着我的梦想，承载着我的希望，带我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