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花朵朵

“还有，我居住了近一年的那个农家，现在都还——好吧？”

得知曾喜欢的姑娘现在已嫁为人妇，每日倾心打扮以及所实习公司人事的变迁，权利的倾轧之后我转移了话题，话语中间的“——”停顿简直是恶作剧，被他的回答所证实：

“你的女房东死了，死于胃癌。”

谈话戛然中止，在听到曾经相处近一年的人突然的离世时。以前的我，每离开一个地方，会以为对那个地方人来说，我无异于死亡；当时离开实习地苏州，怀着此念头我也想到了她呵！何幸我还活着得了她确切的死讯呢？！

一家四口人，男房东和女儿在上海经销家具，她和上初中的儿子住着三层小楼。公司包租了一楼两间房，我住一间。

苏州，只是这个名字就使人想起多少典故与描绘来！城里的园林为人所乐道，乡村的庄子更为本色。一条方正条石铺成的小路延伸向一座高高拱起的石拱桥，我居住的小楼离之数十步远。入夜有月，站在桥上，竟然有一条船泊在眼前，船上且有人生活。多少个迷人的夜晚，来来回回瞧不足这片土地上幸福的人们。活泼的少男少女骑车追逐着、嬉闹着回家去，回到那些漂亮的小楼里。

“你想到我这儿来么？你这个沉静、孤僻之人，不知这牵人心魂的江南的好呵！”我在信中对政宇说。

“拟近期到苏州——你处游玩。听说大导演谢晋创办上海恒通明星学校，面向全国招生。你离上海近，不去看看？你不是期待创建小剧团好久了？”政宇回信道。

我的年少时的伙伴，在省城读书时的笔友，以及不久到访苏州的政宇提供的信息教我怦然心动，自从剧本《暴风雨》被《上海艺术家》拒载以来，为文学献身的心都死了一半了。再过一星期，苏州东互通工程灌注桩完工后将停工半月，可以到上海寻梦啦！

夕阳将下，七条钢筋笼静卧工地。钢筋班班长老纪的女儿纪文梅，个子不高，长相秀美，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活儿简单，准备好试模，等着灌注就行。在等待的时间里，抓住机会，和快要下班的钢筋工纪文梅聊天才是正事。

“老乡，”她的籍贯和我的相邻，是以这样套近乎，“工程马上停工，有啥打算没有？”“回家啊，怎么你不回？”纪文梅熟练得扎着钢丝，头也不抬一下。

“想到上海闯一下，去不？”“你一个人？”

“和你——成双。”后两个字含糊不清。

“我不想去。”说着收拾好工具，和老纪离开了。

“现在的小纪洋气得很，已经是科长夫人了，”文章起首时的对话者，我的老乡暨实习单位的前同事说。其时我已经不再想她了，毕竟肤浅之爱比起女房东的死，不算什么。

住在我对门的女儿在国外留学的材料科女科长姓张，保养好，显年轻。有时在暮色将至时，来了兴致，挽上我的手臂出去走走。我行步小心，很有绅士范，抑制不住因年轻产生的快乐。她挽着我缓缓步上石拱桥。

“会有月，有船——”心内身外满是诗意。这时，我们俩人的女房东挑着一担菜从菜地里来，在对面慢慢显现出来，显得瘦、黑、老，而女儿才刚十八岁。

女儿名叫常青，一次和她在三楼眺望远处的工地，向她极尽想象力地描绘互通式立交桥的模样：“你不久就会见到。而在它背后，不出二十年，一座国际性大都市将完美呈现。”我如此诗情画意，再想不到数天后她和政宇站在同样的位置谈到我，“你口中所谓的小肖——”政宇在给常青未寄出的信中写道。

“我要在不远处开个大饭店。”“可是——”我说，“有一件事想问你，你和你妈妈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说话呢？非得顶撞、谩骂，像读书那么流利？”

“这算什么呀？我的弟弟不也是这样么？我们这儿的人都这样。”“这在我们北方是不可想象的。”此后没有和她再到楼上看风景。

儿子叫常山，读初中。问他：“你是常山——赵子龙？”他心领神会，摆出挺枪跃马的姿势来。常山喜欢我，临别时请求我给他写信，我也喜欢他，除了他对自己的妈妈不敬这一点。

“苏州吴家桥，离石拱桥不远的一栋三层小楼”，政宇按上述地址半夜突然出现在我的窗外，所幸没有敲错窗。悄无声息地把这个“流浪的生命”放进来，以为第二天会引起一点小轰动。想不到政宇很谦卑、很规矩，像是我的影子，与我亦步亦趋，虽然长得比我高，比我帅。我喊女科长：“张科长，早！”政宇亦喊：“张科长早！”

“小肖，这就是你常提起的好朋友？好啊，在这儿多住几天；小肖不错的，很好。”女科长拿水壶烧水，政宇忙接过来：“我来。”这个以前我倒没有想到做到。

女房东边下楼边喊：“常山，起床上学！常青，起床烧水！”这是我们听到的女房东最豪气的呼喊，记起常青和她爸爸也回来几天了。政宇初次见常青：“穿着牛仔服，扎着马尾巴，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温和敦厚的性情。”

时间不长，常山乒乓下楼来，常青和政宇在烧水声中聊了起来，女房东卖菜了（比往日迟了些），男房东大约还在楼上睡着。单是我想到赶晚上到上海的火车，不由地有些惆怅了。

政宇替我在实习驻地生活，除了工作；而我接受他的建议，到上海奔波。于1993年11月底晚上八点抵达上海火车站，速度之快是我始料未及的；而又于第二天晚上八点游荡在站前广场，准备乘坐次日七点途经苏州的火车。那么这两夜需在站前广场过宿，不过也好，可以借此观察这东方大都市的夜生活了。那时比现在冷多了，需要不断地来回量步到天明。

经过一日两夜的不停奔波，心中积有几箩筐的话要对苏州的政宇说。在小饭馆中，在电车上，在站前广场，只要有空有场地就写下来以作谈资。想不到多年后的今天，翻检出政宇的一封未寄出的给常青的信和与之有关的日记片段，才知道那三十多小时他也马不停蹄，比我忙多了。现在偿试穿插在一起，可能要有趣些。

——我出发赶火车时吴家桥起风了。政宇既无心和我一起去，也没有送送我，使我觉得成立小剧团基本不可能，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他和常青好上了，顾不上风大，双手插着裤兜散步，在石拱桥那儿面对面跑上，背对背跑下。“我们一同出去散步，后来遇见你妈，搞得很不愉快。”政宇在“给”常青的信中说。

离开上海火车站，乘电车往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似乎是余秋雨。电车上一位也穿了牛仔服的女孩让人群挤向我这边来，短发，刚还以为是男的。我向外硬撑着，留地方给她靠过来，后背贴着我的前胸。她问：“刚到？”我说：“是啊！”快乐地记起半夜站前广场几个男孩互相依靠着睡了，先前叽叽喳喳的圆脸女孩仰面睡着，仿佛横躺在他们身上，贞洁的被男性的河浮着——

——常青一早到苏州站候车，政宇还以为没有起床，赶早在路旁采了束野菊花，准备送给她。在常山告密后，接着向车站赶。看见常青“像个大人似的坐着”，心中有些悲凉，因无力向常青有所承诺。虽然如此，在“常青热情的注视下”，政宇抛却顾虑，于是两人“私奔”到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又小又旧，还不如我的母校。在戏文进修一班，一男生手按后腰，仰着笑，对着黑板上的一段独白，教授模样的在旁作询问状——没见到谢晋和他的恒通明星学校，大约搞错地点了。之后赶到《上海艺术家》编辑部，批阅我的剧本《暴风雨》的乐怡编辑不在，主任接待了我，告诉我不少恒通明星学校信息，算是没有白跑一趟。

——两人住进海林旅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谈话，但时间不长，不到二十分钟。谈到了做生意：“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常青大笑起来，说我干不来这个，起码是怀疑。多么大胆直率的girl！然后我找了个借口，逃了出来，悄悄地溜回苏州。”这个没读完《资本论》的北方小伙，对做生意致富突然失去信心，那么可爱的常青也渐渐失去了魅力。

我却以为时间还早，直跑到南京路、外滩，隔了黄浦江遥看东方明珠。后到书店买了几本书，电车也不坐，风火轮般地沿南京路跑向火车站，天上还下着小雨哪！一脚踩在水洼里，喷了走在一边的女士一裙子，自来熟地向她挥挥手：“对不起！”她还笑呢，一点也不生气。

——想不到常青发觉后，立即乘火车也赶回苏州。政宇在一只陶盆里栽下五支月季（在日记里提到的是五支玫瑰），这是常青对他偷跑回来的惩罚。下午，两个人双手插在裤兜，逛遍吴家桥的每一个地方。“仿佛是一只外地狗在庄子里进行公开地宣示——”这句是日记里的原话，日记随着政宇的书信在他疯魔后一起转给了我。

他俩这火车来火车去的，只瞒了我一个。我买到了翌日六点的火车票，又可以在站前广场游荡到天明；省下住宿费，又可以多买几本久久喜爱的书。待从包中掏出本《风雨人生》，发现是外国人写的且太厚又放了回去，重新掏摸，摸出《英儿》，挨着灯光翻起来，翻过几张照片，内容简介里的半句话跃入眼帘：“两人于1993年10月8日突然双双离世”。顾城和妻子死了？那个“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顾城死了？且就在上个月！我不能相信，也来不及问政宇，就在广场上问起来。问到第三个穿黄夹克的告诉我：远在新西兰激流岛，诗人顾城杀妻后自杀。

——“你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农家妇人，在你家居住的日子，我经常观察她的行为，觉得世界上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善良、淳朴，一样的伟大，令人钦佩。还有常山——”未寄出的信是这么写的。不知政宇那天下午在“这么悠着悠着”（日记里的话）的闲逛中有否提到常青的家人，而这样说并不讨喜。巧的是两人又遇见从地里择菜归来的女房东，从石拱桥那头挑担登上来，当完全现身于桥顶时，冷脸铁面的，让本就心地不纯的政宇退缩了。“就在那天晚上，我溜着溜着，就滑溜到苏州火车站，登上夜里12点到南京的火车又逃了。我这是怎么啦？——”

夜里12点！广场上的大钟正把子夜的钟声敲响。但我分明听到“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顾城诗作《我是个任性的孩子》）在耳边响起，原来是穿黄夹克小伙直白的诵声，细看来他的眼里噙着泪光，这也是个流浪在外的人，自顾自地手插衣兜踱步而去。也许他在追悔失去的爱情，或者惋惜曾经的诗情画意，更是在思念家里的妈妈。世上有多少男孩被妈妈宠坏，将来幸乎不幸乎找到位母性满满的妻子，如顾城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邂逅谢烨——

——回到吴家桥那三层小楼前，我的确看见了一盆月季，特意放在门前水龙头旁，不过不久就枯萎了。“回来后，一直挂念它，那是我第一次栽花；谁知道听志祥讲很快就死掉了。并且你（常青）对它漠不关心！不知施肥、浇水，眼看花儿被活活干死！真叫人生气！”政宇在信末写道。

——政宇在日记中继续写道：“——我总觉着有个大铁皮把我的身躯牢牢地裹着，顽固不化，一千个主意和念头与之相碰，都粉碎气化为无奈、叹息。我的青春，我的才智，我的未竞的，不，未开拓的事业的蓝图呵！”而在未寄出的信的署名是“不能做生意的北方小伙子政宇”。

问了张科长，政宇呢？回说“走了，你不知道？”我吱唔一声，也不在意。政宇一向、未来都这样，或突然驾临，或倏然而去，我之所在不过是他的一个驿站而已。若不是摊在面前的书信与日记，我哪里想得到发生了这么多故事。

我有个起早跑步的习惯，但即使起得例外地早，也只能看见女房东上街卖菜的背影。第二天我起得并不早，放开门看到她在两个房门之间把两筐里的菜分来分去，仿佛一定要使两筐一样的数量、份量。旁边的桌子上放着电水壶。

对门也开了，现出气色很好的张科长，松挽乌发，慵慵懒懒。先和她打了招呼，不见回答也没在意，又抢在我的前面问候了我。张科长去拿水壶。

“不行——”女房东投身抢过水壶紧紧地抱在怀里，“——我的！”“这是为什么呀？给我讲讲，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张科长手搭在她的肩头反过来安慰。她又将水壶放下，弯腰拾起担子挑了就走。张科长向楼上大喊：“常青！常山！你们的妈妈这是怎么啦？”

在上海经商的常青、常山的爸爸回来过几次，我离开苏州时，倒是和他告的别，当时女房东正在苏州城卖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