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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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泱泱历史长河，静静流淌在岁月深处，使得建德梅城的历史和文化越来越深邃厚重。如果细数那些与建德梅城结缘的名人先贤，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是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他与众多名士贤达一样，就像撒落在浩渺苍穹中的点点繁星，照亮梅城千年的夜空。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是活跃于北宋仁、英两朝的名臣。公元1034年，北宋景祐元年，范仲淹这位骨子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诤臣，被贬任睦州知州，北宋时睦州郡也称桐庐郡，也就是今天的建德梅城镇。由此，范仲淹便与梅城有了后人所传颂的不解之缘。范仲淹在睦州任职的时间虽然十分短暂，算起来也就十个月左右时间，但是他在睦州重修严陵祠、兴办教育的事迹却传颂至今，成为古城街巷里的美谈。穿越风尘回溯到千年前的北宋，它与汉唐无二，都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在这样的王朝之下，有一个机构我们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声震朝野的谏院。谏院，是宋代设立的舆论机关，小小一方院落，地方虽然不大，却承载着对宰相和皇上监督批评纠错的重任。宋朝在朝廷中设立谏官和御史，通称台谏，只是分工不同。御史，主要负责组织广大官员收集民间意见；谏官，则负责议论施政的得失，为皇帝决策提供参考，有时还要纠正皇帝的错误决策。谏院有知无不言、言无非罪的风气，谏官们也常常与宰相的意见相左，因此，谏院也就成了监督朝廷官员的重要力量。由此看来谏官责任艰巨，谏院权限很大，甚至可以对朝廷百官的任用以及各种政事进行讨论，并且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但是谏院的监督有时也会让朝廷施政处于议而不决的状态，这样反而为皇帝的决策制造了更多矛盾。
公元1033年，仁宗皇帝亲政，他开始怀念起范仲淹当初为自己的“仗义执言”，觉得范仲淹是“自己人”，遂下诏调范仲淹回京，并拜为右司谏。然而，这位宽厚和善的皇帝想错了，范仲淹根本不是谁的人，在范仲淹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站队”一词，只有“站对”，那就是站在对的一边。从此，范仲淹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便与小小的谏院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他的仁治道义和强国梦想在这里随着岁月更迭也日益增长。当然，在大宋谏院里命运沉浮的又何止范仲淹一个，还有后来一生与王安石“斗法”的司马相公等人。初入谏院，范仲淹秉公直言的性情与谏院监督职责可以说是高度契合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谏官，肩负着监督朝廷和宰相的重任，一切都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指归，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审慎对待名利，这既是使命，更是责任，由不得半点私心和杂念。而且，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敏锐，瞪大眼睛专门挑皇帝和宰相的毛病，找问题，甚至是“唱反调”，这是他作为台谏官的本分，也是大宋王朝政治中最宝贵的传统。从进入谏院那时起，范仲淹就如同一叶孤舟，在大宋王朝政治的汪洋大海中，随时准备迎接暴风骤雨，自身命运与王朝政治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范仲淹立身孤高，谏言无忌，以至于屡言屡贬，他那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千古名句就是其性格的最好写照。
台谏制度，谏诤传统，本是宋朝监督朝政的优良传统，但是经过仁宗皇帝废后一事，却让人们看到监督机制形同虚设的另一面，看到皇帝、宰相重臣与台谏官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尽管范仲淹心里也知道，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和制度可以硬性约束皇帝，而皇帝却掌握着每一个人的生杀予夺大权，这也是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华夏政治的最大“秘密”。然而，范仲淹作为右司谏，谏院的领袖人物，必须尽到自己该尽的责任，这既是朝廷赋予的政治责任，更是天下苍生赋予的神圣使命。
北宋景祐元年（1034）的春天，范仲淹进京还未满一年，又将远离京都开封，远离自己一直都看好的年轻皇帝，尽管心中有万般无奈和委屈，但他却没有丝毫犹豫。这次被贬谪，就是因为自己力谏反对废后，惹恼了看似天性仁厚的仁宗皇帝。这天一大早，46岁的范仲淹收拾妥当，轻车简从，带着家人踏上了远赴睦州的路程。千里之外的睦州范仲淹虽然没有去过，但他的心情还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落寞，他内心十分清楚自己此次任职的睦州，如果回溯到300多年的汉唐时代，那里就是一块“放逐之地”，是朝廷罪人的发配之所。至于自己这次千里赴任知州，是被贬还是被流放，我想范仲淹内心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作为他46年的人生阅历，对这些起起落落的沉浮应该是承受得起的，更何况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出的京城，范仲淹停住脚步，转过身朝着京都开封深深鞠了一躬，这一深躬不是对朝堂权利和虚荣的留恋，而是他内心深处对仁宗坚决废黜郭皇后的百思不解和对谏官们的隐隐担心。作为范仲淹来讲，贬谪打击是沉重的，他知道这次的别离，自己与朝堂不光是实际距离远了，更重要的是他在宋仁宗心中的地位似乎也悄悄发生着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境地。
景祐元年（1034年）年底，范仲淹临危受命，又调任苏州知州，次年，因治水有功，再次被调回京师，知开封府。虽然经历了这一上一下一进一出的磨难，范仲淹的“本性”依旧难改。这一次，他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权派宰相吕夷简。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指名道姓直斥吕夷简任人唯亲，把持朝纲，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向仁宗皇帝谏言，劝说皇帝制定制度，并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耿直单纯的范仲淹那是吕夷简对手，吕夷简老谋深算，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狐狸，他明白要让范仲淹消停，就必须让其消失。于是，吕夷简反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致使范仲淹第三次遭到贬谪，这次范仲淹去的是鄱阳湖畔的饶州。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
二
范仲淹携妻带子，风餐露宿，车马未停，一路南行。自己熟悉的中原广袤大地、历历在目的清嘉风物，以及那个沉浸在白色迷雾中的王朝，都渐渐消失在身后，渐行渐远。
穿平原，渡江河，越山岭，江南郁郁葱葱的翠绿越来越浓郁，像是一群群调皮的顽童，争先恐后地扑向范仲淹的怀抱，他忽然想起自己的故乡模样，想起母亲带着他历经的艰难困苦。范仲淹两岁丧父，是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山东朱家，寄人篱下，含辛茹苦，历经磨难，将他抚养大，一想到这些心中不免有些戚戚焉。对于自己的身世最初很长一段时间范仲淹是根本不知道的，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真实的身世也是后来在他再三追问之下，母亲无奈才泪流满面地告诉他。范仲淹祖籍邠州，相当于今天陕西彬州一带，后来祖辈移居苏州吴县，千里之外的吴县，作为范仲淹的出生地，也只是在他梦中出现过。吴县地处长江之南，风光景致应该与眼前的翠绿一样吧！我推想那时范仲淹心里肯定会这样想。扑面而来的生机盎然景象让他想到的不止吴县老家，还有与眼前风景形成强烈反差渐行渐远的朝廷状况，这使得范仲淹内心深处徒增了一份惴惴不安，这种不安虽然是莫名的，但是他明白那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不舍和牵挂所引发的。范仲淹想到了母亲的病逝，天圣四年（1026）的八月，这个八月在范仲淹看来似乎比任何一个年份的八月都让人燥热，甚至有些窒息，相依为命的母亲谢氏因病撒手人寰，这对范仲淹来讲无疑是一场致命的打击。当时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受命皇恩，正在负责修堰工程，为了守孝他不得不辞官回乡。他又想起了天圣六年（1028年）自己第一次进入开封，第一次跨入梦寐以求神圣朝堂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有理想的人自带光芒。范仲淹27岁中进士后，最初的十几年都是在地方任职，但他的视野从不局限于一县一州，却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发表一些高屋建瓴的观点，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天圣四年（1026），此时的范仲淹还在为母守丧中，可他内心依旧记挂着朝廷，还专门向朝廷奏疏《上执政书》，洋洋洒洒万言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等一些重要事项的想法。天圣六年（1028年）十二月，在重臣晏殊、王曾俩人的极力推荐下，范仲淹应召入京，被任命为秘阁校理，主要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工作，虽不是什么重要岗位，但对于喜爱读书的范仲淹来讲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勇气，是范仲淹无法改变的生命底色，正直，是范仲淹出仕为官的底牌。生性耿直的范仲淹，从进入官场的那一天起，就始终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须秉公直言，纵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性格就是这样铸就的。范仲淹入京的第二年，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十九岁的仁宗皇帝突然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主持朝政的太后祝寿。范仲淹得知，认为这样做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十分不妥，于是就奏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范仲淹可谓苦口婆心，忠心可鉴。但奏疏报到内廷，并没有像范仲淹想象的那样得到自己所期望的答复，泥牛沉海，音信皆无。范仲淹执念未消，这次决定直接奏疏太后，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这也是其他官员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奏疏入宫，依旧是石沉大海，范仲淹连个浪花都没有看见。
范仲淹提出让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还权于皇帝，先不说作为实权人物的刘太后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野心，可是一旦还政问题公开化，就相当于把太后架到权力的火炉上炙烤。此时，宫廷大院内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番暴风骤雨，宫廷外的范仲淹虽不曾知晓，但他分明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宫墙内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对于自己此次贸然上疏，范仲淹已经充分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准备，不管结果怎样，自己“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的立场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
就这样，范仲淹在经历了无数次期待和失望之后，那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骤雨终于来临。天圣八年（1030年），对于范仲淹来讲可说是“乌云压境”、“四面楚歌”，那些有形的、无形的，已知的、未知的，各方面的压力让他越来越透不过气来，他最终决定请求离京为官，这个想法正顺朝廷之意，顺水推舟，遂任命他为河中府通判。离京之前，范仲淹关门谢客，其实他也明白，在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什么重要客人主动登门。他要让自己静一静，好好把纷乱的思绪理一理，想一想自己此次入京的两年多时间里，朝廷上上下下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他不得不重新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审视心中的朝堂和自身价值。次年，范仲淹又被调任陈州通判。在赴任、调任的路上，走马灯似的范仲淹，仍没有像常人样改变自己的处世之道，仍然是身“处江湖之远”，心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范仲淹得知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时，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他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疏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还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
三年之后，也就是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23岁的仁宗亲政，仁宗皇帝对范仲淹地方赴任后屡次奏疏的情况是了解的，虽然这些建议意见未被朝廷采纳，这其中原因仁宗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当然，他更清楚范仲淹对自己、对朝廷、对国家的一片忠心，这也是范仲淹打动他的根本。
三
范仲淹从出仕起就为自己作出人生规划，要么当良相，治理国家；要么做良医，治病救人。
对于仁宗皇帝亲政后第一个决定就是把自己召入京都，且任命为右司谏，这是范仲淹万万没想到的。对此，他有些愕然，甚至有些摸不着头脑。
宫廷多年怨气弥漫，厚度早已盖过皇宫房梁上的尘土，长期隐忍作为影子的仁宗皇帝，终于登上属于自己的政治舞台，他已不再是那个躲在太后垂帘后看似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木偶”了，他有血有肉，他血气方刚，他要雷霆出手，他要让朝廷大臣，甚至普天之下领略一下自己的威严。此时，他想到了那位让他既爱又恨曾经误伤过他的郭皇后，仁宗要用郭皇后来祭祀自己的皇帝宝座。废黜郭皇后的消息如同挣脱牢笼的小鸟飞出深宫，立刻引起朝廷内外一片哗然。作为上任右司谏不久的范仲淹，闻之差点惊愕掉下巴。范仲淹首先想到的是事件背后国家安危和皇帝圣明，他害怕年轻气盛的皇帝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此刻，朝廷中那些阿谀奉承之人，尸位素餐之官，围着皇帝这朵正在盛开却又带着刺的“玫瑰”，像一群翩翩起舞的蝴蝶，看似飞舞得十分欢实，也只是若近若离罢了。范仲淹没有忘记谏官职责，没有忘记台谏本分，他的体内似乎有一股热浪正在推着他往前走，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他都要试一试。范仲淹奏疏劝说仁宗皇帝说：“皇后不可废，宜早息此议，不可使之传于外也。”语重心长地劝说仁宗皇帝尽快打消废后的念头。然而，此时的皇帝已有自己的主见，也可以说是血性的膨胀。
范仲淹知道郭皇后也不是没有不是的，入宫以来，郭皇后仰仗刘太后的权势，严密监视仁宗行踪，惹得仁宗心中十分愤怒，只是不敢明言而已。而今，刘太后驾鹤西去，郭皇后失去靠山，再加上宰相吕夷简乘机煽动谏官范讽进言：“后立已有九年，尚无子，义当废。”仁宗皇帝这才起了废后之意。为了制止皇帝的错误行为，台谏官员们集体联名向仁宗寝宫里进谏，再加上范仲淹那份“皇后不可废，宜早息此议，不可使之传于外也”的奏疏，确实让仁宗在“废”与“不废”之间有些犹豫。
大宋王朝看似风平浪静，但朝廷斗争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不管你见与不见，始终暗流涌动。正如此时的仁宗皇帝、郭皇后、吕夷简和范仲淹一干人等，正在上演着的历史风云中熟悉的那一幕一样。范仲淹第一次上疏未果，于心不甘，他又与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孔祖德率众台谏到垂拱殿门，联名奏疏，伏奏郭皇后不可废，以“后无过，不可废”，力劝仁宗收回成命。吕夷简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为了达到废掉郭皇后的目的，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命令台谏部门不再接受谏官的奏疏。在吕夷简的再三干涉和游说下，宋仁宗最终下定了废后的决心，下诏：“皇后以无子愿入道观，特封其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别居长宁宫以养。”
范吕之争，积怨已深。仁宗废后事件发生后，牺牲的又何止被废黜的郭皇后（1012年－1035年）一个，吕夷简赶尽杀绝，借机打压，范仲淹、御史中丞孔道辅及谏官孔祖德等联名上书之人，贬的贬，罚的罚，范仲淹再一次陷入仕途低谷。作为好朋友的梅尧臣虽然爱莫难助，但还是写了一首《啄木》诗和一首《灵乌赋》给他，委婉的劝范仲淹要学做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执拗，立即回写了同题《灵乌赋》给梅尧臣，斩钉截铁的表示，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范仲淹尽管在开封任职是短暂的，但他对于宫墙内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和不见鲜血的博弈厮杀也是深有领略的，他知道这是一场暗伤不断、摧折无数的大戏，是情感与理智、道义与权势、死者与生者、皇帝与太后、宰相与台谏，你来我往，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激烈争锋，而自己就是这场战斗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是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这是自己多舛的命运，这也是大宋王朝无法改变的政治局面。而今，千里赴任，自己暂时远离斗争的漩涡核心，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准备，为迎接更为猛烈的政治斗争做好更加充分的能力储备，如此说来也算是一大幸事。范仲淹此次是默默离开京都开封的，甚至来送别的人都寥寥无几，这是人们对变化莫测政治风云心有余悸的外在表现。范仲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满腔怨气深深埋在心底。“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深入骨髓的人生宗旨，他无法违背。
一路南下，山明水秀，草木葱茏，风光旖旎。范仲淹少去了其他文人雅士乐山乐水的怡情，此刻他想到的是能够早一天到达任职的睦州，心情迫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睦州有他魂牵梦萦的精神偶像——严光。一路马不停蹄，舟车交替，晓行夜宿，距离睦州府城越来越近，轻舟欢快地划开微波荡漾的富春江，也划开了范仲淹的纷扰的思绪，两岸青山连绵，徐徐入画，此情此景，范仲淹倒真的羡慕起千年前在此归隐的严光老先生来，自己一直推崇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从某种角度上与偶像严光所倡导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启程之前，范仲淹就已经对此行做了个初步规划，到了睦州，除了修建校舍、兴办教育这些念念不忘的民生大事之外，更重要的是去拜谒一下严光老先生……范仲淹弃舟上岸，到了州府，放下行囊，便急不可耐的直奔严子陵钓台而去。此时的严子陵祠堂早已破败不堪，残垣断壁上绿苔斑斑，荒草丛生，颓败不堪，见此情景，范仲淹想想先生向来高风亮节，为世人所敬仰，心中不免黯然神伤。他立即召集本地贤绅，组织全力以赴修缮，还特意派自己得力的助手章岷推官主持修缮工程，以确保工程质量。很快严先生祠堂被修葺一新，范仲淹专门请人为严子陵画像，向大书法家邵竦求字书写匾额，自己还亲笔写下了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北宋时，睦州郡也称桐庐郡），抒发对先生的敬仰之情。范仲淹在文中写道：“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其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事传遍朝野，一时洛阳纸贵。
钓台巍巍，青山不老，斯人常在，江水滔滔。一代大儒，一代诤臣，跨越千年实现了精神上的守望。范仲淹为建德梅城翻开了文化史上灿烂的一页，使得严光归隐故事不仅仅停留在山水之间，还走进了世世代代建德人的心里，范仲淹为后人拨亮了严光“高风亮节”之灯。
四
千年已逝，人非物亦非。而今，人们行走在时光沉淀的梅城街巷，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千余年前那个为兴办教育奔走在街头巷尾衣着简朴的范先生，耳畔也仿佛传来阵阵清脆悠长的读书声，悠悠飘荡在街巷深处。
范仲淹在睦州任职期间，不仅修葺了严子陵祠堂，为后人留住熠熠生辉的精神瑰宝，他还按照自己一直畅想的宏伟规划，创办了建德历史上第一所官办书院——龙山书院。回望范仲淹走过的人生历程，他对读书有着超乎常人的认知和体会。“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宋代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限制，不再由贵族把持，给范仲淹这样的贫寒儒生们一个向上的机会，这种光荣与梦想，在那个时代里也不断刺激着读书人的进取之心。范仲淹两岁时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没有依靠，母亲被迫改嫁长山朱氏。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前后，范仲淹跟随继父生母回到继父的故乡淄州长山。此后，在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每天饭食仅是一碗稀粥，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范仲淹每次都是先把粥冷却好，再把粥分成四块，早晚各两块，配以盐拌韭菜末食之。“划粥割齑”成了他励志苦读的深刻写照。幼年丧父乃人生大痛，当范仲淹知道自己是范姓之子时，不异于当头棒喝。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朱氏兄弟奢华浪费而不知节俭，范仲淹多次劝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劝说得不胜其烦，便脱口而出说，“我们用的是朱家的钱，与你何干？”范仲淹闻听此言十分疑惑，自己不也是朱家子孙吗？疑骇之下，他四处打听自己的身世，最后才知道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范仲淹是个烈性汉子，他毅然决定自立门户，并立即离开朱家，负琴携剑，求学南京。他决心发奋读书，学成迎母。这一年，范仲淹二十三岁。如果说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是范仲淹自觉读书的表现，那么多年后他到南京应天书院求学，则可以视为是为了自立而读书了。这期间，许多人从范仲淹的身上，仿佛看到了颜回的影子。范仲淹生活甘于清苦，不改其乐，昼夜苦读，夜里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厉害，他就用冷水洗洗脸，提提神，接着读。
由于与朱姓决裂，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时，生活一度没有着落，时常有一顿没一顿。《范文正公年谱》上说他：“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者，公自刻益苦。”还说：“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老师和同学们见范仲淹如此孜孜求学，倦怠时以凉水浇脸，饥饿时以稀粥为食，日夜与诗书相拥，五年未解衣就枕，都十分同情他。南京留守的儿子与范仲淹同窗，就把范仲淹苦读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留守很受感动，让儿子送些美食给他，但被范仲淹婉言拒绝了，说不是不感谢你的深情厚谊，自己喝粥习惯了，也不觉得苦，一旦享受丰盛的饮食，以后喝粥就索然无味了。充分表达了范仲淹清贫自甘、清苦亦乐的豁达。在范仲淹看来，饭可以不吃，书不能不读，虽然经常连顿稀粥都吃不饱，但有书读的时光对他来讲是比任何事情都是幸福的。据说，有一次宋真宗幸临南京，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争睹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继续读书。有人回来后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可见其抱负远大。
范仲淹一生勤读不辍，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虽然多次迁居，但每迁一地，都留下了他的读书遗迹，也留下了许多让人感动的苦读故事。在安乡时，范仲淹曾读书于当地太平兴国观，寒暑不倦。清朝翰林张明先诗言：“荒台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书台夜雨”这清寂而优美的诗意，概括了范仲淹这段少年攻读生活。十年寒窗，范仲淹博通“大通六经之旨”要领后，在“学而优则仕”的历史背景下，知识的积累让他的抱负越发远大，他经常对自己说：“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即奉母侍养，完成了他人生第一个理想，也开始了他偃蹇动荡、赤心报国的仕宦生涯。在常人看来，此时富贵触手可及，一介寒儒就此改运，有多少人走到这一步，都会沾沾自喜，开始收割胜利果实，拼命敛财谋位，疯狂补贴年轻时的苦命付出。但是，范仲淹却感觉更苦了，如果说以前的苦是身苦心乐，如今的苦却是身心俱苦。放眼望去，整个大宋王朝在范仲淹眼里病得不轻：内有官僚阶层利益板结，因循守旧；外有边境政权厉兵秣马，不时寇边侵扰，而朝廷只会花钱买平安。范仲淹虽然只是官僚体系中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但他执着上疏，针砭时弊，力陈改革，迎接他的却是一次次的贬谪，而且一次比一次惨。尽管范仲淹对理想的执着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直至头破血流，但他至死都不曾后悔，在日复一日自我砥砺中，理想之灯从未熄灭，奋斗脚步从未停止。《宋史》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一个能影响时代风气的人，尽管在当时是失败的，但在后人眼里，他又何尝不是成功的呢？
五
范仲淹不仅是忠心耿耿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教育家。他曲折读书成长的经历，不仅锻造了坚韧不拔的性格，而且还使他对读书和兴办教育比常人更多了份特殊感悟。
公元1026年，范仲淹为母亲服丧，回到应天府。时任应天府留守官的老同学晏殊，邀请他协助主持应天府学教务工作，这也是范仲淹人生中第一次走上讲台。从那时起，师德师风的种子在范仲淹心中深深扎下了根，率先垂范，为人师表。在范仲淹的影响下，应天府书院的学风焕然一新。
在睦州任知州时，已近中年的范仲淹对教育有了更加深一层的认识，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出仕为官，光宗耀祖，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服务地方发展，由此可见范仲淹思想的解放和对读书育人的绵绵情怀。范仲淹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人才十分重要，而人才的培养，关键就在于教育。他身体力行，到睦州后，随即组织开展了一场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偌大一个睦州府城只有一所学堂，设在孔庙里面，规模不大，环境更是不理想。于是他便大兴土木，修建校舍，在睦州兴仁门外的文昌阁前建起一所书院——龙山书院，这也是建德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官办学校，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千百年来，建德人一谈起教育，人们都会想到范仲淹创办的龙山书院，引以为自豪。尽管史书对此记载不详，甚至有些专家学者对范仲淹修建龙山书院的事情存疑，但范仲淹重视教育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一生勤于教育,无论是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指挥边防军事或参政中央，还是掌握枢机，都时时不忘人才培养，兴学育人可以说是范仲淹行之终生的事业。他身体力行推动兴学之风的发展，致力于士风民风的改变。
在教育上，他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并提出培养专业性实用人才的主张。尤其是当宰相之后，范仲淹更是将教育改革列为朝政革新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要求所有州县一律办学，一时间各地学堂如雨后春笋。经过他的积极提倡和躬身实践，直接影响到庆历兴学，奠定了宋代之后中国九百余年地方教育规模与体系的发展。后来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元丰兴学，其中不少举措就是继承发展了范仲淹的思想。
爱学习的人总喜欢思考和实践，同样，学识渊博的范仲淹好像与生俱来就像是具备治水能力和水平似的，我们通过史料记载不难发现，范仲淹在治水方面确实颇有建树。最早在睦州兴办教育时，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治水计划。睦州城背靠乌龙山，面临三江口，水患不断，民不聊生。范仲淹经过详细考察后，便率领民众在城东修起一座横跨南北的堤坝，把龙山来水及三江口的洪水挡在城外，范仲淹当年修的这条堤坝与杭州西湖上的白堤、苏堤一样，被称为“范公堤”。另外，他还主持疏浚东、西两湖，使之成为府城内两处胜景。也许范仲淹的治水能力让仁宗皇帝有了新的发现，在其任职睦州知府不到十个月就被调任苏州知州。据史料记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苏州发大水，持续暴雨造成洪水泛滥，导致大片农田被淹，灾民超过10万户。由此我推想，仁宗皇帝调任范仲淹就是奔着治理洪水而去的。宋时苏州西临太湖，东接东海，北面是长江，地势凶险，洪水包围。范仲淹上任伊始，就对水患成因进行了深入调研，他遍访当地德高望重之人，察访水道，终于找到了苏州地区水患频发的关键所在，提出“修围、浚河、置闸”三措并举的治理策略，率领民众疏通河渠，兴修水利，疏堵结合，疏导洪水排入东海和长江，苏州水患逐渐平息。
“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这是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眼中的范仲淹。纵观范仲淹跌宕起伏的一生，确实如此，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什么职位，一切都力求做到极致。康定元年（1040）前后，西夏进犯北宋边境，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宋仁宗无奈，这时他又想到了他的爱卿范仲淹，认为范仲淹可以治水同样也可以御敌，于是起用范仲淹，提拔他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起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兼任延州（今延安）一把手后，军政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在防守边塞战争中，范仲淹“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胸有谋略，捷报频传，军威大振，连宋仁宗都不得不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任何朝代，政治斗争都是残酷无情的，卷入其中的人，都会被淹没在岁月悲歌中，范仲淹也莫过如此。范仲淹志存高远、忠诚正直、渴望建功立业，却一入官场深似海，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这一年范仲淹六十四岁，他拖着病躯颍州赴任，此时已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早已准备好的《遗表》，仍念念不忘社稷长远，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还对“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深感忧虑，对自己“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深表遗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表现出他一生坚守大忠和大节的凛然正气。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用之未尽，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遗憾是泣血的，正如他的同事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感叹:“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范仲淹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范仲淹一生仕途奔波，屡遭同僚抵牾，甚至连他的朋友、同窗、老师对他言事无忌的行为也颇有争议。他入官的推荐人晏殊就曾责备他“好奇邀名”；当朝宰相吕夷简也说他“务名无实”。但是，范仲淹生前有褒扬有指责，有贤名有讥讽，可谓毁誉参半。但他死后的千百年来，士大夫和老百姓却给了他昭若日月的评价——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范仲淹为睦州人办的许多好事、实事，至今建德梅城的人们还津津乐道，这也是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最真实的写照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近千年来，建德梅城百姓寻觅范仲淹遗迹的脚步从未停止过，20世纪90年代，古镇人民为纪念他树起了“思范坊”，范仲淹的形象已深深融入梅城的山水大地，人们对他的敬仰和怀念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