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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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虽说不出正月都是年，但对于1276年的南宋来讲，那个正月却是黑暗无边的，面对兵临城下的元军铁蹄，摇摇欲坠的皇城临安已经再也没有丝毫年味了。沮丧、惶恐、哀鸣、悲愤，弥漫在临安的大街小巷。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这才发现那些原本他们曾寄予厚望的权贵高官们早已仓惶逃命。宋朝养士三百年，在这最后的考验时刻，面对即将崩塌的江山，已经很难再找到合适的词语去形容当时的南宋了。
1276 的正月二十日，整个临安笼罩在白茫茫的浓雾中，就像这个正在迷失的朝代，浓雾裹挟着梦魇向临安袭来，让人感到无处不在的灭亡恐惧。一大早，随着临安城门的渐渐开启，凶神恶煞般的雾气越过护城河扑向文天祥 (1236－1283)，旋即消失在他身后的街巷中。文天祥策马转过身，深情地望着身后送行的吏民，心中五味杂陈。他心里清楚，今日一别再无回头路，他知道三十里外皋亭山麓驻扎的二十万元兵虎狼之师，早已蠢蠢欲动，觊觎南宋江山多时的忽必烈，这次绝非单单为了城池和白银而来，他要的是你死我活和大宋一脉江山。
想到这里，文天祥心中突生苍凉，这种苍凉既是对眼前这个懦弱王朝的愤慨，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悲悯；这种苍凉也是对自己空有报国志，不能挽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自责；这种苍凉与城外阵阵袭来挟着梦魇的寒冷雾气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此次他肩负着皇后和幼主以及全城百姓的重托，要单骑去会会元军的三路统帅伯颜……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大宋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开始公开推崇“重文抑武”机制，声称：“宰相当用读书人。”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彻底解除唐朝中期以来武人干政乱政的局面，以期大宋江山安稳。由此，从北宋到南宋历代的皇帝纷纷效之。宋真宗也曾自欺欺人地说：“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正是这种温柔乡里的“帝王盛德”，限制了大宋王朝的英雄辈出，以至于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11月，金兵南犯，镇守在北京大名府的留守杜充自诩“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把自己比作韩信再世，却不敢与之交锋，竟然想出了“决黄代兵”的愚蠢办法，在金兵攻破开封城前一天晚上，他命人决开黄河堤口，妄想让滚滚黄河水阻止住金兵进犯的步伐。然而，杜充的做法不仅没有阻挡住金兵铁蹄，反倒是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让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曾经歌舞升平的地方，瞬间变成人间地狱，杜充把摇摇欲坠的北宋进一步推向灭亡的边沿，《宋史》对杜充这样恰如其分的评价：“喜功名，性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
靖康之变（1127年）后，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开始粉墨登场，也是仿效北宋祖宗遗留下的“重文抑武”之道，王室贵族们纸醉金迷于纸绢上描绘心中向往的梦幻城邦，醉生梦死在宋词缠绵吟唱的家国情怀里，在青瓷那抹诱人的天青氤氲中，把烟雨江南装扮成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墨色生香的风雅王朝。
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人类社会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你来我往的循环往复。百年歌舞，百年酣醉。152年的南宋风雅，风花雪月，酣然绽放的艺术之花掩盖住了社会种种矛盾，不断消退的战斗力和回不去的“老家”，成了北宋遗臣们心中永远的痛。
二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靖康之耻，”始终是大宋王朝深入骨髓的耻辱记忆，绍定五年（1232年），偏安一隅的南宋为雪“靖康之耻”，在蒙古许诺联合灭金后将河南还给宋朝的诱惑下，宋理宗赵昀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执意答应了蒙古联合抗金的请求。理宗这一错误决定，为南宋灭亡埋下了隐患，也再一次印证“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
蒙古，作为宋金对峙时期，北方快速崛起的一个强大游牧民族，成吉思汗的眼光盯的可不仅仅是北方那片浩瀚的大草原，还有山清水秀的南宋江山，他要一统。最终宋、蒙联合灭掉金国，让南宋雪了百年耻辱，当宋人载歌载舞“送走”曾经的敌人金国，以为万事大吉时，却不曾想又要面对军事实力更为强悍的蒙古。
时代的阵痛不可怕，可面对蒙古骑兵的步步紧逼，南宋王朝内部的沉沦才是最致命的关键。“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南宋皇族们面对踏踏铁蹄置若罔闻，依旧沉醉于西湖云影天光和西子曼妙歌舞中。“端平入洛”成为引发“宋蒙战争”的导火索，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北方游牧帝国，一个是不忘故土的南方文明王朝，两个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政权间，由此开始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南宋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驾崩，四岁的宋恭帝赵显即位，六十五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垂帘听政。觊觎南宋江山已久的忽必烈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挥师南下，元军一路屠城掠地，沿途宋室守将逃的逃、降的降，可谓兵败如山倒。
德祐元年（1275年）七月，蒙古大军势如破竹越过长江天险，占领建康（南京），续而又拿下扬州，攻占两淮(今豫东、皖北、苏北)。此次忽必烈下定了灭宋的决心，他命令左丞相伯颜统帅大军进逼临安。对南宋而言，伯颜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对付的重量级角色，此人不但深略善断，而且在带兵、用兵、治军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兵家所称道。后人评价他说：“统二十万大军伐宋，如统一人”。我推想，如果不是两国兵戎相见，同为丞相的文天祥和伯颜，都有着忠君爱国情操和较高造诣的文韬武略，也许有机会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可历史毕竟不会重演，两军对垒各为其主。伯颜确定了“分诸军为三道，会于临安”的作战部署，他指挥着20万大军分兵三路浩浩荡荡向南宋都城临安进发。
皋亭山，位于南宋临安（今杭州）京城的东北面，历来被兵家视为皇城天然屏障和防守要隘。“断皋亭之山，天下无援兵。”当年时任浙东安抚使、文武全才的辛弃疾曾这样定位皋亭山，由此可见皋亭山在南宋军事史上的重要性。同为兵家的伯颜，自然深谙此事。1275年正月十八日，三路元军会师于临安东北皋亭山，形成兵临城下之势，将临安城团团围住。大军压境，王城临安最后一道屏障突破，也只剩下飘摇风雨中的城墙了，这是根本无法抵挡元军铁骑的。皇太后谢道清急下《哀痛诏》，叙述了继君年幼，自己年迈，国家告急，望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敌王所忾，共赴国难，朝廷不吝赏功赐爵。然而，所谓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也仅有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响应而已。
三
德祐元年（1275）正月，39岁的文天祥正在江西赣州任知州，他接到诏书，望着临安方向，泪流满面，他想到了自己20岁荣膺科举状元时，宋理宗对他的勉励：“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自己为此还改字为宋瑞；他还想到了因为性格忠直得罪权臣贾似道，虽然被贬出朝外，但朝廷却从未抛弃自己，食朝廷俸禄就应该替君解愁，这是臣子的本分。位卑不能忘国，文天祥手捧着勤王诏书痛哭流涕地对门客说：“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文天祥要做南宋最后的风骨，他把母亲和家人送到弟弟那里，立即发布榜文，征募义勇之士，还捐出自己全部家财作军费，并且在战袍上绣上“拼命文天祥”五个鲜红大字，以表毁家纾难破釜沉舟之意。面对元军的虎狼之师，友人提醒他说：“如今元兵三路直逼临安，气势汹汹，你率领的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没什么区别！”文天祥却说：“国家有难，征天下之兵，若无一人一兵应征赴国难，我深恨之。如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众志成城，国家就会有救。”就这样，在“拼命文天祥”精神的感召下，赣、吉两地的豪杰义士和农民兄弟纷纷响应，在较短时间组建起一支三万余人的爱国义军。起兵勤王，为文天祥的生活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王城临安危在旦夕，文天祥率领着他的勤王义军星夜兼程。在江苏虞桥，由于临时组建的勤王义军毫无作战经验，被凶悍的元兵屠戮殆尽，文天祥不得不被迫率领残兵退保余杭。文天祥的这种义举，在当权宰相陈宜中等人看来简直就是一种“猖狂”和“儿戏”，开始打压诋毁文天祥。今天在我看来，文天祥的这种勇敢，实则越发衬托出了南宋其他文官武将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的懦弱，我想这应该是文武重臣们打压文天祥的一个重要原因。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权臣作梗，文天祥迟迟未被允许进入王城。只到1275年的11月，临安城西北面的重要关隘独松关失守，元军铁骑进驻皋亭山山麓，文天祥这才被允许进入临安。
“断皋亭之山，天下无援兵。”当皋亭山这座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和防守要隘沦陷时，以宰相陈宜中和留梦炎为首的那些帝国大小官员们那还顾得上皇室成员的死活，早已纷纷弃职逃命，作鸟兽散。临安城内的凤凰山皇城乱作一团，此时来朝的官员寥寥无几，且个个沉默不语，只有憨直的状元知府文天祥和张世杰，以及少数官员还毕恭毕敬站立在太皇太后谢道清和5岁的恭帝赵显左右。太皇太后谢道清已是六神无主，她知道墙倒众人推，自己和宋恭帝赵显已经孤独无依了。谢道清回想起南宋150多年的“辉煌”，而今她即将成为王朝最后的谢幕人，想到此不知不觉两行苍凉的泪水流了下来。她要做最后的抗争，绝不甘于这样轻而易举的谢幕。
谢道清遂既在临安城中张榜痛斥那些公开逃窜的各级官员，说：“我朝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现在我与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你们内臣叛官离去，地方守令舍印弃城……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曾经寄予厚望的权贵高官早已纷纷仓惶逃命。宋朝养士三百年，最后的考验时刻局面竟然是这样的。痛斥归痛斥，谢道清还得面对现实，于是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命他全权负责与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文天祥看来，自己20岁高中状元，以赣州知州身份起兵勤王，在国家危难之际又被临时任命为宰相，这是朝廷赋予的崇高使命，议和与投降不是文天祥的初衷，他宁愿与元军决一死战，以死来维护南宋的尊严。
四
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年）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大敌当前，正月十八日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连夜逃回了自己的老家温州。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犹如汪洋大海之上的一叶孤舟，随时面临着倾覆的危险。
文天祥向谢道清奏议，三宫入海暂避，由他与张世杰率军背水一战。谢道清没有采纳文天祥的奏议，她和更多文官仍然痴痴梦想着蒙古人能与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可以退兵回朝。于是谢道清给元军统帅伯颜写封信，请求元军停止攻打，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奸臣贾似道失信才导致，故愿赔罪，并每年进贡和好。伯颜不允，谢道清又命令宋尚书夏士林等人携带国书再度议和，说愿意尊世祖为伯父，宋皇帝世代行子侄之礼，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批……屡屡示好的南宋，并没有博得到元军统帅伯颜的同情，伯颜已经看透了无力回天的南宋，这次不会给临安一丝喘息的机会。尽管文天祥反对投降，可为了避免三宫九庙及百万生灵生免遭涂炭，他还是抱着自己书生气的幻想，决定挺身而出，想尝试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论辩感化元人，转“谈降”为“谈和”，以此挽救大宋。
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文天祥辞掉丞相职务，毅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前往皋亭山元军大营。尽管从临安到皋亭山只有30里路程，但这次文天祥却感到十分漫长，十分沉重，毕竟自己身上背负着的是大宋王朝300多年的繁华和荣辱。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他慷慨抗论，痛斥元朝失信。最后，文天祥掷地有声地道：“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鑊非所惧也。”意思是说，我文天祥是南宋的状元宰相，只求一死报国，你们那些砍刀铁锯和烹人的大锅我都不怕。一番辩论，让元军统帅伯颜理屈词穷，在场的诸酋也相顾失色，不由地暗暗称赞文天祥不愧为大丈夫。在伯颜看来，像文天祥这样一位即将亡国的宰相竟敢如此当面顶撞他，恼羞成怒，下令将文天祥囚禁起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南宋著名的大事件“皋亭抗论”。
在文天祥囚禁期间，南宋发生了乾坤倒转的变化。1276年二月初五（2月29日），宋恭帝赵显率百官请降，随后宋恭帝以及众官僚被押往大都（今北京）。伯颜受降后，又取谢道清手诏，招降未附州郡。此时的南宋与149年前经历“靖康之耻”（1127年）灭亡的北宋一样，已近穷途末路。危难之际，太后谢道清悄悄命令陆秀夫等人，秘密护送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5岁的赵昺逃亡福州，算是为南宋王室暂时保留下仅有的血脉。1276年5月，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景炎三年（1278年），九岁的宋端宗在广东病死。这是后话。
二月初九，文天祥被元酋押往元大都，经谢村，过德清，再往平江，一路船行。文天祥心中的南宋和现实中的临安越来越远，他决意以死逃生，即便是自己有一口气都要重兴大宋。当船行至京口（今江苏镇江）时，文天祥终于在侍客杜浒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历尽艰险，泛海过山，一路向南寻找南奔的朝廷，文天祥来到永嘉(今浙江温州)，住在江心屿……文天祥看着跟随自己的十几人，不仅暗自悲伤落泪，想想自己作为南宋最后一届状元及第的儒生，闻知国家有难，从赣州举兵勤王，杀到“南京”不仅没保住首都，还差点丢了性命，追随他的几万江西兵，而今却只剩寥寥十余人，内心无比悲愤。文天祥虽然在温州只是短暂逗留，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他一面派人打听小皇帝的消息，一面收拢当地南宋残兵，欲重振旗鼓，收复破碎山河。
此后，文天祥又历经九死一生辗转来到福州，于宋端宗景炎初被任命为右丞相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集“党、政、军”权为一身的文天祥，在偏居东隅的五岭以南，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元军事斗争，打响了南宋最后一场保卫战。最后，尽管文天祥兵败江西空坑（今江西兴国县境），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虏，瘟疫也夺走他唯一的儿子，但风骨不移。文天祥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流在大宋的土地上。
五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后，决心以死明志，宁死不降，虽然自杀失败，却写下了千古传颂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押往元大都的路途中，文天祥绝食八日，再次自杀求死未成，于是他决定与蒙古人战斗到底，以死为大宋殉葬。
两个月后，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南宋残余的十多万军民，在崖山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史称“崖山海战” ，这既是中国古代少见的大海战，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富悲剧色彩的一场战役。战争以元军以少胜多而告终，宋军全军覆灭，不愿屈服投降的陆秀夫毅然背着8岁的宋帝赵昺投海自尽。据相关史书记载，在这场战斗中，南宋最后残存的十多万军民，有的壮烈牺牲，有的不甘受辱投海自尽，后人用“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形容这次海战的惨烈。至此，赵宋王朝彻底毁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宋代“三百年养士”的结果和终篇，最终是以文天祥和陆秀夫这样的末世悲歌而谢幕。
1279年，文天祥被押往元大都（今北京），途经金陵（今南京）时写下了传颂至今的《金陵驿》：“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故国情深，文天祥触景伤情，想起往日的点点滴滴，心潮澎湃不已。于是，他怀着楚囚之悲，写下了这篇抒怀之作，以表达自己对家国的深深怀念和哀恸。
文天祥在元大都囚禁3年多，历经种种威逼利诱，始终不屈。监牢里镣铐锁住的是他的身体，却无法锁住他的灵魂。文天祥持笔当歌，以诗言志，在阴暗潮湿的牢狱里写下了荡气回肠的《正气歌》，与《过零丁洋》一样成为千古绝唱。当忽必烈以高官厚禄为条件派人劝降时，文天祥说：“国家亡了，我只能以死报国。倘若因为宽赦，能以道士回归故乡，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为顾问，还可以。假如立即给以高官，不仅亡国的大夫不可以此求生存，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负抛弃，那么任用我有什么用呢？”至元十九年（1283年）十二月初八（1月8日），忽必烈又一次亲自召见了文天祥，文天祥只是双手作揖拜见元世祖时，左右人要他下跪，文天祥说什么也不肯屈一屈他的膝盖。他说：“我文天祥作为大宋的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爱惜人才的忽必烈问文天祥：“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坦然镇静地说：“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赐之一死足矣！”
1283年1月9日（十二月初九），元大都的天气异常寒冷，凛冽的寒风呼呼作响，冷酷无情的掠过街头。文天祥伫立在大都的菜市口，长发在寒风中飞舞，像是无数双舞动着的手臂，在向苍天呐喊，这呐喊是文天祥心中无法抹去的家国仇恨。文天祥向着南方故国大宋方向郑重地跪拜了三拜，写下最后的绝命诗，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后来，妻子欧阳氏在文天祥遗物中发现他所作的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南宋王朝最后一位忠臣义士文天祥，以自己殉国陪着一个朝代走完最后的悲壮之路。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时隔千年之后，文天祥与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一样，早已化作啼血的杜鹃鸟，魂归故土，在皋亭山，在故都临安，以及南宋的天空飞翔，哪怕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也要把王朝的记忆染成一片鲜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