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父亲

    父亲属马，1942年生人，曾经当过6年兵，今年到年78岁了。

    俗话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我看父亲也不例外。我认为老年人话多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害怕孤独，总是喜欢搭讪着和别人说说话，唠唠嗑。二是把自己那些藏在心底里的话说给子女，生怕忘记过去。上了年纪，喜欢怀旧，这是常理，就像是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本真一样，这是多数人的人生。人老了，既要顺着，更要哄着，老人高兴就是子女最好的孝顺。

    每次回老家，与父亲聊天，他总是跳跃式的不停的与我唠叨那些早已久远的往事，这些事都是他儿时的经历。我知道这些看似无头绪跳跃式的往事回忆，实则是父亲在努力发掘钩沉或近或远的内心情感，害怕自己忘记。他每次都会像倒豆子样，一股脑倒出来，且津津乐道。尽管父亲的这些往事，也可能会在时间、地点，甚至是人员上有些错乱，但每次我都是洗耳恭听，哪怕是做个认真的样子，因为我知道随着时光流逝，父亲往事里那些早已久远人物，以及故事细节温度早已被打磨的越来越单薄，我愿意陪着父亲一起去回味。其实，作为父亲那个年代的所有经历者，都是有故事的人，这些故事可能是芳华，也可能是难以忘记的磨难，只是蕴藏在各自的内心深处。

    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尤其是这几年记性差了很多，总是习惯丢三落四。但在我看来，父亲每次与我唠叨起那些往事时，却是张口就来，几乎不用回忆。父亲的故事，总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满满都是关于他和爷爷奶奶的事。我能理解，父亲对于爷爷奶奶的情感如同我现在对他一样，只不过我现在是在用纸笔记录下与父亲以及这个家族的故事，而他却是在用全部的情感努力记忆稍纵即逝有关爷爷奶奶以及整个家族的过往。父亲没有读过一天书，更是识不得几个字，也只有用这种聊天唠叨，最简单最直接最虔诚的方式，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传递给我们。

    父亲说，爷爷弟兄三个。二爷爷赵培桐年轻时闯关外，当过带活的把头，最后死在东北，至于什么原因，那时父亲还小，自然说不出一二三来。三爷爷赵培芹，脾气倔强，也是得病无钱医治，抱病而去。二爷爷、三爷爷都没有成家，自然他俩那支也就断了，只有爷爷这一支人脉传了下来。听父亲说，爷爷大高身量，声如洪钟，但脚上长满了鸡眼，现在看这本是举手之劳的小手术，可在那时却是无法逾越的痛苦。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出行对于爷爷来说已是十分艰难的事，更别说下地干活了。爷爷没上过一天的学，对于读书上学只能是梦想。父亲说，那时家境贫穷，食不饱腹，度日如年，自己到了读书的年纪，爷爷对他说：“大小，咱家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也供不起你念书，你就下地帮我干活，让二和三去读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排行老大的父亲，更能懂得家庭的艰辛，乖巧的听了爷爷的话，开始承担起家里里里外外的活计。爷爷穷尽一生，苦心打拼，才置办下十来亩薄地，在距村子十来里外的管氏河南岸，是村里人人都知道的碱场地。人穷地也不富，靠天吃饭，爷爷带着父亲在这块地上辛苦耕种。秋收季节，腿脚不便的爷爷在地里削下高粱头，然后捆成高粱个子，十来岁的父亲则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摇摇晃晃的往家里运，一次四个，爷爷削，父亲运，这是一个满满蕴含爷爷和父亲故事的秋天。

    50年代初，为了解决农业生产的劳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村里也响应国家号召，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成立互助组。因为爷爷腿脚不利索，奶奶眼神又不及，再加上父亲哥仨小的小、弱的弱，加入互助组时间不长，因为别人不太待见，爷爷脾气又强量，生怕别人说不是，执意出来单干。就这样，他拖着一家老小，在村北老林上种西瓜，在缺吃少穿的年月，东西金贵，父亲晚上都是睡在瓜地里，就这样歪过了一年。第二年，全家人节衣缩食，东拼西凑买了头牤牛犊子。还好，这牤牛犊子好像是着了灵性似的，能吃能干又听使唤，着实让村里人羡慕，这才又有了重新入互助组的资本。

    时间一晃到了1957年，村里互助组转入合作社，一家人要吃饭，父亲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家，当然也是队里照顾的对象。父亲说他在生产队喂过牛，当时队上养了七、八头，每天都要给牛铡草。往铡刀里续草既是技术活，也是危险活，每年四邻八乡都有铡到手的，所以续草的事都是由队里的老把式们负责，父亲只负责按铡把子。除了铡草当然还有一些跑跑颠颠看瓜守园这些力所能及的事。父亲说，每到秋里，棉花盛开季节，地里白花花的一片，像下了大雪似的，这个时候村里最忙乎，尤其是天好的时候，既要与天抢收，还要防止那些手长的往家里“顺”棉花。男女老少齐上阵，妇女们扎着围兜穿梭在棉田里，壮劳力赶着大车奔驰在村道上，上年纪的则在场院上翻腾着晒。父亲说队长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在地里看棉花。农村穷，缺吃少穿，个别社员为了给家里老少絮个棉袄，“顺”一点生产队的棉花也是常有的事，每每父亲发现，处理的倒是稳妥。父亲说，他每次看见总是咋呼一下算完，要么让人家赶紧走，因为一旦让队长发现了，拿不走棉花不说，自己也要挨批评。要么提醒人家花开少拾点，这样不容易被队干部发现，父亲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就在这一年刚过完麦不久，劳累的一天的爷爷睡下后再也没有醒来，离开了这个忙碌的世界和一家老少，对于那一刻，父亲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说晚上爷爷和他睡一起，睡前还吃了两个高粱饼子，凌晨父亲起来叫三叔小便，发现爷爷已经没了呼吸，父亲赶紧叫醒奶奶，自己摸着黑，连跑加颠的请来隔壁党管村的医生，但终无回天之力，爷爷走时手里还死死拿着没有吃完的半块高粱饼子。家里没有钱买棺材，只得用青砖垒穴，用秫秸薄裹着爷爷下葬。

    父亲说，爷爷虽然走了，但是这个家不能塌，毕竟身后还有两个要吃饭读书的弟弟和眼神不及的母亲。闹饥荒挨饿的那几年，父亲也出去讨过饭，每次都是省着拿回来给奶奶和二叔、三叔，常常一个窝窝头哥仨掰着吃，父亲总是最小的那块。父亲说，好在那时候村里有救济，一家人才勉强杠过来。村里照顾困难户，1964年12月父亲当了兵，第二年二叔也去了部队，俩人在部队虽然没有提上干，但都入了党，复原时又赶上好政策，父亲进了济南二钢，二叔则被安排到了县化肥厂，俩人都吃上国家粮。每次父亲讲起过去这些事，他的表情都十分平静，是历经沧桑之后的那种淡然，没有丝毫的哀叹，流露最多的是自强自信和感恩。父亲故事的最后结束语总是那句话：“忘了谁，也不能忘了共产党！”

    聆听父亲这些往事，即是一种亲情回味，更是一种谆谆教诲，让我记住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记住从那段岁月中走来的他和早已渐行渐远的祖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