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坝头旧事

确切的讲，我来杭州定居，“家”就是从杭州羊坝头开始的。

说起羊坝头，“老底子”杭州人都知道，百度上也能查的到，羊坝头位于杭州市中山中路旁，原东起中山中路中段与平津桥相对，西至定安路中段与涌金路相对，长396米，宽3米，自扩建西湖大道后，仅剩一角。

据说，羊坝头这一带，古时为滨海，为了预防海潮侵袭在此修堤作坝，故称之为洋坝，俗称洋坝头。随着时间的更替，而今已作为巷名，讹为羊坝头。宋时，御街穿此而过，羊坝头已成为杭城商业中心。明时，此地又成为蔬菜鱼肉等集市贸易之地。到了民国，羊坝头已是店铺林立，市面繁荣。透过这些湮灭在时光中的过往，不难看出羊坝头昔日的辉煌与荣耀。

1999年初，我奉命调省武警总队工作后，就曾居住在“隐藏”于此的部队家属院里的一幢破旧“洋楼”上。“洋楼”为木质结构，据说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官邸，解放后被政府没收，后又分配部队使用，真实情况究竟怎样，无人知晓。羊坝头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直线距西湖不足500米，可谓黄金宝地，寸土寸金，因此总队首长多居于此。当时，进入部队家属院必须从“洋楼”一楼门洞穿过，门洞也是后来改造的，门洞旁边的一间兼做传达室，住着70多岁的王大妈，平时看看门。门洞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坐凳，都是细心的王大妈搜集来的。平日里，小区里退休的大伯大妈们，都喜欢聚集在此，谈天说地，等待孩子们下班归来。“洋楼”早已年久失修，像似垂垂暮年的老妪，飘摇在风雨里，曾经经历过多少沧桑过往，又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兴建，这些都无人说得清楚。

调总队工作之前，我在武警洞头县中队担任副政治指导员。洞头岛，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是由103个岛屿和259座岛礁组成。当时从本岛到温州市区，坐船需要两个多小时，因为岛上条件艰苦，外地调回温州的本地干部无人问津此地，最终只能像我这样无牵无挂的外地干部去驻岛。儿子赵润东也是在海岛洞头有的，当时爱人怀孕五个月，我和她胆忒大，俩人竟然从温州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深夜再从东阿下车，打着机动三轮回到老家县城，星夜兼程，长途颠簸，把双方父母吓得不轻，好在安然无恙，1998年12月17日儿子顺利出生。多年之后，想起此事我和爱人还心有余悸。儿子的名字也是在他未出生之前在洞头起的，爱人怀上后，叫我给孩子起个名，我想了想说：“就叫润东吧！”这里声明一下，那时咱没有追星的爱好，当然至今也没有，根本不知道“何润东”这样的明星，一切实属巧合，绝无追星之意。爱人要我认真点，再好好想想。我对她说：“不想了，就叫‘赵润东’，咱在东海前哨洞头有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就叫这个名字。”爱人问我有什么说道没有？我说：“东，是吉祥的方位，预示着紫气东来。润，滋润温润的意思，我想着将来孩子性格少一些盛气凌人，多一些温润情怀。”后来，我时常开玩笑说儿子是带着名字来到这个世界的。

儿子出生后，不仅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带来无限快乐，也给整个家族带来希望，尤其在重男轻女的山东老家农村，我父辈弟兄仨，父亲排行老大，我作为长子，儿子又是长孙，备受长辈们喜爱。儿子再给整个家族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我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难题，我和爱人分居两地，孩子将来的教育和生活何去何从，自己是继续留在部队？还是转业回老家？这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坎。说心里话，从内心深处讲我特别热爱部队，热爱这身带给自己荣耀的军装，骨子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天生当兵的料，让我离开部队心不甘。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我最为敬重的老首长、老老乡，时任省武警总队政治部主任的鹿明斋。当时，我虽然与他未曾谋过面，但还是斗胆给他写了一封自荐信，在信里充分表达了自己想立志部队建功立业渴望进入总队机关工作的想法。好在入警以来，自己一直坚持笔耕不辍，在总队机关也算是小有名气，再加上总队宣传处和新闻站的老领导和战友们识才爱才，边鼓敲得砰砰响。1999年4月，我终于走进了位于杭州市民生路的省武警总队大院，开始专职新闻干事的警营生涯。

进入总队机关，遇到最为现实问题就是住房。部队机关分房是有严格等级区分的，只有熬到营职以上，家属随军，你才有资格分房，即使这样也得按资排辈去争取，营职以下只有单身宿舍，俗称筒子楼。我工作的单位是总队新闻电视工作站，属于政治部直属分队，与总队司政后机关相比，其实还是基层，但是因为在总队机关大院里，相对地市支队又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当时，新闻电视工作站在总队机关大院南面小楼的三楼，与文化站在一层，除了机房外还有三间办公室，办公用房倒是宽裕，站里特意为我临时安排了一间闲置的办公用房，暂时居住过度。想想那时，吃在单位，睡在办公室，说24小时在机关一点都不为过。时间久了，对机关的工作套路和处事方法也渐渐摸出了门道。其实，机关单身宿舍也不全是靠傻乎乎的排队等来的，也有变通的余地，前提是要和机关干部打成一片，有个好人缘，等到别人提职分房搬走了，可以私底下悄悄占过来，木已成舟之后到司令部直工处打个招呼备个案。

初到总队机关，作为只有中尉警衔的我，有两件事情一直是自己担心的，一是怕宣传工作搞不好，辜负了领导和战友的期望。我当时在站里主要负责摄影报道，之后又兼起摄像；二是怕“抢”不到房子，一时半会老婆孩子来杭定居的问题解决不了。几个月下来，第一问题通过努力已经迎刃而解，向领导和同志们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随着机关人头慢慢的熟悉，第二个问题也渐渐有了眉目。据消息灵通的战友讲，后勤部卫生处的一位同事刚刚分到房子，她原来居住的羊坝头的老房子可能要腾出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热心战友的牵线帮衬下，多方努力，终于私底下拿到了羊坝头过渡房的钥匙。在这里之所以连篇累牍的写这些，就是想把在羊坝头居住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

其实，搬到羊坝头后才知道，这座所谓的“洋楼”破的已经不能再破了，与对面院子里总队首长们居住的楼房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房子破不说，关键还是危房，稍许有办法的是不可能打破头争来住的。“洋楼”有两层，木质结构，怀抱天井，成四合院。木质楼梯，年数久了，上下楼吱吱嘎嘎的响，整座小楼都能听得见。我“抢”的这间宿舍，从二楼南面走廊进，房间朝南，里外间，里间做卧室，外间算是客厅，住着倒是很宽敞，只是客厅屋顶一角早已塌陷，每逢下大雨，外面哗啦啦，里面滴答答。孬好有个住的地方，心里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为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爱人在老家也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这一年（1999年）是国家第一次实行“十一”小长假，我专程回到山东老家，将爱人和10个月大的儿子接到杭州，还有那台比儿子“大一岁”的“松下”牌电视机。初到杭州，大人好说，孩子水土不服，不是长口疮，就是发烧感冒，三天两头跑医院，去一次两三百。当时我每个月工资才八百多，所以工资基本上都用在儿子看病和买奶粉上了，我和爱人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当然也没有钱买。记得有次我在延安路，看上一件打折的“鳄鱼”牌青色套头毛衣，打完折200元不到，试了好几试，还是舍得买，回到家里和爱人讲起此事，爱人说：“难得看上一件中意的衣服，你在机关工作穿的不像样子也不好，买了吧！。”这才又返回去，把毛衣买回家。

在羊坝头生活的那段日子，也是我定居杭州后最为刻骨铭心的。初到杭州，孩子离不开人，作为新杭州人，老人们又不在身边，缺少帮手，爱人做饭就是大问题，好在羊坝头距总队机关比较近，骑车五分钟，两个红绿灯就到。为解决爱人的午饭，每次我都是在总队食堂打好饭菜，匆匆往家赶。那时，由于工作性质，下部队采访也是家常便饭，遇到这种情况，爱人就把儿子放在大盆里，或是圈在客厅中央，让他自己玩，然后简单弄点吃的，对付一下。后来儿子会走了，从抱着到领着，我们一家人晚饭后总习惯沿着西湖大道，经延安南路，散步到吴山广场。当时延安南路还在整修，晚上允许摆夜市。一到晚上，整个延安南路灯火通明，摊位一个接一个，多以鞋帽袜子类等日用品为主，而吴山广场的夜市直通河坊街，多以小吃为主，天南地北，美味荟萃。不管是鞋帽袜子，还是各式小吃，儿子总是以看为主，从不闹着要这要那，给大人难看，特别懂事。只是有一点，在外面儿子见不得我和爱人手拉手，有时外出，我俩故意逗他，有时儿子跑在前面，我和爱人故意跟在后面，悄悄拉起手，每每儿子看到，会迅速折回来，此时三个人会心照不宣的哈哈大笑起来。

儿子会跑后，在家里待不住，且水土也慢慢适应起来。每天下午快到下班时间，他总是拉着妈妈的手，到院子外面的西湖大道旁等我，一旦看到有部队警车送首长们回家，知道我也在路上，就执意拉着妈妈的手沿着西湖大道向东慢慢迎我，如果迎不上，就和妈妈在中河立交桥下等，直到我骑自行车出现，然后笑嘻嘻缠着让我推着他，一家三口往回走。回家路上一定路过凤凰寺后门的清真饭店，这里的牛羊肉煎包和烤羊肉串整个杭州有名，闻着诱人的香味，儿子虽然不说，但我和爱人知道其实他的味蕾早已按耐不住了。儿子乖巧，嘴巴又甜，穿着齐整，长相俊俏，很讨邻居们喜欢。后来有时我出差不在家，爱人做饭，经常是楼下的王大妈和楼上的冷大姐帮忙照应。冷大姐一家住在二楼，她是二代山东人，自小在杭州生长，她们家做点什么好吃的，总是第一时间招呼儿子过去凑热闹。

院外，挂着警牌的小车来来往往；院内，穿着警服的首长进进出出。爱人带着儿子几乎天天长在大门洞里，时间久了，院子里住着的几位部队老领导，都喜欢逗小家伙，尤其是沈才大副总队长。沈副总性格豪爽，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但是嗓门大，是典型的军事干部。记得有次他刚下班，在小区门口故意拦着小家伙大声说道：“叫爷爷，不叫爷爷不让你过去。”沈副总的大嗓门吓了儿子一跳，倒是小家伙反应还算快，脆生生的叫了声爷爷，乐的沈副总呵呵大笑起来。自此之后，儿子每每看到沈副总，老远就迎上去，一口一个爷爷，叫的他乐滋滋的。

羊坝头，这座摇摇欲坠“洋房”，临时居住的人搬来搬去，走马灯似的，但总是搬走的比搬来的多。每逢台风来临，总队直工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的登门做思想工作，疏散居民，严防事故。台风季节，外面狂风暴雨，叮叮咣咣，屋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盆盆罐罐，应急上场，奏响雨水交响。终于在一个台风的夜里，“洋房”二楼朝北的一间山墙倒塌了，据说当时房间里还住着人，幸好山墙是向外倒的，木质框架有支撑，屋顶没有坍塌下来，住户躲过一劫。此事一出，更加促动了总队直工处搬迁老房子住户的决心，毕竟是人命关天。

我不是英雄，也从未想过当英雄，但却实实在在当过一回英雄，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羊坝头“洋房”除了怕暴风骤雨外，还怕火灾。那时，这里的住户家家用的都是瓶装煤气，有的为了省上块儿毛八，买非正规网点的煤气，埋下安全隐患。当时，我东户邻居住的是几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学生，几个年轻人雄心勃勃准备在杭州创业发展，为了节省开支，她们偶尔也会自己动手烧上一餐。有一天，恰好我刚下班到家，隔壁几位小姑娘锅碗瓢盆，烧的好不热闹。“赵大哥，不好了，着火了！”突然，隔壁传来女孩的大声呼叫。原来是炉火引燃了煤气瓶，整个煤气瓶像是电视上看到的导弹发射样，不同的是“弹头”向下。火焰向上喷着，滋滋的叫，足足有五六十公分高，十分吓人。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阵势，当时脑袋一片空白。此时，爱人听到喊声，领着儿子已经站在门口，傻愣愣的看着。“赶快抱着儿子下楼！”我大声喊道。下意识的叫女孩赶快拿棉被，自己抄起脸盆冲向水管，女孩已经吓懵了，一边哭一边按照我的指令拿了棉被盖在煤气瓶上，我紧接着一盆水浇了上去，熊熊火焰变成了浓烟，一盆、两盆，继续浇水，最终将火势扑灭。没有丝毫灭火经验的我，当时是怎样想起用这样的方法灭火，直到现在也搞不清。由于扑灭及时，没有酿成后果，此事也就没有向部队报告，自己自然而然也就当了一回无名英雄。虽是无名，但是那一刻却是心惊胆战，很难用语言表述和形容。

后来，《解放军画报》资深摄影家骆飞老师来浙江采访，我把自己救火的事说给了他，问他：“您采访过那么多英雄，见多识广，您知道英雄在做出壮举的那一刻是怎么想的吗？”他笑笑反问我：“你也救过火，也算是无名英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告诉他，救火的那一刻，自己脑袋一片空白，一切都是下意识的。但有一点是清醒的，那就是事情一旦找上了你，绝不能退后，更不能逃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灭火的过程中，我心里反复念叨的是：完了，完了，今天我要死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念想。“是啊！我想英雄应该都是这样的，要么是出于工作的本职，要么是出于人性的本能，任何英雄在做出壮举之前，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想当英雄。”骆飞老师深有感触的说。是不是英雄暂且不说，至少那次在关键时刻，自己没有掉链子，更没有给这身警服丢人。不久之后，出于安全考虑，总队直工处还是强行搬迁，将“洋楼”里的居民安置妥当。我们一家先是被安置到庆丰村的筒子楼，2004年又分到部队的房改房，转业之后，定居在滨江钱塘江畔，这才算是结束了在这座城市的“流浪”生活。

白驹过隙，一晃20年过去了，如今的西湖大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羊坝头那座历经风雨的“洋楼”也早已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取而代之。物亦不是人亦非，每每驻足于此，也只有在时光沉积的城市过往中，去钩沉渐行渐远的记忆，在记忆里聆听吱吱嘎嘎的楼梯声，回味邻里间随遇而安无拘无束的情缘，追寻漫步在商贩鳞次的延安南路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