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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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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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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话“医务所”

“医务所”这个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是陌生的,但对于我们70后的一代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那时的孩子有点儿头疼脑热,有几个没去过爸爸妈妈工厂的卫生所呢?

医务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那时,大、中型国营工厂为职工安排好了一切,福利待遇也惠及到家属。大的国营厂有厂学校、文化宫、体育场、浴池、理发部、医院、幼儿园等,简直就是个小社会。

我二姑工作的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我小时称101厂、新风厂)就是这样的工厂。工厂坐落在平房区,连同家属区占了城区面积的很大一部分。工厂大,职工多,就连通勤车也与众不同。他们厂的通勤车是前南斯拉夫生产的,米黄色车身,车体很宽、很长,方形车头的挡风玻璃下印着中国民航航空标志。通勤车有好多条线路,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香坊区都设有通勤点。

暑假里坐上通勤厂车到二姑家小住是我最高兴的事,每次坐就好像去“飞机场”,让我兴奋。在宽大的车厢里,我的目光跟着厂车的行驶,近看路上一排排浓荫蔽日后移的行道树、远望一块块收获在即的庄稼地,夏风吹来,闻着空气中芬芳的泥土气儿,我仿佛进入了旖旎的田园,追云嬉戏、与蝶共舞。驰想中,厂车一拐歪儿,进入了平房区,下了车,走在繁华的新疆大街上,才把我的心神拉了回来。

小住平房,清凉可口的绿豆冰棍、解渴爽口的冰镇汽水这些“东轻食品”,是每天不可少的,而在文化宫里看电影、体育场中看比赛、游乐园坐旋转飞机则是“东轻生活”的快乐之极。现在想起来,是那么的美好纯真,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暑假快结束了,二姑又要带着我们坐厂车了,这次去的不是“飞机场”,却是离我家不远的通勤终点站。不舍而归地坐在厂车上,无心再去看沿途的风景,只想让厂车开得慢些、再慢些,留住东轻小住的快乐时光。后来,我才知道,东轻厂是新中国第一家大型轻合金加工厂,创造了我国航空航天、导弹舰艇等铝型材无数个中国第一,东轻厂的办公楼群在2023年还登上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话扯得似乎有点远了,还是说说医务所吧。东轻厂因为规模大,是上万人的企业,为给职工提供医疗保障,设有职工医院,医院有门诊部、住院处,医疗设施相对先进,科室也比较齐全,职工的常见病、多发病在职工医院就能得到治疗,现在这所医院已厂办剥离给地方,成了哈尔滨二四二医院东轻分院了。

国营大厂的职工医院设施齐备,而中型厂的医务所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对东轻厂诸多的情感不同,小时候,在我的眼里,大姑厂里的医务所对我却有着另外一种情感,这情感,让我看到了人们之间的友爱、友情和友谊的真诚可贵。

大姑所在的工厂在道外南勋十道街,是一家国营重点印刷企业,主要以铅字印刷为主。铅字印刷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也是陌生的。一千多年前,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改变了手抄、摹拓、雕版印刷的历史,使印刷业得到巨大发展。15世纪中叶,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并制造出第一台铅字活体印刷机,从此,印刷业进入“铅与火”的时代。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激光照排技术的出现,铅字印刷芳华不再。新技术应用的结果必然导致技术落后的企业退出行业市场,大姑的工厂也由行业鼎盛走向了衰败的末路。

势不可挡的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带来工厂倒闭、工人下岗的社会阵痛是短暂的,科技进步推动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短暂的阵痛只是社会前进中人们淌过去的小河沟,更长远的改革发展红利让人们生活步步增高、幸福怡然。我曾来到南勋街上故地重游,寻找大姑工厂的遗记,工厂厂址被一座座居民楼所掩盖,这里道路宽阔,商业繁荣,早已物是人非,大没有原来的摸样了。

话再说回来,记得大姑厂的医务所是在一处僻静的二层楼里,远离了生产车间的喧嚣,大约有几个屋子、三四个大夫吧,一进门就能闻到消毒水的浓重味道。诊室雪白的墙上挂着人体结构解剖图,听诊器、压舌板、血压计有序的摆放在白布覆盖的桌子上,还有装着消过毒的针头、酒精棉擦得锃亮的鹅黄色铝制“小饭盒”。医务所的大夫一专多能,专业知识、临床经验也相对丰富,是“全科型”的大夫,有的还能看中医,什么心骨内、妇儿外、耳鼻喉等小疾小症不在话下,在缺少物理诊断技术的条件下,都能给出比较准确的诊断,让患者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置。医生和患者因为在一个工厂,彼此很熟悉,即便不十分熟悉,也都有一面之识,有的还是知根知底朋友,看病时,几句家长里短和亲切寒暄就能把病看了,最后,根据症状,给患者开点四环素、安乃近等口服药物,大不了打一针安痛定,患者的病也就好的差不多了。他们不但诊病,还身兼护士的职责,体贴周到、细致入微地给职工患者打针喂药、清创伤口、局部包扎、解病去痛。

有一次,我的左耳朵突然“失聪”了,听不清楚大人说话,急坏了爸爸妈妈。爸爸放下手上的工作,用自行车驮着我,直接去了医务所。爸爸在这之前与我大姑同在一个单位,和厂子里的人都很熟,尤其是医务所的大夫们,和他们的交情也很深,有的大夫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算起来有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了吧。到了医务所,我叫“柳伯伯”的大夫问了一下病情,用手电筒照了照我的耳道,对爸爸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耳馋”太多了,把耳道堵住了,抠出来就好了。说着,拿出一个手柄很长、前端有钩带尖的大号“掏耳勺”,一边安慰我别怕疼,一边把“掏耳勺”伸向了我的耳道,不一会挖出一块小指甲盖大小的“耳馋”来,让我“失聪”左耳恢复了正常。时隔40多年,回忆到此,我和爸爸还连连称道医务所大夫高明的医术。

时光荏苒、白溪过驹,医务所像一帧老照片存放在我的脑海里,又像一串晶莹的珠玑横亘在我记忆中,他是一个流年岁月的时代叙事,是一段声情并茂的生活场景,更是我过往人生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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