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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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抵达北京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官唐通不战而降，京城最后一道关隘失落。十七日，农民军攻下昌平；十八日，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成等“公约开门降敌”，农民军离紫禁城仅一步之遥。十九日凌晨子时，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司礼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登上煤山（今景山），在寿星亭附近找了一棵大树，上吊自尽了。
京城陷落后，城内一座老旧的府邸内，一个五十多岁的浙东汉子，边北向拜阙边朗声说：臣为大臣，不能报国，臣之罪也。接着他又南向叩拜，遥辞浙东的老母。尔后他蘸笔写下“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的绝墨，从容走到厅前，投环自缢。家人欲上前解救，被老仆哭着拦住了：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也！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后，传令箭告诫：忠义之门，勿行骚扰！
此忠义殉国的浙东汉子，读者大都知晓，他便是出身于浙东上虞的明末重臣、被誉为“不独为正人增华，尤为文人吐气”的户部尚书倪元璐。
庚子年大雪节气的傍晚，我收到上虞倪梁村倪建君书记的一条短信，说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倪教授，晚上想一起聚聚。倪梁村是倪元璐的故里，这位倪教授不远万里来到倪梁，想必是为了寻根。于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三个人在倪梁村边上的一家农家乐里碰了面。
个子壮硕、国字脸配一头板寸的倪教授全名倪振民，年轻时从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毕业后赴美师从著名肾脏病学家Shaul Massry。从事肾脏病研究30年，先后获美国肾脏病学会 Shaul Massry 研究基金奖、南加州肾脏基金会学术贡献奖等，现为马里兰州Akrigene Diagnostics 董事长兼CEO。
无论经历、职业和举止，倪教授典型一个理工男。然而谈及倪元璐，说起倪元璐的生平、影响、思想学术、家族谱系，以及倪（元璐）史、倪事、倪学的史实、文献、学界新论、海内外传播等等，他的涉猎、积累、见地和视野，堪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而且与一般的专业人士相比，倪教授久居海外的背景与视阈，加上理工男对文献、史料特有的仔细严谨，更让这种研究和思考具备学理的通透和史实的周严。
根据清朝有关天水倪氏的文献记载，倪教授属倪元璐的第二个儿子倪国宾这一支。明末之际倪国宾曾任秦州（今甘肃天水）通判，后国破家亡加上战乱，国宾无力归还故里，倪家便在天水安顿生息下来。倪教授说自记事起，他们天水倪家就一直未寻访过倪元璐的故里。读高中时他开始了解和搜集倪元璐的史料，来倪元璐的故里探访寻根也是他几十年的夙愿。
位于浙东上虞的倪元璐故里倪梁村，是一个古朴的江南村落，田畴阡陌、绿树掩映，河流瓦舍、庭院错落，倪教授来寻根的不久前，倪梁村刚获评全国文明村。对先祖故里清丽旖旎的江南景致和文明秀美的环境氛围，看惯了大西北雄浑粗砺的倪教授自然赞不绝口。倪教授的赞叹，也让我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倪梁村的场景。
那天晚饭后在上虞小越参加农村工作队的我，和一位乡里的干部返回住地。灰暗的夜色中我们沿着杭甬铁路边的一条土路慢慢走。半道之中，一声雄犷汽笛从身后传来，那汽笛石破天惊撕破夜的宁静，让人血液鼎沸。接着是一束灼眼的光柱，像一把利剑剌碎夜的灰暗。光柱照亮的不远处，浙东的田野里一个河流屋舍、绿树庭院的江南村落古朴安详、纤毫毕露。
“那就是出过明朝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梁村。”随行乡干部的介绍，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倪元璐。从此这个名字像那束灼眼的光柱一样，一直在我的生命里熠熠闪亮。
倪振民教授对倪元璐史实的熟稔如同自己掌上的纹路。我戏言，您这已是“肌肉记忆”。其实我知道，这样的“肌肉记忆”更发自于血缘的敬仰和热爱。
“倪元璐少时聪颖过人，弱冠之年即乡试中举。天启二年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才名噪天下。倪元璐的出名，当然在于文章写得好，那他文章好到什么程度呢？”倪教授卖了一个关子。“文震孟在倪元璐的文集序中，盛赞‘鸿宝（倪元璐号）之于文章，其天性也，所为制辞，无一靡语，无一滥语，盖凛乎其王言焉，复无一尘语，无一剿语，无一凡语，又无一语不严且庄也’而倪元璐的挚友黄道周更一语中的——有天下观。”
古往今来，文人名士如过江之鲫，文章写得好的自不在少数。倪教授和我们都明白，文章只是倪元璐的表征，或是他学识才华的铺张；而真正让其名垂青史的，是倪元璐“与世之作者殊矣”的大义凛然的风骨、爱憎分明的人格和肝胆忠义的操守。这才是倪元璐生命的里子和渊薮。
倪元璐担任翰林院编修时，阄党专权，魏忠贤的嚣张到了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到处造生祠的地步。倪元璐奉命到江西主持乡试，一片万马齐喑中，他以“皜皜乎不可尚矣”命题乡试考卷，影射魏忠贤窃持国柄、大搞个人崇拜。朋友和同僚都为倪元璐捏了一把汗，他则泰然处之。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魏忠贤畏罪自杀，阄党遭清查。阉党分子、太常寺卿杨维垣等为保旧局，一再攻击与阄党斗争的东林党为邪党，倪元璐站了出来，愤然写就《首论国是疏》，痛斥杨维垣。当时朝廷掌权者多为魏忠贤余党，他们斥责倪元璐《首论国是疏》“论奏不当”，杨维垣更是气焰嚣张，写奏疏反扑。倪元璐没有被吓倒，再写《驳杨侍御疏》。《明史·忠义传》对此这样写道：“当是时，元凶虽殛，其徒党犹盛，无敢颂言东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稍登进矣。”
“与阉党不共戴天。对被阉党迫害的正人君子，他引为知己，竭力伸张正义。这是倪元璐一以贯之的作为，也是他的铮铮风骨的鲜明写照。”倪教授的赞叹发自肺腑。
“先祖的政治功绩，最典型的当数力陈销毁《三朝要典》，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大义凛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智慧。”
“由魏忠贤指使亲信炮制的《三朝要典》，于天启六年纂修，炮制完成后由礼部刊刻发行。此书围绕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颠倒黑白，借刀杀人。为钳制舆论，在《三朝要典》的卷首，魏忠贤专门设置了序、圣谕、圣旨，以所谓御制序，披上了一层‘钦定的保护伞’。《三朝要典》颁布后，‘七君子之狱案’等冤案迭出，《三朝要典》也被称为‘杀人之书’”。
“崇祯皇帝即位之后，严惩魏忠贤，清查阉党。但如何对待披着先帝钦定外衣的杀人之书《三朝要典》，无疑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否定《三朝要典》是必须的，但面对先帝的御制序，颇为棘手，崇祯亦顾忌有悖先帝的名声。所以当南京兵部主事别如纶提出《三朝要典》断案多与皇上圣意矛盾，可对《三朝要典》作‘删削’时，崇祯很不高兴。时隔一月，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并且把“删削”升格为‘销毁’，崇祯欣然同意了”。倪教授停息了片刻。
“崇祯之所以同意销毁《三朝要典》，并非不再顾忌先帝的御制序了，而是倪元璐提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理由——‘公议自存，私书当毁’。这就击中子《三朝要典》的要害：此书并非天下之公论，而是魏忠贤之私书。”
“先祖是高屋建瓴啊！这样的高屋建瓴既是他的胆略和智慧，也是他大义凛然、疾恶如仇的人格所决定的。”
崇祯十五年，面对清军南下、国运艰难的时势，已回浙东老家陪侍八十岁老母多年的倪元璐奋然出山，应召入京，出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崇祯十六年五月，崇祯又命倪元璐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召见即将上任的倪元璐时，崇祯殷殷面托：“今擢卿户部，为朕力致太平。”
不负所望的倪元璐为此掀起了一场被誉为“三做”的财政改革运动。“三做”者，一为实做——先准饷以权兵，因准兵以权饷，则数清而饷足；二为大做——凡所生节，务求一带而得巨万，毋取纤涩，徒伤治体；三为正做——以仁义为根本，礼乐为权衡，政苛厉民，臣必为民请命。
倪元璐以“三做”为核心的财政改革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效颇为显著。可惜积弱积贫的大明王朝已到了气数殆尽的边缘，倪元璐终有最大的本事，也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了。倪元璐施行财政改革运动不到十个月，也即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就攻陷了紫禁城。
“我一直在想，先祖有这样的胆略和智慧，有这样的‘与世之作者殊矣’的风骨、人格和操守，与他出生和成长的这块浙东的土地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拜谒了先祖的故里，真切感知了这方土地的人文风情，我对自己这样的认知更清晰，也更强烈了。”
“是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方地域的人文和渊薮，终究为成为这方地域的士子、包括黎民百姓的精神滋养和文化基因，或隐或显地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洇漫开去。”近年来从事地域乡贤文化研究的我，对此深有同感。
“浙东是温山软水的人文兴盛之地，更是血性肝胆的雪耻报国之乡。卧薪尝胆的勾践自不必说，就是与倪元璐同一县域的上虞，从‘疾虚妄，废邪说’的王充、‘东山再起’的谢安，到南宋名臣李光，再到明嘉靖年间冒死进谏弹劾严嵩的谢瑜、叶经、陈绍、徐学诗等‘上虞四谏’和万历年间不畏魏党淫威的刑部主事徐观复，以及与倪元璐同朝为官的绍兴的刘宗周、祁彪佳等等。这种豪气干云的风骨胆略、忠义凛然的气节人格，几乎是浙东文人、士子和名臣的精神传统和生命印记。”
“这也可说是浙东地域的人文精神。”倪教授显然也十分赞同我的观点。
“先祖是个大孝子，他这样的孝，不仅是对他的老母，对故土他同样饱含着心系苍生的大爱、大孝。”接着倪教授向我们讲述了他新发现的史料——倪元璐的浙东救荒。
倪元璐返乡陪侍老母期间，正逢灾荒连年，浙东绍兴诸府连续几年无雨日在90天以上，鉴湖成为旱地，粮食严重歉收，百姓食草木为生，饥荒空前。号称“鱼米之乡”的浙东十室九死，饿殍遍野。倪元璐一面亲自出面，联络山阴、会稽、上虞、嵊县等县乡绅和退居的官员刘宗周、祁彪佳、余煌等人共同商定赈救办法；一面积极与绍兴府及山阴县的地方官联络商讨，提出“宽征”税赋、设立募助等建议，得到了地方官的承诺。倪元璐不仅牵头开展救灾的联络工作，还直接参与了具体赈灾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他提出了“明示赈期，以定民志”遏止因饥荒造成动乱的建议，确立了“坊各养坊，坊各护坊，坊各戢坊”的救荒“三言”，积极推行“族自赈族”与“村赈”之法，提出主动赈济贫寒士人，同时他亲自参与筹购粮食、设粥厂赈济、创办药局、设立育婴局等具体的救荒工作。在倪元璐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浙东的这场灾荒措施得力，救活了十几万人，灾情也迅速得以遏止。
“‘谁任千秋担，公推五父樽。无将忠义死，不与吃河豚。’此乃先祖在崇祯元年写的自勉诗。可以说‘千秋担’和‘忠义死’，就是先祖生命的两座丰碑！”
与倪振民教授告别，走出那家农家乐时，天色已经黑透。我还沉浸在刚才与倪教授的交流中意犹未尽，蓦地，远处的夜空中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震荡耳膜。虽然这几年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我即使身处城郊，也再难看到杭甬线上的火车以及那束灼眼的光炬了，但那震荡耳膜的汽笛，依旧石破天惊。汽笛声渐渐消隐了，而我的思绪却像藤蔓一般攀爬开来。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中期，杭甬铁路的开通，那有着石破天惊的汽笛的嘶吼、有着灼眼刺目的光柱照射的火车，让仿如画舫一般匍匐的浙东的田野，率先驰入工业文明的话；那么自东汉以降，在浙东的田野上，那些鸣响着人格的汽笛、闪耀着思想光柱的生命的火车、精神的火车，不仅早已有之，而且从未停驰过。譬如那个“不独为正人增华，尤为文人吐气”的浙东汉子倪元璐。
火车驰过浙东的田野，驰过历史，也必定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