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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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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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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犹怜草木青

春晖犹怜草木青

  苏沧桑

小暑,上虞白马湖畔绿影婆娑,蝉声嘒嘒。百年名校春晖中学仰山楼校史馆内,我的目光落在一本学生旧名册的一个名字上——“夏弘琰”。被珍藏在玻璃柜里的旧名册已残旧不堪,是上虞县私立春晖中学一九四九年度第一学期高三学生名册。“夏弘琰”性别:女,籍贯:浙江上虞,成分:小资产(后面括号内的两个字已模糊不清),家庭人口:8人,经济状况:收支相抵,下学期是否能继续求学:微困难。

发黄的旧纸张上,我仿佛看见年轮正在倒转,看见一九四九年的初春,一个秀发及肩的江南女孩,挎着粗布书包,正独自穿行在上虞白马湖畔的丛丛绿影间,粼粼波光映入了她无比清亮的眼眸里。她抬腿走进了古意盎然的春晖中学,那个曾经走进过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李叔同、蔡元培、黄炎培、叶圣陶、张闻天、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黄宾虹、张大千等无数文化精英的神话般的名校,走出过无数优秀学子的春晖中学。那么,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新中国成立的金色季节,“微困难”的她继续求学了吗?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她都经历过什么?如今,她还健在吗?

当我的目光继续停留在这个名字上,发黄的纸张上浮现了另一个江南女学生的身影,二十年前一个我素未谋面的小读者、春晖中学的高中生“慧”。我仿佛看见,仰山楼拱形青砖长廊中,阳光斑驳,立柱的影子被一一投在长廊地面上,一直延伸至长廊尽头,秀发及肩、眼神清亮、笑容羞涩的“慧”从长廊尽头向我款款走来,手里捧着一封她刚刚伏在课桌前用最朴实真挚的语言写给我的长信。我仿佛听见,长廊里回荡着她轻轻地呼唤“苏老师”,让我不由想象属于她的另一些声音——她坐在白马湖畔一棵垂柳下轻声诵读《诗经·小雅》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砖木结构的教室窗口传出她的语文老师对她作文的赞许;她的钢笔落在信纸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她说,苏老师,我马上读高三了,我想报考中文系,将来当一个作家,或者当一个母校前辈们那样的老师。

于是,在小暑蒸腾的热浪里,我仿佛听见四周回响起更多的声音,来自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无数声音,清亮,温和,也铿锵,也昂扬。

“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这是春晖中学首任校长、曾提出著名的“人格教育”的经亨颐的声音,他誓要“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的声音穿越时空而来,依然振聋发聩。

“那我给你15万。”这是来自1919年春天83岁的浙江商界巨擘陈春澜的声音。早年失学、做学徒、当“跑街”的他,立志在故里横山创办一座学堂,旨在建立平民教育,发展国民健全的人格。他出资15万后又捐资5万,委托乡贤王佐和闻名遐迩的教育家经亨颐在上虞白马湖畔建造了后来蜚声海内外、有“北南开,南春晖”美誉的春晖中学。“春晖”之名出自孟郊的《游子吟》。

陈春澜给了春晖骨血,经享颐、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李叔同等教育家、艺术家则给了春晖以灵魂。

“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这是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在他的《白马湖之冬》里的感叹。1922年3月,春晖校舍竣工在即,经亨颐向上虞同乡、浙江一师同事、老朋友、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夏丏尊发出了英雄帖,夏丏尊欣然应允。在白马湖畔夏丏尊自己设计的“平屋”一角一张小小的木桌上,他翻译完成了后来风行全国、深入人心的《爱的教育》。

“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这是丰子恺在夏丏尊《爱的教育》序言中的真挚心声。在丰子恺眼里,夏丏尊对学生是一种“妈妈的教育”,学生逗狗吃酒他要管,生病失业他也要管,但凡看见世间任何不真不美不善的事,他都要发愁,那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使他忧愁了一辈子。

“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適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这是26岁的朱自清的声音,他在春晖中学和宁波一所中学兼职,两地奔波,无怨无悔。在他看来,“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如果太“重视学业,忽略了做人”,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学生王福茂写了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绘声绘色地将朱自清写成一个身材矮胖、面色蜡黄、走路滑稽的人。朱自清读了非但不生气,还在课堂上念出来,夸奖说,我平时教大家怎样写作,王福茂给了大家一个好榜样,描写人要让人读后如见其人,最好还应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总是传出最多的欢笑声,还有歌声和琴声。这是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时的家,也是白马湖作家群的一个“据点”,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俞平伯、朱光潜和来春晖讲学的蔡元培、叶圣陶、张闻天等怀着教育救国理想的文化精英们常“酒聚”在此,云集畅谈。丰子恺被称为中国第一幅“漫画”的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白马湖黄金时代的印记,又像是后来同道者们各奔东西、流离失所的谶语。

“小杨柳屋”旁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晚晴山房”,终日里静默如月夜。“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这是叶圣陶第一次去功德林拜会弘一法师时“永不能忘”的记忆。偏居白马湖畔的弘一法师整日静坐于山房,研习佛学或书画金石。几个精神气质相似的人,常静坐默对,“已胜于十年的晤谈”。在那些恬然的时光里,叶圣陶和夏丏尊合著了《文心》,全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囊括了“关于国文的全部知识”,书中讨论的语文教学问题在当今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丁零零丁零零——”小暑空旷的校园里,仿佛还回荡着当年手动的绳摇铃声。我仿佛看见,从长廊尽头,从教室里,从四面八方,从阳光斑驳中,应声涌出了一群群学子,向着学校广场迅速聚拢。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民族危亡,质朴古雅的文化名流们偏居白马湖畔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不仅以教育“曲线救国”,更带领师生们同仇敌忾、锥心呕血,投身爱国运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春晖中学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全校师生近一个月每日三餐茹素,省下菜金,捐资捐款。一个世纪以来,夏丏尊、朱自清、杨贤江、叶天底、何香凝、黄源、谢晋等无数春晖师生投身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的伟大事业,他们中有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企业家,有院士、将军、英雄,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建设者,他们在春晖中学的灵魂乃至中国血脉里注入了浓墨重彩的风采和风骨,壮丽如朝暾夕月,星奔川骛。

白马湖畔的子夜时分,半轮明月如同从湖水中重新出生,天地异常澄明。一间三百岁的老屋里,大学同学文卫给我沏上了一杯上虞红茶,茶香与老屋内的木头香气融合,人如坐草木之间。这个上世纪80年代末春晖中学的学子,像从丰子恺的漫画上走下来一般,年过半百、就职机关却依然保持了孩童般的率真、热情,保持了对大自然和古老物件亲人般的热爱。我想,春晖中学给了多少像他这样的学子如此充沛的心魂啊。他们夫妻和两个妹妹一起买下了这座三百年的乡下老屋,装修成童年记忆中外婆家的模样。每到周末,老屋里就会响起三户人家三个孩子叽叽喳喳的欢叫声和老人们的呵呵笑声,一大家子人扛着各种农具去一里外租的田地里种瓜收菜摸鱼。

“地里几十种瓜果蔬菜,你想得到的都种了,水塘里几十种鱼虾蟹,你想得到的都养了,除了海产品哈哈哈。”文卫笑说。从地里满载而归后,他们各显厨艺,忙碌一番,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慢时光,如同从丰子恺的漫画中拓下来一般温馨和美。三个孩子暂时远离题海,远离排名,远离“卷”和焦虑,在被用心营造的另一个古老的、原生态的时空里,一起长大,亲密无间。

文卫说,将来,这老房子就留给他们三个,老了也能相互照应。

木楼板上传来几声脚步声和嬉闹声,孩子们被母亲们催着放下手机早点睡,明早起来去地里摘西瓜甜瓜玉米。忽然想起曾令我无限感慨的两个小视频:

一对父母为了用最温柔的方式而非简单粗暴地让宝宝和成瘾的奶嘴告别,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当着孩子的面,将几个奶嘴放在一个小袋子里带去草坪,种到地里,说奶嘴明天会长成小熊玩具继续陪伴他。当晚,孩子不哭不闹,充满期待。第二天,他们带着孩子来到草坪,果然看到奶嘴长成了几个小熊玩具(当然是父母偷偷放的),把它们带回了家。晚上孩子抱着这些小熊安然入睡着。他相信爱从未离开。我相信未来他也会如此这般善待孩子,善待他人。

三个视觉传达设计系的女大学生,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收集了一百个被污染的水源,用百分之百的污水和同一个模具,制作出了无数根表面看上去色彩艳丽且可口的棒冰,将它们整齐陈列。当人们走近细看,才发现棒冰里全是令人作呕的油污、烟蒂、塑料、微生物等各种污染物,无不深感震撼。他们看到的是污水做的棒冰,想到的是被污染的生命之源,是浊世间不再清澈的自己。

“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这是来自四个世纪前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奠基者、“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的声音。

“救救孩子!”一个世纪前一代文豪、绍兴人鲁迅先生的呐喊声依然如阵阵滚雷。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半个多世纪前一代儒宗、上虞人马一浮先生在旷怡亭随口吟诵的诗句依然令人闻之沉吟。

有人说,河水之所以清澈,是每天从晨雾里重新出生一次。站在白马湖畔的半轮明月下,我在心里默默祈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如河水般清澈、舒展,每一颗赤子之心,都如河水之上每天浴水重生的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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