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书三品

倪书三品

景迪云/文

一、剑魄笔花

朝为剑魄澄江上，暮作笔花清梦中。

每次翻到倪元璐的这件作品，目光总会多停驻一会儿。缘于其书法，缘于其内容，更缘于其折射出来的人格光辉。

此立轴作品字数不多，仅14字。书体为行草，字字独立，却是互为承带照应，身缓行而意已先，草势宛然，翼翼而生动之至。其笔画则坚定利落，厚重古拙，章法清简恰当，整体观之，意态清逸，大方潇洒。忽有一譬，仿佛一位身形壮实、功力深厚、性格稳重的武林宗师正捷行于山林，步步实而步步虚，身形在此而意念已前，神观之远，则百十步外皆在其侠气笼罩之下矣。

在这件作品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份厚重而清刚、温和而凛冽交融的独特气质，是诗书敦礼的雅正、精光内敛的大气。倪元璐的书法确实是取法于颜真卿和苏轼的，书风也是以遒媚奇崛闻名古今，列名尚新求异的晚明四家“张、黄、倪、王”之一。细细体味，此作的遒媚之美似乎更为突出一些。

就文学体裁来说，明代尚无对联之称。此作是标准的对联作品，则当取句于律诗中的颔联或颈联，然《倪文贞集》无载。倪元璐的书法作品大多书写自己的诗作，也大多完整，像此作只取一联的情况极为少见。作品取立轴式，而不是清代时对联式，也表明此句的律诗身份，以及当时尚无对联书写的方式。还有，作者落款仅“元璐”二字，没有书写时间、地点以及上款信息，虽然对于进一步了解创作背景有所妨碍，但至少表明，是倪元璐表达一时情绪和思想之作。即兴为之，犹见风致。

暮作笔花清梦中，是一位善于书法的文人形象；朝为剑魄澄江上，则分明是志士的气概。

这是倪元璐的自况。

笔花清梦，用的是江淹梦笔生花的典故，但我更愿意理解为他自己的事。十四五岁时，倪曾做得一梦，梦中有苏轼送他十几支笔。对于喜欢自夸的人，这样的故事大可姑且听之，而对于几乎不说自己书法心事的倪元璐，这属于难得的“金口”，我倒是愿意相信实有其事的。更何况他成人后对苏轼的书法心慕手追，获得其几分韵味，也不失为梦想成真的励志故事。

倪元璐是典型的儒士，诗文之好，书画之奇，属于当行本色，游艺之乐，故而他自己极少借以矜夸。相对于他学而优则仕后“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诗文书画是“修身齐家”，是身心、毅力、能力的培育，是十年磨一剑的意志准备。确实，为国家奉献智慧，为朝廷树立清风正气，为百姓实行善政，实践儒家仁爱为民的思想和行为，贯穿了倪元璐为官后的二十多年人生之路。

他确实是一把剑，一把明朝政权行将消失前赖以支撑的铁剑。

30岁，中进士第，为翰林院庶吉士，于魏党朝政里立身清正。此剑鸣匣中也。

35岁，受命典试江西，以出试题之名义向魏党射出了凛厉的一箭。此为剑锋初试也。

36岁，上疏为东林党人鸣冤，并请恢复被魏党摧毁的书院，为国家人才建设留下制度设置。又上疏请毁《三朝要典》，铲除魏党赖以构陷贤良的根本，为朝廷恢复正气。此为剑光正大，忠贞之锋芒只为国家、天下而闪耀也。

……

50岁，闻清军入关危及京师，毅然拜别老母，毁家募士，率领数百勇士北上勤王，纾解国难。此剑气磅礴、义薄云天也，一时民之所望，国之所属。于明朝大厦将倾之时，倪元璐不怨不弃，慷慨受命于危急，尽忠君王，报命国家，实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一生所学，无愧于其忠贞之心志。

壮烈殉国之后，南明朝谥以“文正”，后清朝复谥以“文贞”，一正一贞，恰是倪元璐人格精神的写照。此为剑魄也，忠魂也，天地为之感动，民心所以系念。

再次回看作品，我眼里，竟满是飞舞飘洒的剑花，一朵，两朵，千万朵……

二、瘦云肥雨

“瘦云肥雨”，好别致的组词。瘦的云，清韵流动；肥的雨，滋润流光。诗意丰沛，才情泛滥。墨是饱含水的浓，笔是饱满雍容的劲；结体自然与字意巧合，“瘦云”显瘦长，“肥雨”显丰腴；笔势拙重而能跳跃，意态雍容依然潇洒。寥寥四字，已足以令观者痴迷了。

横批（含引首）格式，在倪元璐的作品中比较少见。善于在立轴中表现的奇崛气势依然被完美地体现在这件横式作品里，难度系数超大，结果令人惊艳。落款也极有意思，“元璐”上下竖行，两字组成的体量相当于“瘦”字，将扁肥的“雨”意拦住收拢起来，同时也是一种前后呼应的节奏。如此，四字变成“五”字，避免了偶数的对称性，奇数的不平衡具有天生的生动灵变之美。

壬申年正月初一，清晨时微雪飘飞，而又有轻柔的太阳光摇晃着。黄道周心有所感，新年开诗笔，吟就律诗六首；初三，以他特有的清俊密丽的小楷书写，并赠与倪元璐。临书如面，在新春里为老友书写诗作，心情是愉悦的，意态是清新的。

壬申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黄道周48岁，倪元璐40岁。此前的黄道周因为受袁崇焕案影响而被牵连的钱龙锡说话，受到官降三级调用的惩罚，诗中即有意志抑郁、求归隐居的情绪表达。就在这个正月内，黄道周因病求归。将离京时，他又上疏建议崇祯帝“退小人，任贤士”，并举荐一批有才有志之士，获“滥举逞臆”之罪，被削籍为民。这个结果大出意外，黄道周自然无可奈何，却也落得一身轻松地返乡南归。途经浙江，应浙中诸生之请，在余杭大涤山建书院授业；后又回到家乡漳州紫阳书院聚徒讲学。

倪、黄是进士同年，后同供职翰林，又同有书法之好，故有相约攻书之说，书法史是视为佳话的。更主要的是两人立身正直，风骨凛然，嫉恶如仇，忠贞报国之志同风同调，所以各以知己视之。于新年里得到好友的诗书，可以想见倪元璐欢欣之情。相约攻书的方向，黄道周选择了钟繇，形成了宽绰丰润、连绵媚丽的风格；倪元璐更喜欢颜真卿、苏轼的路子，文采风韵与刚正忠烈都是他所要取法的，最后以清刚遒媚、恣肆奇崛的个性风格，与黄道周、王铎等人一起灿烂了晚明的书法艺术天空。这件诗书是小楷，走笔宽绰从容，气息遒劲密丽，是黄道周典型的小楷风格，精彩至极。倪元璐欣赏之后，应该也是击节赏叹再三的，故而题写“瘦云肥雨”，以形容老友的诗书和自己的心情。

“瘦云肥雨”四字还见于倪元璐《宿灵鹫》诗（见《倪文贞集》第361页）：

大峰如杵细如芒，看即图屏枕即床。

耄石雏花巡佛案，瘦云肥雨裹禅房。

翻经背写游山记，引衲头钞种树方。

曾道逢僧闲半日，到来三日为他忙。

倪元璐有多次到杭州的经历，其一是1626年春至1627年春，他告假回老家探亲（有《丙寅春日湖上偶成》诗）。其二是1636年准“冠带闲住”，九月初离京南返，十二月抵达杭州，陪母亲遍游名刹，并留杭度岁，直到次年二月才回返山阴。其三是1638年冬，黄道周赴任江西布政使路经杭州住大涤山，倪元璐前去看望并迎黄及其弟子陈子龙访问山阴老家。

《宿灵鹫》诗作于第二次的可能性最大，倪元璐当时在杭州过年，住了两个月，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陪母亲拜访杭州的各大寺庙。《倪文贞集》里还有游历杭州的其他诗作，如另有两首关于灵鹫寺的诗《同汉逸康侯步出灵鹫寺踞石饮流萧然自远》《发足灵鹫抵天竺便访峰丹二上人》；写飞来峰的有三首，《游飞来峰》二首，《再至飞来》一首；还有一首《泛湘湖》，是写西湖的姐妹湖——湘湖，还有趣地做了比较，虽然“舫额夸题米，堤身盗姓苏”，毕竟还是“山山有新意，不是画葫芦”，肯定了湘湖自身特有的价值。但《游飞来峰》二首之二中有一句“领取空濛意，丛林五月寒”，可知此次游历飞来峰是在五月，如此推算，则应该是1627年才符合了。

倪元璐的诗作和书作中题写创作时间的情况不多，为我们判断时间次序带来很大困难。这“瘦云肥雨”的题写时间，便也有多个可能了。一是收到作品并欣赏后乘兴即题。但“瘦云肥雨”内容出现在《宿灵鹫》诗里的时间是1636年的年尾和1637年年头，在之后回到老家再次欣赏老友的诗书佳作，想到不久前的诗里有这四字十分适合，于是题作引首了。这第二种可能也大体符合情理的。当然，也可以设想第三种可能，比如是藏家砚邻将两人的作品装裱成一卷，再请倪元璐的儿子倪会鼎题跋。毕竟，倪元璐收到诗书件时倪会鼎才十二岁，对收到以及后来转入砚邻之手都没有任何记忆，故而题跋时也只对两人的书法风格做了比较。

在《宿灵鹫》诗里，瘦云肥雨裹禅房，是状写游历灵鹫寺时的实景，组词新颖别致，倪元璐之才情幽远，令人心佩。而移用至形容老友的诗书作品，更有一种风姿绰约迥出尘外之感。

品味再三，余韵不已。

三、家书中的纯孝温暖

这是倪元璐写给母亲的家书《致母亲书》，共一页，10行，计149字。采用小楷体，可以看出书写时态度格外恭谨，每列右侧还用圆圈表示句读，是为方便母亲阅读，真乃贴心之举。在信中，倪元璐向母亲汇报自己在京师的生活、工作情况，对不能亲自照顾母亲起居表达愧疚之心，并说已向皇上告假归养，觉得与母亲、家人在一起，才是“全福”的生活。其恭敬孝顺之情，流溢于字里行间，几百年后的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依然感动不已。母子情深，人伦温暖，便是人间最大的“福”。

大约从崇祯五年（1632）开始，倪元璐有感于自己刚直的个性不适合朝廷处事方式，即使有切实之举也多被掣肘难以为国尽力，便起了退职告归之念。于是就上了乞归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自己早年失怙，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希望尽一份“纯孝”，乞求皇帝放归。崇祯未准，倪元璐八月再乞，九月三乞，年底四乞，崇祯七年（1634）十一月五乞，崇祯八年（1635）四月六乞、七月七乞。四年间七上乞归疏，或明确不准，或置之不理。

事实上，崇祯和内阁对倪元璐的才干和刚直清正的个性是清楚的，皇帝想重用倪元璐提出的利国利民举措，内阁却多从妒贤嫉能上考虑，而明朝的内阁首辅制度导致首辅的权力过大，足以影响皇帝的决策，把持朝政。这个时期的首辅是温体仁，浙江乌程人，还是老乡呢，却也是担心倪元璐超越自己，倒是巴不得他能够马上归隐，省去为倪制作各种小鞋的麻烦。这四年里，倪元璐条陈了不少改良政府办事效率、富国利民的措施，对具体人事也有进谏。崇祯九年（1636）四月，温体仁终于耐不住，出手了，唆使诚意伯刘孔昭疏劾倪元璐原妻尚在而以妾冒妻领封。部议“冠带闲住”，温欲以“革职”处理，崇祯“从部议而封典如故”，也就是带着官职放长假，总算没有太绝情。

冒领事当然不符合事实，不久，刘孔昭诬告事也败露，倪元璐的清名反而更盛了。四年七乞归养未果，因此而得遂回家之愿，倪元璐十分高兴，七月圣旨下来，立即整理行囊，九月就登车南返了。

《致母亲书》里提到“会鼎夫妇”，即长子会鼎已经结婚。会鼎出生于天启元年（1621），按照古代成例，男子十六七岁可成婚，则会鼎16岁即1636年左右结婚都是合理的。信札中有“脱身归养”句，写信日期“七月十九日”，可知尚未告归。两者合参，则可推断《致母亲书》写于1635年七月十九日是合理的。

说到冒领事，倪元璐还有一封写于崇祯四年（1631年）给母亲的信札《家书》里倒是预先说得明明白白。《家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报告为母亲和后妻王氏请封获准事。起初，倪元璐觉得先求母封，妻封以后再说，吏部认为岂有不求封妻子之理。他只好将现妻乃是后妻的情况做了汇报。碰巧吏部尚书是“同乡年家”，认为只要说得明明白白实事求是，就应该封后妻。如此，倪元璐就放心了，一起求封母亲和妻子。九月廿二日，命下，“母亲加封太安人，媳王氏封安人”。他对此完美结局是十分满意的，“母亲重封袭庆，自为大喜。媳妇此奉亦为明白正大、痛快直截之事，后日许多葛藤，子孙许多疑难，今日一着扫断，万事安定，亦可喜也”。他想到了为后代解决了可能的疑难纠葛，却没想到后来还是被小人歪曲利用了。

君子堂堂，小人戚戚，真是人世间无可奈何之事。只是这场诬告虽然令人气结，但七乞未成的归养却因此得以实现，竟然坏事变好事，内心深以为“宜贺”也，“今罢休，已慰素心，章服尚娱斑彩”，带着官职而能侍候娱乐母亲，开心得都要飞起来了。

相对于倪元璐书法作品的奇崛刚毅气概，两件信札的工稳精致、温文尔雅，让我们看到了其书法性格的另一面，别有一种温柔感人的风致，缓缓而坚定地沁入心膜，品之思之，令人欲泪。由于是写给母亲的信，识别性是第一位的，所以书法工整稳健，句读加圈。虽然，倪氏书风的特征还是无法隐藏，正如剑在剑鞘，英光外发也。

倪元璐为臣忠烈，为子纯孝，在当时已被视为人伦楷模，人品墨迹相得益彰，相互映发，诚足以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