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娥江》
内刊会员
白马湖记
汗漫
1
俞平伯弯腰从后门进入教室，坐在一个学生旁边的空位上。那学生侧过身，对这穿长衫的陌生人点头微笑，又扭头沉浸于讲台上那一先生的授课之中。
“我们春晖的校舍里最多的就是湖水，三面潺潺地流着。其次是草地，我从拥挤、局促的北平、上海、杭州，再到空旷的春晖，就有莫名的喜悦。”
学生们笑了。这么抒情的先生，让他们喜悦。
俞平伯也笑了。讲台上，这一个平素寡言的友人，蓦然脱离剑鞘的哑寂，闪露出光芒了。俞平伯压抑自己身子，避免使那一个沉浸在思辩与言说中的讲课者受影响。
“白马湖的水很自由，我们先生、学生也应该是自由的，顺全天性，加以自然界的陶冶，趣味才会纯正。当然，现代生活的中心是城市，是杭州、上海、北平。乡村生活里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这似乎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旅行、社会调查，来体会城市生活——下周末，我带你们去西湖边，与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交流，好不好？”
浙江第一师范青年教师俞平伯，小声附和学生们的回答：“好！”下周末在杭州交流，是俞平伯与讲台上的先生约定的事情。他拟好了一系列接待春晖师生的行程，包括游湖、祭拜岳飞墓、座谈、开一个新诗朗诵会，等等。
“我觉得，在春晖学习，在白马湖生活，可磨炼承受寂寞的定力，也能培养人与自然相一致的美，对不对啊，同学们？”学生们朗声赞同：“对！”讲台上的先生躬下微胖的身子，喝一口茶水，掏出手帕擦汗。
俞平伯又笑了，想起自己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对这位先生的调侃：
河房里明窗洞启，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杆，顿然省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释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胖子是这样怯热的吗？
那是去年八月的事情，黑纸扇似乎也送给了佩弦——讲台上这一位长他两岁的兄长，北京大学同学、杭州一师前同事、《诗》杂志同仁、未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三月小阳春，天气有那么热吗？俞平伯看看门外发芽的柳树，再看看讲台上年仅二十七岁的佩弦，有所悟：这是一个热烈的人啊。看看他讲台上的一叠教案、学生作业，再看看学生们专注的表情，就知道需要投入全部身心，才能让一堂中文课像春夜喜雨，“润物细无声”。
“今天课外阅读作业，是咱们校刊《春晖》节选、夏丏尊先生翻译的《爱的教育》。亚米契斯的这部书，值得一读。上学为什么？升官吗，发财吗，做军阀吗？不，为了学习爱——爱自然，爱国家，爱友人，爱我们的每一天、每一秒。有爱的能力，才不辜负这一生一世啊，同学们。下周末，我们在杭州座谈读后感，好不好？”
俞平伯又小声附和学生们的回答：“好！”
下课铃声响起。俞平伯起身朝讲台走去。佩弦正在回答几个学生的问候或求教，抬眼看见俞平伯，笑了。两个人紧紧拥抱，丝毫没有顾忌周围学生惊奇、兴奋的眼神。他们上次在杭州见面，仅仅是几天前的事情。佩弦问俞平伯：“坐火车来的？我听见火车声音，就想：今天有客人来访吗？走，夏先生今晚请客，子恺兄也在，一醉方休！”
穿过校园，越过春晖中学后门外的木桥，沿一条煤渣路，两个年轻人朝夏丏尊先生家的平屋走去。
周围青山如大象。湖水舔舐岸边野草，酷似白马的嘴唇在咀嚼晚餐……
这是一九二四年春的一天。佩弦也，朱自清也。
2
近百年后的这一个秋日，我坐在春晖中学校园里。
九十年代初，电视剧《围城》拍摄的时候，来此取景。春晖中学假装是钱锺书笔下的三闾大学，供几个扮演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的人，演绎一段四十年代“儒林外史”。那一群上海沦陷期的流亡者气质，似乎与春晖中学之底蕴，格格不入。
朱自清当年上课的仰山楼，是一座中西风格合璧的两层建筑，现成为春晖校史馆。其内，陈列着自编的教材、教具、校园模型、学生作业、半月刊校报《春晖》、杰出校友成就说明、师生著作，等等。一系列老照片，定格了来校教书、演讲、考察的众多名人的青春：蔡元培、何香凝、黄炎培、舒新城、张大千、黄宾虹、胡愈之、张闻天、陈望道、叶圣陶、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柳亚子、刘大白……
这基本上是一个生长于南方、深刻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知识分子阵容。比如，陈望道，一九二〇年，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为白话文，以汉语的修辞之美和感染力，让普通工农也能入耳入心。北伐军士兵人手一册，像握着一盏革命的路灯——华夏神州的觉醒与巨变，从翻译所带来的新语汇、新句法、新逻辑，开始了。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就是一个自南而北推动变革、再自北而南一统江山的历史，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运动，无不如此。这或许与东晋、南宋、南明、抗战时期历次南渡有关——知识精英阶层经历一番番重创离散，在南方生养、蓄力，对中国的局面静观洞察，再适时发声、北上。从晚清，到民国，众多知识分子在南方演说、讲学、制造舆论，让清廷和军阀不安。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报》，创造出“中华民族”这一崭新词汇，探索出一种半文半白、且叙且评的新文体，“纵笔所至不检束”。正是他，从巴黎和会现场发回种种讯息，引发“五四运动”乃至一系列历史事件。南方，不仅仅向北方输送食粮、布匹、木材、瓷器、机器、文人画、通俗小说、海外消息，也提供着一代代士子、质疑、叛逆、曙光。
在新生的民国，在远离上海、杭州的偏僻越地，一个乡村中学，如何能吸引众多名人、教育家次第乘汽车、火车，在驿亭站下车，步行数公里来到白马湖边，沉思、授业、栖息身心？原因大概如下：
第一，春晖中学一九二一年的初创者、出资人陈春澜，幼年家贫失学，后做学徒，渐渐谙熟经商之道，办货栈，开钱庄，成为名闻江浙一带的富商，思想开放，财力雄厚，足以支撑一系列富有新意的教育活动，比如各类学术论坛、演出、师生社会考察、理化学科实验等等。
第二，首任校长经亨颐，系国民党内左派代表性人物，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教育家、思想者，与廖仲恺、何香凝是儿女亲家，在政界、文化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故能邀动众多非凡之士来校工作、交流，新风新雨扑面来。
第三，春晖中学校训为“与时俱进”，教育方针为“实事求是”，训育理念为“勤劳简朴”，契合于“做人与做事相结合、自由与责任相融汇”的现代人才教育观，强烈吸引远近学子入读春晖，即便抗战期间亦不息不辍，终成就“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美誉。
在“五四运动”试图用科学和民主唤醒中国的时候，白马湖、春晖中学，以一个出人意料而又合于逻辑的南方乡村角度，让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人们，振拔复深思。
目前，春晖中学已成为白马湖旅游景区一部分。进入校园，忐忑。门卫漠然瞥一眼，大约把我当成一个教师、家长或清洁工了。
这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校园安静。广播里轻柔播放着孟郊作词、丰子恺作曲的校歌《游子吟》，以及李叔同填词的毕业歌《送别》。一届又一届春晖学子，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诵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一个乡村学校，有无限的爱意深情可供抒发。眼下，似乎进入叙事、反讽的时代，连“抒情诗”都成为一种被嘲笑的文体。
偶有返校学生拉着行李箱走过校园。足球场上，一男生正独自踢球，在虚空中模拟出一个个对手、一个个疑难，闪、防、逼、转身、抢、穿插，最后呈现一记漂亮的射门。男生攥拳仰天作欢呼状，倒在地上……一代又一代学子，在为未来的、世界的、中国的惨烈竞争，练习谋胜的意志和步法。而我大致上已知道个人的结局和得分。渐渐离开主场甚至客场，坐在边场、看台乃至云端，为新青年们鼓掌、欢呼或沮丧。
但身处春晖中学，尚能假装前景广阔。那些隐秘的大师，引领我，朝着美和爱的方向奋发。
3
春晖中学后门外那一座木桥，已改建成石桥。我在桥上站了站，沿一条早年的煤渣路变形而成的水泥路，朝夏丏尊先生的家“平屋”走去。步姿与心境可能更像朱自清。我也比较胖，爱出汗。
相较于俞平伯的雅正、博识，我更喜欢朱自清的自然、清简。独自走着、看着，想着从前的人事，这个秋日下午，比一九二四年春天的那个下午，就显得孤单。
李叔同先生的晚晴山房，正在装修，电锯声声急。丰子恺的小杨柳屋门前，没有杨柳。朱自清故居也在装修，门敞开，油漆气味刺鼻。我敲了敲平屋的黑色门扉，无人应答。夏丏尊在一九四六年搬到平屋后面的山脚，长眠于松风秋色。
夏丏尊一辈子从事教育、出版和文学创作，无文凭。出生于上虞一个教书先生之家，十五岁考中晚清时代的秀才，入上海中西书院接受现代教育，后因学费匮乏辍学。替父亲在私塾授课，阅读新思潮书籍和报刊，受触动。一九〇五年借款赴日本求学，费用枯竭，归国。因才华卓越被教育界接纳，先后受聘于湖南第一师范、浙江第一师范、春晖中学、浙江省立四中、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南屏女中任教，尝试教育改革，培养现代中国迫切需要的知识分子，而非奴才、犬儒、山林高士。
其中，在浙江第一师范供职时间最长，达十二年之久，夏丏尊力图以教育改变这不合于人道的世界。主动承担起清高者避而不为的舍监职务，一早就督促学生起床、上课，晚上为学生掖被子、关灯，节假日提醒外出学生早归、不要醉酒。学生财物在宿舍被盗，他绝食数日，以示自责自戒。其教育方式被学生誉为“妈妈的教育”，其实就是爱的教育。
一九二二年，夏丏尊来春晖中学，继续“妈妈的教育”，年龄才三十六岁。
春晖中学实行男生女生混合上课，建立学生选择导师制度，在当时教育界属开先河之举。夏丏尊和受他影响来校任教的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把春晖中学作为现代教育试验田：编印半月刊《春晖》，培养学生编辑、学生记者；举办师生演讲比赛，鼓励思想交锋和口头表达；废除体罚，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善者、英才；支持学生建立文学社等等社团，自我治理，多维交流……
“彷徨于分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少年的现状与前途，无人关心注目，“是一件怪事和憾事”——三年后，夏丏尊移居上海创办《中学生》杂志，在发刊词中如此感慨。他大约把《中学生》这本杂志，当成全中国学生的《春晖》了。后来，创立开明书店，把教育、出版、写作结合起来，为那些“歧路与荒原”上的孩子点灯、汲水、提供食粮。
夏丏尊和其他先生相继离开春晖中学，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或赴他地工作，有家庭生计的考量，有扩大教育变革影响力的意图，也与省城派驻的督学压制新式办学实验有关。一个名字叫“黄源”的学生，头戴绍兴毡帽上体育课，被督学视为大逆不道、勒令开除，导致夏丏尊、丰子恺等一批教师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这就是春晖中学校史上著名的“毡帽事件”。其他名师随后相继来校任教，春晖中学教育变革的主流未变。夏丏尊也常常自上海回平屋小住，与师生们保持交流。
在平屋，深夜，夏丏尊先生翻译亚米契斯的长篇小说《爱的教育》。完成一章，就请隔壁朱自清、丰子恺来喝酒，讨论译本修改意见。喝的自然是黄酒，下酒菜自然是印糕、霉千张、臭豆腐一类越地小吃。译毕，出版，《爱的教育》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
在南方中国，曾经有这样一群人，把“爱的教育”作为志命，“持志如心痛”（王阳明）。
4
我坐在平屋门前一块石头上，看白马湖。
夏丏尊当年大概也坐在这块石头上，眺望未来。
湖边，一棵类似千手佛的巨大香樟树，枝条纷纷扬扬而起，把天空抱在绿胸怀里，像母亲。
他和我大概都会想到宋代李唐的《坐石观云图》——两个隐士，坐在溪流边乱石上，仰望周遭群山涌起的云团，念诵诗词，比如杜牧的“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夏先生与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朱光潜等友人，一同坐在石头上看湖望云。尤其是暑天傍晚，室内闷热，湖边凉风有充分的吸引力。如果有学生来，石头不够用，就搬来几把竹椅、一张茶几，围坐聊天、喝酒，叙说南方北国的烟火世态。
在上世纪初期纷乱的辰光里，谁也无法成为真正的隐士。没有桃花源、乌托邦可寄居偷生，连弘一法师也需要时时来白马湖小住，闭门静修，避开杭州、泉州的喧嚣与扰攘。在一九一八年转身成为弘一之际，李叔同为浙江第一师范同事、好友夏丏尊临别题词：“勇猛精进。”此言出人意料，但合于情理。自古至今，中国不乏独善其身者，更需舍身赴死之人，夙兴夜寐、发声、践行，使一个古老国度朝理想的方向演进。所以痛苦，也因此动人——“冰炭满怀抱”（陶渊明）。
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入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若干年后，夏丏尊在上海写出《白马湖之冬》，如此自况。
从宋代的李唐，到现代春晖中学里授课、交流的黄宾虹、张大千，都明白：没有人物的山水画，寂寞无聊。哪怕出现一个樵夫、一匹驴子或一角屋檐，弥天寒意间就会透露一线生机，给观者带来安抚和怀想。白马湖这一山水长卷，四季嬗变色调，一群师生始终是引人注目的焦点，让周遭风物不同寻常。
丰子恺在春晖中学创造了中国漫画这一品类：人，成为被表达的主角，山水花木充满世俗的喜乐和善意。
留学日本归来，丰子恺到春晖中学讲授美术、音乐。平屋旁就是小杨柳屋。夜深了，月华如水，如同窗外白马湖上的水。丰子恺与夏丏尊、朱自清等人，酒聚毕，醺然难眠，展纸挥笔画下中国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月如钩天如水》。这幅作品发表在《春晖》半月刊，成为丰子恺代表作，代表一个典型的中国月夜、一种雅致的古典生活方式：竹帘半卷，新月妩媚，窗前木桌上是一个茶壶、四个杯子。虽无人，显然在人间。
多年后，上海红卫兵手持剪刀，割去丰子恺的“封建主义长须”。那一刻，他或许想到春晖中学里的孩子们。那些孩子对先生的长须是敬畏、好奇的，猜测其中蕴含某种志念和隐痛。但不问。长须落地那一刻，丰子恺大概想到在小杨柳屋所作的自画像：面如满月，省略五官，长须被画成萌发新芽的三月柳丝，两只燕子穿飞而过，那长须或者说柳丝下方，是一湖潋滟春水……
我坐在平屋前石头上，喝一瓶矿泉水。农夫、拖拉机和轿车来来往往，这景象，早年那几位先生没见过。当时的煤渣路到平屋为止，仿佛天尽头，的确是到了一个时代新思想的高迥处。现在，一条水泥路延展通往驿亭镇的北部。连绵群山间有一个缺口，北风就是从那里吹袭、进入夏丏尊的文章。早年往来于杭州和宁波之间的火车道，依旧存在于缺口外。隐约有汽笛传来，像利用那一缺口、嘴巴，呼唤一代又一代新人次第出现。
前人有“坐石上，说因果”之谓。石头之永恒，与所坐者之须臾一闪，构成强烈对比。眼前石头依旧，二十年代的先生们移居于历史深处。我来访，稍纵即逝，亦微微能证明：古老中国爱与美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息，未休。
平屋前，一棵高大果树结着累累金黄色果实，像橘子。水边菜园里摘南瓜的老人告诉我，这叫香泡树，树龄有几十年了，大概是夏丏尊们种下的树。当时，周围还没有民居，一派荒凉。先生们种香泡树和杨柳树，是为了缓解孤单吧。
老人一家三代都是春晖中学毕业生。在一家工厂退休后，来湖边造房定居，开垦菜园。“你这是神仙日子啊。”我赞美，他笑了：“来看夏先生故居？我父母听过他的课。讲得好！那些作文课讲义，我还收藏着呢，成传家宝了！”老人姓陈，热情回忆往事。七十年代初期，电影导演谢晋作为春晖中学校友，在母校采景，拍摄彩色故事片《春苗》。陈姓老人作为群众演员，在其中露了一面——当女主角、赤脚医生春苗划着小船在白马湖中央渐渐消失，他，一个少年，在岸边挥手相送。那是一部把乡村医院里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相对立的电影。“反智与仇恨”，当时的社会主题，夏丏尊们九天上有知，会很伤心吧。
《春晖》上发表的另一幅丰子恺的漫画，也让我欢喜：三先生围坐，木桌上散放几个果子，似乎就是香泡。一只猫，站在墙洞里俯瞰桌面，像壁龛里的神在思考人间忧乐。漫画一角题款：“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
画中人，大约对应着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他们的三处旧居依偎湖边，像三人依偎在桌边。
那盏油灯火苗硕大，像倾吐出一个又一个准确的动词，推动新世界破晓、来临。
5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名句，其第二十六世孙、春晖中学青年教师朱光潜，熟知并认同。正是丰子恺漫画和春晖中学教育思想这些源头活水，激发朱光潜写出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夏丏尊、朱自清读罢初稿，激动不已：中国的现代美学原理、美学家，在白马湖边出现了。
无言之美，即含蓄、空白、省略之美。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那低眉，就是爱意与悲悯。白马湖北边连绵群山间那一缺口，是无，也是有。朱光潜在这一论文开篇，引用孔子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空不必言，四时百物，就足以展现大块之美。在篇尾，他又引用陶渊明诗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忘言也就忘了，有真意深情眷眷在，就好。
朱自清的名篇《白马湖》，叙述白马湖春天的美，最感动我的句子如下：
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才多些。
说话很少，非无话可说，而是鸟飞过、酒已热，就说出彼此间的一切了。上了灯才多说一些，是为了帮助灯光缓解夜色的重负。朱自清这一名篇，也在诠释无言之美。
“我们喝酒的时候”，应该喝的是黄酒，郁郁乎，醉至日上三竿甚至一生。因为，是“我们”这同一种人在一起喝酒啊。
移居上海后，夏丏尊索性在家办起“开明酒会”，以“每次能喝五斤绍兴黄酒”为入会条件。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等人顺利登堂入室，大醉复欢颜。钱君訇只能喝三斤半，被章锡琛挡在门外：“你再锻炼锻炼，半年后来试试。”夏丏尊慈爱后辈，网开一面：“君訇年轻，入会尺度可放宽一些，慢慢培养，打个七折吧！”皆大欢喜。后来钱君訇果然喝到五斤标准，才气与声名水涨船高。
“白马湖散文作家群”，是文学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概念。白马湖边生活过的那批学者、作家，在文章中呈现出共同的美学追求：峻急与冲淡兼备，剑色与箫声共融，以艺术、以诗意，反制旧中国的荒凉与不堪，以白马湖、以春晖中学，抵御远远近近大大小小各种武力、权力的合谋与围剿，关注青年，相信未来，在陈腐与空无中铸造新人格、新世界。这一群体的代表作，有丰子恺《山水间的生活》《湖畔夜饮》，叶圣陶《没有秋虫的地方》，李叔同《白马湖放生记》，陈望道《从鸳鸯湖到白马湖》……
夏丏尊和他的朋友，当然不会知道被后人冠以“白马湖散文作家群”之名。也未必认同这一命名。他们每个人的声腔面目，都有各自鲜明的辨识度。但如果把先生们的文章比喻成黄酒，则应达成共识：在绵软、微甜中隐伏持续的刚烈，内力无穷。连他们书桌上的文具，也恍惚拥有南方酒器之美：锡制，里圆外方，中有夹层，天寒时节可注入热水以保温。夏先生的砚台就含着一个夹层，可放入炭块加热，免得墨水在冬夜里凝结为冰，就能在油灯下一直写到天色微明了。
与丰子恺一样，朱光潜亦曾遭受磨难。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戴着红小兵臂章涌进朱家：“朱光潜，交代你的反动历史！”批斗会上，中学生们熟练运用“讽刺”这一修辞手法，按下朱光潜的头颅：“你竟然自称美学家？一个干巴老头，像柳树那样美吗？”朱光潜竭力仰起头，回答这些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孩子：“我看上去不美，因为我把美献给了社会。有些人看上去好像很美，但掠夺了社会的美。”一片口号响起：“打倒朱光潜！打倒美学家！”朱光潜咬紧哆嗦的嘴唇。在另一次批斗会上，一个平素极为敬爱他、有才华、很漂亮的女研究生走上主席台，揭发导师的资产阶级美学趣味，“比如秋冬时节不扫院子里的落叶以便观赏，听风吹落叶的窸窸窣窣声”。朱光潜先是微笑着、听着，后来，哭了。
这一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正在中原偏南某小学度过童年。也曾戴着红小兵袖章，歪歪扭扭写大字报，把老师画成魔鬼的样子贴在墙上。老师仰头看着，叹口气：“字不错，画……也不错。”锣鼓声不断在深夜蓦然响起。无数红旗潮水般漫过街头。高音喇叭声嘶力竭。跳“忠”字舞的人，像高烧、梦游、抽风。绿军衣成为少年们追逐的时尚，因抢夺军帽而斗殴厮杀的事件，屡屡发生。在距离我家只有几十公里的马振扶中学，女生张玉琴拒绝英文课，投水自尽，被塑造为反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英雄，其老师被捕入狱、服刑多年。
直到中年，我才阅读《爱的教育》这部书，领悟白马湖和春晖中学的意义。童年校园种种的戾气、恶意，带来严重后果。比如，我缺乏牵挂、心痛的能力，对他人的爱意和友善，常常抱持疑虑、淡漠的态度。在“情诗”这一最能呈现灵魂的文体里，写过很少几行，也仅仅是肉体的颤栗和夜色的动荡，内心波澜不惊。
“救救孩子”，是鲁迅藉《狂人日记》中狂人之口发出的呼吁。至今，这呼吁，仍未过时。看一看校园、幼儿园门口手持盾牌、头戴钢盔的保安，读一读小学生由于考试成绩下滑而自杀的消息，想一想不了了之、疑窦丛生的若干伤害儿童事件，就能大致上知道，“救救孩子”这一主题之永恒、之艰巨，吾辈亦须担当作为，怎能视若无睹？
我来春晖中学补课。当下中国，“如何以爱意消除恨意”，需补上这一课的人依旧很多。
6
离开平屋，我朝白马湖以北逶迤青山间那一个缺口处走去。
夏丏尊移居上海后，思念白马湖，文章中只写了此地的冬天。朱自清去清华大学任教后写《白马湖》，重点描述湖边春色和夏意。显然，这是为了给我留下秋季以供表达，免得一个后生无话可说。
罗兰·巴特曾提出“写作的秋天状态”这一概念，大意是：一个写作者的内心，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间，过往之物与将逝之事间，深信与质疑间，责任与自由间，词与物的广阔联系与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间，转换不已。是的，我正处于这种秋天状态，无论生命还是写作，尚能转换不已。尤其在白马湖、春晖中学，这转换不已的节奏和压强，异常凌厉、巨大。是历史，是上世纪初期那批先知、先觉、先行者，为我提供一部分转换不已的势能动能。
当然，还有这湖边的秋日景象。
稻子成熟，金黄弥漫。湖水时聚时分，稻田的形状时大时小，构成一个个岛屿形状的秋色联合体。湖边，稻田边，随处可见以各种简单木板或铁皮拼成的小舟，系在柳树下、桥墩上甚至芦苇间。解开小舟，就可划向对岸或湖水深处，去割稻、采莲子、割水草、捕鱼、走亲戚。“扁舟不为鲈鱼去，收取声名四十年。”黄庭坚如果和我一起在白马湖边游荡，会修改其中句子——“扁舟但为鲈鱼去”。春晖中学早期那一代先生，砚台里蘸墨、宣纸上书写的时候，会联想起白马湖和舟子吗？毛笔的确有桨的形式感，砚台的确有扁舟的内涵，宣纸的确有白马湖的苍茫开阔，足可以收取声名、百年千载。
越山口，我走到铁路边，恰好有一列绿皮火车隆隆驶来。几个孩子手牵手，看火车远去。奥登诗句：“一个词搁在另一个词旁边，究竟能发生什么动静？”这几个孩子，是几个手牵手的新词，有力量发生一系列火车和未来。他们幼小、爱、美，不应该被一个衰败的词所影响——我自觉，我转身离去。
这条铁路以北两公里处，是另外一条大致上相平行的高速铁路。子弹头形状的列车，呼啸着，冲出又射进一个个车站所构成的枪膛、目标。夏丏尊们如果穿越时空来到当下，会对物质进步如此迅疾、人性优化如此缓慢，很困惑吧。
朱自清频繁乘坐绿皮火车往返于宁波、白马湖之间，在数所中学兼职，直到后来专职在春晖中学工作。他有一大家子人要供养。父亲由于这个儿子的执拗、独立，基本上断了联系和资助。获悉父亲病重，已经在清华大学任职的朱自清，才意识到某种丧失的逼近，匆匆写出《背影》这一名篇——南京浦口车站送别，那一个爬过月台、去为儿子买几只橘子的肥胖背影，父亲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著名背影，打动一代代读者的心。回光返照时，父亲捧着发表《背影》的杂志，读到儿子眼中的自己，哭了。
朱自清写这篇散文时，大约想起一系列铁道、分别、迎接，包括白马湖边驿亭镇上这一个车站。他在此与家人拥抱、转身，北去清华大学。妻子在白马湖边又延宕半年。黄昏时分，常常步行到小车站，期待丈夫面影能突然闪现于出站口。
我的南方，我的南方，
那儿是山乡水乡！
那儿是醉乡梦乡！
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飞扬！
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写下这些诗句。感叹号很多，说明他当时很年轻。我现在写下的文字里，感叹号已经消失。
从车站走回春晖中学，一路体验夏丏尊、朱自清们的心境和脚力。我穿皮鞋和夹克。他们穿布鞋与长衫，更容易感受并用身影表达出道路之起伏、北风之凛冽。
7
来春晖中学晃荡之前，我在绍兴一家饭店待了两天。
“回到源头：纪念《世界文学》杂志诞生六十五周年高峰论坛”的巨幅会标，立于饭店内的演讲厅前。鲁迅手持香烟作沉思状的速写，成为会标一角。众多翻译家、学者、作家甚至酒店旅客，纷纷以此为背景拍照留念。
鲁迅出现在会标上，出现在这一论坛关键词里，很合适，很必要。《世界文学》杂志前身，就是鲁迅先生在上海创办的《译文》杂志。“回到源头”，就是回到鲁迅，回到绍兴这生发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人的现代性的地方。
与会者一个又一个登上演讲台，思辨、抒情——
“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兴起有开山之功。其开山之力，来自对俄国、德国、日本、法国众多作家的翻译，来自对异域人生的勘探。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者说中国人的现代性，离开翻译，离开外部世界的参照与支持，无从谈起。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人、就是世界。”
“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硬译’，是没有理解鲁迅苦衷。鲁迅就是要以西方语言的新结构、新语式，改造、丰富汉语表达，继而改变中国人的认知方式，这也是他的启蒙计划之一。正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俞平伯、夏丏尊他们那一代人化欧化古，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言语方式和世界观。”
“中国话剧从教师、学生演剧开始，比如春晖中学的话剧社，首演曹禺的《雷雨》。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参演《茶花女》。直到今天，学校依然是话剧艺术发展的重要平台。”
“一九三五年，周作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他在‘序言’中对现代散文文体进行思考，说：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周作人的话，体现出汉语、汉人的自信与开阔。汉语文学传统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条大河，由于众多支流的不断支援而生生不息、一往无前。”
“鲁迅是剑，周作人是伤口。”
“我喜欢绍兴。每次来都去南方书店，在那里举办过读者见面会。听说南方书店关了，很伤感。还想去荒原书店看看。那里收藏许多民国时代的文学杂志和书籍。绍兴是文学之乡，是现代中国最先觉醒的地方。除了鲁迅、周作人，还有白马湖二十年代聚集的一批作家，都为中国的时代进步作出贡献。”
……
坐在会场里走神。席位卡像蝉蜕下的壳，我的内心已经走到白马湖边了？那些在“外援与内应”中更新汉语传统的、上世纪初期的先行者，引领我神游于湖边的秋色春晖。会场里的翻译家、学者、作家们，对此不知不觉。他们演讲的过程中，穿插了手机铃声、鸟叫、女服务员倒茶时杯盖碰触杯身的轻微叮当、主持人“注意控制演讲时间啊”的叮嘱、门前一辆货车“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喇叭提示音……
以“《世界文学》之夜”为题的文艺晚会，由作家、翻译家高兴和诗人戴潍娜联袂主持。学者陈众议吹奏口琴曲《送别》，大家齐声合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作家程巍用汉英两种语言朗诵《哈姆雷特》中的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至今，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永恒的问题，不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歌手、作家钟立风的吉他和歌唱，沸腾现场：
下午过去了一半，
当我对你说再见，说一贯的再见，
离开你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
它使我意识到，我有多么爱你呀。
这是阿根廷诗人卢贡内斯的一首诗，翻译者恰好就是陈众议。
我走上台去，读了西班牙诗人马查多的名诗《自画像》。尤其热爱其中的三行：
我总跟那个同行的人说话，
是他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
我不欠你什么，而你欠了我所写下的东西。
“那个同行的人”，“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的人，是一代又一代异域的、祖国的志士与前贤：鲁迅、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
论坛结束，我乘车，一个小时后，身体与精神高度统一于春晖中学。那些上世纪初期的先驱和前贤，收到白马湖边的消息：一个来访者，人生和下午都过去了一半，迫切需要补习爱人类的秘密。
8
一盏结构复杂的吊灯，把光辉礼献给一群中国知识分子。
鲁迅、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夏丏尊等先生坐在靠窗一桌，朱自清与叶圣陶等先生坐靠门一桌。两桌的交谈都很热烈，似乎忘了酒菜。租界警车喇叭时时响起，像是为这样的交谈提供时代背景和脚注。
朱自清在内心敬爱许久之后，第一次近距离与鲁迅相处，看他穿一件白色纺绸长衫，头发参差枯燥，大约多日未剪。脸略青，无表情，像《呐喊》序言，酷似黑白木刻。朱自清暗想，这面容，大约是饱经人生苦辛而归于冷静的缘故吧。在春晖中学课堂，朱自清讲过鲁迅短篇小说《药》，一句一句进行文本细读阐释，这方法，早于美国新批评派。
席散，朱自清上前向鲁迅问好、道别。夏丏尊陪鲁迅步行去旅馆。两个人的头碰在一起，大约说着私密有趣的旧事，法国梧桐树在他们头顶哗哗啦啦随风摇动。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的这一个上海夏夜，是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教育界重量级人物的一次盛会。与会者另有胡愈之、陈望道、王伯祥、周予同、周建人、刘大白、章雪村等等。这基本上是一个以鲁迅为旗帜、关心普罗大众命运的战士群体。大部分都有在白马湖讲学、授课、考察的经历。朱自清刚好离开白马湖，经杭州，至上海，稍事停留后，将去清华大学中文系任主任。鲁迅则是应林语堂之邀，自北平南下，经上海赴厦门大学任教，就与晚一代的朱自清，有了这次交集。
这一年，发生“三一八事件”，北师大学生刘和珍等四十余人死亡，李大钊等二百余人受伤。四月十二日，鲁迅在《语丝》周刊发表《纪念刘和珍君》，引起北洋政府不满。此次南下，是避祸逃生。一年后，鲁迅将自厦门、广州再来上海定居，开始与许广平生活在一起。
在旅馆，夏丏尊又与鲁迅聊很久，间或调侃那件白色纺绸长衫：“还是在杭州教书时穿的那一件吧？”鲁迅笑笑，不语，抽水烟。水烟里的水，咕咕噜噜响，显得比旱烟激动。“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都是《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名句，大约时时回旋于鲁迅浪急风高的脑海。
上海这一夏夜里的聚会，距“五四运动”已过去七年时光。当年同道，要么成为书斋中的雅士，静享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或晚明式的宁静美学；要么走上策士之路，成为官场阔人。唯鲁迅“荷戟独彷徨”，彷徨后，呐喊不息——“肩着黑暗的闸门，把他们送到光明的地方去。”夏丏尊们对此回应不息，在白马湖边，在上海，持续以教育救救孩子，就是救救中国。《孔乙己》中，鲁迅最动情的笔墨，恰恰用在咸亨酒店小伙计、那个尚未凉薄的孩子身上。
我曾在某一年雪天，进入北京大学沙滩校区红楼、目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浏览。其中，一教室，保持了鲁迅一九二〇年被校长蔡元培聘为讲师上课时的格局。黑板上，是他讲授《中国小说史》时的粉笔字——“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艺文志”……这些纷乱字迹，显然是今人对鲁迅手迹的模拟。站在空荡荡的教室内，我像一个迟到多年的学生，幸好讲台上没有一把戒尺飞来。先生和同学大约已下课，满身雪花跑到附近胡同酒馆里，微醺着、神聊着、纷纷扬扬到黄昏……
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期，“鲁迅”这一笔名还没诞生——周树人教生理卫生，夏丏尊翻译日文教材，两个绍兴人都受学生爱戴。他们体态、面貌、口音、履历、心境、立场，很相似，私交甚好。周树人翻译并赠送的《域外小说集》，以及后来以“鲁迅”之名出版的《野草》等等著作，是夏丏尊在白马湖生活期间的床头书，并成为其教育思想的资源。夏丏尊比鲁迅小五岁，但视鲁迅为师长、启蒙者。春晖中学的自编教材，选入多篇鲁迅文章及鲁迅翻译的国外作家名篇。
上海孤岛时期，夏丏尊以开明书店为掩护，接济夏衍、楼适夷等等进步青年，这与鲁迅救助瞿秋白、柔石、萧红之作为，也相似。
日本军人多次来夏宅，令其写命题作文，宣传东亚共荣。夏丏尊拒绝。被捕入狱。审讯者拿出中国艺术家协会的抗日宣言，对作为协会主席的他，兴师问罪。夏丏尊坚持以汉语而非日语回答、反驳。遭严刑拷打，不屈。后被友人内山完造营救出狱，身体已蒙受重创。肺病与穷困交加。一九四六年去世，年仅六十岁。亲人、友人在玉佛禅寺内举行追悼会，钟鼓大作，灵魂上升。可安慰的是，夏丏尊已看到中国光复如凤凰浴火重生。
鲁迅在上海沦陷之前的一九三六年辞世，五十五岁，少经历一场剧变与巨痛。
一九四八年，朱自清病逝于北京，五十一岁。
一九七五年，丰子恺去世，七十七岁。
一九七七年，陈望道去世，八十六岁。
一九八六年，朱光潜去世，八十九岁。
一九八八年，夏丏尊的亲家、与春晖中学同一时期在苏州甪直第五高等小学进行教育改革试验的叶圣陶，去世，九十四岁。
一九九〇年，依靠《红楼梦》《浮生六记》、京剧，度过动荡一生的俞平伯，去世，九十岁。
……
“星垂平野阔”。一颗又一颗巨星垂落，增加了中国旷野的壮阔与深厚，让新生的青年、植物、星辰，组成一条不断隆起的地平线。
9
春晖中学、白马湖、驿亭镇，地理上属于上虞、绍兴、吴越南方。
“绍兴”之名，自“越州”“会稽”“山阴”演变而来。时局递嬗，导致版图盈缩消长、称谓纷纭不定。但“上虞”“驿亭”这两个地名，历久如初。
郭沫若首先在殷商甲骨文中发现“上虞”二字，考证其由来：白马湖周围山水，属虞舜后代封地。“驿亭”，无须考证，就能读出“驿站与长亭”“告别与迎接”之美景深情。驿亭南，就是“梁祝化蝶”这一爱情传说的诞生地祝家庄。天黑了，我没有时间去游走。想象那里的蝴蝶，应该异常稠密、绚丽、生动。梁祝故事中的“长亭送别”，大约与驿亭有关吧。
中国最早的瓷器“越窑青瓷”，源于上虞。自东汉始，通过火焰，白马湖周围的泥土转化出青天般的美——天马行空一般自由、广大的美。容易破碎，但拒绝腐烂，历千万载而瓷青依旧，天青如初。
“窑变”是一种神秘惊艳的现象，也是一个美好的词：让火焰与泥，在热恋中生发出难以预见的奇迹。目前，窑变现象少了，原因在于磁窑的热力来自恒定电能，而非恍惚的木柴火苗。从鲁迅、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到今天的我，书桌一角的墨水瓶，都有着越窑形状——拒绝恒定，保持恍惚，才能写出惊心动魄的好文章吧。
春晖中学内保留一座民国风格的白马湖图书馆。我伏身，久久端详馆中玻璃柜子里珍藏的一枚唐代青瓷残片，如旦暮遇之。其上，深刻一个动词——“想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