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书品鉴随笔（二）

倪书品鉴随笔（二）

景迪云

拈笔苍烟起  写真石化龙

——倪元璐《古盘吟》《石交图》书画合璧卷

第一次寓目倪元璐的《古盘吟》《石交图》书画合璧卷，是在2011年，应该是在书店里盘桓时收纳的。倪元璐是家乡先贤，我又忝列书画资深爱好者，相遇难得，自是不能擦肩而过的。此卷作经折装，硬封仿古锦缎印刷，颇有古雅气息，入手时想必有一份欢喜映染额头。

待回家后打开细赏，又是惊喜连连：有赵叔孺的签署“明倪文正书画合璧卷真迹”手迹，是原件卷轴外面的题签。接着是程颂万的篆书引首“明文正公诗画卷”；程生活于清末民初，湖南宁乡人氏，字子大，号十发居士，故钤有“程颂万印”白文印和“十发书堂”“子大”细朱文印，而引首章为“楚狂”，正是湘人本色；他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叔祖父，我就读南大中文系本科时，程千帆先生还在向研究生授课，系中元老级教授，我当然只有听闻的份儿，但也算有一点缘分吧。更惊喜的是接着的题耑，黄道周的“燕起鸿归”四字，写得意态饱满，遒劲圆媚，倪、黄是进士同年兼书友，又道义相交，契阔情深，两人经常互有题赠艺术作品。紧接着是本卷正主儿——倪元璐的《古盘吟》和《石交图》。后面又跟了一大片题跋，居然有诗词界的“大佬”陈三立、朱孝臧的墨迹。一件名作，前有名家引首揄扬，后有高贤诗语点评，不仅仅是锦上添花，更是递藏有序的痕迹，令人生起敬意之外，还有文化人情的温度。

赏读名家墨迹，实是与古贤面对面。兴奋感佩之后，不禁技痒，遂于封二空白处靠边儿位置小心翼翼地写下“光焰烛天”四字；次年十月，再次赏读，也留下“纵收拾光芒，大美总难掩”的点赞；又次年，三次赏读，“癸巳春节再味古盘吟”，确是流连忘返、击节三叹了。也正是因为这“佛头着粪”的痕迹，十年后又一次翻开这件艺术名作，才晓得当年曾有的激动依然可以被重新唤醒，美好再现。

回到书画本身。

《古盘吟》诗收录于《倪文贞集》，诗序比书法作品中的要长些：“吴桥范质公吏部园丁掘地得十瓷，其九应锄俱碎，然本顽滥，非可贵者。一独精妙，然得完。质公以为有神，吟古盘征和。”意外得到古盘的情景细节和范质公的惊喜，在倪元璐的白描简述中生动有致。范质公惊喜之余，文人习惯使然，马上做了一首五律长诗，并向诗友们征集唱和之作。倪元璐的《古盘吟》即是唱和之一。那一年，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38岁的范质公时为文选郎中，与在翰林院的33岁的倪元璐定交。

13年后的崇祯十一年（1638），倪元璐已被落职闲住，归养在老家了。这年冬天，范质公以疏杨嗣昌夺情事忤触崇祯而被削籍。倪元璐听说以后，想到当年自己遭温体仁陷害落职，意气相投的两人都是耿介忠正，而遭遇也是一样的不公正，不禁起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之意，就抄录了13年前唱和的这首《古盘吟》。书毕意犹未尽，又画了一块奇崛夭矫的石头，寓意自己与范质公的友谊坚贞不二，人称石交之思。

确实，他们真是太相像了，性格、品德、气节、命运相似，连殉国也是在同一天——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诗句云，遂与为双士，化龙延津水，仿佛是诗谶，说的就是他们两人。

归养的六年，是倪元璐书画创作最为集中的时期，此前显露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个性化的笔画语言精纯呈现，笔画从心动，心意随墨化，随心所欲而情志流泻，意态翩翩，气势畅达，奇思如鸿，风致摇曳，妙不可言。

此卷《古盘吟》便是典型之作。先看结体，字形左低右高，左伸右敛，姿势倾斜险峻但重心稳定，风度奇闲，精劲内蓄，似有无穷力量蓄势欲发。再观用笔，凝重徐步，正大不拘，而锐气毕露；行笔或畅或顿，均是万毫齐力，不使一笔虚弱，得古拙之意，即使翻转处也是力送毫端，仿佛雄鹰双翅搏动，虽轻飞而力举。三叹用墨之妙更是神乎其神，若润还燥，似燥却润，视正欲飞，已飞还回，变化奇幻多在意外。结合此作书写缘起，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满腔的抑郁之气被理性地艺术地输出，化为笔墨的顿挫沉郁、正大精劲，化为精神的奇崛遒媚、气韵生动。赏读再三，令人流连不已。

倪元璐在当年也有画名的，喜好画石和松竹，以书入画，以诗心御画趣，文气盎然。石、松、竹，都是坚贞、清正、风骨的象征，所以与其说是状写图画，不如说是表达胸臆。在书录《古盘吟》诗作之后，显然是意犹未尽，便意写了这块夭矫若飞龙的奇石，既是抒发他们俩面对朝廷不公正待遇时的不平郁愤之情，也是表明他们的友谊和立场如奇石一般坚固稳定。此奇石呈峰峦连绵之状，高低起伏错落，主峰突兀，低峦丘伏；石的轮廓是用干湿相间的笔墨皴擦，得飞舞盘旋之意，有阴阳向背之态；苔点坚重跳动，大小相生，顿感生气郁勃。整体观之，气势夭矫，气息苍莽，气机活泼，气骨奇崛，气韵生动。这五个气，不正是倪元璐、范质公之流的精神写照嘛！

有意思的是，张大千曾收藏过另一个版本的倪元璐《古盘吟》和《石交图》书画合璧卷，但后来遗失了画作。在将书法《古盘吟》赠予台静农时，凭着记忆摹画了《石交图》。但张大千的《石交图》与倪元璐的《石交图》在形制和气质上相差甚大，作为画家翘楚和临摹天才的张大千何以记忆误差会如此之大，令人费解。倪元璐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多有多次抄写自己诗作的情况，且张氏所藏的书法宛然倪氏气质，不大可能是张大千临摹的。在书画临摹作伪上，书法相对来说难以做到与原作一致。况且他与台静农都是李瑞清金石书派之传人，赠与之作绝不可能以假相代。故而，如果两件作品同观，亦可增比较研究之乐趣。

收卷罢，意犹未尽，辄以一绝作结：

拈笔苍烟起，写真石化龙。

光芒精劲骨，气势夺云峰。

合璧知稀有，奇章出剑锋。

范倪风义魄，大节痛从容。

文心提气骨

这件作品最初吸引我的，是其中一句“文心提气骨”。如果要用最简洁的几个字来概括倪元璐一生的行事心迹，我以为就这“文心气骨”四个字。

书法作品的落款“读徐九一疏草有作，书似又新老先生正”，是倪元璐为又新老先生抄录了一首诗。此诗见于《倪文贞集》，诗题为“读徐九一疏草”，另有诗序云：“余求让官石斋，不许，九一起而申之，辞甚切至，中间见推数语，则何敢承也。”诗有两首，其一为：

贾谊承纷乱，韩歆坐不谦。

汉如铁必奋，人匪金胡针。

伯玉妻闻赋，丰干僧发谵。

自因真好色，移奖及无盐。

其二为：

三万卷蟠腹，安能为伏雌。

文心提气骨，谏舌报须眉。

俱笑李邰让，谁教禽息知。

寻常推举事，不幸后来奇。

这赠予又新老先生的书作抄的诗就是这第二首，唯第七句“举”字抄成“奖”字了。

倪元璐上疏请让官于黄道周并请召还刘宗周事的时间是在崇祯四年（1631）闰十一月十九日，疏名为《让官黄刘疏》。上一年八月，袁崇焕被杀。黄道周为被袁崇焕案受株连的大臣钱龙锡上疏鸣冤，因而获罪降职。黄道周所任官职本就不高，降职后，俸禄之微，已经无法应付生活必要所需，“瓶鲜储粟，厨或无烟”。倪元璐有感于朋友景况之贫寂，更愤激于贤才之不遇，所以就有了这份让官疏。疏里，倪元璐先谦虚自抑一番，接着大赞黄道周“学行双至，今代所稀……所为文词宏深奇典，上凌数代，西汉而后莫有其俦；然又精洞时宜，务为经世有用之学，自天文历算、礼乐名法、边筹财赋、往代今朝典常兴革，出其胸手，悉有成谋”，“此诚天下奇才，天为陛下生此一人”！又说刘宗周“清恬耿介，其学行正类道周”。然后建议崇祯“还道周原官，而出臣于外”，说这是丢弃碔砆而得到良玉了呀。为了朋友的前途，倪元璐不惜自贬为貌似玉的石头，情义至深之外，更是惺惺相惜殷殷惜才啊。只是崇祯不懂也不惜，一句“黄道周已有旨了，不必代为陈请”就算回复了。唉……

但崇祯其实分明而仿佛——由于内阁首辅温体仁（还是浙江老乡呵）的排挤，这位被后世认为勤劳却缺乏智慧的皇帝往往不能拿定该拿的主意——是器重倪元璐的，所以不想倪离自己太远。此后，倪元璐七次要求辞官回家，都没被批准，便是明证。这七次辞官的四年间，他也没有重用的意思，给了个“日讲官”“国子监祭酒”的闲差，离皇帝倒是近的，施展才智于政府实际运作的机会始终不给，也是明证。明代施政职权在内阁，在内阁首辅。对倪元璐来说，内阁很近，又很遥远。

徐九一看到倪元璐的让官疏，也看到皇帝不许的意见，于是也作了一疏“起而申之”作为响应。倪氏没有说徐是如何申述的，但从“见推”一词可以想见，徐氏对于倪氏的行为应该是嘉许的，对黄道周才能品行的认知也与倪氏一致，自然也对倪氏的才能品行有极高的评价。这三层意思，倪元璐自然是看懂的，因而借读徐氏的疏草，写下这两首五律，再次表白让官的初心，并感谢徐九一的懂得。

倪元璐这两首诗用典极多，涉及历史上许多人物如贾谊、韩歆、伯玉、丰干、李邰等，他们的故事折射了倪氏官场遭际、自身性格、让官行为等一个个切面，借以向徐九一进一步剖白心意。贾谊之宣室求贤问鬼神、韩歆死于直言相谏、丰干之饶舌、无盐貌丑但有德、李邰让侯，以及疏章里提到的孔璋请为李邕代死、柳宗元与刘禹锡换郡典故，都是为了说明让官推贤是历代皆有的可以模范的事例。倪元璐认为，对于皇帝来说，得到黄道周、刘宗周的辅佐是大好的事，他们会比我更有助于国家；对于同僚徐九一的嘉许，倪氏认为这推举是寻常事，不必大惊小怪，自己的让官决定是自然而然的、发自肺腑的、心甘情愿的。

君子同风雨，浮沉为国家。倪元璐的让官行为，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其竭力为国、忠贞坦荡的儒士君子的情怀。至于诗和书法，不过是他抒发家国情怀的载体，工与不工，实在不是他所要关注的。所以当要为“又新老先生”作书时，自然拿起手边的诗稿，书写这首诗，应该也是有再次表明心迹的意思吧。

倪元璐书法作品中的落款很少有创作时间，这对后人梳理其书法作品时间次序、书风演变造成很大困扰。好在他书写的多是自己的诗作，根据诗作内容，也可以大致指认时间范围；但诗作创作时间和书法创作时间未必是完全一致的，书法创作往往多有滞后的情况，比如书写旧作赠予朋友。本件书法作品便是如此，先有诗，若干时间以后再书写书法作品赠予又新老先生。我们最多可以这样推理：让官疏是1631年十一月，次年的二月便开始第一次上疏乞归。从让官疏事件发生——徐九一响应——倪氏作诗回应——因对朝廷失望而乞归，这些行为的时间当十分靠近，诗作撰写于1631年十一月至1632年二月，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按古人诗书创作相对频繁且十分日常的角度看，书法创作的时间也应该不会相隔太久。

统观倪元璐的书法作品，总有这么一个感觉：仿佛他的书风是突然之间就成熟的，虽然没有了时间的背书，但奇崛恣肆刚毅正大的书风几乎贯穿了我们能见到的大部分作品，只有极少数的有明显学习仿效痕迹的可以除外（如《把酒漫成诗轴》《古柏苍鹰联》《秋窗月坠联句轴》等）。具体到这件作品，气息是在他的总体风格范围内，有明显的颜体书法元素，奇肆中有浑厚，刚毅中有抑郁；他是文人，但不是一般的儒士，也不满足于做一个一般的儒士和文人，他是胸怀天下的，有实际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改良政府效率、扭转经济困顿现状的良策，有改革官场陋习清廉为官的正气，有匡护家国的豪气。他拥有丰盈的文心，也拥有充沛的气骨，当他感觉自己无法暂时实现这些抱负时，就希望自己的朋友——两位更优秀的才能之士来完成对国家的匡助。

我看到一位满怀忧郁的中年男士，在他的书房里挥洒着笔墨，自由而沉默，沉默而忧郁，忧郁而坚决。雪在窗外飞舞，墨在纸上飞舞，飞上眉间，飞上心头……

飞为快雨到西湖

——倪元璐杭州诗游

在倪元璐的书法作品中看到“西湖”二字，还是有点小激动的。他从绍兴出发入仕或回来探亲，必然要经过杭州的，应该有诗有书法，为西湖留下点文痕墨迹的。目前所见，有两件墨迹，一是立轴，一是扇面，都是他自作的诗，书以赠送朋友。

先说立轴，书作为《题画赠王葱岳中丞》两诗中的第二首：

上头可有锦岗无，一例风光列画图。

昨夜泰山云气美，飞为快雨到西湖。

显然，倪元璐身在山东地面，不知是自画自题，还是题他人画作；也不知是在登临泰山，还是仅仅在书房里作纸上登高。面对画作，他居然想到了西湖，想到了不久就可以到达杭州，欣喜雀跃之情不禁荡漾于笔端，泰山涌动起美好的云气，原来是为了快速飞到西湖啊！而他的心，早已随着云气快雨飞翔了……

诗见《倪文贞集》诗集卷，题作《题画赠王葱岳中丞》。诗题中“王葱岳”与书作上款之“毖轩”均未详何人，俟考。从“父母”的称呼推断，毖轩当为某地方长官。此幅书法用笔生涩朴厚，跳荡却遒劲，结字紧结绵密，字内讲究疏密变化，空间感明显，形势欹斜而奇正，左偏旁左抛取势的意识已经显现。结合其经历行踪，似是从北京返回家乡途经山东会晤朋友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此，则为崇祯九年所书，已是倪元璐书法趋于个性成熟之中期风格。

另一首诗为：“山法雄深水意奇，秋林霜皎月明时。令公多是张防御，每得江南草木知。”两诗都写到了山，则所画必是山水画矣。文正公善书法外，当时确也是以善画奇石而享有时誉的，表现全面的山水画也是有的，比如《赠王思任山水扇面》《赠平远诗画册》等。但这幅题诗的画是否文正公所画呢？从诗意看，显然是夸赞的，他不可能不谦虚地自赞吧。笔者偶尔也涂鸦山水，这个体验还是有的。

再来看看那扇面。书写的也是文正公自作的诗，《丙寅春日湖上偶成》（天启六年，1626）：

归来万喜脱弢缠，不是顽仙即醉仙。

纵酒何曾虚酉日，简粮刚不少寅年。

但愁蝴蝶梦中熟（怨），真信鹧鸪行复（欲）旋。

毕竟湖中风雨细，菟裘吾老志和船。

诗亦见《倪文贞集》诗集卷，“怨”“欲”是书作中字，与诗集小异。书作中照例不写时间，所幸此诗在诗名上明确了“丙寅春日”，总算不需要再费思量。那是公元1626年，他34岁，应该是出仕后第一次告假回家。文正公是30岁那年中进士，32岁以清誉而留任翰林院，充经筵展书官、纂修记注。33岁又为殿试充掌卷官，均是清闲文职，在官场属于培养时望阶段。许是想念母亲了，同时缘于无法理解朝廷内外许多不合礼法的怪事，他需要静静思考，梳理儒士为官的初衷。1626年春天，他告假探亲，直到次年春天的四月，回京销假。如此，按通常行程，他是回家时途经杭州，游览了西湖，以诗纪行。《中国书法家全集》倪元璐卷作者李廷华所整理的年表中，1626年条即持此说：“春，往杭州，作《丙寅春日湖上偶成》七律。”回京后，即刻被“典试江西”，在秋天的乡试题目中出了一道讽刺魏忠贤的诗题，勇气之嘉，人尽咋舌，差一点招来一场惊天大祸。这是另一个主题，且按下不表。

诗的大意是说，暂时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回到老家，心情欢喜到飞起来；又可以沉湎于玩耍、与朋友尽情喝酒，感受到了神仙一样自由任性的奇妙；沐浴着西湖的和风细雨，真想就这么隐居了，仿效张志和，与鱼鸟相亲，扁舟任平生。

多年的求学、中举、进士及第，好不容易的呵，做了几年官，就如此厌烦了，想想也是蛮有趣的现象。这绝不是个例，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经常在上演这样的剧情，读书时想着入仕是立志为国家服务建功立业，在仕途则又是百般的不顺心不称意，官小嫌言轻，位高怕跌落，向往无官一身轻的潇洒悠闲。所谓在儒想道，在野望朝，总归是难得专心啊。

现实总是如此惊醒着理想的梦。倪元璐也无法例外，他暂时从理想的家国梦里惊醒，现实不是那么顺遂有趣，那么，先请个假回家躺平，做几天田园梦修仙梦吧。或许是第一次这么悠闲地游赏西湖吧，这个千古一湖的魅力引发他“志和船”的隐逸之思，是情理中的事情。没有几个人能经得住西湖山水的风情诱惑的。

相比于《题画赠王葱岳中丞》，这件扇面的书法要稚嫩得多，属于其早期风格，宋朝第一文人苏东坡的才情和气质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心灵和笔墨，但显然，运用苏字元素已经巧妙灵活，并倔强地生发出自己的笔墨个性。这一年他34岁，经过了严格的台阁体训练，经过了自己选择的人格楷模颜真卿、苏轼书法的熏陶浸淫，他的自性已经萌发，属于个人的笔墨语言正通过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字，向我们展示他的生动新奇、文雅有趣的风姿，左右摇曳、轻松飘拂的笔画运动流露出悠远从容的情致，是西湖水、苏堤柳的样子。我更感觉到他对书法的敏感和灵性，那是天赋异禀者才能拥有的，令人羡慕。

十年后的1636年十二月，倪元璐再一次来到杭州，那是一次真正的长假——长达6年多。他刚从京城赶回，因为要陪母亲游览杭州的寺庙，所以就住下了，一住两个多月，还过了春节。心情放松，诗也多写些，《倪文贞集》里就收录了七首相关的诗：关于飞来峰的3首，灵鹫寺的3首，湘湖的1首。其中《再至飞来》诗有书法墨迹传世，个别字句有些差异（括号里是书法件文句）：

偶然成小别，几许阅悲叹。（颇觉有更端）

召鹤僧持节，埋花蝶挂冠。

松巢（衔）新竹攘（领），山法野云干。

喜（只）有峰犹（都）在，知他（它）飞去难。

此件书法作品的名称，李廷华《中国书法家全集》倪元璐卷里为《诗画合册》，1638年书写；《中国书法》2019年10A月刊则是《行书五言律诗四首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经比对，二名所对应的当是同一件作品，所表示的尺寸也接近，一为“29*21cm*5”，一是“纵29.2cm.横20.7cm*5”。所书写的四首诗创作于不同时间，第一首《鸡鸣山》，《倪文贞集》里称《游鸡鸣山寺》，下注“公时为南司业”，即是1629年。第二首即《再至飞来》；第三首《雪后》，不见《倪文贞集》；第四首《郊行》，《倪文贞集》诗题为《郊外》。将这四首创作于不同时间的诗作书写为一个卷子里，其间的内在关系，除了都是游赏山水所感而作之外，看不出其他的信息。倪元璐的书作不落时间，李廷华将之定为1638年所书，不知依据何在，但在这个年头左右，大致是符合倪元璐行迹的。

这件作品的书法风格与《古盘吟》十分接近，但一改沉郁之气，意态悠闲之极，禁不住笔墨翻飞，精神振动，时誉其书法“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于此可以尽情品味的。他是善于用渴笔的，但这件作品用墨无论浓淡，都是墨华润泽，精神焕发，也可见书写时的心情是十分放松从容的，正是归养生活两三年后的心态写照。

想起赵之谦访碑时有一语“此碑不到眼，碑自不幸，非我等罪”，可见名碑与知音，遇之双幸悦，不遇两伤情。倪元璐之与杭州、西湖，也是奇人与奇景的相遇，赖有诗书留存，幸何如之！

附上倪元璐其他几首杭州诗：

《游飞来峰》：

未写亦槁子，连天云一团。花情如石冷，鸟语逼人酸。溪合雨成拍，峰无岚不冠。湖山饶炼格，政在杳茫难。（其一）

领取空濛意，丛林五月寒。雨如椎博浪，石可枕邯郸。渐觉身非肉，倘由山是丹。分明旧相识，故作面生看。（其二）

《同汉逸康侯步出灵鹫寺踞石饮流萧然自远》：

只是无他供，家常石一支。册云侯洞口，诏水使诗脾。味去僧无几，福踰佛不知。三人谁免俗，判一与沙弥。

《宿灵鹫》：

大峰如杵细如芒，看即图屏枕即床。耄石雏花巡佛案，瘦云肥雨裹禅房。翻经背写游山记，引衲头钞种树方。曾道逢僧闲半日，到来三日为他忙。

《发足灵鹫抵天竺便访峰丹二上人》：

闻之刘梦得，只此外何奇。青得山无奈，白为云可知。亲僧因佛面，刻竹是花诗。道破真名字，西来第几支。

《泛湘湖》：

叫破鸬鹚梦，粗吟与细呼。柔风扶病橹，瘦影点酸湖。舫额夸题米，堤身盗姓苏。山山有新意，不是画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