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抹橄榄绿

那一抹橄榄绿

章建华

参军

1978年冬季，我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光荣入伍了，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当时情景依然如昨天一般在我的心中荡漾，不时地搅动着我的心。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就一直接受着红色革命教育，对军队和军人十分崇拜，邻居军属家屋檐下那块“光荣之家”的小木匾，曾赢得了多少人的敬仰和尊敬；每年春节前敲锣打鼓给军属家送年画年货的情景，又让多少年轻人羡慕和向往。那个年代没有高考，当兵几乎成了农家子弟成长的唯一通道，而我的小叔抗美援朝时入伍，回国后在济南军区某部任团参谋长，这给我的爷爷脸上争光、腰板添直，大大减少了中农成分的全家，在那个特殊年代可能遭遇的种种麻烦。

我对军人最初印象是刚上小学的那年，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部队向各地派驻文革“支左”小分队。在一个大雪天的上午，天气特别冷，但离我家不远处的轮船码头却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金珠玛米呀咕噜》的歌曲，人们在欢迎解放军小分队的到来，虽然只是几名战士，但当时小镇上的轰动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大明星到访。

我与军人深度接触则是读高中时期，那时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又学军活动，春天时节组织野营拉练，特意从五夫营房请来了几名军人到各班级，在到达余姚梁弄的当晚举行了联欢晚会，由于有革命军人的参与，晚会气氛十分热烈，尤其在最后的拉歌环节，在几名战士的带领下，歌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把整台晚会推向了高潮，让我们体会到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增加了对部队的向往。

高中毕业的第三年，我的年龄已符合当兵的要求，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终于被批准入伍，成为一名北京军区空军的地勤兵。消息传开后，左邻右舍及亲戚朋友纷纷前来祝贺，大队党支部还赠送了一本红色带丝绒硬皮笔记本，在当时算是非常高档和时尚，该本子我一直舍不得用，它跟随我一起入伍十几年，目前仍完好无损。

离家的那天早晨，公社专门租了一艘轮船，把我们十几名入伍青年从道墟运到百官，入住人民路上原上虞党校。放下行李不久，全体人员就来到了现人民大桥旁的新建路体育场，正式举行接兵交接仪式，通过点名形式，把我们逐个交给接兵部队，并根据身高体型发放了军装等部队用品。回到居地后，我们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成了一名准解放军战士。

吃过中饭以后，我们又学起了叠被子和打背包，三横两竖的背包打了再拆，拆了又打，大家的热情十分高涨，直到熟练掌握为止。晚上县委县政府在上虞电影院举行欢送会，县领导热情洋溢讲话后，放映了电影《南征北战》，晚会结束后，在接兵首长的带领下，我们在大街上走起了队列，喊起了口号，那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城区，引得了大批群众的观望。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打好了背包，接兵首长按部队建制对人员进行了编排，我有幸被选为临时班长，主要是随时清点人数，确保旅途安全。午饭后正式出发的时间到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我们是步行到了曹娥火车站了，开始了奔赴部队的行程。

火车徐徐地离开了车站，也告别了送行的人群，喧嚣的车厢里立刻安静了下来，和现在年轻人相比，那时的我们显然要成熟一些，但大家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望着远去的故乡和亲人，想到即将开启的新的人生旅途，难免有一些惆怅和不安，有的甚至暗暗抹起了眼泪，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到部队以后安心服役、好好工作，绝不辜负家乡的重托、亲人的期盼，以实际行动写好生命中的青春之歌。

提干

1982年5月底的一个深夜，我在天津静海一个叫唐官屯的小火车站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准备军校毕业后返回部队途中，顺道第一次游览北京。落座后本想早点休息，但怎么也睡不着，虽然刚刚看完部队特意为我们准备的新片电影《少林寺》，可此时回想在我脑海里的不是那精彩的武术场景，也不是缠绵的爱情画面，而是上午毕业典礼中那激动人心的提干场景。

军队干部制度改革前，干部基本都是从战士中直接提拔的，但从1979年开始，干部提拔必须经过军队院校培训。制度实施后的第二年，我有幸考上了北京军区空军机务教导队干部苗子班，经过一年的培训，圆满完成了各项学习任务，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毕业典礼的那天上午，我们换上了整洁的军服，怀着激动的心情，精神抖擞地来到了会场，在庄严的国歌声后，北空政治部的领导开始宣读提干命令，这时整个会场出现了这样场景，大家明明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可此时却鸦雀无声、沉寂如斯，几百人的会堂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到，人人都屏住呼吸、竖着耳朵，生怕漏了自己名字，焦急地等待着生命中重要时刻的到来。待准确无误听到自己名字后，感觉心中石头落了地，我的思绪也随着那一个个熟悉名字开始飞扬。我想，此情此景不是人们常说的无声胜有声吗！此时的无声，是一种心灵的等待，多少年的向往，多少年的努力，就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现梦想成真，从此将告别过去，走上新的人生之路。此时的无声，也是一种忠诚的承诺，喻示着我们都将成为真正的职业军人，在今后的日子里，将把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投身国防事业，用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承担起军人责任和使命。此时的无声，更是一种力量爆发，我们的心已经飞向远方，飞向即将到来的新岗位，像蛟龙出海，似苍鹰翔天，在那里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去谱写一曲曲动人篇章，也许我们永远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指挥员，但共和国的将军，何尝又不是从千万基层官兵中产生的！

授衔

军衔是区别军人等级的称号，是国家根据军人的职务、军事素养和业务素养、资历贡献授予军人的一种衔称，衔级是对军人劳绩战功的肯定，也是军人的终身荣誉。

在我军的历史上，共有两次授衔的经历，1955年首次授衔中，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十大大将就诞生其中。后由于强调官兵一致等理由，于1965年5月取消了军衔制，直到1988年7月重新恢复军衔制，进行第二次授衔。当时我已经是一名空军机务中队政治指导员，有幸经历了军衔制恢复的全过程，看到了实施军衔制后部队出现的新气象。

军衔制恢复有众多原因和故事，我入伍的那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全面打响，据说在某次战斗中，由于战地指挥官穿的都是四个口袋的军装，相互之间难以辨认最高首长，影响了部队的战斗行动。针对战斗中暴露的诸多问题，80年代初，在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主持下，军队开始全面改革，按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作出了部队全面恢复军衔制决定。

我对军衔制直接感受主要是在对外交往中，由于我所在部队属对外开放单位，不但有外军学员，还经常有外国军事代表来参观考察，记得八三年初春某一天，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空军参谋长到访，那高大的身躯、笔挺的军装，佩上硕大的肩章、高耸的军帽，显得十分威武与帅气，相比于穿着宽松肥大65式军服的我军首长，二者形成了强烈反差，让我们既羡慕又感慨，也刺激了我们的神经，我深深地感到，军衔制不但事关部队建设及战斗力提升，还与我军国际形象紧密相连。

军衔授予涉及每个官兵，一般来说职务高军衔也高，个人收入相应也多。我所在中队有三十多名干部和十多名志愿兵，大家虽然从事同一工作，但无论是军龄还是技术级别都有较大的差别，第二次授衔前，思想都比较活跃，有的想高怕低评，有的老同志怕评低了丢面子，有的立功受奖后盼能功绩挂钩，志愿兵队伍想借此机会提高待遇。对此，部队进行了广泛的动员教育，要求从部队建设的高度，以首次军衔评定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扬高风亮节，主动要求降衔事例为榜样，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关系，人人都作表态发言，较好地统一了思想，为授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军衔评定也不可能绝对公平，同一衔级上不但职级有所不同，而且要跨越好几年军龄，那年我有幸按最少服役年限被授予空军上尉军衔，而与我搭档的中队长，也是我以前的师傅，他级别比我高，且入伍比我早好几年，也只授了与我一样的军衔，虽然刚开始有些想法，但他及时调整了情绪，我俩还专程去照相馆照了张合影，成了我们革命友谊的永久记忆，不久他又提拔成了我的领导，军衔也升为少校。

当全体官兵穿上佩有军衔的崭新军服，部队上下呈现了新的精神面貌，由于军人职级与衔级直接挂钩，大家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明显增强，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我和大家一样，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心中那个外国军官高大形象已荡然无存。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去石家庄市区办事，一位大娘拉住我，说我年纪轻轻这么多星，问我有多大官，当我告知后，她由衷的赞叹部队改革好。

离开部队已经快三十年了，但那张由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签发的军衔状，我一直珍藏着，它记录了我的部队生涯，也记录了恢复军衔的那段特殊经历，更记录了我军改革强军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