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就像一本读不完的大书

谢晋就像一本读不完的大书

石川

2023年是谢晋导演百年诞辰纪念。随着各种纪念活动的筹备和文献档案的一再翻阅，一幕幕往事又在我脑海里重新被激活了起来。

我和晚年的谢晋有着十多年的交往，说起来，也算对他再熟悉不过。但有时看到文献上的某些记载和描写，又不免觉得恍惚。这是我认识的那个谢晋老爷子吗？这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印象在我脑子里交替回旋，就像是在读一本大部头的书，眼看就快翻到最后一页了，却忽然发现还有许多章节竟然从未读过。就这样翻来覆去，循环往复。最终你才发现，原来他是一本你永远无法读完的神奇的大书。

一、艺术家要热爱自己的家乡

上个月，我再次来到谢晋的故乡——浙江上虞的谢塘镇。谢家祖屋现在是一座小型纪念馆。我在里面看到一段画质不太清晰的视频，谢晋正抹着眼泪，声音哽咽地对身边的相亲说：“我是喝谢家塘（谢塘的旧称）的水长大的”。如果我没记错，那是1984年12月，谢晋回到阔别36年的故乡，为他刚刚拍完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举办首映典礼时拍下的一段画面。或许你能看到，故乡是谢晋心中的一根软肋，最容易撩拨他的情绪。他曾说，一个艺术家，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他家乡，才能热爱他的祖国。如果一个人连家乡都不了解，不热爱，那就谈不上什么爱国了。

同样是80年代中期，谢晋又一次回到故土，他对乡亲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以家乡为背景拍一部片子，故乡的情，太重太深了！”事实上，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1964年，他拍摄《舞台姐妹》时，就曾在故乡的曹娥江上取过景；1974年拍《春苗》、1983年拍《秋瑾》，也都把上虞的白马湖作为拍摄地。80年代末，曾经担任谢晋副导演的黄蜀芹，正在筹拍电视剧《围城》，一时找不到“三闾大学”的外景，谢晋就向她推荐了自己的母校——春晖中学。今天的春晖校园里，当年拍摄过《围城》那几幢民国老建筑，被学校当成宝贝一样维护着。谢晋曾经不无自豪地夸赞母校，她的校园，“比一所大学还要气派”！

谢晋长得人高马大，说话声如洪钟，被人说是“南人北相”，其实与他一直以来深感自豪的家族血脉有关。谢氏家族的始祖，最早可以追溯到2800年前的周朝。周宣王国舅申伯公，因战功显赫，受封于“谢邑”（今天河南南阳一带）。古人以地受姓，申伯公在谢邑封侯，子孙就开始姓谢。申伯公也就成了谢氏家族的元世祖。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北方贵胄纷纷衣冠南渡。当时南迁的氏族中有两家望族，一家姓王，一家姓谢。其族聚居在今南京乌衣巷一带。时间一长，就和当地百姓融为一体。于是就有了唐朝刘禹锡的名句：“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到东晋，王氏后人出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谢氏，则出了“东山再起”这个成语所描写的，在“淝水之战”中以弱胜强，获得“淝水大捷”的东晋宰相、太傅谢安。

按照谢氏族谱，谢安被后人奉为“东山谢氏”这一支族的始祖。算起来，谢晋是谢安的第54代“嫡长孙”。他本名“镇方”（治理一方的意思），别名“晋”（东晋的“晋”），号“淝捷”（淝水大捷的意思），都含有铭记祖先丰功伟业的寓意。谢氏一门，自谢安以降的历朝历代，又出了许许多多的文人将相。譬如东晋女诗人谢道韫（谢安的侄女，王羲之的二儿媳）；南北朝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当代的，则有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著名科学家谢绳武等等。谢晋常常拿他这位大科学家的亲戚开玩笑说，“他比我小20岁，论辈分，我却要叫他堂叔”！

1984年那次回乡，谢晋首次登上东山，祭扫谢安的陵寝。那时候上山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谢晋不管不顾，带着一家老小，从没膝的荒草和丛林里攀爬上去。今天，谢安陵已成为上虞最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之一，宽阔的盘山公路直通陵区。这里是谢氏一门的根脉所系。唯有你双足踏上陵前的神道之时，或许才会彻悟，为何谢晋的故乡情结，是如此的深重厚实。

二、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

谢晋这一代人，生于乱世，长于忧患。在他漫长的生命岁月中，逐渐养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总会不由自主地把身家命运、个人前途、艺术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盛废联系在一起。他曾经说，“艺术家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像太史公写《史记》那样，要像屈原、杜甫、曹雪芹，一直到当代的巴金那样，对民族充满了责任感、忧患感和使命感。”翻阅他留下的各种文献，慢慢你会发现，他对历史总是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嗜好。用今天的话说，他就是一个妥妥的“历史控”。

有一年，剧作家李准和谢晋一起去西北考察。他看谢晋手中拿着一张破的就要散架的地图，有点于心不忍，就跑到新华书店，自己花钱买了一幅新的送给谢晋。李准说，谢晋身上有一种“地理癖”，出门总要带着地图。每到一地，总会问长问短，当地历史上发生过哪些大事，出过哪些历史名人？在李准眼里，谢晋总是把天下事当成自己的家事，用关心家事的心态去关注天下。就如同东林书院的那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的这种“地理癖”，或许正是他作为传统文人的一种家国情怀的自然流露。

谢晋一生拍了36部故事片。把这些影片按照故事发生的年代串联在一起，你眼前就会出现一部几乎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比如他在1996年拍摄的《鸦片战争》，讲的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1984年的《秋瑾》，讲的是辛亥先驱的故事；《红色娘子军》写的是土地革命时期；《舞台姐妹》则是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越剧姐妹追求进步、反抗压迫的故事；1979年的《啊！摇篮》是讲延安保卫战；《女篮5号》则来到建国初期；最著名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讲到改革开放；还有《高山下的花环》，背景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他最后一部作品《女足九号》，讲的是20世纪末，中国女足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

过去，也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认为谢晋电影过多地涉及到政治。甚至有个别评论者认为，这是谢晋的一种“政治投机”。对此，熟悉谢晋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前任主席马克·穆勒曾有一段论述说：“没错，谢晋的影片是有很强烈的政治表达。但那只不过是故事的背景，并非故事本身。谢晋从来不是在正面写政治，他是在写处在政治漩涡中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好人和坏人，那些受苦受难者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为什么西方人能被他的故事打动？难道他们流泪只是为了中国的政治？当然不是，他们是在为那些心地善良却历经苦难的小人物所感动，他们是对弱者产生了同情。这就是人性，不管东方和西方，这样的人性总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谢晋的影片才能被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

不得不说，马克·穆勒的这一真知灼见，正好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谢晋这些影片，无一不是在重大历史事件映衬下，突显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把国家民族命运和个人荣辱结合在一起。透过他的影片，不仅能看到一个个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的情感与伦常故事，还能看到，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在历史巨轮下所演绎的生生不息地的爱与痛、生与死、牺牲与奉献，理想与讴歌。就像谢晋自己说的那样：“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要用电影为自己的民族塑造形象”。这是谢晋非常鲜明的艺术追求之一。

谢晋曾引用了一位文艺界前辈的话来说明《牧马人》的创作动机。那位前辈的原话是：“一个艺术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要用他手中的笔，对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发言”。这句话被谢晋视为自己电影创作的座右铭。它的意思是，人们为何要拍电影？好比有些人拍电影是为赚钱，有些人是为艺术而艺术。谢晋呢？他拍电影的目的，其实就是想通过电影，对种种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1994年夏季，距离香港回归只有不到3年了。谢晋的老友，《红色娘子军》的编剧梁信，给谢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香港回归指日可待。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电影不能无所作为”。这封信唤起了谢晋内心一股巨大的创作冲动，决心响应老友的吁请，开始筹拍历史巨片《鸦片战争》。

1995年初，两会召开之际，谢晋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争取到一个大会发言的机会。他讲的主题是，作为电影工作者，在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关头，绝不能无动于衷，必须要有所行动，必须要拍摄出过硬的电影作品，来奉献给这一伟大历史时刻。正是在这次大会发言中，谢晋首次公开宣布，接下来，他打算“在古稀之年，再当一回先锋，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筹集一个亿的投资，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运作，为低谷中的中国电影，闯出一条大投资、大制作、高回收的新路……实在不行，也要给后人留下点经验、教训，让后人踩着我们的脊梁，走出一条电影体制改革的新路”。

谢晋的发言，语惊四座、振聋发聩，有人将之比喻为齐白石的“衰年变法”，也有人好心提醒他要审时度势，谨慎而为。谢晋却答道：“如果不是香港回归，我就不会拍《鸦片战争》。因为电影要赔钱，公司会破产。但是，我们总不能空着手去迎接香港回归”！最终，在他的运作下，《鸦片战争》成为首部投资过亿的国产影片。这些资金全部来自民间集资和银行借贷。同时，又通过成立“《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内首次尝试项目股份制公司的运作形式。为此，谢晋将自己在上海、上虞、南汇的三处房产作为抵押，亲手将三张房契交由“《鸦片战争》制作公司”董事会保管。

《鸦片战争》的拍摄，非常清晰地展示出谢晋电影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意识。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犯过许多错误，但‘爱国’这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没有丝毫含糊”。

三、我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生命的燃烧

谢晋晚年曾对人说：“我这个人拍戏，总希望搞一点诗意的东西。没有诗意，干巴巴的，就没有意思。”谢晋的成长环境，让他自幼饱受中国传统诗书文化的熏陶，为他的文化艺术修养铺垫了一层厚重的底色。尽管他也不断接受某些西方文艺、电影思潮的影响，但传统文化与古典美学，却毫无疑问地是支撑谢晋文艺思想最坚实的柱石。

谢晋一度非常自负，说《红楼梦》没人能比他更熟悉。他读过不下几十遍，对每个主要人物都烂熟于心。80年代的一天，旅美作家白先勇来到上海，与谢晋聊起自己的小说《谪仙记》。谢晋说，书中的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红楼梦》的影子——李彤像林黛玉，黄惠芬像薛宝钗，雷芷苓像李纨，张嘉行像史湘云……一席话，让白先勇惊讶不已：“你是怎么看透我的心思的？我写小说时，的确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评论家这样说过！”

其实，这就是中国人文传统在谢晋身上留下的烙印，它或许是抽象的、无形的，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下意识，但最终，都会透过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以及他的表现手法流露出来。譬如《红楼梦》，一边是宝钗的洞房花烛，喜气洋洋；一边是黛玉焚稿，凄凄惨惨。民间有句俗语，叫“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说的就是“对比”手法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比平铺直叙更为强烈的审美效果。同样，谢晋也非常擅长运用对比手法，不仅在《女篮5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中以“前后对比”凸显主人公的命运变化，还在《芙蓉镇》中，运用以胡玉音为核心的三对夫妻、六组男女关系，来凸显人性的善恶、忠奸、真假、美丑的价值堆叠。

再如《啊！摇篮》。大战前夕，男女主人公就要各奔东西。为了渲染离情别绪，谢晋不去正面去表现人物如何话别，而是用战马跟在主人身后依依不舍的神情，来投射男女主人公的心绪。

他还常常讲起《舞台姐妹》里的一个细节：戏院唐经理心里在打月红的鬼主意。只见月红坐在桌前练习签名，唐经理上来搭讪，月红矜持着假装不见。唐经理就用手中的折扇，朝着月红轻轻一扇。微风撩起纸张的一角，月红只好抬起眼角，望着唐经理浅浅一笑。谢晋觉得，这个画面中的人物关系、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是很难用文字捕捉到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喻。而这恰是电影最独特的表现力之一。在他看来，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贵含蓄”，应该被视为电影艺术的最高美学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