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知己于后世 ——史学大师章学诚

俟知己于后世

——史学大师章学诚

章懿清

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曾讲：“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地素有修志传统。至乾嘉年间，道墟“偁山章氏”中更是涌现了继刘知几之后，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第二座高峰——章学诚。

翻开《章氏家乘》，在“十七世”条目中，记载着章学诚的简历：“学诚，行成六位，原名文敩，字实斋，号少岩，乾隆丁酉举人，戊戌进士。敕授文林郎、国子监典簿。公学有家传，古貌古心，笔文朴茂，尝客楚督毕秋帆尚书幕，主修湖北通志，著有文集八十卷待梓，文史校雠通义五卷刊行海内，人多宗之。”

一、钟灵孕育，道墟章氏

据《章学诚事略及遗书本末》记载，章学诚祖父以上，曾客游北方，入大兴籍，至顺天乡试时，才改归会稽原籍。据家谱记载，其祖父名如璋，候选经历。父亲名镳，乾隆壬辰进士，曾迁居郡城，后官湖北应城县知县，离任后邑人聘留主讲书院。家人均酷爱读书，且善于摘记，一时手稿累积如山。章学诚耳濡目染，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可是章学诚从小体弱多病，资质鲁钝。至12岁时，他偶然将家中新辑的《绍兴府志》一一指出谬误，才展示出不凡的史学见地。不久后，父亲得官应城，章学诚随往赴任，其间开始攻读举业，但始终没有进步。好景不长，乾隆二十一年，父亲因事罢官，生计艰难，每日以麦饼充饥，章学诚深受触动，自此发奋读书。

二十五年，章学诚出游京师，应考不中；隔年再考，又不中；于是进入国子监读书，肄业后再考，又不中；乃拜入翰林院大学士朱筠门下，因为贫困无依，寄居朱筠家中，由此获睹朱府藏书，结交当世名流。三十六年，随朱筠前往安徽太平使院，次年即开始编撰《文史通义》；后授官国子监典籍。四十二年，主讲河北定武书院；并第七次参加科举，年近四十的他终于中举。

乡试放榜之后，章学诚才知道主考官是会稽同乡的状元梁国治，二人一见如故。次年，章学诚考取进士；不久入梁国治家为塾师，并撰成《校雠通义》；不及一年，辞馆北上，途中遇盗贼，行李被抢劫一空，只好投奔肥乡友人，主讲清漳书院，又转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等。其间曾有一次做县令的机会，但他不愿赴任。无奈之下，只好携家带口依赖友人谋生，居无定所，靠做幕僚或修志撰文勉强糊口。嘉庆五年，贫病交加的章学诚眼疾发作，双目失明，凭借“惯性”著书立说，次年即在塔山病逝，终年64岁，葬于山阴芳坞。

章学诚曾在文章中回忆：“先世自道墟迁居府城盖百年矣，学诚自童幼时随父兄省墓墟中……”“乾隆庚午余年十三随先君子省墓道墟，与宗人相见……”“壬辰癸巳之间余家京师，暂归乡邑，至墟里省祠墓，且访先人旧所……”作为道墟章氏后裔，章学诚虽因迁出异地，且常年在外谋生，但时常回来祭祖，心系家族事务。据胡适《章实斋年谱》梳理，各类史料中关于章学诚回道墟小住的记载不少：如35岁时，章学诚曾回道墟；58岁时，再回道墟，并作《像赞》数篇；59岁时，道墟宗亲修葺家庙告成，祭祖时适逢宗老生病，便由章学诚代为主持，祀典结束后，在与宗亲言谈之间，获悉旧家谱荒不易辑，于是打算尽一点力，同时写了《神堂神主议》和传记序多篇，至今留在谱中。

二、发凡起例，奠基方志

纵观章学诚的一生，可谓颠沛流离，但他一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先后主修或参修志书十余部，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他还曾十分自信地说道：“吾于史学，盖自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然而，他的自信并未被时人认可。晚年时，他曾在武昌投靠两湖总督毕沅，受托主修《麻城县志》；次年又任《湖北通志》总纂，在编写志书的过程中，别出心裁，推陈出新，使同纂者颇为惊骇。久而久之，怨气积累，毁谤不断，特别是嘉兴进士陈熷，曾痛批《湖北通志》。章学诚大怒，作《驳陈熷议》一卷，对其指摘一一回复，但众人并不信服。不久，毕沅因事被议，降补山东巡抚，章学诚见时势不可为，主动写信答谢毕沅，携带《湖北通志》书稿黯然离去……

章学诚之所以不被认可，原因就在于他“逆于时趋”，不合时宜。乾嘉时期，清廷思想禁锢，学者为了避免陷入政治漩涡，转头陷入古籍，训诂字句，严重脱离现实，因此长期以来无有创见。“风尚所趋，必有所弊”，章学诚身处这一历史环境之中，没有追随大流，而是提出了批评：“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顶着这种不良风气，他开始寻求变革，提出“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

对于这种个性的养成，他在《章实斋文钞》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犹记二十岁时，始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祖父对诗句的独到见解对章学诚很有启发，从此他养成习惯，不再迷信古籍，而是在读书时善加思考，推陈出新，并最终将之付诸修志实践。

古人云：“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方志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章学诚认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出于对方志的重视，章学诚很早就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方志事业。从27岁起，他开始随父亲纂修《天门县志》，并写成《修志十议》，对职掌、考证、征信、征文、传列、书法、援引、裁制、标题、外编作了系统论述。

其后，章学诚辗转各地，陆续编辑《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大胆提出和采用了多种前所未有的新体例，“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使人眼前一亮。同时，他还十分注重总结修志经验，写出了《方志辨体》《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等作品，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进行了思考，并提出“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对后世方志学研究影响很大，成为当代修志工作者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他由此被誉为“方志学奠基人”。

三、一代宗师，知己后世

章学诚在去世前曾写下《浙东学术》一文，开篇直叙自宋迄清十一位经史学家沿袭脉络，其中包括朱熹、黄宗羲、王阳明等，他们虽在治学领域与方式上有所差异，被社会的认可度也有所不同，但有着一贯的治学宗旨。章学诚通过对他们的梳理，表达着自己的学术理想。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讲：“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并称章学诚为“清代唯一的史学大师”。

作为方志学的开山鼻祖，章学诚在创建修志义例和方法的同时，还不断进行理论建设，提出了不少创见，如史家要有“史德”、修史可采用新史体等，发前人所未发之议论，开后学所未闻之见解。在《文史通义》中，他以“六经皆史”为编撰主旨，将史学产生上溯到“六经”以前，极大开拓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并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章学诚自信地说：“郑樵有史识而无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由作也。”事实上，《文史通义》兼具史学、史识、史法、史意，确实有超越前人之处，所以后世将它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然而，为史是寂寞之途，“人弃我取，无人顾盼”。就像章学诚生前所遭受的冷落一样，其著作也一直被埋没。《章学诚事略及遗书本末》记载，章学诚晚年卜居塔山下，整理历年所著共三四十巨册，委托萧山王宗炎太史细加编订，王太史将书分三十卷。书成而先生身故，王太史将全编交付章学诚之子章华绂。数年后，华绂力不能刊，求助华亭姚春木，只就《文史通义》一种，选刻五六册刊行于世。最后，章氏子孙力不能守，全编被藏书家沈霞西所得，沈氏没落后，遗著再归绍兴水澄巷某书坊。此事被族人章小雅得知，他以重金向书坊购出，带回道墟，中途遇到风波，小船不幸倾覆，章小雅力抱遗著跃水而出，所幸此书得以保全。小雅病故后，书又归章寿康，后因故被抵押在外，被吴申甫购得。不久，吴氏书坊大火，吴申甫抱书而出，所幸又得保全。

时隔120年后，浙江图书馆得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全部刊行于世；嘉业堂刘承干也据沈曾植藏本，印刻成书，流传各界，国人才知有章先生；而第一次系统介绍章学诚生平事迹的，则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和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年，胡适在“内藤谱”的基础上重订了《章实斋年谱》，成为国内章学诚思想研究的“破冰之作”。此后姚名达又在“胡适谱”基础上完成《增补章实斋年谱》，期间道墟章氏族人川岛（章廷谦）参与其中，为寻找史料提供了不少方便。《章氏遗书》和《章实斋年谱》的出版，成为了“章学诚其人其学从隐晦走向昌明”的里程碑。

如今，章学诚的学术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日本、韩国、法国、美国等地都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认为，章学诚是“中国第一流之史学天才”。美国汉学家倪德卫也说，“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展示了极强的原创精神和想象力。他必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哲学家而享有重要地位。”章学诚成为了上虞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文化名人之一。

正如章学诚生前在《文史通义·知难》中所预言的那样：“不得生而隆遇合于当时，亦将殁而俟知己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