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镇：露天电影与戏文台下

章镇：露天电影与戏文台下

王泉根

我是喝曹娥江水长大的。我出生在曹娥江边的古镇——上虞章镇镇下沙弄。这是镇上最长的一条弄堂，我小时候叫文昌路，“文革”时期一度改名为胜利路，后来变成了下沙弄，与它并排的还有一条金家弄。

小时候的文昌路与大街交汇口有一骑马楼，里面住着一位文昌菩萨。小时候上街，从弄堂出去，必然会抬头望望文昌菩萨，印象最深的是菩萨的胡子很长，相貌与戏台上的文官差不多。说来也巧，章镇镇上后来走出了几位文科教授，全都出自今天的下沙弄，当年的文昌路。

曹娥江、章镇镇、下沙弄……发生在曹娥江畔的小镇故事，定格下了我永难复制的童年情结与气场。最难忘那时的露天电影与戏文台下，这些在今人眼里，已是那样虚无，乃至“不可思议”，但却是“我们小时候”实实在在的生存样貌与精神成长，真真切切的声光影音……

一、露天电影

那时候，小镇的文化中心往往是一座戏台，既演戏，又放电影，还是开大会的场所。我们章镇的这个文化中心最早是在“小菜场”，就在我们住家的下沙弄。 

那是一片开阔地，大概有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位于下沙弄的楼基台门与金家弄堂之间。早上，摊贩和农民聚在里面卖青菜、萝卜、鸡鸭鱼肉，居民来赶早市；下午是附近居民晒太阳闲逛与孩子们的游乐场。后来镇里将这片开阔地用围墙围了起来，里面建了一个戏台，于是就成了演戏的剧场与放电影的影院，同时也是镇里开大会的会场，因而变得十分热闹。虽然这片开阔地的性质与作用已发生根本变化，但大家依然叫它“小菜场”，镇里也没有想另换一个名字。

镇里只是给这个新生的文化中心修了围墙，除了戏台有顶棚，其余都是露天的，自然也没有座位，因而看戏看电影都要自带板凳，开大会除了台上有座位，台下的人都是站着的。戏文看的是露天戏文，电影看的自然是露天电影，戏台上的声光影音与头顶上的闪烁繁星交相辉映。

电影由县里的电影放映队不定期来放映，一般放一场就走，偶尔也会连放两个晚上。那时候，电影票是五分钱一张，没有儿童票，一位大人可以免票带一名儿童入场，看戏也一样。戏票的价格因剧团大小而异，县剧团一角、二角，绍兴城里来的剧团就要贵些。

于是看戏文与放电影之前，售票处周围与小菜场门口往往会有一帮没有家长带入场的“流动”儿童在那里窜来窜去，叔叔伯伯阿姨婆婆满口叫唤，恳求能有个大人带他进场。要是锣鼓一敲或电影马达一响，还没进场，那就慌了——一开演，大门一关就进不去了。

我小时候与祖父母、小叔叔生活在一起，祖父常年在乡下的供销店工作，有时回到镇里配货恰遇演戏放电影，就会带我去看；祖母不在夜里出门，不会去看，小叔叔也很少去看，舍不得花钱。因而我就是那些经常恳求大人带入场的“流动”儿童之一，小镇是熟人社会，总会找到带我入场的大人。

但有一次，马达已响过，电影已开映，大门早已关上，只留了一个小门，我还没进去，急得快要哭了。忽然看到有一位伯伯急匆匆赶来，我连忙迎上去，张口就叫：“爷爷带带我，爷爷带带我！”那位伯伯不是本镇人，听我一连声叫他爷爷，就乐了：“嗨，我当爷爷哉！”用手摸摸我的头说：“好格，大眼佬，嘴巴甜得像茄麦饺。”小时候，我因眼睛大，很多人都叫我“大眼佬”，于是我就跟着这位陌生伯伯进去看电影了，心里甭提多高兴。

我进去已迟，幻灯片、加映片己放过了，正开始放正片，那天晚上放的是《青春之歌》。谁知正看到暴风雨中林道静投海，余永泽跑去抢救，忽然银幕外面也天降大雨，电影被迫停放。林道静被救起来了没有？后来呢？一肚子的悬念，一肚子的没劲，今天怎么这么不走运！

那天的露天电影实在刻骨铭心地令人难以忘怀，虽然后来看小说《青春之歌》，悬念早解，但一直要到80年代初，我在父母亲工作的重庆织市厂礼堂里，才第一次看完了《青春之歌》的电影。

那时候在“小菜场”看过不少露天电影，后来都是在“章镇大会堂”看的室内电影。早期看过的电影记得有：《上甘岭》《地下尖兵》《古刹钟声》《徐秋影案件》《寂静的山林》《神秘的旅伴》《永不消逝的电波》《羊城暗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突破乌江》《智取华山》《野火春风斗古城》《党的女儿》《红孩子》《鸡毛信》《战上海》《五更寒》《回民支队》《天仙配》《秋翁遇仙记》《游园惊梦》《护士日记》等，大多是男孩子爱看的战争片、侦探片。

以后读高小初中时看的有：《洪湖赤卫队》《革命家庭》《红色娘子军》《怒潮》《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小兵张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李双双》《祝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夺印》等。《渡江侦察记》中饰演敌情报处处长的陈述，是我们章镇人。他还在《铁道游击队》《林家铺子》等影片中饰演过多种角色，是影坛有名的“反派角色”之一。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还有美术片（动画片、剪纸片、木偶片），大多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些片子取材于童话、民间故事，形象夸张，变化多端，幽默风趣，每看完一部新片，第二天同学们就叽里呱啦地讨论开了。难忘那些一看就忘不了的美术片，那是多么丰富的精神大餐：《三个和尚》《小鲤鱼跳龙门》《小蝌蚪找妈妈》《神笔》《咕咚》《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猪八戒吃西瓜》《大闹天宫》《渔童》《人参娃娃》《骄傲的将军》，等等。

“小菜场”的露天电影只要不下雨，那可真是最好的电影放映场地，尤其是在夏天，天上星星闪烁，晚风吹散了闷热，四周还有唧唧低吟的蟋蟀声；场地中间，长板凳、小板凳、高椅子，以及用乱石块垒起的石凳，坐着的、站着的、骑在大人肩上的，每个观众都有了自己的席位。马达一响，银幕上灯光一打，先放幻灯片，再放加映片——最多的是新闻短片与美术片——最后才是正剧大片，广场上人人全神贯注，完全沉浸在银幕中了。

这时候，只有我们小孩子坐不住，一会儿前面，一会儿后面，左右远近地看电影。当然更会跑到银幕后面，反起看电影，只见里面的人物与正面倒了个方位，真是好玩。要是忽然刮起了风，银幕上的人物扭曲变形，就更觉好玩好笑。

露天电影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放观众进来，没有座位，站着挤着都可以看，因而四邻八乡的人都会赶来。为了让更多的人看上电影，往往正片放到一半，门岗就开门放人。

露天电影最怕的是下雨，还有放着放着突然停电。这时，放映员用话筒招呼大家安静，等一等，再等一等。突然马达响了，又来电了，广场上一片欢呼。最怕老是不来电，于是只好散场，那个失落就甭提了。第二天电影放映队还要赶去其他乡镇，不知下次什么时候再来，而且再来放的是新片，这部看了一半的电影也就可能永远拜拜了。

那时候看的电影，几乎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度分为天马厂、海燕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打仗的电影多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八一厂的片子一开映，满银幕都是光芒四射嵌有“八一”的五角星，伴以雄壮的军歌进行曲，这已成了标志性的电影文化符号。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一标志，我们小镇上还破获了一件大案。

案发地是在十几里外的一座山村，作案人因泄私愤夜里放火烧了对方新盖的三间新屋，被抓后他说那天夜里他在章镇看露天电影，矢口否认。问他看的是什么电影？他说片名忘记了。又问电影讲的什么？他说是打仗的。是打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军队？回答不出。那总该记得最难忘的一两个镜头？他说一开头是五角星放金光。那好，公安到放映队一查片，那天放的不是八一厂的影片，于是一举破案。

小时候看电影不会去记演员的名字，但有的演员经常在银幕里出现，就很想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一次看《舞台姐妹》，当我听到电影开篇的越剧唱词“绿水绕过重重山，戏文唱遍处处台。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看到竺春花和草台班的艺人，坐在曹娥江的竹排上，随着镜头移动，两岸青山绿野迤逦远去，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激动：这不就是我们家乡的曹娥江吗？

这部电影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嵊县越剧戏班进上海后，女艺人在旧社会的坎坷经历与在新社会的新生、进取。女主角竺春花从嵊县乡下演草台班开始，沿曹娥江到绍兴谋求出路，又到上海唱戏，终成越剧名角。

那时我已读初中，我记住了饰演竺春花的是谢芳，而且知道了《青春之歌》里饰演林道静的也是谢芳。谢芳在《早春二月》中饰演充满青春理想的女孩陶岚，也使人难忘。《舞台姐妹》的导演谢晋，是我们上虞谢塘人。真要感谢谢晋导演当年在嵊县、上虞、绍兴一带拍摄的外景，保存下了永远的曹娥江、绍兴水乡的影像史料。谢晋在1975年导演的反映赤脚医生的故事片《春苗》，也是在上虞拍的外景。

需要写一笔的是，谢芳、于蓝、王晓棠、秦怡、张瑞芳、陶玉玲、王丹凤、孙道临、浦克、郭振清、王心刚、于洋等，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追捧的影星。因缘际会，后来我在北京的一些会议上见到了于蓝、陶玉玲。2019年12月31日晚上，我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观看《著名艺术家2020新年文艺晚会》，当舞台上出现84岁的谢芳和她的老伴张目，一起朗诵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时，林道静、竺春花、陶岚的形象与舞台上的谢芳在我眼前交织在一起，激情如潮的掌声表达了观众对人民艺术家的喜爱与尊崇。

小时候，每次放电影前，镇里的街头路口就会贴出电影海报。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与当时书店里售卖的宣传画一样漂亮，我们上虞、绍兴一带叫年画、宣传画为“花纸”。周作人的《知堂杂诗抄》中就有三首写《花纸》的诗，其一云：“儿女英雄满壁挂，摊头花纸费衡裁。大厨美女多娇媚，不及横张八大锤。”电影海报上有主角的大幅彩照，有内容简介，导演编剧主演等的姓名。我太喜欢这种电影“花纸”了，做梦都想得到它。可是电影海报“花纸”只有放电影时才有，即使花钱也买不到。

负责贴电影海报“花纸”的是镇里工商联一位50多岁的丁伯伯，大人小孩都认得他。每当工商联开会，他就在大街弄堂摇着铜铃，手握铁皮喇叭，大声通知：“今朝夜头六点半，工商联开会员大会，传达上级文件，大家按时到会！”那时候的会很多，丁伯伯隔上两三天就会摇铃喊开会。小镇上的各家店铺、小商小贩都是工商联的成员。我小时候也跟着祖父、小叔叔去过好几次会场，因而很熟悉丁伯伯。

丁伯伯有一只“白果眼”，头发已秃，人长得不好看，但对小孩子可好了，他常会摸摸我的头，叫我“大眼佬”。几乎每次他叫我“大眼佬”，我就缠着向他讨电影海报“花纸”，他每次总是说今朝贴完哉，下次一定拨侬。于是我就盼望着下一场电影，但等来的还是下一场。

有一次，我看到他摇铃又从我家台门前经过，就追上去喊了一声：“丁伯伯骗人！”丁伯伯回转身，两眼直直地望着我，一脸无奈：“大眼佬，丁伯伯不想骗侬，但丁伯伯不能贪污啊！”

不知哪一年，丁伯伯从章镇消失了，不知道他是退休回老家还是调走了。总之，我一直没有得到过丁伯伯的那一张电影海报“花纸”，但他摇着铜铃、对着铁皮喇叭喊“今朝夜头工商联开大会”的声音，一直响彻我的童年时代。等我长大理解了“丁伯伯不能贪污”时，丁伯伯已成了小镇的遥远记忆……

二、戏文台下

露天电影陪伴着我的童年慢慢长大，但后来镇上的露天电影看不成了，原因是小菜场“影剧院”泡汤了。

那时候的曹娥江，几乎年年要涨洪水。有一年，洪水进镇，冲倒了小菜场的围墙，小菜场变成了一片空地，看不成戏文与露天电影了。于是，镇里把姜山脚下的“金家祠堂”改建成了演戏文放电影开大会的场所，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章镇大会堂”。

“金家祠堂”从前是镇上金姓大户的祠堂，很气派高大，以后成了粮管所的粮仓。但就在“小菜场”围墙被曹娥江洪水冲倒的那一年，“金家祠堂”也经不住洪水的多日浸泡，垮掉了，足见那年的洪水之大。

新建的“章镇大会堂”粉墙黛瓦大屋顶，实在是一座宽敞漂亮的会堂，成了镇里的地标性建筑，里面不但有很大的戏台，台下还有连排的长条木凳，观众可以对“排”入座，而且还在后面配套盖了男女厕所。最重要的是，小镇从此结束了露天看戏文看电影开大会的历史。

章镇的文化生活由此上了一个档次。从前因为小菜场是露天“影剧院”，只能晚上放映电影，现在坐在大会堂里室内观影，大白天也能放了，于是镇里的小学、中学以及单位，就有了下午“包场”看电影。我和同学们看过很多场“包场”电影，学校包场往往还与班级活动、少先队活动甚至作文结合起来。

从前小菜场露天演戏文，一则音响效果不好，二则雨雪天不能演，而且要观众自带板凳，因而剧团少来演出。现在是室内演出，风雨无阻，音响效果大为改善，因而不但县剧团常来，甚至绍兴城里的，邻县嵊县、新昌、余姚的剧团也来演出。这一来，看戏文成了章镇居民的主要文化享受，电影自然也要放映，但似乎有了雅、俗之分，戏文的身价要更高档。

于是，戏票的价格发生了变化，县剧团变为二角、三角，绍兴城里与外县来的五角、一元不等，前面几排的还更贵。更要紧的是，除了大人手里抱的奶娃，儿童一律要买儿童票，票价是成人票的一半，大人自然不能免票带儿童入场了。

乡镇是熟人社会，看“白戏”（逃票）是常有的事，以前“小菜场”自带板凳露天看戏文看电影，条件差，管理自然也松，大门口收票的开眼闭眼就让熟人混了进去，小孩子的观念里更是压根儿没有买票这一说。即使有的大人实在混不进去看“白戏”，还可以站在垫高的石块上，扒着围墙看，甚至爬到大树上远看。但现在有了大会堂，剧团演出、电影放映，门口收票把得很严，扒墙上树自然也没有了，要进场就必须买票。

这就使镇上那些想看“白戏”的大人——那些十七八、二十郎当岁的社会闲散青年十分窝火，于是变着法子“钻”进去。

他们的主要手段是扎堆挤在入场口起哄，我们这些也想看“白戏”的小家伙自然是他们天然的同盟军。等到大会堂里头场锣鼓一敲，或电影马达一响，观众抓紧入场，售票员手忙脚乱时，大家哄喊着趁乱一起往里面挤，最高潮的一次竟把大门挤破，蜂拥而入。这个时候，小家伙最兴奋了，个子小，挤在大人堆里，不怕头皮轧扁，很快钻了进去。

章镇的面子还是要的，后来镇里派了基干民兵协助收票，秩序大为改观。于是这帮看“白戏”的小伙子又弄出歪招：在大会堂的后墙爬墙挖坎，叠罗汉翻墙而入，但目标太大，容易被逮住。于是又有了歪招：翻墙进到男厕所，再大摇大摆地出来。但有一次，有人翻错墙进了女厕所，吓得里面的女人大喊抓流氓。这一招终于被识破，镇里很闹火，贴出布告称再抓到就要关起来。

于是这帮看“白戏”的，包括也想看“白戏”的我们小孩，只好再次扎堆到大门口，等待着看后半场——小镇的规矩，演戏演到后半场，或电影放到一半多，就开门放人了，能坚持到这个时候的人也不会太多了，但常常有小啰啰。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邻居同学也在大门外等着看后半场，但那天把门收票的有一位名叫“纪航”，他要显摆一下权力威风，迟迟不肯开门放人，直把大家气得不行。人群中忽然有人用绍兴戏的腔调高声唱了起来：“大骂纪航太无理，戏文台下把我欺。若乎你要走出来，一拳打你送老命。”纪航发现不对劲，就开门放大家进去了。

那天晚上看的戏文早已忘记了，但那段“大骂纪航太无理，戏文台下把我欺”的即兴绍剧唱腔却被我们牢牢地记住了，而且传进了校园。男同学之间，如果遇到不对劲、讨厌的事，就即兴改词大唱一通：“大骂某某太无理，学校门口把我欺”“大骂某某太无理，操场里面把我欺”，唱毕哈哈大笑。

后来镇里对大会堂加强了管理，同时又加强了对看“白戏”的那几个小伙子的教育，终于没有人再爬墙挖坎起哄挤门了，自然我们这帮小家伙也很守秩序了。实际上那时候真想看戏文电影，那张儿童票的钱大人还是会给的，但当时正是最顽皮淘气的年龄段，小男孩主要图的是戏文台下的挤热闹与寻开心。

以前在“小菜场”，看得最多的是露天电影，后来有了“大会堂”，看得最多的是戏文。小镇演戏文放电影，那就是重大的文化活动，每年有三个高潮，首先当然是春节，这是镇里最喜庆红火闹猛的日子；其次是每年春、秋两季的“物资交流大会”，这是由镇供销社举办的大型农业资料、农副产品、日用百货等的交流贸易。

章镇是虞南地区的经济、商贸中心，除了上虞各地乡镇，嵊县、绍兴、新昌等地的供销系统也会组团赶来。这么重要的平台，自然少不了戏文电影，大会堂里往往晚上演戏文，下午放电影，太平光景真个好戏连台。

孩子的天性只要热闹不论什么都要去看，大人也不会阻挡，学校几乎没有课外作业，于是场场都到。电影戏文自然都好看，但说句实话，电影大致能看个明白，戏文的唱词记不住也不想弄明白，只是看个热闹，因而爱看大锣大鼓武打征战的绍剧，越剧节奏慢哭哭啼啼不好看，但不喜欢也要千方百计进场去，只要听到戏台上的锣鼓声唢呐声，心里那个快活就甭提了。

那时候，我是一个当然的小影迷，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小戏迷，但掏句心里话：“戏迷”之意不在戏，在乎好玩与轧闹猛也。

上面写到的那些钻洞翻墙挤大门，我都经历过，那种刺激、紧张、热闹，心头像有小鹿在蹦蹦地跳，额头因紧张害怕直冒汗——当年的这种感觉现在写来还依然能体验。一旦被逮住了，就叔叔伯伯地讨饶，赌咒发誓下次不会了。当然从大概率讲，逮住的机会不多，真被逮住了，骂上几句“小赤佬”就放了。门岗与基干民兵要逮的是看“白戏”的大人，因为打洞翻墙轧大门都是他们出的主意与手段。

大会堂里看戏文，长板凳座位总是挤坐得满满的，观众多，“正票”卖完了，于是剧团就卖无座的便宜“加票”。加票只能站在两边与后边看，戏文越好，站着看戏的越多，我们男孩子大部分也是站着看的，而且喜欢站着——我们又不是女生，谁会愿意规规矩矩地挤在大人身边坐上一两个小时呢？戏不好看就可以到处晃动，找同学玩，逛“台下摊”。

大会堂是关门看戏，如果门口有人来找观众，剧务人员就在戏台边上亮出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大大地写上“某某门口有人叫你”“门口有人找某某”。有一次越剧团演出，亮出的小黑板写的是：“林阿牛速出！”太有水平，也太搞笑了，一想都想笑。

林阿牛是镇里废品采购商店的营业员，废铜烂铁由他一口定价，我们都认得他。第二天，我们几个男同学聚在一起编句。虞南方言“速出”与“啜出”同音，于是我们用“林阿牛速出”为头句，往下联，编成了如下一首“童谣”：

林阿牛速（啜）出，

螺蛳肉剥出，

太公泥鳅，

倷爹黄鳝，

腊腊鳗！

知道“林阿牛速出”典故的同学无不哈哈大笑，不知情者听得莫名其妙。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说：“儿童闻之，但就一二名物，涉想成趣，自感愉悦，不求会通，童谣难解，多以此故。”我们那时候的思维模式与兴趣正处于周作人说的这个阶段。

除了以上种种戏文时的好玩与轧闹猛，当年看戏文不但有戏台上的闹猛，还有另一种戏台下的闹猛：这就是逛“台下摊”，吃好东西解馋。

戏文时，特别是绍兴城里的绍剧团或是嵊县的越剧团来演出，小镇马上就活泛热闹起来，像过节一样，差不多的人家都会托便人带口信甚至亲自上门，邀请远乡近村的四亲八眷来章镇看戏文，有的人家会有一两桌客人。街上店家的生意都忙碌起来，打烊的排门板也推迟上了。

戏文总是在晚上开演，春节期间也会下午、晚上连演。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快速恢复那些年的春节期间，好像是报复式反弹，往往从正月初一热闹到元宵，初一至初五是“五天岁假”，绍剧演了演越剧，戏文看了看电影，下午晚上连轴看，那真是童年“火红的年代”。

天还未黑，通往大会堂粮行桥头的街路两边，都已摆满了摊位，越近大会堂越多。临时拉线的电灯，更多的是汽灯、马灯、带灯罩的煤油灯，明暗闪烁的灯光照射着各种摊位……

进到大会堂，里面更加热闹，戏台上灯光通明，乐师陆续就座，开始叽叽嘎嘎调试板胡。戏台下长排凳上的观众越坐越多，会堂两侧的走廊与后面空地，则是摊挨摊的“台下摊”：水果摊摆满甘蔗、荸荠、大菱、蜜橘、金橘；炒货摊上葵花子、南瓜子、炒花生用申报纸装包；香烟摊除了飞马牌、全鹿牌、新安江、大红鹰，还有手工自制的烟卷。我们最爱挤到热气喧腾的点心摊，馄饨、馒头、大糕、辣酱臭豆腐，喉咙里口水直打转；糖果摊的棒头糖、牛皮糖、葱管糖、麻酥糖、绿豆糕、云片糕一样吸引馋嘴佬……

戏文台下是“亲友团”的大聚会，四邻八乡的四亲八眷，甚至上海客人也都赶来做嬉客，岳父老丈人、嫡亲表兄弟、妹夫老婆舅、寄拜爹娘、外甥媳妇、毛脚女婿，还有拎不清的远房“晾竿头上亲眷”……春节岁假，人人衣着光鲜，个个笑逐颜开。

戏文台下乌泱泱一片，人声鼎沸，招呼声，叫卖声，吆喝声，嘻哈声，吃喝声，打闹声，这是童年时代最难忘的声音，越嘈杂越兴奋。看戏文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嘴巴都不会歇着，嗑瓜子，剥花生，啃甘蔗，嚼荸荠，吃橘子，含棒头糖，尝臭豆腐，有人还将冒着热气的肉馒头送到座位上的客人……那种欢乐、满足、享受，写满了所有人的脸庞。

看戏文如果嘴巴空着，那就不是看戏。这才是人世间的好光景。这时候，我也会掏出捏得皱巴巴的五分甚至一角纸币，去买解馋的好东西。大人不但给了我买儿童票的钱，还有逛“台下摊”的钱，我已进了戏文台下，当然不能让嘴巴歇着了。

戏文散场，还要吃夜宵，一般“台下摊”已收摊了，年轻人跑到街上的点心店，虾皮馄饨、肉丝年糕、阳春面来上一碗，有客人的都回家吃冷盘夜点心、老酒咪一口。我回到家里，灶台锅里也会有热着的一碗点心，往往是我爱吃的粽子、年糕，那是祖母准备好了的。那时候的看戏文，是戏台上的演戏文与戏台下的赶“台下摊”、吃夜宵完整组装在一起的，戏台上是演员，戏台下大家也是角色，那才是戏文时的风景线……

突然，戏文台上大锣“嘡”一记敲，大鼓、大钹与大锣一起合击，如滚雷如暴风如奔马如战场，真个是震耳欲聋，声掀瓦屋。戏文头场锣鼓敲响，观众赶快入座。很快二场锣鼓敲过，台下安静下来，好戏就要开演了……

三、绍剧与越剧

那时候的戏文有文武两种，文戏是越剧，武戏是绍剧，各有分工，按镇上大人们的说法：“绍兴戏为天下，小歌班为老嬷（老婆）。”越剧最早叫“小歌班”，发源地是曹娥江上游的嵊县（今嵊州）。

越剧是嵊县人的伟大文化创造。现代越剧名角袁雪芬、姚水娟、范瑞娟、筱丹桂、傅全香、王文娟、竺水招等等，都是嵊县人。

那时候，曹娥江上游的嵊县、新昌、天台人去杭州、上海，都是先坐木帆船沿曹娥江顺流而下，到曹娥坐火车，再西去杭州、上海，或东去宁波。以后通了公路，也是坐汽车经章镇再到曹娥转火车。一般嵊县船撑到章镇，都已是傍晚了，于是就在章镇过夜，次日早上再开往曹娥。

由于章镇是出入必经之地，所以凡是嵊县的小歌班、越剧团去沪杭甬绍演出，第一站必停章镇，于是顺便也就在章镇演上一两场。正因如此，章镇就成了不是戏乡的戏乡。我小时候，县里也成立了绍剧团，叫“虞光绍剧团”，以后还成立了越剧团，叫“文光越剧团”，都时不时到章镇巡回演出，因而小时候经常去戏文台下看戏文。

戏文时，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看的是绍剧。除了县里的“虞光绍剧团”，更多是绍兴城里来的“同春绍剧团”，还有“新民绍剧团”“同兴绍剧团”。“同春绍剧团”后来改组为“浙江绍剧团”，是绍兴地区的头块戏剧牌子，因而如果是浙江绍剧团来章镇演出，那绝对是过节，四邻八乡甚至嵊县三界人都赶来看戏，真正是一票难求。

小时候有幸看到过绍兴戏的名角，有 “六龄童章宗义”“七龄童章宗信”“十三龄童王振芳”、老生汪筱奎、陈鹤皋以及陆长胜、章艳秋，等等。戏文快开演，或戏文散场时，我们小啰啰会钻到后台看演员化妆、换穿戏袍。在我们眼里，绍剧演员既神秘又了不起，都是“游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川广热老酒”的硬角色。

“绍兴戏为天下”，差不多每出戏都有打仗的场面。“锣鼓一响，脚底发痒”，只要听到戏台上头场一敲，那个欢喜劲就甭提了，二场敲过，大戏开演。过不多久，探子报信，皇帝下旨，大元帅登台，头插长长的雉鸡毛，身穿前后铠甲，背后插着三角形小旗，一手提青龙偃月刀，一手挥舞马鞭，最是威风。

大元帅临危受命，挂帅率兵，骑马挎刀，带领众将官杀上沙场。于是红脸、黑脸、大花脸什么都有，筋斗虎跳腾空翻飞，刀枪剑戟大打一阵，锣鼓锵锵，喊声阵阵，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再经过几个回合，猛听大元帅喝道：“众将官！”“有！”“旗开得胜，班师回朝！”于是响起呜哩哇啦的梅花唢呐声，众将官将兵器高举过头顶，在戏台上来回兜圈子，铁骑成群，玉轴相接，仿佛我们自己也打了胜仗，得胜回朝，好不喜欢。

绍兴戏的剧目有《龙虎斗》《后朱砂》《芦花记》《香罗带》《双贵图》《李陵碑》《孙安动本》《薛刚反唐》《罗成叫关》《三请樊梨花》等，题材多是忠奸斗争、抗敌御外、征战杀伐，充满阳刚之气，慷慨而悲壮。

绍兴戏唱腔响亮宏大，壮怀激烈，按大人的说法是“喉咙堂堂交”，老生的唱腔甚至能传到静夜小镇上空。又因绍兴戏表演豪放洒脱，文武兼备，而打击乐器则是采用大锣、大鼓、大钹，洪钟大吕，气势恢宏，因而绍兴戏直看得人热血沸腾，激情荡漾，手心冒汗，显然这是为男子汉的戏文，自然也最讨我们男孩子的喜欢了。

以后上大学，读到清代戏曲家焦循的《花部农谭》，里面这样评说绍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鲁迅先生说得更直白，称绍剧乃“越人复仇之音”。绍剧流淌着从吴越春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到会稽山阴“亘古男儿一放翁”那一脉神旺浩然的地气与民魂。

小时候，我们最爱看的绍剧还是《闹天官》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主角是“六龄童”“七龄童”。六龄童擅演猴戏与武打，饰孙悟空；七龄童擅演老生兼丑角，饰猪八戒，他俩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演出那真是戏台上的绝配。

“六龄童”扮演的孙悟空，倒栽桃形红脸，火眼金睛，前滚翻后滚翻空心翻，满戏台翻筋斗打虎跳，手上的金箍棒如有神功，直舞得天旋地转，金光四射，我们完全被迷住了。“七龄童”扮演的猪八戒，猪头人身，獠牙大耳，背着九齿钉耙，胖大笨拙，常被孙悟空捉弄，诙谐幽默，浑身是戏，直看得我们笑出眼泪。猪八戒被孙悟空捉弄的唱词“断命猴头捉弄我”，一时成为男同学流行的唱腔。我在小时候的章镇戏台上，有幸看到过“六龄童”“七龄童”等演出的孙悟空、猪八戒戏文，这实在是少儿时代的美好馈赠。

小时候最爱看绍剧，越剧虽不爱看，但为轧闹猛也看过不少。

我们章镇因与嵊县接址，方言相同，习俗相通，章镇又是嵊县人坐船沿曹娥江外出的必经之地，因而常有“小歌班”来。镇里的很多大人尤其是姨娘、姑母她们这个年纪的女青年，都是戏迷，看的多了也就会唱了，还上戏台去演。我外婆是嵊县人，外婆有一个妹妹，我叫她小外婆，是杭州越剧团的演员，擅演“小生”，后来下放到桐庐县越剧团。很多年以后，我去杭州看望她时，她已退休回家，但还常在辅导越剧戏迷。受小外婆的影响，四姨娘也学唱越剧，她参加镇里的宣传队，我很多次看到过她在戏文台上演的角色。

那时候，我们最爱看“小歌班”演的《打猪草》《九斤姑娘》等小戏，特别是《九斤姑娘》。说来奇怪，除了《九斤姑娘》，以后凡有县里，甚至嵊县越剧团来镇里演的越剧正本大戏，我反而不大爱看。

有一次，我和同学费了好大劲，总算进了戏文台下，而且还挤到了座位，心里很是得意。那天演的是《碧玉簪》，戏台上李秀英半夜三更，手里拿件衣衫，要不要给伏在桌子上的王玉林盖？走过去又退回来，犹豫不决，唱着“三盖衣”：“谯楼打罢二更鼓，官人他独坐一旁不理我……”“耳听得谯楼打三更，夜已深那人已静……”“难进难退我李秀英，今夜叫我如何好？”

唱了半天，还是不给王玉林盖衣衫。我们的哈欠都来了，实在乏味，就退了出来，去逛“台下摊”。那些大人却看得如痴如醉，还有妇女在抹眼泪，真不知这有什么好看的。

 “绍兴戏为天下，小歌班为老婆”，上虞、绍兴一带流传的这一谚语，可谓精准定调了绍剧与越剧的艺术特性与区别。大人们还有一句话，则形象地概括了越剧的题材内容：“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生后花园。”越剧往往纠缠于男女情感、婆媳矛盾、家族纠纷，而且更要命的是，越剧演员全是女子，只有乐师是男人。因而每逢越剧团来镇里演出，我们男孩子大多是矛盾心理：既想去戏文台下赶热闹，又不爱看戏文。

记忆中，章镇大会堂演过的越剧还有《何文秀》《盘夫索夫》《追鱼》《王老虎抢亲》《秦香莲》《打金枝》等，全是“小歌班为老婆”的戏。只有《双枪陆文龙》《穆桂英挂帅》还能吸引我们的兴趣。但戏文台上大元帅猛喝一声“众将官！”“有！”却是尖声尖气的女子腔，不像绍剧那样使人听得热血上涌。

那时的我正处于爱看童话、儿童小说的年龄段，看戏如同看书，也有一个“分级阅读”那样“分级看戏”的接受兴趣与理解能力问题。尽管当年那些“成人化”的越剧题材少儿不适合看，但为赶热闹与消遣课外时间（当时几乎没有课外作业），只要镇上演戏文，不管爱看不爱看，都会挤到戏文台下去。

常来镇里演越剧的是县里的“上虞文光越剧团”，说来有意思，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文光越剧团来镇里，必定下雨。有时候，上午是晴天，文光越剧团下午一到就下雨了，而且，演几天就下几天雨，但只要她们前脚一走，马上天就放晴。这就奇了怪了，还居然屡试不爽。下雨天，看戏文要穿套鞋、戴笠帽、撑雨伞，四邻八乡也不方便来，尤其是梅雨天，这样大家就有点烦文光越剧团了，有好事者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尿床戏班”。

有一年夏天，章镇已一个多月未下雨了，连曹娥江都露出了大片沙滩，那天文光越剧团来了。大家望着天上的骄阳，太阳返照，明朝火烤，都说这么干旱的天气怕不会下雨了。但真是神奇，那天夜里，忽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这一下可把全镇人乐坏了，文光越剧团送来了及时雨，当然那个外号也自动消失了。

戏文台下看戏文，绍剧更适合男孩子，越剧更适合女孩子。那时候看越剧，完全是为了赶热闹，除了《九斤姑娘》，我从未完整地看完过一出剧。所以越剧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看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有一次看《庵堂认母》，却使我彻底不爱看，甚至讨厌起了越剧。

《庵堂认母》讲法华庵尼姑王志贞与书生申贵升相恋，在庵堂生下儿子，无奈附以血书将婴儿弃于郊外，幸被徐姓拾得抚养，取名徐元宰。十六年后，已中解元的徐元宰发现血书，便四处寻访生母，终于在法华庵见到生母，于是上演了一出“庵堂认母”的动人悲喜剧。

我因从小跟随祖父母生活，父母亲在遥远的重庆工作，我是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那天看完《庵堂认母》，有几位邻居大人说我以后见到父母亲都不会认识，要像徐元宰那样“庵堂认母”。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悄悄流泪，讨厌讨厌，我再也不去看越剧了。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四、后来呢

我与越剧的“和解”，一直要到我读大学以后。回忆小时候的看戏文，体验以后的再看戏文，我想说的是：如果说绍剧是阳刚的，那么越剧则是柔美的；绍剧是进取的，属于青少年，越剧则是守成的，更属于中年以后。

有时想，做一个上虞人、绍兴人真是不错，小时候看“为天下”的绍剧武戏，满足了闹猛、激情与热血沸腾；长大了看“为老婆”的文戏越剧，懂得了妥协、柔顺与日常审美。绍剧与越剧，一阳一阴，阴阳互补，形象地演绎了“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明•王十朋）的绍兴精神，这对于曹娥江边长大的我来说，实在是生命中的精神钙质，尽管对于越剧美的理解，要在过了很多年之后。

由于改变了对越剧的观念，我开始关注起“上虞文光越剧团”的命运来，因为在我的记忆中，1966年文光越剧团似乎被解散了，或者被拆分了。当年有一位女演员转行成了汤浦供销社的营业员，由于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了全县的青年标兵，我在全县大会上听过她的报告，相当励志感人。

终于，我在《上虞县志》的“县属剧团”一节里，读到了如下文字：“1950年，以丰惠道士班为基础，组建半职业性的虞光绍剧团，有演职员58人。1955年5月，萧山县文光越剧团划归上虞，改名上虞县越剧团，定员48人。两团均为集体所有制性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剧团人员被遣散或分配做其他工作。1970年7月，吸收部分原剧团人员和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成立上虞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定编50人。1972年转为全民所有制。1978年12月，恢复县越剧团。该团自1955年以来，共上演古装剧87个，现代剧37个，自编自演演剧目有《双姑娘》等8个，保留剧目有《何文秀》《是我错》《家庭公案》等5个。”

 2011年9月14日晚上，我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有幸观看了来自家乡的“上虞市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大戏——七场新编古装越剧《南风歌——舜的传说》。我们多位客籍京城的上虞老乡，在上虞市驻京办公室主任的陪同下，都被邀请坐在前面几排的贵宾席。

锣鼓敲响，大幕拉开，灯光聚焦，好戏开演。如此近距离，如此适意地观看越剧，而且还是来自“越剧故乡，英台故里”的家乡越剧团的演出，怎能不感慨良多。

我看到戏单上的介绍：“上虞市小百花越剧团成立于1955年，诞生于美丽的祝英台故里，剧团现有演职员50余名，阵容强大，设备齐全，演员文武兼备，剧目丰富多彩，青年演员均系科班出身，具有良好的艺术底蕴和戏曲表演才能。”

是的，这就是我小时候在章镇小菜场看过戏文的家乡小歌班，这就是在章镇大会堂演过《九斤姑娘》《何文秀》《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虞文光越剧团。如今，上虞小百花越剧团已成为盛开在虞舜大地、香飘大江南北的越剧之花。我也知道，上虞还走出了陈飞那样的著名越剧艺术家。那么，绍剧呢？当年的虞光绍剧团呢？

关于虞光绍剧团，我在“百度”上检索到了下面两则文字：“50年代，绍兴县及城区有同春、同兴、新民、易风、同力、新艺、新风7个绍剧团，上虞有虞光绍剧团，嵊县有浙升绍剧团。经过50年代改戏改制，整顿提高，至1960年底，绍兴尚有浙江绍剧团、同兴绍剧团、新民绍剧团和萧山绍剧团。” “上虞虞光绍剧团成立于2014年6月17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新里港村。经营范围包括戏曲表演。”

这说明，我小时候在章镇看过绍剧的虞光绍剧团，至1960年底已不复存在。近年注册的上虞虞光绍剧团，与从前的虞光绍剧团是两回事。

从在“章镇大会堂”看过绍剧算起，我已有几十年未在戏文台下看“为天下”的绍兴戏了。多么期待，能有一天在北京的戏台上，欣赏到“喉咙堂堂交”的正宗绍剧武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