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字就等于一颗子弹” ——写在何云烈士殉国八十周年

“一个铅字就等于一颗子弹”

——写在何云烈士殉国八十周年

陈荣力

浙东四明山下的上虞永和镇，因唐朝大诗人贺知章曾在此隐居得名。居于四明山脚一隅，永和镇本该也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域。然而一条浙东运河穿镇而过，下达宁波，上溯绍兴、杭州，山清水秀的永和镇，因此成为集四乡物产、纳八方商贾、领风气之先的山乡旺埠。1905年何云在此出生时，永和镇已有了新式的小学。

一

1930年5月，何云离开家乡上虞只身奔赴上海时，已是他从绍兴浙江省立第五师范毕业、回乡任教的第七个年头。此次何云被迫离乡，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清党对其的迫害。

乌篷船划开水波，吱吱哑哑地响着，渐行渐远。家乡二十五年岁月中的缕缕幕幕，也像水波一样，在何云脑海起伏。早逝的前清举人的祖父、长期患病失去劳动力的父亲、日益衰落的家境，以及为不受自己牵连被迫离婚的妻子和送妻兄家领养的三岁的唯一女儿。何云知道，从1919年考入省立第五师范、积极投入“五四”新民主运动那一刻起，自己的生命和足迹已经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家庭和亲人，只能是他深埋在心中的一份愧疚和痛。

在家乡的七年里，何云的公开身份一直是教师。教师的职业，让何云对浙东农村社会有了直接而深刻的认知，而受中国青年团创始人、上虞早期共产党员叶天底等人影响，追求和传播真理、热忱投身反对专制压迫的进步革命活动，一直是何云的自觉选择和坚定行动。与共产党员钱念先一起举办农民夜校，面对面与土豪劣绅斗争，在《上虞声》三日报撰文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行径，呼吁关注“许多因没有书读而喊出苦来的孩子”。上虞早期的进步革命活动中，每每可看到何云的身影。

在上虞县佃业理事局成立会议上，一位瘦长清秀的青年掷地有声：“此次去办理佃业局的事情不能使有钱的、有田的占一点便宜，宁可使极大多数的农民，叫一声便宜。”这位青年人正是以国民党上虞登记处代表身份参会的何云。国共第一次合作，21岁的何云加入了国民党。在叶天底主持的临时上虞县党部成立会上，何云被推选为分部委员，后又任改组后的县党部宣传干事、组织部长。关心农工、情系民众，始终是何云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本色。深得农工和民众拥戴的何云，因此为国民党右派所不容。1930年4月底，获悉国民党省党部清党密令，自知难以继续在家乡立足的何云，辞去县党部职务，只身奔赴上海。                 

二

上海，复旦大学校园，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总是来去匆匆。他，就是经人介绍进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作旁听生的何云。初到上海，十里洋场的热闹让何云颇感新奇，但很快他就陷入苦闷之中。此时的上海，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走出国门到欧洲或日本留学的念头一直在何云心中鼓涌。一天看报，何云看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来中国招生的消息。经过考试，1930年8月何云东渡日本，成为早稻田大学经济系的新生。

早稻田大学的学习，向何云打开了另一个知识的天空，也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何云。不料，一年后“九一八”事变仿如一声炸雷，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在何云全身沸腾，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毅然返国回沪，投身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洪流。

在上海，何云加入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并以泉漳中学教师身份作掩护，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编辑抗日杂志《中国论坛》。1932年，何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嗣后，受党委派，担任宋庆龄为首的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党团宣传部长，并负责联系上海法南区“御侮”工作。1933年5月1日，“御侮会”组织了几千人的“五一”抗日大游行，作为五位游行总负责人之一，何云具体组织指挥法南区游行队伍。当游行队伍遭警探和巡捕驱打、冲散，现场60余人被捕时，何云依然不顾安危，继续组织队伍游行、喊口号、散发传单。

“他那时还是一个新党员，工作与斗争经验都是缺乏的，他从来没有因为胜利而骄傲，也没有因为失败而气馁。他总是微笑着虚心地学习和工作，细心地询问这个，又询问那个。工作分配给他的，有时过多或不适当些，甚至有危险性的工作要他去做，他没有怨言过也没有推诿过，总是一件一件地完成，从没有计较过自己的性命、名誉、地位。”这是何云的入党介绍人刘芝明在得悉何云壮烈殉国后说的一段话，也是对何云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言行的真切总结。

三

“我对于这样一位战友的牺牲，使我最难以忘记的，是他能在生死关头站得住脚，组织观念很强和为人很热忱，在患难中能显出他真实纯洁对同志的爱。”

1942年9月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陶铸沉痛哀悼何云殉国的长文，上述这段文字正是当年与何云同时关押于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陶铸对何云狱中行为的难忘回忆。

1933年“五一”抗日大游行不久，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即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党团领导人相继被捕。6月初，正在工人中继续开展活动的何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在“有的是惨毒的刑罚，有的是疯狂的屠杀，有的是死的威胁，利的诱惑”的南京宪兵司令部和中央军人监狱，还是一个新党员的何云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坚定的意志、昂扬的精神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当时亦同时关押于中央军人监狱的楼适夷，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政治犯中判刑最重的是无期徒刑即终身监禁。大家戏称之为“大老板”，何云是“大老板”中出名的乐观主义者 “囚人”都编有号码，何云同志恰巧是1314号，因此他自称“一生一世”，寓意他不怕坐牢一生一世。这是他开玩笑的话，从中可见其对无期徒刑的蔑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经我党交涉，何云和一批政治犯获释出狱。顾不得回乡看望五年未见的母亲，何云即服从组织安排，担任南京《金陵日报》编辑，尔后又只身奔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筹办的《新华日报》创刊工作。在刚创刊的《新华日报》，何云恢复了党籍，担任了报社党支部委员。而其负责编辑的国际新闻版，尤以独到的眼光、细致的作风，为读者喜爱。1938年7月，武汉大会战开始，《新华日报》将被疏散，根据长江局指示，何云冲破重重险阻奔赴西安，筹备《新华日报》西北版创刊工作。作为我党不可多得的办报人才，何云的人生经历和战斗足迹，与《新华日报》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四

古城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朱德总司令正在认真听取一位30余岁男子的工作汇报。这位在朱总司令面前有点腼腆的男子，就是赴西安筹办《新华日报》西北分馆和西北版的何云。

1938毕8月，到达西安的何云即着手《新华日报》西北分馆的筹建工作，并被委任为筹备处负责人兼救亡室主任。一个多月后，西北分馆宣告成立，与此同时，《新华日报》西北版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不料，《新华日报》西北版因遭蒋介石反对，被迫胎死腹中。恰在此时，朱德总司令去延安参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途经西安，在采写《访朱德总指挥》长篇报道之际，何云向朱德总司令汇报了西北版胎死腹中的情况。朱老总明确表态：“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随即彭德怀副总司令向中央报告了拟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一事，经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由何云负责去晋东南筹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得知中央决定的何云，义无反顾地担起了奔赴太行山创立我党敌后抗日新闻阵地的重任。

出西安、过渑池、渡黄河、经长治，闯过常遭日机轰炸的平汉铁路、陇海铁路，10月中旬，何云带领《新华日报》西北分馆部分同志和少量设备，到达山西沁县南部的后沟村，开始《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紧张创办工作。

战时办报，又处在太行山区，艰难可想而知。凭着从西安带过来的一台老掉牙的四开铅印机、一套铅字等极简陋的设备，何云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铅字不足，何云就带领大家反复研究制造出了“半铅模”，创造了用土纸打纸版的简易办法。纸张和油墨短缺，何云带头上山砍松枝造油墨，下乡收麻头、破布碾浆造纸。初次办报的青年人不懂办报业务，何云就循循善诱讲授新闻理论，手把手教他们编稿、划版、校对。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正式创刊，首发就达2万多份。在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仅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创办成一张权威性的正规报纸，何云和报社的同志们，创造了我党、我军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创造了抗日根据地办报的一个奇迹。朱总司令闻讯后，专门写信鼓励，奖给报社100块银元。

五

从进驻沁县后沟村创办第一期报纸开始，《新华日报》华北版几乎是伴随着扫荡和反“扫荡”成长的。“背起报馆打游击”，也成为何云和战友们的自觉行动和真实写照。

1939年7月1日，敌人对根据地开展“六路围攻”，7月6日，敌人已侵占沁县，7月7日华北版照样出版，还增发了两版专刊。当何云他们撤出阵地时，前方已不再有机关和部队。1940年8月“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战斗打响，何云带领部分记者和油印机，跟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等在火线上编稿、审阅、刻印、发行，把战斗的消息迅速传给全国军民和国际社会。

浴着抗战的烽火，《新华日报》华北版逆风飞扬，不断发展壮大。三年多时间里，报纸由原来的隔日刊改为日刊，报社人员由几十人增加到三百多人，建起了七八百人的通讯员队伍，有了电台、物资采购站、交通运输队等，还建立了新华书店和三个印刷厂，自制油墨、自造纸张。而作为“全华北性的机关报”，华北版华北“喉舌”的作用和影响也愈来愈大，美国纽约《中国人》杂志社、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等都长期订阅。

“何云把党所给的任务，看成自己的终身事业。”这是时任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对何云的高度评价。

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华北分馆）主任（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全部的心血和汗水，都交给了报社和报纸。每日从制定宣传报道计划、召开编委会议、传达北方局指示、签发4个版的稿件，到审阅4个版的大样，他都是事事一丝不苟，一字不苟。夜晚审阅一大堆书简文稿，有时还要赶写社论和专论，经常一灯荧荧苦思到深夜。即使在生病期间，何云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一面吃药，一面工作，只要还能起床，他就装成没病的样子。

六

“一个铅字就等于一颗子弹。”这是何云经常说的，更是他对自己肩负的使命的深刻认知。

创刊之际，何云明确提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目标就是要办成中共北方局和华北抗日军民的喉舌与号角。何云始终把体现和践行这一宗旨，作为华北版的核心任务。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大批观点鲜明的社论，到《白晋战役鸟瞰》等众多血肉生动的战地通讯；从创办《新地》《抗日军人》《敌后方》等专刊，到每期报纸都有一整版的国际新闻，华北版吹响的抗战号角响彻太行山，响彻华北以至大后方。何云还多次深入一线采访，撰写了《冀南的战局》《英勇奋斗的冀南抗日县长》《一个夜袭》等诸多新闻作品和《论德波关系》《新时期的敌寇困难》等一大批国际问题的社论、专论。朱总司令为此称赞华北版“一张报纸顶一颗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刘伯承同志专门题词赞扬：“华北抗战的向导”。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山西区发动了“铁壁合围”式大扫荡。重兵压境之际，何云率领全社同志继续工作，坚持出版。24日拂晓，日军突然从武乡袭击报社驻地辽县麻田，何云于一小时前得到情报，立即带领大家转移到了敌人的侧翼。3万日军将麻田四周山地团团包围，并出动多架飞机轰炸。此时，报社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情况十分危急。26日凌晨，何云组织力量兵分三路突围，由于敌众我寡，伤亡很大，突围没有成功。27日，何云率领身边仅有的几个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附近，当晚架起电台，收听延安电讯，亲自动手撰写稿件，计划出版战讯。28日黎明，日军开始搜山。此时何云仍在收听延安的电讯，待收听完毕转移时，已被敌人死死包围。何云命令身边的同志：“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绝不当俘虏！”突围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何云的身体，年仅37岁的何云壮烈殉国。报社其他40余人同时牺牲。巍巍太行山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42年5月28日。

何云壮烈殉国的噩耗传到延安、传到华北，各地一片悲愤，刘伯承同志痛惜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文章浩荡卫神州，

血溅太行志亦酬。

党报事艰来日永，

同侪心痛老成休！

云上遥祭挥无泪，

笔阵横开雪大仇！

后死吾曹犹健在，

不教胡语乱啾啾！

今年是我党抗日新闻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开拓者，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太行新闻烈士何云殉国80周年。重读邓拓当年写下的这首《哭何云同志》挽诗，敬仰和缅怀之情，仿如逶迤的太行山绵延不绝。而在烈士的故乡浙东上虞永和镇，一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何云故居纪念馆，正将掀起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