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自清相遇白马湖

当朱自清相遇白马湖

钟敏

秀丽的象山脚下，自然造就了灵动的白马湖。千百年来，她一直以其特有的美丽在岁月中静静地安睡着，但或许又在守望，守望着那些与自己有着不解之缘的文人墨客的到来，来撩拨自己的美丽，来让自己的美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世人的心中。终于，她等到了。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匡互生、朱光潜和弘一法师等人的到来，让白马湖名噪一时。“白马湖文学流派”的形成更是让白马湖成为当时文人神往之地。

无可否认，文人的情感与山水的特质总是显得那么和谐。古往今来，无论是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恒山的俊秀，嵩山的厚重，还是黄河的雄浑，长江的磅礴，漓江的秀美，西湖的脱俗，文人墨客总能用自己隽永的文字把她们展现在世人眼前。白马湖畔的作家们同样如此，他们毫不吝啬地把自己唯美的文字赋予了白马湖。在他们中间，以散文见长的朱自清先生尤为突出：《春晖的一月》《白马湖书录》《刹那》《水上》《白马湖》《看花》等散文作品把他对白马湖的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甚至是在他享有盛名的《春》《绿》和《荷塘月色》等散文名篇中，我们依然能够在春红草绿、荷香漫溢等文字中读出白马湖景致留给先生的印迹。的确，白马湖岁月在先生的生命历程中太为重要了，他必须让它成为永恒。因为，那是一次现实压迫下的偶遇，却是一次理想的张扬，生命力量的积聚。

先生初次邂逅白马湖是在1924年3月2日。可以说，这是在严酷的生活现实压迫下先生和白马湖的一次偶遇。当时，风华正茂、年仅二十六岁的先生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任教。由于过重的家庭负担，为增加收入，以济家用，先生应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先生之邀来到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兼课。既然是兼课，便必须奔波两地。那一个月里，先生每周四坐火车从宁波到驿亭，周一再回到宁波，其中的劳累不言自明。但就是这次短暂的偶遇，却让白马湖根植在了先生的精神世界里。一个月的时间（除去两地奔波，事实上只有半个月），白马湖和谐的环境，闲适的生活，真诚的人际关系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先生的《春晖一月》中，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很清晰地感受到先生对白马湖的那份赞美和不舍。因为在先生精神的领域，白马湖的生活便是在当时的乱世他想给予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1924年9月，军阀之间的战争使浙江的社会生活环境更加恶劣。先生在宁波从报纸得知战争消息，家中又无来信，心中十分烦躁。“万千风雨逼人来，世事都成劫里灰。秋老干戈人老病，中天皓月几时回？”这是先生在13日的中秋之夜独坐窗前，想起国事、家人和自身，写成的绝句，道出了他内心的凄苦。正当先生在为未来彷徨之际，16日，他忽然接到夏丏尊来信，要他立即到白马湖春晖中学去，说要和他“计划吃饭方法”，并且“已稍有把握”。这封来信，让先生的精神为之一振，白马湖的美好让他看到了一丝光明，对未来有了一些期待。先生估计是春晖有专聘之意，立刻处理完宁波的事务，于23日到达了白马湖。半个多月以后，先生和他的家人终于在白马湖畔安居。这一次先生与白马湖的相遇，依然短暂，但白马湖却因先生倍添神韵。同样，先生在白马湖释放了自我的理想，积聚了自我的生命力量。

先生是位文人，文人总是守望着属于自己的理想，当他寻找到了属于自我合适的天空，便会充满激情地释放自己的理想。白马湖对于先生而言就是这样的一片天空。在这里，他的生活理想首先被实现了：白马湖的宁静让他远离了现实的喧嚣，和家人、良友做伴，能够暂时享受平静、闲适、快乐的生活。

生活理想的实现让先生能够尽情地释放自己的生命理想。对于先生而言，他的生命理想便是文学创作、教育探究和社会变革。

在先生的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的是散文，而其中又以叙事抒情散文影响最为深远。这些散文或叙述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或写景状物抒发情怀，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善于以精雕细刻的功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唯美的艺术效果。而就是在白马湖生活的这段时期，先生这类散文的创作风格才真正形成，并于1924年12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和诗的合集《踪迹》。无可否认，白马湖的秀美灵动和静谧带给了先生创作的灵感，也让他能集中精神，去观察和思考身边的人、事和生活，并最终把自我的情感用富有美感和想象力的文字表现出来。我们无法获知先生在白马湖到底写了多少文章，但从他为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写的《刹那》，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写的《水上》，为赞美白马湖写的《春晖的一月》，甚至是为离别后的追忆写的《白马湖》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出白马湖在创作上带给先生的印迹。

先生是以教师的身份来到白马湖的，对于教育，他有着自己的追求。他希望在这所由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先生用全新的教育理念创办的春晖中学中和大批有理想、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夏丏尊、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等共同探究新时期下的学校教育。到春晖不久，先生就发表了《教育的信仰》一文，提出了以“教育界中人，无论是办学校的、做校长的、当教师的，都应当把教育看成是目的，而不应该把它当作手段”“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教育者须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等理论为中心的“人格教育”思想。而在以后的教育实践中，先生也一直践行着“师生平等”“民主自由”等理念下新时期的教育方式。当时，课堂上的先生与课余并无二致，他的办公室、寓室，甚至白马湖岸边小径，都成了他教育教学的场所。先生以自己的严谨、执着在探究着春晖民主教育的未来。

但作为文人的先生是单纯的，他爱春晖，却看不透春晖。白马湖虽然波平如镜，但深处却充满着矛盾，新旧思想的冲突已在暗地里酝酿着。1924年底，春晖兴起了学潮，匡互生丰子恺等一些教师认为春晖不再是实施理想教育之园而集体辞职。1925年春，夏丏尊也离开了春晖园。良朋散尽，教育理想遭遇困顿，这让先生内心充满了失落。但相对于社会上的政治风暴，白马湖的动乱只是水面的波浪。“五卅”惨案的爆发，最终击碎了先生相对平和的心境，让他重新去审视自己的生命追求。终于，他决定以自己的文字去和黑暗的现实抗争，去为改变社会的现状而努力。6月10日，对着白马湖，为“五卅”惨案而作的诗歌《血歌》成文，拉开了先生抗争的序幕。几天以后，先生创作了《给死者》，更强烈地表现了全民族的哀痛和愤懑。此后，《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成文，先生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灾难深重的现实情景，挖掘了民族受屈辱被欺侮的历史根源。

面临山水依旧的白马湖，先生厌倦了。那是因为朋友的离别让他寂寞，社会的现状让他哀伤，生活的压力让他在风尘中老去。终于，他决意要走了，他要在更广阔，更适合自己的另一片天空中，用自己剩余的岁月去更好地释放自己的生命。1925年8月，先生告别了白马湖，赴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园重新开始了寻找理想之路。此后1926年的夏天，先生回到了白马湖，并完成了散文 《海行杂记》和论文《白采的诗》，1927年1月，接家人北上。这便是先生和白马湖最后的告别。

从此，先生只能在文字中去追忆白马湖，去追忆这短暂释放生命理想，积聚生命力量的白马湖岁月。但白马湖和春晖园的历史，却深深地把先生带来的一切镌刻在岁月的轮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