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的难言之隐
王玠文
1966年文革灾难终于来临,有人很自然地拉出了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第一张批判《舞台姐妹》的大字报在上影厂出现了。接着是第二张、第三张,铺天盖地涌来了批判谢晋的高潮。置身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浪潮中,虽有心理准备的谢晋确实感到惊恐和茫然。这些原来的老同事、老朋友,甚至同是剧组的工作人员却把他当成敌人,谢晋想不通。更想不通的是父亲,作为东晋宰相谢安的53代世孙谢春溥,是当时他们这一辈人当中佼佼者。他的父亲也就是谢佐清先生对他是寄予愿望。不错,谢春溥是努力的,他从上虞一个乡下人要挤进上海滩的会计事务所,成为上海为数不多的著名注册会计师。他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在全国一解放他立即将自己在上虞谢塘老家的田产房屋全部送给国家,而以后发生的一切让他始料不及,有不少事让他迷茫,或者说是难以置信理解,竟然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譬如“反右”运动,儿子对共产党是忠心耿耿,怎么会污蔑党、向党进攻呢?譬如拍《舞台姐妹》这么好的一部电影,却作为反党毒草要重点批判。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更是完全弄懵了。儿子被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对儿子的恶意中伤和无情批斗,不法之徒对二个痴呆孙子残酷折磨和摧残,这接二连三的一根根棍子无情地击打在他的头顶上,使他猝然倒地。他的心在痛苦颤抖,在郁愤中烧烤,绝望中死去。血的灾难终于再次降临到这个快要崩溃的家庭。就在谢晋关进牛棚不久,因受尽了人格侮辱和精神折磨的谢晋父亲于1967年10月的一天早上,趁家中无人的时候,吃下了特意从四川路药房买来的一瓶60粒安眠药,抗争对现实的残酷不公,了结了自己不倒70岁的生命。临走时,他给儿子和全家留下了一张字条,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先走了,你们好好活下去。”
谢晋匆匆处理好父亲的后事,又要去上影厂在乡下的牛棚报到。在他要走的时候,他想对母亲安慰几句,但能说什么呢,母亲是知书达理的明白人,她倒对谢晋说你安心走吧!
母亲陈振美在处理丈夫谢春溥的后事中,她似乎比家里所有的人都表现得更镇定和平静,她仿佛预料到会有这个可怕的结局。这反倒使谢晋心中有一片不祥的阴云,但他没有把这种想法说出口。母亲陈振美是余姚马渚镇渚北村后陈自然村人,马渚是余姚产粮大镇,是余姚的大粮仓。陈家是马渚乃至余姚最大的财主。陈振美当时远嫁上虞是他父母看中了谢春溥的学识和人品,陪嫁的财产光良田有100亩之多,嫁妆的箱包挑担绵延有余里之遥,大大优于谢佐清先生家财。结婚时是谢家塘家喻户晓的新闻。
在马渚陈振美的父亲也就是谢晋外公陈启龙是余姚浙东有名的民国革新人物。陈家房屋住宅与陈氏谷仓隔河相对,大户民居建筑,陈家积谷仓是陈家存放收几千亩租谷粮食的仓库,解放后成为国家在余姚的重要粮库。谢晋外公陈启龙的父亲(谢晋太外公)名叫陈之藩,因开染店,店名叫“彩章”。彩章成了陈家的代称。陈之藩(彩章店王)开了原祥钱庄,在马渚、余姚、宁波、上海都有店面,彩章店王的钱庄范围大得不得了。谢晋的母亲是陈之藩的最小孙女。陈启龙无子,连生四个女儿。在旧社会这是硬伤,所以四个女儿出嫁时的嫁妆都一模一样。连嫁妆的台钟壳子也是纯金打造。抗战时外公陈启龙坐了自家的机帆船来上海接外孙谢晋、谢韬、家珍去马渚避难。
1970年4月29日,谢晋接到夫人徐大雯一个哽哽咽咽的电话,说家里出事了要谢晋速回。谢晋凭感觉家中发生大事了。他急急忙忙从农场奔回宁波路的老家。在里弄自家门口早已围着一大堆人,见谢晋出现声音刹地安静了下来,大家自动为他让开一条路。他看到自家楼下的地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花被单。啊!母亲从四楼阳台跳楼自杀了。看到这一幕他的思维停止,甚至连呼吸也一下子变得凝滞困难,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感觉不到这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感觉不到是人间还是地狱。这悲愤交加的心情却是事实。掀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单将她抱起来。当时好多人都围着看,有人议论说谢晋抱着妈妈脸上还在笑,其实谢晋不是笑,因为嘴歪着是一种很奇突痛苦的表现。谢晋说,当时我想到的是怎么办?爸爸自杀了,妈妈又自杀了,我怎么办?我们全家怎么办?
以上是我与谢晋在1992年10月19日在绍兴饭店住宿时彻夜长谈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