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丹心铸忠魂 ——纪念民族英雄倪元璐诞辰430周年

铁血丹心铸忠魂

——纪念民族英雄倪元璐诞辰430周年

陈秋章 楼建华 陈园

“上虞名区，秀美孕育，达人志士，史不绝书。”

“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何谓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先贤倪元璐“处不忘君，退不遗世”，堪称“中国孝德文化之乡”上虞的孝德典范。倪元璐仕途16年，其中赋闲6年，其生命的能量激发得淋漓尽致。他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北跪君主，南跪慈母，彰显了精忠报国、以身殉职的民族精神。

明代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十六日（1593年1月7日），倪元璐在虞北横山南边的倪家村出生。他父亲倪涷曾任抚州、淮安、荆州、琼州知府，官声很好，此时，43岁得子，自然疼爱有加，十分开心，取号“鸿宝”。

倪元璐出生才数月。一天晚上，父亲倪涷抱着他指着说：你耳朵在此，你眼睛在此。次日天亮，父亲问他，他就会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眼睛。倪元璐到了3、4岁时，生母和嫡母常将他“置之膝上”，开始教他识字、对对子。5岁时他就随嫡母曹氏颂习诗歌。曹氏是大家闺秀，相当有学养，小元璐因此“未入塾而诗已成诵”，对对子则是“应声立就，不假思索”，咏读诗篇能够过目不忘。12岁时，嫡母曹氏卒，旋即跟随生母施氏生活。

父亲倪涷时常“随事命对”。一次家里人围炉而坐，倪涷说出“红炉白炭”，元璐即答对“黄卷青灯”；又有一次给元璐剃头，倪涷说“光头和尚”，他应对“麻面书生”。7岁那年。有一回他随父亲乘船夜行，月光皎洁，父亲命他写诗，江上清风，松间明月引发了他的诗兴，信口而出：凭栏看舟月，看月何须仰，水底有青天，舟行月之上。一天，倪涷指着庭院里的水仙要他作对，元璐稍加思索，脱口即答“其臭如兰其白如玉，春风得意脱自挂绿”。又一次乘船出行，父亲出句“绿水绕青畴”，元璐对“黄花欺碧草”。元璐9岁时，一天陪母亲去看牡丹花，回家后立即写成《牡丹赋》，在母亲身边放声朗读。倪涷见其中有“紫则佳人之舞袖，黄如帝洽之垂裳”等句子，喜出望外，不禁赞许道：“此儿终不会落人后。”

元璐小时候曾在兰芎山上的一个寺庙读书。一天，两个小和尚关门炒豆，寺外有个小乞丐，从窗口伸进手去抓豆吃。元璐见到，提笔在小乞丐手上写了个“山”字，那乞丐的手就动弹不得。小乞丐讨饶后，元璐就在“山”字上又加了个“山”字，乞丐才把手缩了回来。老和尚听小和尚讲了这件事，对元璐说：“你将山字改成出，看来你以后一定会出山。望你出山以后，不要忘了我们。”后来，元璐果真金榜题名。进入仕途后，在兰芎山上建造了“福仙寺”。

倪元璐15岁那年，他父亲去海南琼州当知府，行前对儿子元璐、元瓒留下示儿家训，要求家庭保持清净纯真的环境，不许纵酒玩乐，不得闲说别人短长，不得牵拉师傅妨碍教育。倪元璐到了17岁，果然一鸣惊人，“郡县监司三试皆第一”，为举人解元。而不久前他所著作的文集《星会楼文稿》竟已盛传国门，以至书商一版再版，少年才子声名远播。19岁那年，他偶作书画题扇，其中一把书写《九日诗》的小扇面，被当时大书画家陈继儒见到，赞为仙才，称有耳目一新之感，由此声誉日盛。然而元璐在此后的三次会试中，皆告失败，屡屡遭受希望的破灭和命运的嘲弄。已近而立之年却未有功名的倪元璐痛定思痛，深刻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收起自由表达的才情，尽心于八股文和应试所必须的台阁体。倪元璐为磨炼应试能力，事先安排好百余竹笺，每片竹笺刻一个自拟试题。然后每日抽一笺，“屏气凝神，伏而思之”，在脑子里通盘考虑好文章的义理、考据、辞章。腹稿一成，即起身烧掉此笺，不形诸笔墨。元璐后来被誉为“文章华国，节义维风”，归根在少年时代良好的家教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的生活习惯和静心修身的行为品德。

倪元璐“岁月之间，胸稿累累，果以获隽”，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果然一试中榜，他与堂兄倪元珙同科进士。中进士后，倪元璐进京候职。倪元珙，历任祁门知县改歙县知县，官至监察御史。

元璐进京后，先入翰林院研习，后授编修，五年册封德藩。期间因病归里，买地建屋，居小越倪家村。病愈后，倪元璐被朝廷委任南京司业、右中元、右庶子等职。此时的明王朝气数将尽。天启年间，朝廷大事悉听太监魏忠贤处置。这个包藏祸心的魏阄趁机网罗党羽，成立“魏党”，控制舆论，镇压异己，其权势熏天，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当时也有一批江南士大夫组成反对派的“东林党”。东林党以社团讲学名义批评政治，反对魏党，由此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一场“党争”。秉性耿直的倪元璐当然站在“东林党”一边。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倪元璐出典江西乡试，考题为“孝慈则忠，皜皜乎不可尚矣”（大意是忠诚出于孝慈，高尚源于清白），该命题明显连及庄子与孔子的有关语录，实则影射讥刺大奸魏党。这时，刚刚继位的崇祯皇帝十分信任倪元璐，立马清除魏忠贤。由此，倪元璐考题讽魏一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更加受到崇祯皇帝的器重，被封为“日讲官”。有一次，倪元璐给皇帝上课，他从经文讲到经济，批评政府不作为。崇祯皇帝当时正为军饷发愁，听了一会“龙颜转色”，一下把书拂到案角。然而倪元璐，继续“徐申正义，音响琅然”，讲得皇帝“霁然回颜”。第二天，崇祯皇帝当着众辅臣的面说：“从来讲堂，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偶尔，朕之过也，先生救正，请照常启沃，毋生避忌。”

崇祯皇帝的偏爱，也促进了忠诚正直的倪元璐更放心大胆地献言献策。他的许多上疏，不但得到皇帝的认可，还当朝褒扬他：“卿真学问之言，根本之计。”当时，魏忠贤、崔呈秀等人虽然已除，但余孽杨维垣一伙还在。杨宣称“东林党”为邪党，要求同魏、崔一样严惩。此时倪元璐刚任翰林，毫不畏惧地上疏崇祯皇帝，直言“东林党”人为国为民的道义。在国家面临颠覆的情势下，倪元璐以充分的事实与严密的逻辑揭露杨维垣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他说“东林党”得罪魏逆最深，受到迫害最酷。时至今日，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倪元璐憎爱分明，义正辞严，但当时崇祯皇帝因为登基未稳，左右大多是与“魏党”有些瓜葛的人，所以讳疾忌医，致倪元璐的“首论国是”未被认可，却以“论奏不当”责之。然而，政治运动既然开了口，就不可能戛然而止。倪元璐因此成了朝廷清理与平反运动的开路人。在他之后，就相继有官员接连上访，为东林党鸣不平，要求把清算运动进行到底。朝中舆论逐渐趋向拨乱反正，于是倪元璐二次上疏，强烈要求为被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他大声疾呼：“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呼吁崇祯皇帝实行政治民主。

倪元璐的主张获得朝廷认可。接着，崇祯皇帝又进一步采纳他的提议，先正本清源，烧毁《三朝要典》。倪元璐为推进清理平反运动，立了首功，他随后成为五品右庶子，旋升三品国子祭酒。倪元璐接着深入了解各地吏治、军事、钱粮、教育、灾荒情况，先后提出《制实八策》《制虚八策》及《造士八议》。这些从战略高度提出的应对对策，受到崇祯皇帝的充分肯定，甚至还把其中的《制实》《制虚》粘之屏间，出入省视。倪元璐对母亲极为孝顺。为举人时，元璐先娶吏部尚书陈有年之女为妻。但陈氏以其家境贵显超过倪家，失礼于倪母。元璐奉母命休了陈氏，继娶王氏为妻。

倪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道显，为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所忌。崇祯九年（1636）三月，首辅温体仁唆使诚意伯刘孔昭诬告倪元璐败礼乱法，疏劾他原妻尚在而以妾冒妻领封，遂致倪元璐罢职南归。倪元璐遭罢官后，暂居于绍兴山阴城南，期间，越中连遭水旱灾荒。他忧国忧民，四处奔走，大力倡赈救民。倪元璐对故乡上虞感情深厚。居家期间他不仅给县令出谋划策，而且身体力行，设立了一本捐册簿，并动员母亲带头募捐。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间，清兵围攻京城，朝野震动，求救兵于天下。50岁的倪元璐尽鬻家产以征兵，募得死士数百人，驰赴北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倪元璐考虑到此次赴京勤王路途遥远，兵荒马乱，就吩咐家乡的村民裹粽子，做竹筒饭，备足行军途中的干粮。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深受皇帝信任的倪元璐又从兵部右侍郎升任户部尚书，期间，曾上疏崇祯皇帝以“禹汤罪己，其兴勃也”为鉴，下《罪己诏》布告天下以挽回局势，皇帝果然纳谏，主动反思自省。倪元璐任户部尚书时，上奏皇帝准他“三做”：实做、大做、正做，钱粮赋税必须一条龙厘清，后勤必须清正到位，矿砂纸币一律不得作为通货，财政必须宏观调控。他向皇帝直言：“政苟厉民，臣必为民请命。”倪元璐勤政为民，深得皇上信任。于是，他夙兴夜寐，不但亲自筹粮饷，而且亲自督漕运，力挽大明王朝于侧畔沉舟。倪元璐的殚精竭虑，不能根治明朝根深蒂固的腐败，他的赤胆忠心只是大明王朝的回光返照。公元1644年2月，他力劝崇祯皇帝学南宋小康王南渡，但崇祯死活不肯离京南下。

当时，闯王李自成已兵临京城下。身在绍兴的倪元璐叹忧朝廷：“元璐谓所知曰‘今无兵无饷，无将无谋，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元璐吾受恩深重，无可效者，惟有七尺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黎明，人马喧嘶，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京城危急时，倪元璐还写信给负责京城防务的襄城官李国祯，激励他尽心尽责。

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上午，李自成攻下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时任户部尚书的倪元璐得知京城陷落后，当日穿戴好官服官帽，向北跪拜皇宫，自责身为大臣而不能报国。随后他又向南跪拜，辞别住在故乡上虞的母亲。他换上便服，先祭拜关公，并在案头题字：“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次子倪会覃遵照父亲遗言，待崇祯殡殓后才给倪元璐下葬。李式玉在《谒倪文贞公祠》中颂曰：“国破身难惜，时危事已非；君臣同患难，朝野有光辉；月落一灯暗，风生匹马归；城防才稿葬，行路各沾衣。”

倪元璐自缢殉国尽忠，年仅52岁。当时李自成部下蜂拥入室，见倪元璐陈尸堂中，“知其忠臣，多叹息罗拜而去”。后南明福王恤死难诸臣，追褒倪元璐“忠烈第一”。李自成得知倪元璐忠君孝母，自缢绍兴的事迹，传令箭告诫手下的将士：忠义之门，勿行骚扰！南明弘光皇帝，赐倪元璐谥号“文正”。

清兵入关后，顺治皇帝为表扬这位前朝先臣的卓越功绩，赐谥号“文贞”，并特地制作圣旨牌匾，快马加鞭送到上虞倪家村。

倪元璐生逢晩明时期，虽然国势日渐衰颓，但另一方面，这一末世时期却出现了许多极有造诣和个性的文化人，诸如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刘宗周、赵南星、倪元璐、傅山等等人物，全都焕发出奇光异彩。

在众多的文化名人中，倪元璐更是别开生面，他的书法，“笔奇、字奇、格奇”，“势足、意足、韵足”，集形、意、气为一体，把明代的书风推向情与美相结合的道路，臻于“道神”的境界。倪元璐的书法，“高洁人品渗入纸背，有一种异常气品”。一次，有客人拿着上好纸张请他写字，他写了十个字停下来问这字派甚用场，回答是送某官人，倪元璐很是恼怒，“欲遽裂之，客夺而窜”。

倪元璐对母亲极为孝顺。为官期间，一共写过七次“乞归省疏”，其中提到最重要的理由即是照顾自己年老的母亲，尽到“纯孝”之道。倪元璐乞归未准，还屡作诗寄念母之情。其“纯孝”可谓当时的典范。倪元璐手札《致母亲书》，区别于常见的倪书条幅行草奇崛刚毅风格，此作行楷小字。有10列，计173字，每列右侧有墨笔圆圈，加以句读，似为方便母亲阅读的贴心所为。

明代，弹琴、弈棋、书法和绘画是庙堂之上文官的标配，倪元璐也概莫能外。但相对在围棋上功夫花费较少，即使在下围棋的时候他也忧国忧民，不断思考家国大事。他棋风稳健，不擅长大砍大杀，下棋时低调谦虚，但当面临国破家亡的死活关头，他还是能够“挟子一去九州外，春秋狼烟入局来”，充分展现了一个士大夫的刚毅坚贞，饱含血性。

倪元璐一生著述颇多，较有影响的包括《儿易内仪》《儿易外仪》，《春秋鞫说》《百官铎》《国赋纪略》《倪文贞公诗集》等。后汇集成《倪文贞集》十七卷、续编三卷、奏疏十三卷、讲编四卷、诗集四卷。倪元璐的耀人光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非同一般的道德品质，塑造了合乎国家正统主流的精神品格，后人都将他视为明末时期殉节忠臣的楷模。

为祭祀倪氏先祖，倪梁村的村民都要在端午节裹粽子，做竹筒饭，在大年堂举行纪念活动，祭祀先贤倪元璐，传承精忠报国的精神。